共富观与共享论的理论内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理论论文,共富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343—(2011)03—0007—06
共富观即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共享论即关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共同富裕观的具体化、深入化，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因此就二者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对于进一步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仅就共富观与共享论在理论内涵方面的差异提出自己的管见。
共富观与共享论，虽然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立足于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但是由于共富观与共享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不同，两者的理论内涵也有差异。
一、共富观的理论内涵
很多学者把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解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富裕”。对于这一观点理解，我们不敢认同。实事求是地讲，这种理解显然偏离了当时邓小平提出“共富观”的语境。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主要就是指物质方面的富裕。
对这个问题的评判，不能从我们的主观臆想出发去随意发挥，这样会导致无谓的争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遵循邓小平所倡导的“用事实去说话”的评判原则。
仅从字面上理解，什么是富裕？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富裕，指“财物富足，充裕”[1](P467) “财产多”[2](P243) “财物丰富充足”[3](P190)。如果就此延伸开去，共同富裕也就是指国家有较充裕的财物和全体人民都享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把它放到共富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去理解，依照邓小平本人对富裕及共同富裕概念的论述去解读。
(一)共同富裕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即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普遍贫困迫使邓小平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历史课题，而解答这个宏大的历史课题的逻辑思考的起点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开放前的这个普遍贫穷，究其原因，固然与新中国所继承的“一穷二白”的家底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在方针政策路线上的失误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1957年，中共“八大”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年，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此后在60年代初虽然有所反思，但是总体来讲，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工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长期受到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严重排挤、甚至抵制。在那个时期，贫穷甚至被认为是革命的标志，所谓“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穷过渡”等等。在这个长达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导致普遍贫穷，而世界却在飞速发展，发达的更加发达，不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我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由此，邓小平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论调；另一方面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富裕和共同富裕的思想。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客人的时候，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特征是集体富裕的思想，他说：“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4](P580) 共同富裕的概念则是邓小平于1984年11月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4](P1014) 其后邓小平在不同阶段又多次阐述了这个“共同富裕”思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更是把“共同富裕”上升到了本质的高度，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由此可以说，邓小平关于“集体富裕”、“共同富裕”思想是在针对过去由于长期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导致人民普遍贫穷的现实状况提出来的，是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个逻辑思考中产生的，具有很明显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
(二)邓小平对富裕及共同富裕概念的论述
从邓小平对富裕及共同富裕概念的大量论述来看，也可以找到答案。早在1978年11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P451) 很明显，邓小平这里提到的“富裕”是一个经济范畴。后来他也是一直从经济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如，“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4](P536) “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4](P868)，“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4](P1324)。另外，共同富裕的对立物就是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两极分化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极是少数人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多数人贫困的积累。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4](P1014) “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4](P1091) “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4](P1161) 从上述邓小平的语境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确是从经济角度去论述共同富裕思想的。在他看来，共同富裕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要达到四千美元以上，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方面都能够过上富裕、富足的生活水平。
当然，要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邓小平也认为离不开其他领域的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P573) “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4](P1079) “我们的方针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设。”[4](P1139)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撑。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据此认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包含了精神文明或者其他方面的富裕，另一方面我们则认为共享论的提出，恰恰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共享论的理论内涵
在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共享论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发展成果，这是对共富观在内涵方面的进一步拓展，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一)共享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共享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这时，从各项指标来看，我国GNP总量和人均GNP指标都达到了邓小平原先设想的小康目标。我们注意到，按照邓小平的本意和设想，到20世纪末建立的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5](P161—162) 到了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42亿元，[6](P2) 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超额完成，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邓小平所描述的“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日子普遍好过”的那种现象却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贫富差距较明显甚至是不断扩大的事实。此外，不少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如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加大；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7](P227)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实，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就谈到，“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P1343)。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和新形势的要求，199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8](P262) 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江泽民也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设想：“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9](P59)
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解决人民共享的问题摆在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要解决人民的共享问题。对此，仅引胡锦涛的两次讲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一次是在2004年3月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0](P29) 另一次是在2007年12月的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P31)
由此可见，共享论的提出，一方面是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利益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享论的提出，丰富和拓展了共富观的理论内涵，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共享包含了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发展成果
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当前成果共享的核心和重点，同时，成果共享在内容上还包括了共享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其他成果共享就缺乏物质基础：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成果共享，经济成果共享最终也会失掉。
第一，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认为，吃喝住穿等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P531) 恩格斯也强调“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12](P66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现代化成就最突出的是经济方面，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物质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能否认的是，一方面，是国家及富裕群体的收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没有得到应有的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已下降了12.7个百分点。”[13] 从财富情况看，中国城镇20％的最富裕城镇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城镇全部金融资产的66.4％，而20％最贫穷的家庭这一比例仅为1.3％。[14](P17) 以上状况说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的内容来体现：一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维护和满足。这是人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起码的内容，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最基础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要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1](P538)。二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与财富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普遍增加。这个“普遍”不仅是较富有者的收入与财富继续得到增长，而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逐年增加，尤其是那些最贫穷者、贫穷者的经济状况应该得到大幅改善。三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悬殊是分配不公的两种表现。[15](P48) 因此，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反对收入差距悬殊，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9](P59)。
第二，共享民主政治发展成果。远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肯定了人的政治需求。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关系就成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生活也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因此，人民共享民主政治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内在要求。一是基本权利共享。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如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格权、自治权等。每个社会成员的这些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平等对待和充分保证。二是参与机会共享。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形式的参与机会共享，一种是实质的参与机会共享。前一种情形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社会地位或者参与社会管理，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16](P61)，“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16](P219) 而实质的参与机会共享，指的是所有社会成员至少都应有进入所有社会地位或者参与社会管理的平等途径或条件。从形式上看，参与机会共享是可以实现的；但从实质上看，参与机会共享是有条件的。即使排除财富多寡的因素，也由于某些偶然性因素(个人禀赋、家庭、社会地位、机遇等)的影响，有些参与机会对于有些人来讲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当社会中的较不利者由于缺乏手段而不能有效地行使他们那一份与别人相同的影响力时，他们就陷入对政治事务的冷淡和抱怨之中。”[16](P224) 这就需要公共权威部门为每个人的政治参与提供必需的条件和保障，通过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的价值”[16](P222)。尽可能缩小偶然性因素对人们政治参与机会共享的影响，这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更是应该如此。
第三，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并给予一定社会经济以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文化的能动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文化的重要价值所在。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目标与方向，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7](P321)
“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提出，意味着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需要不断地获得丰富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深入人心，全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不断得到弘扬；覆盖城乡的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人平等便捷地享受公共文化的阳光；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精神果实；等等。
第四，共享社会建设发展成果。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中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7](P322)，就是对共享社会建设发展成果的最简明表述。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所以学有所教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首要内容。学有所教，通俗来讲，就是要让每一个适学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读得起书，接受良好的教育。劳有所得，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障有劳动能力者充分就业，没有就业哪来所得；另一方面，要保障劳动者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报酬要相一致或者具有合理性。病有所医，就是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根本上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难题。老有所养，就是要使所有老年居民均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维护老年人的尊严与幸福。住有所居，也有两层涵义，其一就是人人有房屋住，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二，就是人人有住房或者“居者有其屋”。总之，“五有”目标的提出，深刻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重视民生、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鲜明立场，是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实践指南。
第五，共享生态文明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按照这一目标，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来”[10](P45)。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共同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基础[17](P2)，因此，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理应包括共享生态文明发展成果，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如果说，人们要追求经济成果共享，以实现共同富裕；追求政治成果共享，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追求文化成果共享，以获得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升；追求社会成果共享，以维系社会稳定和人际和谐。那么，追求生态文明成果共享，则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人类代际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基础不仅是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的协调与否问题，它更是而且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在这里，解决好利益协调问题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共享生态文明发展成果。俗话说得好，如果有了金山银山却丢了绿水青山，老百姓的生活必然是不幸福的。因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民共享蓝天、白云和洁净的空气，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共享的重要内容。因此，只有将生态文明成果共享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成果共享一起纳入到“共享”的系统中，才能逐步满足人民对共享的全面诉求，才能真正赋予“共享”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总而言之，从原来追求单项的“物质富裕”，转变为追求多项的、高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成果共享，反映了从共富观到共享论之间理论内涵的变化轨迹。把握这种变化轨迹，一方面，不能把共富观与共享论这两者的理论内涵完全割裂开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内涵指向都是为了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共享论的理论内涵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共富观的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道路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又体现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勇气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收稿日期：2011—03—15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JA0925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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