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社会秩序:探索人类信息学科的基础工作_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

信息技术与社会秩序:探索人类信息学科的基础工作_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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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科希(Carl Couch,1925—1994)博士是美国依阿华大学信息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生前曾任美国符号作用研究会的主席以及美国中西部社会学协会的主席。科希写了很多关于信息、信息技术、人类信息环境演变等方面的著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秩序》(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Social Orders),生前已基本写完,去世后由其同事与学生编辑出版,(Aldine dc Gruytcr,New York,1996)。该书并不是一部关于电子信息技术与人类新社会前景的书,而是关于表达、传送、记录、保存信息的诸种信息技术(言说、计数、书写、图记、文官体系、邮政、印刷、电报、广播、复印、电话、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等)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书,具有相当的价值。现将其内容简要评述如下。

一、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希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些思想:人们的社会关系塑造着他们所用的信息技术。而那些信息技术如何被使用又反过来塑造着他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构成经济、宗教和国家结构的那些关系,在分享和保存信息方面限制、规定、影响着社会的结构。科希认为,每一信息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人们生存状况的改变,每一信息技术都增强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保存信息的能力,从而使人们能够从事过去所不能从事的活动。

科希批评了社会科学家忽视信息技术与社会秩序的密切关系的弊端,他指出,如果怎样使用信息技术所必需的知识、信息一下子突然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那么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各人类社会的结构就会瓦解,绝大多数人在数月内将会死亡,幸存下来的将恢复到游牧时代那样只是一小股人生活在一起。这凸现了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但社会科学家们在分析信息技术与社会秩序方面很少努力,他们多是在研究信息技术所保存和传播的内容,而将信息技术视为幽灵,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物,很少顾及。研究媒体的学者也是集中在媒体的内容与其他的心理与社会变量方面。他们都未能就信息技术指出深刻的问题。科希还批评了一些通讯理论专家将信息技术视为在社会真空中发展的倾向。他认为,技术,包括物质技术与信息技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并反过来又影响于社会。关于信息技术的恰当理论必须考虑到信息技术本身、它们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实际上,如该书编者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希想阐明的是,人们由以构成社会的相互联系形成正是由信息技术来实现的。科希认为,尽管信息技术曾被用作剥削的工具,例如,象形文字在专制国家过去就是统治者剥削普通百姓的强有力手段,但是包括象形文字在内的绝大多数信息技术的发展,都为人类提供了新机会以保存和分享信息,因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信息技术实际上都扩展了人们的经验,扩大了人们的活动领域。

科希大体上按历史顺序详细分析了数十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人们的行为、社会秩序的关系,包括韵文、诗歌、装饰、图画、雕塑、计时技术、数的概念与空间概念、官僚(文官)机构、书写、象形文字、拼音文字、印刷术、报纸、邮政、电报、电话、图文传输、声音和视像记录技术、声音和视像广播技术、信息处理机器、计算机、网络、知识中心(图书馆、大学、学校)等。在这么广泛的领域,科希通过对世界古今各地的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他的基本观念。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秩序、结构及其演变与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为社会科学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机制和奥秘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信息技术与国家权力结构

这个问题是科希此书讨论的重心。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有市场中心型、神庙中心型、宫殿中心型几种(即经济、宗教、文化、政治关系)。信息技术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权贵利用、控制那些信息技术或被它们改变、冲击的问题。他分析了这些中心与各种信息技术及掌握这些技术的专家的关系以及这些中心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分析、考察中,主要讨论了这么几种情况。

1.信息技术专家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技术而慢慢地成为社会的上层,并逐渐控制了社会。例如古代司掌观察天文的专家。

2.社会权贵利用信息技术(专家)而控制社会,扩大权力,扩展国家。例如统治者利用官僚机构和官吏统治国家,利用计数、统计专家而掌握国家的经济活动,利用塑像、画像增强其影响。

3.社会权贵控制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发展和运用。例如教会、封建国家、专制国家控制印刷、出版、报纸、电影等。

4.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商业性发展冲击和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例如商业性报刊的大量涌现与近现代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发展,二者密切相关,互为前提;现代电子信息传输网络跨越国界,电子多媒体声像产品引起观念的变化及其有利可图,容易仿冒、翻制,造成大量盗版,国家难以控制。

5.信息技术(专家)对社会权贵的依附与/或独立。例如知识中心(学校、科研机构)的官僚机构化,古埃及著名的高等学府黑里奥泼里士(Heliopolis)即是因此而衰弱的;而近代西方大学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促进了其发展。

6.社会权贵支持、促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早期国家对祭司、司掌天文者,商人阶级对会计、帐房,当今各个国家对电子计算机技术。

科希在讨论中始终运用了市场中心、神庙中心、宫殿中心这几个框架概念,突出显现了人们的商业利益在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例如,他指出,数的概念、文字等均是最早在中东地区由于商业发展的促进而创造的。西方印刷、出版、报刊业能蓬勃发展,和其商业化、经营者对之有强烈的商业动机和极大商业利益相关。而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印刷术,但由于封建制国家的控制以及方块文字制版印刷的代价太大,没有能够形成商业化、产业化发展。

书中,科希特别讨论了出版、报刊商业化发展与议会中心制国家、议会民主发展的关系,他具体讨论了美国独立前后报刊业、出版自由这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欧洲的乃至全世界的回响。按他的观点,报刊可以公开报道国家权贵、国家事务方面的信息,将之作为商品出售,能够促进国家结构由宫殿中心型转变到议会中心型,使其为人民控制。但专制独裁国家总是要对报刊施以检查制度。不过,科希承认,专制独裁国家在20世纪大规模兴办国家控制的报刊,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而商业性报纸又受着商业权贵的控制,首先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三、信息技术与“娱乐时代”的到来

科希还在书中力图阐明,由于声像、电子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娱乐成为一个巨大的赚钱领域,而人们也更多地由中古、近代接受静态的书面信息转到现代的动态的、更丰富的和更具娱乐性的多媒体声像信息。这对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

科希认为,

人们通讯所用的符号有两种:一种是示物的(Referential symbols),一种是诉情的(Evocative symbols)。他不同意大多数通讯理论专家过份强调示物符号而看轻诉情符号。他认为,尽管示物符号是人们共同行动的前提,但人既是知性存在物(Cognitive Beings),也是有感情的存在物,他们既思考又感觉,既分享思想也分享情感。科希的这种划分是他全书分析的认识论框架。他认为,报刊、新闻的特点是更多地关注现在的事物,报刊的繁荣使人们的阅读、思维、经验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报刊毕竟还是印刷物,属于书写范畴,更偏重于示物符号,是静态的、单向的。而声、像记录、广播技术,不仅具有书写技术记录信息久远的特点,而且具有高度的娱乐性,更多地运用诉情符号。它们能创造高度逼真的音、像作品,给人以极大的愉悦感。它们甚至还能创造迷幻般的虚拟现实。录音录像技术最普遍的用途就是提供娱乐,并极大地提高了娱乐作品的总量和种类。声像作品常比生活世界更让人感到兴奋和生动。几乎所有的人,从优雅的贵族到最穷苦的人们,都在当地音响商店从一大堆的音像娱乐作品中挑选他们喜爱的作品,而所付代价相当之低。声像广播技术更使娱乐传遍全世界,广播电视中娱乐成份占有相当的比重,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成为几乎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科希认为,广播媒体在创造一种覆盖全球的集体性(Communalism), 而这种集体性是建立在动态声像作品基础上的,融进了浓厚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

科希谈到了声像记录、广播技术多方面的广泛深远的影响。他说,由于声像记录技术在保存信息和知识方面在和印刷争夺霸权,历史、科学和艺术正在改变形态。科学在对它们做更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动态物体和过程,如马在跑动时是四脚腾空还是前后依次交替的问题就由照像技术给予了解决。而历史学越来越多地应用起声像文献,对大多数人来说,用声像手段描述的历史比书籍描述的历史更具可信性。建基于控制书写信息流向之上的社会边界和等级在消失。千百万文盲也从音响影视作品中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从贵族沙龙中的时装到空间探测器。各式各样的电子记录技术与计算机的结合有可能使书籍过时,记录技术和广播技术的结合有可能使报纸过时。将来,懂写作(Literacy)也许会和知道怎样作诗来保存信息一样不太重要了。广播电视也可能使议会民主制继续面临着问题。领袖人物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富有诉情性、煽动性的表演,能使公众为其领袖魅力(Charisma)所打动,从而将魅力关系注入到国家结构中。而这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希特勒就通过广播演说大大增强了其影响力。在现代,参加竞选的人几乎纷纷演练使用诉情符号来取悦投票人,以使自己受到欣赏。而一个不被广泛认为具有吸引力的人几乎不可能使自己被选为国家官员。广播媒体更多地是强调打动人们的情感,而使人们更少具有反思能力。政府首脑利用广播媒体表演的机会更多,因此使自己比议会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政府首脑在变成娱乐师(Entertainer),另一方面,娱乐师也在变成政府首脑, 他们都走上电视,力图劝告观众采纳他们的观点。电视新闻具有快捷、生动的特点,更偏向于诉情,有可能取代报刊新闻。议会中心型国家是随着商业性报刊大量报道国家事务而确立起来的,随着电视新闻的发展而发生的国家结构转型也许和随着商业性报刊的发展而发生的王权制衰落一样深刻。但是,专制体制不是议会体制的唯一替代者。伴随广播媒体的发展,关于当前事件信息的数量的巨大增长及诉情性符号的增加可能既是专制国家又是议会国家的丧钟。

总体来说,这部书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别开生面又具有相当的深度,理论功底深厚,概念框架有可取之处,文字也很简洁。当然不能说是一切问题都讲透了,一切方面都触及了。但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深刻理解人类信息环境的演变与未来人类信息活动的趋势,深化我们对信息技术、信息化概念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奠基性作用和启发意义,不失为一部探索人类信息历程的基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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