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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穆迪公司的主权评级模式
穆迪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定量模型可以将导致某一政府违约的众多复杂因素都考虑进去，因为根据定量因素所确定的纯模型化的方法不能够掌握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主权信用的风险程度，因此对主权政府进行评级需要综合考虑定量与定性两大因素。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穆迪采取了分步骤评级的方法，共分为三大步骤，四大因素：
(一)步骤一：对一国经济弹性的评估
在穆迪看来，一国的经济弹性或抗冲击能力是指该主权国家在面临经济、金融或政治冲击时，能够并且愿意在不对该国人民的收入和财富带来沉重负担的情况下承担其债务的程度。这一步骤包括对两大因素的综合性中期评估：经济实力和体制实力。
因素1：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主要反映为人均GDP、经济的多元化程度(或规模)、其他一些反映长期稳健性的结构性因素。人均GDP是用以评估债务支付能力和意愿的主要参数，进而是反映抗冲击能力的最佳指标。人均GDP有不同的衡量方法，就经济实力评估的用途而言，在购买力平价(PPP)基础之上对GDP进行衡量会使跨国比较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以PPP为基础的GDP最能够衡量该国人民真正的相对生活水平。同时，为了弥补关于经济实力主要指标的不足，穆迪还设置了经济多元化指标，由名义产值的长期波动或经济规模来衡量。一些结构性指标作为辅助因素也被纳入评估范围，如长期创新水平、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国内经济整合程度等。在此基础上，穆迪把“经济实力”分为从“极高”到“极低”5个等级。
因素2：体制实力
从主权风险的角度看，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该国体制(例如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政府行动的效率和可预测性、透明度，对政治措施主要目标的共识程度等)是否有利于遵守合约。如我们所知，在紧急情况下，不稳定或不成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会使各种行为更加难以预测，从而为信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除经济实力外，一国的体制框架和治理质量也是评价其经济弹性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个因素主要考察一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和意愿突然发生不利变化时，该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体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起到限制的作用；体制越强，限制的作用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体制实力”进行评估并不等同于对一国的政府应当属于何种类别做出价值判断；不管是民主政体、独裁政体还是其他政体都有可能会违约，因此，该指标仅是对政府的治理效能以及紧急情况下信用受影响程度做出评估，具体包括法治指数、政府效率指数等。“体制实力”同样分为从“极高”到“极低”5个等级。
最后，把因素1和因素2相结合，就得到经济弹性水平，从而确定被评估国在评级标准内的定位：极高，高，中等，低或极低。
(二)步骤二：对政府财务稳健性的评估
该评估主要针对政府债务动态进行分析，旨在确定公共财政的脆弱程度。这一步骤包括以下两个因素分析：政府的财务实力和政府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两个因素的设置体现了穆迪的这一理念：主权风险应从动态角度加以评估，而不能是静态下的公共债务状况；只有结合了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评估和政府对事件风险敏感性的评估，才可真正衡量一个国家公共财政的脆弱程度。这一步骤也包含两个因素。
因素3：政府的财务实力
该因素的评估目的是量化政府动用资源以偿还债务的能力。具体评估的是两方面内容：所需偿还的债务与所拥有的资金比较；偿债要求与资产负债表的灵活性比较。穆迪强调，对政府的财务实力进行评估应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在进行财务实力分析时应“超越”核心债务指标，将重点从纯粹针对债务指标改为对政府的反应函数进行评估；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核心债务衡量指标(如债务/GDP或债务/收入)的高低，而在于债务能否负担得起公共财政资源的所有其他需求。其二，在对新兴经济体进行评级时应注意国际收支平衡的复杂性。具体而言，穆迪运用以下两种分析工具进行评估：
(1)“政府资产负债表”分析工具。包括债务的“可负担性”指标，包括政府债务的沉重程度、利息支付/收入、总借款规模等；债券动态的不利程度指标，如因某种冲击或危机而导致债务突然增加的可能性有多大?债务是否处于长期上升趋势?
(2)“国际收支平衡”分析工具。包括经常项目逆差、债务/出口、国际融资性质、外汇储备的对外流动性指标等。
因素4：政府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
这个因素的评估用于确定债务环境是否会因为不利的经济、金融或政治事件而进一步恶化，反映的是一国债务对于外部事件的“易爆发性”。外部事件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地震、飓风、投机危机，或战争等)，但这些事件都应该或多或少与债务违约风险相关。按因事件风险而导致评级突然下调的风险高低确定被评估国在评级标准内的定位：极高，高，中等，低或极低。
将因素3和因素4结合起来，就得到政府财务稳健性水平，并据以修正被评估国在评级标准中的位置。
(三)步骤三：确定主权评级
主权债券评级的最终确定是根据上述两步骤所得结果，结合评级委员会认为有助于对政府的信用可靠程度做出评估的所有其他相关资料做出的。
二、惠誉公司的主权评级模式
惠誉公司认为主权风险分析是对支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一种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综合。另外，考虑到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主权行为和政策行动对经济业绩的重大影响，惠誉的主权评级分析不仅考虑了一国的金融力量，还将许多主权行为因素纳入考量。
一般说来，惠誉的主权信用和评级分析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1)宏观经济状况和预期；(2)会使经济对冲击和政治风险以及管理因素的抗冲击能力发生变化的结构性特征；(3)金融部门和银行系统，尤其是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和主权或有负债相关的金融部门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性；(4)公共财政，包括公共债务和财政融资的结构和可持续性；(5)外部金融状况，尤其是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融资、资本流动以及(公共的和私人部门的)外部债券的水平和结构的可持续性。对于进行评级的每一个主权政府，惠誉都会建立一个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被用来进行经济预测及比较分析。
1.宏观经济状况和预期
宏观经济波动会限制储蓄和投资，扭曲金融部门的发展，阻碍长期商业决策的制定，也会对主权国家承受既定债务能力产生负面影响。长期的经济不稳定和脆弱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经济和公共财政在面对危机时更加脆弱，从而使主权债务更加不确定。因此，保持长期低通胀率以及稳定经济增长的主权国家往往会比那些有着长期通胀和明显经济周期的主权国家获得更高的评级。下图1给出惠誉的主权评级与CPI相关关系：越高的CPI对应着越低的主权信用评级。
数据来源：惠誉官方网站(http：//www.fitchratings.com)
图1 惠誉主权评级与CPI指标
2.结构性特征
单一的宏观经济稳定并不意味着主权信用状况良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和其中包含的政治风险被认为同等重要。
惠誉认为，更能应对冲击的经济体往往有着相对更高的国内储蓄/GDP比率。下图2给出惠誉的主权评级与国内储蓄/GDP指标的相关关系：越高的国内储蓄/GDP大体上对应着越高的主权信用评级。
数据来源：惠誉官方网站(http：//www.fitchratings.com)
图2 惠誉主权评级与国内储蓄／GDP指标
另外，人均GNI(用PPP度量，以对不同经济体间的相对价格差异进行调整)对惠誉的主权评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意味着劳动力从事高附加值工作，因此其经济将更具有抵抗力，从而能更好地抗击负向冲击。图3给出惠誉的主权评级与人均GNI的相关关系：越高的GNI对应着越高的主权信用评级。
数据来源：惠誉官方网站(http：//www.fitchratinggs.com)
图3 惠誉主权评级与人均GNI指标
3.金融部门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分析是惠誉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其特有的一个部分。健康的、受到良好监督和管理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是一国主权评级的一个加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在这样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下，影响主权信用状况的直接金融风险将更受到控制；还因为一个能刺激国内储蓄和投资，能提供一个相对于国际资本市场而言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的有效金融体制，有助于提高经济业绩。
一般说来，银行系统资本结构的改变会使政府债务负担大幅增加：一家大银行的倒闭会使人们对该国金融系统的信心丧失，导致存款和资本外逃，进而降低该国在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的能力。银行部门给主权信用状况带来的风险主要有两种：或有负债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对应地，惠誉有两种测评指标，分别是银行系统风险指标(BSR)和宏观谨慎指数(MPI)。
BSI衡量的是一个银行系统的内在质量或实力。具有重大负债(表现为私人信贷与GDP的比率很高)意味着主权的或有负债很多，因此是一个负向评级因素；相反，不存在重大或有负债的银行系统能有效地吸收储蓄，并有效地把储蓄配置到投资中去，因此是一个正向评级因素。具体而言，BSI对被评级国的每家银行以资产为权重进行一个加权平均，然后得出一个从A到E的评级：A代表金融系统状况最好、E代表金融系统脆弱。
MPI衡量的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程度，并且已被证明确实能预测大部分银行系统危机和一些全面的经济系统危机。MPI指标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衡量信用快速增长的情况来反映经济的脆弱程度。信用快速增长会使私人部门信贷/GDP、实际资产价格或实际有效汇率达到一个高于长期趋势的水平，这通常意味着宏观经济进入不稳定区间。具体而言，MPI衡量了被评级国的三个关键指标在3年期间内与趋势的偏离：私人部门信贷/GDP、实际资产价格、实际有效汇率；其取值都是从3到1。MPI值为1表明宏观经济潜在的脆弱性很低；相反，MPI3意味着宏观经济的高脆弱性，具体表现为私人部门信贷/GDP指标高于长期趋势5个百分点、实际证券价格或不动产价格高于长期趋势40％、实际有效汇率高于长期趋势9％。
最后，把BSI和MPI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银行系统风险矩阵。惠誉认为，当银行系统实力弱小(以BSI指标衡量)时，高MPI值会使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弱小的银行系统将更难化解高MPI可能带来的危机；反之亦然。因此，给定BSI，高MPI国家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同理，给定MPI，低BSI国家存在更严重的潜在风险。
4.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惠誉主权风险分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惠誉认为，不合理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危机，从而破坏主权信用程度。惠誉对公共财政的衡量主要由国债余额/GDP指标来衡量，国债的偿债纪录则是重要的参考因子。
5.外部金融
外部金融指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状况，惠誉认为，国际收支状况的突然变动通常意味着一国受到较大的外部冲击。这将增加该国经济发展和信用状况的不确定性。惠誉对外部金融的衡量主要是分析一个主权国家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情况，主要指标有经常账户余额/GDP指标及外债/外汇储备指标等。
三、标准普尔公司的主权评级模式
标准普尔对主权国家信用的分析和评估同样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模式。定量分析包括对经济效率，政府财政收支和银行或有负债的综合分析；而定性分析则主要针对政治因素和政策制定等政府行为。
标准普尔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分为10类，每类按6个等级(从最好到最差)对各个主权国家进行评价。这10类标准综合了经济和政治两大类风险，其中经济风险代表一个主权政府按期偿还债务的能力，而政治风险则代表该主权政府偿还债务的意愿。具体而言，10类标准分别是：
1.政治风险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领导交替的程序、经济政策决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公共安全、地缘政治风险。标准普尔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稳定性、可预测性和透明度是分析经济政策决策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
2.收入和经济结构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市场经济导向的前景、多样性和程度、收入差距、金融部门调节资金和信贷供给量的效率、非金融私营部门的竞争程度和盈利性、公共部门的效率、保护主义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和劳动力的弹性。标准普尔认为，与中央集权的政府相比，分散化的决策过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从法律制度方面保护产权的政府会更不容易出现政策失误，并且会比较尊重债权人的利益。另外，经济结构评价与人均GDP高度相关，并根据其他指标如经济活力、金融系统健康和发达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进行调整。而诸如对外资过分依赖、不发达的私营部门、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障碍、庞大而缺乏效率的公共部门等因素则会降低该类评级。
3.经济增长的前景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储蓄和投资的规模和构成、中央及地方政府收入、支出和盈余或赤字趋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标准普尔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公平性，则该政府可以负担比较高的外债水平，承受意外的经济与政治冲击。
4.财政弹性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财政收入弹性和效率、财政支出效果和压力、预算报告的合适性、范围和透明度、养老金的责任约束。标准普尔认为，财政状况的变动、与之相关的弥补赤字的筹资方法等因素，都是考察政府信用等级的重要指标。
5.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中央及地方政府总债务和净债务占GDP的百分比、收入用于利息支付的比例、债务币种的构成和到期结构、本币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6.预算外负债和或有负债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非金融公共部门企业的规模和活力、金融部门的活力。标准普尔认为，非金融公共部门企业的目的是促成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因而盈利性较差，缺乏公平竞争的基础，很容易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陷入困境；由于非金融公共部门对自己的债务并不真正承担责任，所以其债务是衡量政府或有负债的有效指标之一。另外，金融部门也是政府的一种或有负债，这是因为银行系统的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有效需求的管理及持续的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当银行系统出现危机时，政府帮助银行的动机非常强烈。
7.货币的稳定性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经济周期中的价格表现、货币和信用扩张、汇率制度和货币目标的协调性、一些制度性因素，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手段的范围和效率等。标准普尔认为，如果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将引发通货膨胀，从而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度，进而降低政府的信用等级。
8.对外流动性
该类的具体指标有：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境外账户的影响、经常项目的结构、资本流动的构成、储备适当性。标准普尔对国际收支差额的分析侧重于经济政策对对外部门及其结构特征的影响。
9.公共部门的外债负担
公共部门的外债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和担保债务、地区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非担保债务，公共部门外债净额等于公共部门外债总额减去公共部门对外金融资产。该类下的具体指标有：公共部门的总外债和净外债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债务币种构成、到期日及其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获得优惠资金的机会、偿还债务的负担。
10.私营部门的外债负担
私营部门外债负担包括金融机构的外债净额和非金融私营部门的外债净额。该类下的具体指标有：金融部门的总外债和净外债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非金融部门的总外债和净外债占经常项目收入的百分比、债务币种构成、到期日及其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获得优惠资金的机会、偿还债务的负担。
四、对“三大”机构评级模式的评析
综上，三大评级公司各自的主权评级模式都同时考量了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结合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可以说都是体系化了的综合主权评价系统，因此其评级的权威性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被视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Thomas Friedman的一段话不无夸张地说明了“三大”机构的广泛影响：“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尽管“三大”机构均宣称其评级依据是基于对被评级对象的长期风险评估而非市价，穆迪甚至称其评级不仅“涉及对未来的判断”，还可“被投资者用作一种保障措施”；但其现实表现却远不如宣称的如此有效，甚至在金融危机中起到推波助澜的纯粹负面效应。早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三大”机构就因未能先于危机通过评级向市场发出警告、履行其“保障措施”的承诺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危机爆发后为挽救自己的声誉，又骤然大幅降低东亚许多国家的主权评级，加剧了市场恐慌，从而使得金融危机走向恶化。其负面作用甚至连一向与美国政府保持立场一致的IMF也无法回护，并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称“三大”机构对危机负有责任，因其“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又几乎完全重演了十年前的那一幕：“三大”机构对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曾给予的过高评级被普遍认为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一大因素；而危机爆发中骤然大幅下降的评级则再次加剧了市场恐慌，推动危机走向恶化。2007年G7委托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所做的研究报告这样总结评级机构在本次危机中的作用：“在此次金融动荡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不佳表现不但促进了动荡的形成，而且加快了动荡的演化。”
在各自拥有的看似完整严密的、兼顾了经济社会各方面考量的评价标准体系下，为什么“三大”机构难以实现其宣称的“判断未来”、“保障投资者”的目标，反而众恶所归，甚至成为“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的“危机加速器”呢?笔者认为，主要根源在以下几方面：
(一)预设的价值取向
有评论家认为，“三大”机构对美国和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评级之所以高低悬殊，是因为其实行了“双重标准”；笔者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之所以在某些时候违背常识，恰在于其过于泥守单一标准。如我们所知，“三大”机构中穆迪和标准普尔都是美资、惠誉则是美英合资，在其制定主权评级标准和指标体系时，所预设的价值取向是所谓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Anglo Saxon model)。与该模式越相似，获得的评级就会越高；相反，与该模式偏离得越远，评级就会越低。概言之，“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所以三大机构进行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无论是穆迪的“体制实力”因素考量、惠誉的“宏观经济状况”考量、还是标准普尔的“经济结构”考量，无不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视为评级高低的最重要依据。个中原因就是我们上文引用的标准普尔的观点：与中央集权的政府相比，分散化的决策过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从法律制度方面保护产权的政府会更不容易出现政策失误。
正是基于这一预设的价值取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权评级被长期低估了。标准普尔对我国的主权评级到2003年底前10年不变，一直是“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穆迪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已正式爆发、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达到历史峰值的条件下仍将中国政府长期外币债券的评级置于美国政府国债之下；受到严格金融监管的中国银行业债券更是长期被定级为垃圾或准垃圾债券，凡此种种，无不根源于“三大”评级机构，根深蒂固的“市场万能”价值观。正是这种过度简单化和标准化了的自由市场理念，使得“三大”机构普遍低估、忽视、甚至无视金融监管对主权信用的重大影响。在美国的金融创新如火如荼进行、金融监管部门却疏于监管、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近乎失控的整个过程中，“三大”机构一叶障目地选择性失明；甚至在危机已经爆发、金融风险开始显现的情况下，“三大”机构仍墨守其僵硬的自由市场标尺，做出一个个有违常理的主权评级。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对美国国债的评级。奥巴马上任以来为度过危机而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首份预算案就将今年的财政赤字提升至1.7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更高达二战以来高峰的12.3％，在此背景下“三大”机构仍坚持将美国国债评为最高信用等级。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对冰岛的主权评级。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冰岛金融业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而2007年冰岛的国内生产总值按2008年3月的汇率水平计算仅为170.5亿美元，金融业外债是GDP的8倍以上，冰岛政府被迫在2008年10月6日宣布“国家破产”。而穆迪则在2天之后才将对冰岛的主权评级从Aal降到A1，直到2个月后的12月4日才再次调低评级至Baal。
(二)技术性问题
在针对主权进行信用评级的过程中，“三大”机构都认识到单纯依靠定量模型不可能将导致一国政府违约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因此都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然而这又使其评级模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定性分析过多则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诸多主观因素(如上文论及的价值取向、下文论及的政治影响等)，从而可能改变评级机构应有的客观立场；定性分析过少，又难以有效解释、区分不同国家政府间基于经济政治体制差异而产生的具体经济金融指标的差异。回顾近20年来“三大”机构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其危机预测功能堪称“系统性失败”；而无论是在事中还是在事后对其预测失败的原因分析，我们都可看到截然相反的两方：一方认为评级机构忽视了定性分析，拿单一、机械的定量模型生搬硬套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认为评级机构在评级中过度依赖定性分析，对非“盎格鲁-萨克森模式”经济体采取了歧视性评价。可以说，两方观点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而看似相互矛盾的表述，事实上揭示了以“三大”机构为首的主权评级机构在评级技术上的两难困境。
(三)评级收费导致的立场冲突
作为外部评级机构，“三大”机构一向以其“独立、客观的立场”(independent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自居。然而，作为盈利性机构，向客户收取年费以及对每项评级的收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这又决定了它们在评级过程中不可能始终坚持这种中立立场。在各种官方与非官方评级机构纷纷涌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为保住自身市场份额，“三大”机构甚至不得不采取“降格以求”的竞争策略，主动放弃自身的中立立场，而谋求以较高的评级来对潜在客户进行变相的“产品竞争”。而就被评级者而言，较高的信用评级将有助于证券的销售，因此，越来越多的承销商愿意支付更高的评级费用以促进销售。在供需双方的共同推动下，原本应该成为投资者安全保障的信用评级反而经常成为证券发行商的营销手段。现任穆迪CEO的Raymond McDaniel曾在一次内部董事会报告中坦承，评级机构的分析师和营运经理“持续面临银行家、发行商和投资者的追捧，不时会受其误导”；2007年才从穆迪辞职的信贷政策运营部经理Jerome Fons在接受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听证会中也指出，评级公司的这种商业化经营模式“无法令分析师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在标准普尔担任按揭评级业务总经理达10年之久的Frank Raiter更简明扼要地总结：“利益主导了这场(评级)秀”。据Raiter透露，早在2001年标准普尔就拥有了一套更新、更详尽的按揭贷款评审模式，却没有将其运用到随后的250万宗贷款案例里去，因为“这种新模式不能为标准普尔增加利润”。另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一些对高风险次级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直接参与到评级费用的商谈中去，直接以评级为筹码与客户进行利益交换。
因评级收费而导致的评级机构的立场冲突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中发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据2007年标准普尔对外发言人称，评级机构为次级债评级的收费是为公司债券评级收费的3倍，价值10亿美元的次级债可以给评级公司带来120万美元的收入。从2002年至今，次级债相关证券发行量已有1万多亿美元，这给三大评级机构带来了12亿美元左右的巨额收入。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评级公司以派发红利的形式回赠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往美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能得到最高评级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近年来近90％的次级债都被评为这一等级。否认其间的利益关联而将之完全归因于评级机构的技术性失误，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四)难以避免的政治影响
在主权信用评级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1975年SEC针对评级机构发布了“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三家评级机构成为第一批成员；此后“三大”机构在受保护的市场环境下蓬勃发展，其他的信用评级机构要么进不了SEC的“国家认可”名单，侥幸进了名单则迅速被“三大”机构吞并收购。从市场准入限制角度看，“三大”机构的市场垄断地位可以说是美国政府赋予的，这就决定了其评级行为必然深受美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影响。退一步看，即便其坚持独立立场，基于预设的价值取向，“三大”机构的评级也必然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方向基本保持一致。目前“三大”机构进行主权评级的对象几乎覆盖了当前所有国家和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主权评级本身就是美国政府间接推行其全球政策的一种手段。譬如，2003年标准普尔将包括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一些德国企业信贷评级降至垃圾级，就与当时德国施罗德政府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存在异议、导致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不无关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标准普尔将全力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澳大利亚外汇债券评级升至最高级。又如2004年小布什在争取总统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之相呼应，穆迪表示将会降低中国债券的评级。
(五)评级监管的缺位
鉴于以“三大”机构为代表的评级机构的运作特殊性，美国、乃至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对其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事实上，如评级机构所宣称的，其提供的信用评级“涉及对未来的判断”；并且评级的准确与否也往往要等到危机爆发后才能得到事后验证，因此如何对其施行有效监管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外部监管者的缺位使评级机构自身的利益动机和败德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是“三大”机构主权评级屡屡失误的一个原因。
五、小结
总之，我们认为，穆迪、惠誉、标准普尔等三大评级机构尽管各自拥有一套系统性的主权评级模式，但预设价值取向和技术性问题的存在使它们的评级模式具有先天缺陷，无法对经济政治形态迥异的世界各国的主权风险做出合理、合宜的评价；而评级收费机制使评级机构及其具体的评级人员有一个较大的利益驱动去违背自身预设的“独立、客观”立场，而进行“评级营销”、甚至是“评级倾销”等违反自身职业道德的行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则使这些败德行为不可避免地掺杂政治色彩，并外化了这些行为的成本；最后，评级监管的缺位使评级机构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约束，也使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无法受到有效控制。在以上五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三大评级机构及其评级模式最终成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助推器和加速器，其社会公信力也跌至了历史的低点。随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此次危机中趋向动摇，随着人们对三大评级机构及其评级模式与缺陷的更深入认识，由“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国际评级市场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也将可能面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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