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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4)04－0026－10 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研究作了许多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此略作梳理，希望某种程度上能对中国学者有所借鉴。 一、研究概况 美国邓小平研究基本属于近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东亚史研究范畴。1977年以前，美国已有著作和文章谈到邓小平。1940年，纽约多德·米德出版社出版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该书提到作者1938年7月在河北南宫县会见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的情景。1973年，纽约文提基出版社出版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书中有对邓小平的简略介绍。1977年9月，邹谠在英国《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毛以后的时代》一文，初步谈到了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但从总体看，还处在对邓小平的介绍阶段，谈不上研究。 1978年以后，美国学术界开始真正研究邓小平。这与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国外对中国持续发展前景产生乐观”①。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邓小平研究专著开始陆续出版。如戴维·W.张《中国领导接班人危机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兰哈姆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版)；黛博拉·戴维斯和傅高义主编《天安门事件前夕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影响》(波士顿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等。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有一些著作涉及邓小平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如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也陆续展开。1987年11月，布朗大学召开主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十年改革”国际学术会议，对邓小平的思想生平，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作了初步探讨。 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的邓小平研究亦颇受影响。1990年至1992年，涉及邓小平的研究专著只有少量几本，但此情况很快得到改变。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讲话，“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中外许多人士对邓小平88岁时的这一举动表示钦佩。②此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新高潮。中国的发展再次吸引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邓小平的关注。美国学术界开始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包括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邓小平研究专著陆续问世。代表性的主要有：沈大伟主编《邓小平：中国政治家肖像》(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迈克尔·马蒂《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华盛顿布拉西出版社2002年版)；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戴维·兰普顿《跟着领袖走：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主题的研究著作涉及邓小平思想生平的各方面。如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了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就涉及不少有关邓小平的内容。 不少论文和研究报告也与邓小平有关。1992年11月，弗吉尼亚大学召开主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全国性学术会议。1993年9月，英国《中国季刊》推出“评价邓小平”专刊，其中有美国学者撰写的邓小平研究论文6篇。1997年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中国与邓小平的影响”讨论会。总之，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至今，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和思想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下面简单梳理1978年以来的美国邓小平研究。 二、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 (一)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主要是“务实”。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但其“务实主义”“亦有限度”，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③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仍持上述观点，但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作了更广泛的探讨。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坦率和务实。“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充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能轻松自如，坦率机智，直言不讳。”“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很有印象。”其二是注意自己与同事间的政治气氛。“他们能一起有效工作”，“虽然他拥有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很注意他与同事问的政治气氛”。其三是自信和果断。“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以前战时军事指挥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生死问题养成的自信。”“邓小平有内在的自信，这使他直奔实质问题。”其四是刚毅和冷静。“邓小平养成刚毅的品格，能做到愤怒和受挫时不形于色，不让感情左右自己的决策，相反，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仔细分析之上。”“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安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以便时机一到，他能作出清晰和明确的表述。”其五是言行有威信。邓小平“行为一贯”，谈话“能透出威信”。他本人“一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共产党献身的精神，这鼓舞着其同事的信心”。他还“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并“严守党纪”。④冯惠云认为：邓小平受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影响，是“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因此，他执政后对世界形势更乐观，对外手段趋向于“合作和实用型”，提出世界大战可避免和世界和平有望等战略判断；对内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⑤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⑥ (二)邓小平历史地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已经认为，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他使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白鲁恂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未出现过如此社会，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邓小平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走向“现代社会”。⑦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探讨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且研究其国际地位。惠妮·斯图尔特指出：邓小平“使中国登上当代国际政治舞台”⑧。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主要贡献有三大类：第一，“重新定义政治和国家生活的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第二，“将中国未来与全球一体化捆在一起”。第三，“培养一批技术型治国精英并使之机制化”。所有这些不仅使当代中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而且还使世界对中国感兴趣并来华投资。⑨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不仅“找到了富民强国之路”，引领“中国根本转型”，而且领导中国“真正加入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多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中活跃成员”。⑩ (三)邓小平理论属性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在邓小平理论属性方面主要有“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三种说法。莫里斯·迈斯纳指出：邓小平思想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理论反映并促使人们适应“现存社会秩序”。它抛弃“所有空想和偏激成分”，从而成为“更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11)阿里夫·德里克指出：邓小平1982年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它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吸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但“欲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此种后社会主义亦为一种后资本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12)费正清则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理论形态，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在农村实行“合同制”，即“生产责任制”。此既非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亦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但适合当时的中国农村情况。(13) (四)邓小平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傅高义指出，复出后邓小平改革思想包括：在城市试行新的体制，鼓励外国投资，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建立私营企业；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实行生产责任制。取消物价控制和定量配给，允许私营企业扩大经营和劳动力自然流动，甚至开放市场经济。人们对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的恐惧消失，公开发表观点的范围有所扩大。(14) 近几年美国学术界更深入地探讨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截然不同。其一，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权威，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但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构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其二，邓小平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他知道突然开放市场会导致混乱，因此让陈云和其他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慢慢发育以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逐渐适应更开放的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后听从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以“大爆炸”方式迅速开放市场。其三，邓小平相信中国从观念到贸易都要向世界全面开放。而戈尔巴乔夫对外资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亦不敢放手派遣留学生。这些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改革较为成功，苏联则在1991年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傅高义针对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达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蓝图，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邓小平基本改革方法是“不争论，试试看；若有效，就推广”。(15)罗德明和刘国力则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影响深远，指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发起改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主题”；1988年“深化改革”，中国“为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活力作出越来越多贡献”。(16)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指落后的中国要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利于现代化建设。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取得进步。技术转移成为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配新机器，开设新工厂和新生产线，兴建旅馆，挖掘煤和石油等。(17) 新世纪以来，托马斯·凯恩进一步指出：在邓小平那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重申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支持有助于中国实现其目标的国际体系”。(18) (五)邓小平经济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为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经济计划，制定了种种经济政策。费正清指出：邓小平复出后，为发展经济，首先着手农业改革，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包干制”。这样，全村农民都可共同计划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收入。1978年以后，发展工业，重工业由国家控制，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发展对外贸易，沿海城市进一步得到振兴；发挥地方首创性，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但物价结构仍然由中央控制；扩张信贷，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得到活动范围，银行系统非集中化。此外，发行股票，设立证券交易所。(19)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认为人们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动力，“经济繁荣依靠竞争，不仅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试图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傅高义还认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态度在变化：第一阶段(1978—1982年)，进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第二阶段(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第三阶段(1989—1991年)，对保守经济政策失去耐心；第四阶段(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 (六)邓小平政治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亦较丰富。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完善民主集中制。(21)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仍然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有所分析。约瑟夫·傅士卓指出：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套良好政治制度。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政治将越来越制度化。(22)保罗·柯文指出：邓小平虽然倡导政治改革，但反对自由化，以维护政治稳定。(23) (七)邓小平军事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军事提出了改革计划，并采取一些措施以使军队和国防逐步实现现代化。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冯惠云指出：复出后邓小平军事改革之因有二。其一是“文革”对军队造成了损失。其二是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暴露出解放军的一些不足。因此，邓小平认为，“解放军需要现代化”。新时期中国军事主要任务不是“打赢即将来临之战争”，而是“阻止战争或军事冲突爆发”，“因为战争或军事冲突妨碍或破坏经济发展”。他认为，“军队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总体经济建设”。(24)戴维·兰普顿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重视经济建设超过军事建设，把国家发展重点放在经济上，“军事现代化”被当成四个现代化中的第四项。到90年代，中国才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投入较多资源。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军队改革措施主要有：缩减军队人数；重建并更新军队教育体制；建立非现役军官后备力量；建立更加安全的核威慑力量；减少地面部队在力量结构和决策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导弹、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后勤、侦察、指挥、控制和通讯等服务和功能的技术层面革命化；提高机动性和联合作战能力，从而使中国军事能力日益提高。(25) (八)邓小平文化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复出后邓小平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尤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同时，邓小平注意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执政时认为“民主只能逐步发展”，“赞成扩大自由”，但为自由设限以维护社会秩序。邓小平重视教育和科技以及学术研究。复出后，他不仅恢复高考制度，而且使教育体系不断扩展。“对他来说，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他还重视与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中美建交后，他开始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派往美国深造，既鼓励美国华裔科学家访华，也鼓励西方科学家访问中国，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在邓小平的中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得到很大发展，加深中国对世界事务的了解。”(26) (九)邓小平社会学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社会学思想作了分析，尤其注意研究邓小平社会安定和人口控制等思想。费正清指出：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如给90万甚至上百万“文革”时期以及此前的受害者进行平反，使曾受批判和迫害而幸存的教授、作家、党员等重见光明；他还对“文革”的起因和发展过程作评价，认为毛泽东的早期贡献和晚年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并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前进的指导思想，顺应了当时的人心。80年代初，中国的人口超过十亿，但许多夫妇仍处于育龄期。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邓小平推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27)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加深入。苏珊·格林哈尔希认为：邓小平复出后支持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控制人口增长。3月30日，他在中共理论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解决“人口多”的问题，“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28) (十)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一国两制”政策。这是现实主义的体现，有助于港澳回归，并将对北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产生积极意义。简三强指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采取现实主义步骤”。通过运用“一国两制”的模式，中国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成功签订了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1999年收回澳门主权的条约。同时，中国政府也对台湾当局作出了调和的姿态。(29)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国家统一思想尤其是“一国两制”思想作了更全面的探讨。赵全胜指出：1980年初，邓小平提出要争取实现“中国统一”，并认为这是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30)王建伟指出：邓小平将“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引申到中国“内部事务”中，将“一国两制”方案与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相联系。(31)迈克尔·莫利纳指出：为解除西方人对共产党人控制香港的恐惧，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中国和英国终于在1984年就香港未来达成协议，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此协议，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这对邓小平来说是很大的成功。”(32)苏葆立指出：邓小平宣布用“一国两制”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为使台湾同大陆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33) (十一)邓小平外交思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有利于新时期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主动。中国奉行此政策后，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恢复有限接触，又与美国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还维护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亦维护自己的主权。(34)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了较广泛的探讨。麦艾文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此为改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奠定基础”。他追求“更加国际主义”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35)马蒂指出：80年代，“鉴于此时并未向莫斯科开放，邓小平不得不通过西方尤其是美国渠道追求经济发展”。“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不得不向西方倾斜，更准确地说是向美国倾斜”。(36)赵全胜指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还制定了“28字”外交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就是说，“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或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应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低姿态”。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国才算“获得成功”。(37)赵穗生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亦包括“周边政策”，主张“睦邻友好”，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地区环境以有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38) (十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新时期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但又结合这一时期的中国实际，包括“人民要求和革命目的”以及“成功实践”。(39)90年代，柯英茂和马旭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和其同事们不可能不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在过去数十年业已确定这些思想。”“邓小平1977年复出，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套战略思想”，同时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这些思想，如毛泽东生前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新时期邓小平对现代化“理解得更好”，将现代化建设当作80年代中国工作的重点。再如，邓小平努力将“市场机制”引入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将中国经济大门对外部世界开放。(40) 近年来，美国学者注意从一些更具体的方面探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如傅高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指出：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鉴于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毛泽东决定打开国门向西方开放。这就为新时期邓小平进行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新时期邓小平“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观念、技术和资本，程度大大超过毛泽东，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41) (十三)邓小平生平活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作了较多考察，认为，邓小平生平活动主要有：早年留法和留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前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革”遭受迫害；复出后倡导改革开放；晚年发表南方谈话等。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研究得更全面细致。惠妮·斯图尔特将1904～1919年邓小平的活动称为“进入龙年”活动；将1920～1925年留学法国尤其是在法国成为共产主义者称为“政治觉醒”；将1926年1月赴苏留学到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称为“政治指挥官”时期；将1945年8月抗战结束到“文革”前夕称为“从军营到政治职位”时期；将1973年前受迫害称为“文革”受害；将1973年后恢复工作但1976年四五运动后被撤销职务，到1977年复出并倡导改革开放称为“政治死亡和再生”；将1989年称为“动乱气候”。还重点探讨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及其作用，指出：“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是国家的胜利”，国家所有方面都支持邓小平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等思想。该书最后认为，邓小平一生有功，但非完人。(42)傅高义则指出：1904～1969年，邓小平是“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69～1977年，邓小平走了“曲折的登顶之路”；1977～1978年，邓小平“复出”；1978～1980年，“开创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三个转折点”、“为自由设限”、应对“苏联越南威胁”、“向日本开放”、“向美国开放”和“重组领导班子”；1980～1989年，属于“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广东和福建试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努力解决台港问题，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1989～1992年，是邓小平迎接挑战时期，活动有“稳住阵脚”和“南方之行”。(4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美国学者尤其注意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背景和意义。米歇尔·莫利纳指出：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较“成功”，所以此后决定扩大开放。(44)基辛格亦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后来20年政治和经济政策之蓝本”。(45) 三、研究方法和局限 以上表明，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在邓小平研究方面陆续提出一系列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观点，而且研究领域逐渐开阔，分析深度有所增加。可以说，学术性不断增强，政治偏见日益减少，研究成果愈加丰富。这说明30余年美国邓小平研究颇有成效。 1978年以来，美国学者在邓小平研究上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即较广泛搜集并整理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文献，从中分析邓小平思想与活动、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个案分析法，即选择适当案例分析邓小平的有关政策与思想。比较分析法，即将邓小平与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进行对比，寻找异同，从而揭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访谈法，即走访当事人，通过与他们交谈直接获取有关邓小平的资料，从而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数量分析法，即收集并分析有关数据以阐明邓小平思想和活动规律。现代化理论分析法，即以现代化理论解释邓小平思想。也有学者采取马克思主义概念分析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角度分析邓小平思想。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前言里明确说道：此书以下各章将“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的观点研讨人民共和国史”(46)，其中包括研讨邓小平思想。他指出：邓小平等毛泽东的后继者恢复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此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47)。总的来看，这些美国学者是以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评价邓小平思想。 自然，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研究邓小平也有不足之处。总体看，美国学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如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这样有份量与深度之专著寥寥。因多种原因，美国学术界有些说法、观点或评价亦不大准确甚至错误。即使傅高义这样的学者，受西方派系研究模式影响，认为改革初期邓小平同事可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或“正统派”)，而邓小平站在“改革派”一边，但对“保守派”有所安抚。(48)其实，傅高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邓小平1987年3月3日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就明确说道：“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尽管美国学术界研究邓小平存在不足，但毕竟进行了许多可贵探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有助于邓小平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中国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 and Minds,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3. ②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664,p.690. ③John King Fairbank,China Watc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01,p.205. ④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pp.3—9,p.385. ⑤Huiyun Feng,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 and War,New York:Routledge,2007,p.78,p.80. ⑥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1,p.324. ⑦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 1993,pp.412—413. ⑧Whitney Stewart,Deng Xiaoping:Leader in a Changing China,Minneapolis,Minnesota:Twenty-First Century Books,2001,p.117. ⑨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 and Minds,p.120. ⑩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p.693,pp.696—697. (11)Maurice Meisner,Marxism,Maoism and Utopianism:Eight Essays,Madison,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p.217. (12)Adrif Dirlik,"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ed.,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New York:M.E.Sharpe,Inc.,1989,pp.362—364. (13)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New York:Harper & Row,1986,p.347. (14)Ezra F.Vogel,"Introduction",in Ezra F.Vogel,ed.,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W.W.North & Company,1997,pp.22—26. (15)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pp.474—476,p.2,p.449. (16)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Introduction",in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eds.,China's Deep Reform: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Lanham,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pp.1—2,p.5. (17)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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