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那一丝“高尚的可能”——评陈世旭新作《登徒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高尚论文,陈世旭论文,登徒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系列题材的小说占了不小的比重。而陈世旭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几乎与社会转型期同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陈世旭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处境、思想、心态等开始了全方位的关注与探求。2011年初，这位孜孜不倦的“时代书记官”又推出了他知识分子系列第五部力作《登徒子》，在一系列长卷般徐徐展开的社会背景下，小说生动刻画了省级作家里一群文人的众生相，展示出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人们在权力、欲望追求中的浮躁心态和异化状态。有别于刘索拉笔下的“精神贵族”，王朔所自得的“痞子文学”，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对各色知识分子的集中体现，主体人物意识的最后苏醒，以及作者一以贯之的冷峻而毫不含糊的自省态度。而其最大的现实主义成就，就是真实地展露了知识分子应对消费社会选择各异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清醒或迷惘，迎合或抗争，逃离或觉悟，具有强烈的社会气息和令人触目反思的深刻性。
“文化是流氓”，这是陈世旭在《世纪神话》中，借主人公方肃之口说出来的话，一语道破商品社会中“文化”的处境，相隔十载，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下，此语仍让人痛思深省。“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消费社会把一切商品化，也把文化商品化。在市场规则支配下的人文环境中，文化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现代人物欲的膨胀，使得文化也成为了欲望的包装品，与世俗同流合污。作为时代尖锐的洞悉者，作者更是在新作《登徒子》中毫不讳言地揭露了一大群“登徒子”似的各色文化沉沦者，置身于一个人文价值失落的社会环境，作为文化和精神价值象征的学校、作协、寺庙亦不可避免地向世俗低了头。作者意在将这种群体性的沉沦作为一种社会高危病症，以力透纸背的凝重，催人警觉，引起疗救。
一、文化与世俗同流——物欲横流中的群体沉沦
在这个浮华的物欲时代，连知识的殿堂，承载教育使命的学校也未能免俗，手执神圣教鞭的教师也堕入了欲望的泥淖，无疑构成了极大的讽刺。叙说卡夫卡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启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李贺高三时的班主任姚老师，是学生眼中这样一位懂得用优美的故事打动人心的好老师，她美丽又迷人，深受学生欢迎。然而又有谁能料到，她为人师表的背后，有着令人不齿的肮脏，最终酿就了一场校园惊人命案。众人眼里迂腐得发霉的大学教授王守信，“才不才，貌不貌，郎不郎，秀不秀，过半百了，还是个副教授”，在他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可看似窝囊的王守信却并不糊涂，他也深谙商品社会的交易法则，被贬低、受压抑的他，却能凭借教授的身份，以报考他的研究生作为诱饵，获得畸形肉欲的满足，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追求欲望的途径。如此道德败坏的教师形象被作者毫无顾忌地拉入了大众的视野，堪称对教育界的当头棒喝，作者以此警示知识分子的不正之风已愈演愈猖狂。
年代久远的禅宗圣地莲灯寺，本应是尘世之外的极乐净土。幻空和尚重建莲灯寺的初衷是好的，“把这样一副重担放在这样一副文弱的肩上，认定的是幻空品行的牢靠”。可是一向恪守戒律的他终也敌不过如今什么都讲经济效益的社会风气。先是被善能法师一派“讲经济”的和尚排挤出了普济寺，而后在莲灯寺重建过程中遭遇欺骗与背叛：得力助手净心和尚原来是个一本正经的骗子，利用幻空的信任夺走了一座寺庙的命脉；“乘愿而来”的庞居士虔诚向佛的面具下，心里头装的只有功利与虚荣；纯粹的友情时代已过去，即使有过生命之交，也抵不过眼前的小名小利。修行参禅的绝妙之境充斥的却是利益瓜葛、钩心斗角，接引殿奠基仪式上的虚张声势让人觉得可笑。“僧人以禁欲为戒律，却依旧不能克服心理的虚荣，即使谨慎虔诚如幻空也不能免俗。”商品经济之风吹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连佛门清净之地也不放过。人心浊化到如此程度，哪里还寻得到一片净土？和尚为佛代言，就把自己当成了佛，欣然享受着世人的顶礼膜拜，与世俗社会殊途同归。
省作协的乌烟瘴气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面对物欲权贵各色诱惑，文人也收起了他们特有的，堂而皇之的清高。“事到如今，‘作家’已经是社会上谁都可以啐一口的群体。作协这种组织，包括它组织的活动已成了网络恶搞的笑料。”郑子健是作协唯一的“一根筋”，他对文字的忠诚让人觉得悲壮，他所作的努力回报于他的尴尬又让人觉得焦心。“多年写出的稿子堆了半边墙”，却“就是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一个名作家精神的产物在出版社的“效益”面前成了一堆不值钱的废纸，就连乡村学校也不过摆摆样子。被抛弃的不仅是书，更是时代的文学精神，而这是连“受金钱污染较少的穷乡僻壤”的娃娃也丧失的。与其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缺失，不如说是教育体制的失败。人近黄昏的郑子健只能在进与退、为与不为之间无奈地坚守。心心念念的写作基地最终也成了一个空壳，徒有虚名的它，不过是夜夜笙歌的度假村招揽生意的招牌。郑子健在现实面前的挫败提出了一个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的沉重话题：究竟是要持守知识分子的孤高清节，还是充分利用资源成就现实功业？面对浮躁喧哗的现实社会，当时文学院的几个名人：逢中、二饼、幺鸡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或“拿钱买奖”，“靠奖卖钱”，要么周旋于女人之间，不务正业；要么依傍政治权力牟取私利，作威作福。文人之间的话题永远只是“性”和“名利”，书稿竞价用“性”作卖点，杂志审稿要看作者是男是女；巧借名人效应便可成为“大师”，靠“炒”书也能成为“大家”。于是有了这样的论调：“不是官，却有权；不是老板，却有钱；不是官也不是老板，应该是闲人，但他闲得充实。”这就是当今学术界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嫉妒也好，恨也罢，都掩饰不了内心的虚荣与作态。作者对以上种种行为的不齿与讽刺跃然纸上，对消费社会负面现实的集中揭露和批判，与作者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小说忧愤的基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色人物之间的串联，展开的是一张为权为利为名的关系网。文人佛僧身上散发的铜臭味，知识分子们热衷的“性消费”、“身体消费”，俨然已成社会流风，昭示着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形而上的精神对形而下的物欲的屈服——令作者痛心疾首，鸣响警钟！
二、沉醉不知归路——迷惘中开始自我救赎
(一)肉欲的满足成了生活的全部
对于同样任职于省作协的小说主人公李贺，作者的刻画，却有别于省作协里那一帮文人的众生相。他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郑子健般文学忠诚的信徒，他整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自认是个逍遥人，在行为处事上，却又常常体现出矛盾的一面。他从不标榜自己的才情，只说“谈风论月还凑合”，他自负的是自己的女人缘。在省作协，他不像逢中、二饼之流盯着奖项头衔、金钱名利不放，甚至对这样的“名作家”多少有些不屑。李贺的骨子里是清高的，然而，与筱桂兰的性交易却又彻底否定了他的清高，他曾经是厌恶这种“粗俗”的，与筱桂兰的第一场戏没能完成，“障碍着他的正是筱桂兰的粗俗，让他觉得像是被强奸。”李贺从排斥“做鸭”到明确了自己“做鸭”的角色，这是他一生中一次最为彻底的堕落，也是他真正检讨人生的开始。在这之前，他永远只是在“快乐原则”的导向下，在“巴掌大的地方”享受着“天大的幸福”，他清高却也随俗，自知却又自负，迷恋于肉欲享受却又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不断进行自省式批判，不断唾弃自己，却又自甘堕落。
认识陈蓁之前，李贺在迷乱的肉欲情感中不断沉浮，“社会也罢，历史也罢，世界也罢，都离得太远，只有女人离得近”。他思想的全部都用于“闻香识女人”，凭着令人嫉妒的长相不断地索取女人的身体，即便清纯如山中泉水的田田也不放过。一次风景区宣传笔会上，又与萍水相逢的出版社女编辑杜咏春开始了一段糜烂的性爱关系。与筱桂兰的交往虽然有些犹疑和被动，但李贺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色中饿鬼”，最初对陈蓁的幻想，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惯有的征服欲。在这个阶段的李贺身上，看不到任何纯真爱情的影子，爱情的温馨光环被性的渴求所吞噬，李贺沉溺于一场又一场性爱游戏之中。
李贺在女人缘上是自负的，在文学造诣上是自嘲的，美好初恋的幻灭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捅破了他的爱情梦。文艺的商品化，文人们的“受宠若惊”，李贺“很看不上”。但是，当世俗真正压倒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文艺时，“社会越来越物质化了，文学越来越没戏了”，一定程度的生存需要，李贺沦为了名副其实的现代犬儒主义的执行者，与杜咏春的那一层交情让她心甘情愿地帮自己解决了小说集出版的难题，同筱桂兰的身体交易也让他很顺利、最快捷地赚得大把钞票。哄女人的话，李贺很有一套。利用女人，他也同样在行。从最初的清高不屑到后来的“不妨利用”，这个社会已经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存法则。由此，作者又提出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到底是整体社会环境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堕落，还是他们自己对于世俗社会的妥协最终导致了精神的荒芜？值得深思！
(二)凭吊一种消逝的激情
李贺一度失去了对爱情的想象，直到陈蓁的出现。陈蓁的坦率与纯粹让李贺重又看到了女人身上的“光辉”，这是继对姚老师的错觉之后，李贺在他的浪荡生涯中第一次从精神上正视一个女人。陈蓁对他的“洗礼”让他想到的是“情感”与“责任”，“他看到了自己并非没有高尚的可能”，李贺幻想从陈蓁的爱情里找回自己，他以为，一份纯净的爱足以使他放荡的灵魂得到救赎。可是他错了，世俗的大枷锁将他紧紧套住，李贺终于也脱离不了“浅薄”，他做不到“纯净”，遭唾弃是情理之中。
陈蓁是作者描绘的众生相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极具个性的角色，而她所代表的意义又实在太沉重。陈蓁追求的是一种真诚与真实的理想人生，她渴望冲破一切束缚，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然而，对现代文明的理想主义使她总感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当世俗的污浊气也窜入了学校，当神圣的教师职业也被玷污的时候，陈蓁稚嫩的心所面临的丑恶如“一座永远让她灵魂惊悚的地狱”。但是这人生中的第一段“黑色”并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奋力地追求梦想以获新生。这是一个坚强而有韧性，独立而又要强的现代女性！她渴望成为一名主持人，希望凭借自己的才情获得这个位置，为此，她拒绝了厅长的刻意提拔，为的是证明自己不依附权力和金钱。然而，陈蓁的执着并没有让她如愿以偿，“所有人都只看到她是个女人，而不是有独立价值的人，所有人都只注意她的身体，而无视她的职业能力”。洪致达一类商人赤裸裸地直接开价，顾长清一类官员遮遮掩掩地以势压人，物欲充斥的社会让多少纯真与憧憬被践踏进虚伪狡诈的泥潭之中。“永远在希求完美，永远得不到完美”，这似乎是命定的悲剧，让人心痛。她的抗争与失望之中，还有对男人的失望。大学的经历是一道永不能弥合的伤疤，她不敢爱。被世俗压得太累的时候，她把李贺当成了唯一可信赖可倾诉的人，可是再理智的女人情感上也是盲目的，她和李贺不是一类人，他不似她那般执着硬气，李贺清高的灵魂没有足够的担当来忽略世俗的需要，他不配陈蓁执拗地、纯净而完美的爱。她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现实的失落感与沉重感，使陈蓁率真活力的个性一点点地黯淡下去，以至于后来接到梦想了多年的“主持人”的通知时，“一点感觉也没有”。连梦想都放弃了，“她的眼睛里，看不到一星半点火花，先前的桀骜与锐利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仿佛一颗耀眼的星陨落。其实，与李贺的恋爱，表层上看是陈蓁抛弃了李贺，实际是现实抛弃了陈蓁，这一出爱情悲剧也构筑了这位执着抗争的现代女性的失败，隐含着深沉的人生失望与前途悲伤。陈蓁最后的出路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对世俗的失望使她放弃了抗争，选择了逃离，成为一名遁世者。一个向往独立自由的现代女性，试图脱离现存的生活环境来获取某种超越，岂非现实使然？！
陈蓁是作为作者所认同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被塑造的，陈蓁的失望也是作者的失望，她的逃离带着无奈和命定的悲剧感，作者或许并不赞许这种选择，李贺的心痛也暗示了作者的心痛。李贺着手写以陈蓁为原型的小说，纪念“一个率真激情的女孩在一个势利世俗的社会中的命运的跌宕起伏”，他试图“让先前那个陈蓁在文字里活着”，文字凭吊的，是那个先前的陈蓁，更是陈蓁生命中那消逝的激情。作者极力想表达的，也正是那股子执着抗争，呈现出旺盛的、健康的生命状态的激流热浪，这是当代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救赎中，不可或缺的形而上的力量。
(三)纯真的萌现带来新的希冀
李贺凭吊陈蓁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灵魂中那“高尚的可能”。把持住了心中对水水的欲望，证实了他那高尚可能的存在。水水是另一个“田田”，她凭着李贺“用文字装点起来的假象”倾慕了他，毫无防范地向他交出一颗纤尘不染的心，面对这么个纯净美丽的少女，李贺是有不安分的蠢蠢欲动的。水水又仿佛是另一个“陈蓁”，少了些老练与沧桑，更多了些天真和幻想，共同拥有的是纯粹，“不愿戴上假面算计得失，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只想坦诚干净地存在”。而在这样一个天真地叫他“哥”的女孩面前，李贺又有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他感到“一种恐惧，一种对天真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因害怕“毁灭”而生。回顾李贺的情感历程，不是没有遇到过好女人：田田的善良解脱了李贺朦胧的负罪感，这是他感受到的第一次纯净的感情，也是对纯真的第一次伤害。第二次是陈蓁，陈蓁唾弃了他，也是因为他对她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个曾满怀激情的生命的黯淡，像刀子一样在李贺心里剜着。陈蓁留给他的反思，让他害怕纯真的毁灭，水水不似陈蓁有“足够的智性和承受力”，“毁灭一个涉世未深、充满幻想的女孩，就只能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孽”。纠结、挣扎之后，风流成性、玩世不恭的李贺在这样清澈如泉水的纯真面前畏惧了、退缩了，这不可不谓是他战胜自我的一种表现。给水水的一封回信中，作者借李贺之口第一次在小说中直接明了地提出了“救赎”二字：“物质化使人的内心越来越黑暗，谁来救赎啊？”提到“救赎”，李贺首先应该拯救的是自己，对水水的拒绝体现出他的理性第一次战胜了本能的冲动，暗示了李贺精神上自我救赎之路的开端。
李贺在他似是而非的矛盾人生中，认定了女人是他在尘世间救赎自己的方式，陈蓁选择他，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高尚的可能”，陈蓁唾弃他，又让他加倍反思那“高尚的可能”。陈蓁精神上的纯粹像是他心中评判“高尚”的一把标尺。李贺慢慢在苏醒着主体意识，虽然其选择还难免困惑或朦胧，但总归是意识到了某些尽管暂时还难以改变的东西，既如此，那么改变或扬弃它便是有希望的了。李贺心中其实是有一个不受世俗浊化的纯真梦的，他对纯真的恐惧正是出于害怕对纯真的破坏，陈蓁对世俗的逃避，那个熊熊燃烧着的生命火焰的骤灭让他痛心。李贺选择文字凭吊的不仅是陈蓁本身，而水水的出现更像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精神存在，暗示的是一种新希望，如深井中纯净而被月光照亮的水，安静地存在，而熠熠生辉。
如何守住一处心灵的净土，作者陈世旭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闲时看过一些佛学，禅宗认为，诱惑之所以构成诱惑，是因为你把他当作诱惑，不是诱惑在动，是你的心在动。”虽然有些唯心，但道理是有的。陈世旭笔下的知识分子多是世俗泥潭中的沉沦者，他们心动于喧嚣世界中的声色诱惑，摒弃了知识分子应持的纯净高尚，造成了身份和言行上的失调。在他强有力的笔触下，知识分子的群体沉沦显得多么触目惊心！但是，作者并没有放弃希望，陈蓁的形象是他所认同的知识分子典型，水水的出现又寄托了他新的希冀，小说主人公李贺最终的反省和领悟也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前程与希望。作为知识分子本身，作者通过这种自省式观照表达了精神上的高度期待，也是他自身的追求，当下知识分子走上自我救赎之路，也应得益于这位现实尖锐的洞悉者强有力的鞭策！
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源可循，陈世旭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其独特的笔触，描刻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动画卷，作为我们剖析当代知识分子的参照系，真实而深刻。同时，作品中对社会背景的丰富记录和文人众生的现实困惑，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时代特征的清醒认知，意义深远而凝重，给人留下长久的回味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