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勤王”及其政治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十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01-0084-08
“勤王”的原义是指君主的统治受到威胁而动摇时，臣子起兵救援王朝[1]。十六国时期的“勤王”有“奉晋正朔”的意味。一些北方民族在政权刚刚建立，或势力不够稳定时，用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打起“勤王”旗帜。这时“勤王”旗帜体现为：代理西晋王朝或地方官吏对侵扰西晋境内的北方民族诸部的征伐，以及平定叛乱后上表报告等等。因为“勤王”旗帜本身表现了十六国时期的时代性，所以不仅是了解该时期各个政权兴亡盛衰的捷径，而且由此也是认识该政权政治体制的方法。
本文以前凉、前燕为典型查看“勤王”旗帜及其有关的政治功能。前凉与前燕打起“勤王”旗帜的时间不同，最高统治者一是汉族地方官吏，一是异民族部落首领。但危在旦夕时，他们都利用“勤王”旗帜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前凉、前燕对“勤王”旗帜的看法是一致的。“勤王”旗帜只在十六国前期出现，在西晋王朝灭亡之前、之后又有一些变化。
一、“勤王”旗帜出现前，凉州与慕容部境内的情形
曹魏时期，为了安定边界，明帝依照邓艾的建议，接受胡、羌、鲜卑数万的来附，将他们安置于雍、凉州地区。到了西晋，这些异民族使朝廷忧惧不安。因此在公元269年，武帝下定了“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2]的决心，任命“素著名于西方”[3]的胡烈为秦州刺史镇抚他们。
公元270年，胡烈在万斛堆被已“反晋”的鲜卑秃发树机能所败而死，公元271年，北地胡侵略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伐它，反而在青山被北地胡及秃发树机能所领导的鲜卑包围，牵弘战败被杀。直到公元277年，虽然平虏护军文鸯（别称为文淑）率领凉、秦、雍州的诸军进行对秃发树机能的讨伐，并获得“诸胡二十万口来降”[4]的大捷。但是下一年，秃发树机能的党羽若罗拔能进攻武威的时候，凉州刺史杨欣大败被杀。
秃发树机能（别称为凉州虏）边害愈演愈烈，公元279年，秃发树机能终于攻陷凉州治所。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时，武帝接纳马隆“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5]的要求，命其为武威太守。马隆受命后亲选三千五百人组成一支精锐部队，挑选精良的武器，领取了三年的军粮，引兵西行。西进的途中，虽然遭到“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6]的打击，但到武威后，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万余落而归附于马隆，甚至“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7]。终于，马隆和“善戎没骨能”[8]一起打败了树机能。至此，凉州虏十年的反晋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之后，其余波有“南虏成奚每为边患”[9]，也被马隆所镇压。
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异民族反晋斗争被镇压后，史书关于凉州地区的记载不多。一方面该地区距中原遥远，并且从公元294年起，在秦、雍州地区赦散、赦度元、齐万年的反晋斗争不断发生，所以消息被堵塞；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该地区相对其他地区较为安定，即使偶尔有局部的叛乱，规模并不大，因此没有吸引史家的注意。总之，因为“八王之乱”以及匈奴与鲜卑诸部的侵扰，不仅在中原与关东地区，在北方与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10]的情景，相对地，凉州地区保持着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
在慕容部方面，早在慕容涉归时，慕容部与宇文部之间已有严峻的纠纷。涉归死后，其弟慕容耐（别称为慕容删）虽能篡位，但不久被“国人”所杀，他们拥戴慕容廆为部落首领。公元285年，慕容廆为洗刷“先君之怨”[11]而向西晋上表对宇文部进行征伐，但没有获得允许，一气之下，他侵略西晋辽西地区并杀略士民。虽然从此掠夺昌黎、“每岁犯边”[12]以及对位于东方的扶馀获得武力胜利，但它周围有比自己更强的势力，尤其是宇文部仍然存在着。这时（公元289年）慕容廆对其部众意味深长地说道：“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13]并立即遣使而归附于西晋。对此，武帝“嘉之，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14]。随着慕容部归附于从前有敌对关系的西晋，慕容廆的“威德”日益扩张，招致了当时在东北地区情势的紧迫。尤其是鲜卑宇文部、段部很担忧慕容廆对自己有着“吞并之计”[15]，多次侵掠慕容部境内。公元289年，慕容廆徙居于徒河的青山，公元294年，移居到大棘城。永宁年间（公元301年——公元302年），幽州地区发生水灾，慕容廆像西晋地方官吏一样打开仓库而进行抚恤，但这样的措施是有限的。公元302年，宇文部屈云以及他的别帅大素延各自掠慕容部境内的边城及其他诸部。慕容廆亲自打败素延后，获得“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16]的大捷。不久辽东孟晖从宇文部率领群众数千家降服于慕容部。公元307年，慕容廆自称为鲜卑大单于，而与拓跋猗卢通好。公元309年，辽东太守庞本因个人的利害关系，把东夷校尉李臻杀掉后，又欲谋杀受命的东夷校尉封释，但反而被杀并其家族受到诛灭。元后公元311年，辽东附塞鲜卑素连、木津为李臻报仇，攻陷辽东诸县而杀掠士民。辽东太守袁谦、东夷校尉封释军事行动失败，只好向他们请求和议。这样的纷乱连年不断，导致了“百姓失业”[17]、而往慕容廆集团“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18]的情况。针对这些流民，慕容廆暂时采取“禀给遣还”，或者“愿留者即抚存之”[19]的措施。
二、西晋灭亡之前，“勤王”旗帜进展过程
在相比较为安定的凉州地区，匈奴五部为“兴邦复业”[20]而起兵之前，张轨自愿成为凉州刺史并被派遣。无论他是否是抱着割据的打算而请命的[21]，他一到凉州的治所姑臧就认识了凉州本地人民“怀念晋室”的舆论，为了安抚人心，只好打起“勤王”旗帜来“自全”、“自保”。凭借他们的支持，张轨不仅解决当时的“鲜卑反叛，寇盗从横”[22]的问题，而且打败了以若罗拔能为首的鲜卑叛乱而取得“斩拔能，俘十余万口”[23]的胜利，因此他的威严覆盖了整个“西州”、“河右”。
依据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在东羌校尉韩稚准备叛乱时的处理方式，和他临终时向诸子的嘱咐，使得对“勤王”的策略的看法，其要旨基本上被后人继续奉行。
公元305年，太宰河间王司马颙任命张辅为秦州刺史，他一到秦州就想树立自己的权威，因而肆意杀了天水太守封尚。既而召唤陇西太守兼东羌校尉韩稚时，感到其危机的韩稚令他的儿子韩朴率领兵士攻击并诛杀了张辅。对于这样的事态，张轨接纳凉州司马杨胤所提出的“韩稚擅杀刺史，明公杖钺一方，不可不讨”[24]的谏言，准备讨伐韩稚。一方面令中督护汜瑗领兵讨伐韩稚，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方式对付韩稚。寄信给他说：“今王纲纷挠，牧守宜勠力勤王……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25]，使之放弃图谋反乱。在西晋朝廷面临着内外的困境时，张轨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西晋地方官吏应一起协力复兴西晋王朝。
张轨任职时，以“勤王”为原则进行了保护“晋室”的军事活动，在反晋而求自保的大环境下，这实是难能可贵的。公元303年，“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26]；公元308年，“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27]；“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28]；公元311年，“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29]；公元313年，“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麹陶领三千人卫长安”[30]。
讨伐叛乱势力获胜的张轨，作为一种对西晋朝廷表现的支持的感谢，“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31]。而且在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送信而传达京师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献马五百匹、
布三万匹”[32]，体现出“勤王”的意志。为了报答这样的对“晋室”不变的忠诚，怀帝加张轨“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33]。于是凉州张氏与西晋朝廷之间建立一种君臣和谐，上信下敬的新型关系，尽管其实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利用，但在当时乱世之中，王命衰微、各州自保自利的衰世之下，凉州独立特行，竭诚尽忠，无疑成了一种表率，因而西晋朝廷也不吝名号大加赐与。在封建的名教观念下，张轨作为西晋地方官吏打起“勤王”旗帜，赢得了民心，故后来洛阳被陷落时，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34]那样，为避免战乱，许多汉族士人携带家族来到凉州地区，投靠张轨集团，其势力日益强大。
张轨总结其在位凉州刺史十三年间的生涯，遗令曰：“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善相安逊（张寔），以听朝旨”[35]。张轨死后，张寔继承了父业。公元315年，张冰得了玺，就献给张寔了。这时张寔说道：“是非人臣所得留”[36]，然后遣使并献给了愍帝。公元316年，西晋王朝面临灭亡之路，张寔令将军王该率领步骑五千救援长安，而“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37]。
如上所述，素连、木津逐渐侵扰辽东，因此在“失业”的流民日益归附于慕容廆集团的情况下，鹰扬将军慕容翰（慕容廆之子）也向慕容廆提出了采取“勤王”的旗帜的策略。
从上述的内容来看，慕容翰之所以要打起“勤王”旗帜，是像过去的君主一样只为了“成事业”、“从民望，成大业”，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中原离乱，州师不振”严峻的局势下，使慕容廆不仅可以代替无法抚慰辽东人民的西晋王朝，把这二部的罪恶宣告于天下，而且有理由讨伐其二部并安定辽东郡。如此有两方面好处：第一，向西晋王朝表明慕容廆的忠义并符合汉族士人及人民的民望，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第二，在辽东地区能确保自己的势力，甚至使政权基础更加巩固，并终于能在与围绕慕容廆的宇文部等其他诸部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能达成“霸王”之梦。慕容廆接受这个谋略后，就如同西晋的代理者一样，立即对素连、木津进行讨伐，不仅大破而斩之，而且并吞其二部群众。慕容廆下了决心把他们迁徙到棘城，同时把所获得的百姓三千余家以及从前归附于慕容廆的流民安置于辽东郡，因此辽东郡重新能存续了。
东夷校尉封释死后，其子封悛、封抽是为进行他的葬礼往辽东郡走的，但之后因道路不通而无法回幽州去时，他们两个人决定留在慕容廆集团。后来他们分别成为慕容廆的参军、长史。事际上他们是看到，或者听说立于“勤王”旗帜的慕容廆的一系列行动，才以道路不通为借口留在慕容廆集团的。
慕容廆没有接受王浚对他进行的“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38]的封拜。在“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39]的情况下，慕容廆对于因为“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40]离开王浚归附于自身的宁该、杜群、刘翔等人物，以及从别的地方归依的游邃、逄羡、宋奭、黄泓等，“举其英俊，随才授任”[41]。“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42]，但从裴开、裴嶷归附于慕容廆之间的讨论里，人们能了解其他的理由。当时裴开对将归附于慕容廆的裴嶷抱着怀疑的态度说到：段部强，慕容部弱，何必归附于慕容部！裴嶷回答道：“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起，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43]。虽然段部的武力力量比慕容部强得很多，但因为没有“远略”，而没有看待“国土”，所以不能归附于它。相反，慕容廆根据“勤王”旗帜，自称为西晋的地方官吏，甚至在东北地区只他有“修行仁义”、“霸王之志”。如果归附于他，能出仕树志立功，还能保存自己的宗族。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士人纷纷归附于慕容部，其原因与慕容廆所打起的“勤王”旗帜有关。他们不仅能获得归依于慕容部的名分，而且有象出仕于西晋一样，表现自己的才能。对慕容部而言，把他们当为“谋主”、“股肱”而首先能取得对周围诸部竞争的胜利，就可以从弱到强，从辽东地区发展到中原地区，然后最终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准备向中原发展。
三、西晋灭亡之后，遣使而接受东晋的册封
西晋灭亡后，“勤王”旗帜本身有所变化，而变化为从利用“勤王”旗帜图谋局部的霸王地位到接受东晋的封爵而发展成为东晋王朝在该地区的代理者。
西晋灭亡后不久，南阳王司马保谋求称“尊号”，想代替西晋。这时破羌都尉张诜劝张寔崇奉晋王司马睿。其原因在于“晋王明德昵藩，先帝凭属”[44]。张寔接纳后，“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45]，既而派遣牙门蔡忠上表于建康而“劝即帝位”[46]。
张茂虽然在任职其间屈服于刘汉而“称藩”，但在临终时，特意向寔说道：“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上欲不负晋室，下俗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47]。张寔继承了这种思想，遣使于大成而劝向东晋“称藩”，自己还放弃了刘汉所授的官职，开始重新接受东晋的官职。公元330年，张骏凭借刘汉灭亡重新获得河南地区，开始与后赵分境。后赵对张骏进行册封，张骏感到侮辱，因此扣留了后赵使臣。公元332年，凉州僚属劝张骏称为凉王，但张骏的态度是作为人臣不应该说这种话，不让再提出这种意见。
公元333年，张骏向东晋上表，派遣治中从事张淳到大成而“称藩”，希望大成主李雄开个路。张淳到成而向东晋上表的原因，在于“经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诚以陛下义矜剹力之臣，能成人之美节故也”[48]。当李雄问张淳：“贵主……何不称帝自娱一方？”[49]，张淳回答说道：“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50]。从张骏向东晋上表的原因以及张淳的回答里，我们基本上可了解前凉“勤王”旗帜的进程。中原已被异民族占领，无法前往，不得已让李雄开个路。这对凉州地区的汉族士人来说，无疑是很悲伤、很愤怒的事情了。
公元354年，张祚自称为凉王之后，不仅“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而且“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礼乐”[51]。这时，尚书马岌因劝谏被免官。不久郎中丁琪又劝谏道：“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52]。凉州张氏虽然早已建立了割据政权，确保了一定的势力，但这次将放弃东晋的册封而自立独行时，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劝谏。可见张祚的这种革新措施在前凉没有余地可行。
西晋时期，慕容廆打起“勤王”旗帜并像西晋的地方官吏一样对侵扰西晋疆域的鲜卑诸部进行讨伐，当西晋被刘汉灭亡时，他对“勤王”的政策自然而然地酝酿着一种怀疑。这表现为：在江南建立西晋流寓政权的晋王司马睿给慕容廆册封时，慕容廆不接受官爵。但是，在一些汉族士人的劝说下，慕容廆认识到汉族士人的“思晋”[53]，就派遣长史王济并劝进司马睿即帝位。
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附于慕容廆时，他是用“客礼”来对待他们的。但高瞻不肯出仕，因此慕容廆同他这样说：如今天子迁移到江南去了，四海人民的心都很徘徊，无法安定。因此我想和诸君一起平定乱世，并复兴帝室。这就是“孤之心”、“孤之愿”[54]。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华、夷”之分，而是“志略”为如何。慕容廆是为挽回高瞻的心意才这样说的，他仍然想凭借东晋的册封，表面上复兴帝室，实际上扩充自己的势力。
公元320年，裴嶷从建康回国后，东晋遣使拜慕容廆为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不久，加封官爵“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不仅送了“丹书铁券”[55]，而且在东北地区依据“承制”来设置官署，之后设置了平州的地方官吏。
公元331年，慕容廆的僚属宋该等这样说道：廆因“位卑任重，等差无别”[56]，不能镇抚一些“华、夷”。应该上表升廆的官爵。但慕容廆终于没有赢得东晋的册封而死。于是慕容皝继承父业。
公元337年，镇军右长史封弈等认为慕容廆处于“任重位轻”[57]的状态，因此劝慕容皝称燕王，既而慕容皝即燕王位。皝虽自称为燕王，但没有赢得东晋的朝命。因此公元339年，派遣长史刘翔（别称为刘祥）、参军鞠运，不仅报告后赵的大捷以及不得已自称燕王的理由，而且主张大举发兵而恢复中原。公元341年，刘翔一行到达建康，并最终得到了对慕容皝的大将军、燕王的承认。当时刘翔曾说道：在北方，刘、石氏构乱时，没有听说过“中华公卿之胄”[58]能与他们对抗。“独慕容镇军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击众，屡殄强敌……慕容镇军枕戈待旦，志殄凶逆”[59]；现在没有一个部落不归附于石虎，但“惟慕容镇军翼戴天子，精贯白日……今朝廷乃矜惜虚名，沮抑忠顺，岂社稷之长计乎！”[60]。在一些包括刘翔在内的归附于慕容部的汉族士人的眼中，“中华公卿之胄”中的确没有一个能像慕容廆父子那样“翼戴天子”，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慕容部的确抓住了“勤王”旗帜，凭借汉族士人的统治方略来使其势力发展到了河北地区。
公元345年，慕容皝认为过去诸侯即位时，各个都称元年。因此从此起，不再使用东晋的年号，而自称十二年了。到公元352年，慕容皝对已来到前燕的东晋使臣说道：“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61]。慕容
乘后赵内乱占有河北，并打倒冉闵势力后，不但不需要“勤王”旗帜以及东晋的册封，而且在把实力继续扩大时，引起与东晋的冲突，他就决定自称皇帝了。值得一提的是，从“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许之”[62]来看，慕容称帝是不可避免的。
四、十六国后期没有出现“勤王”旗帜的局面的原因
前秦统一的局面因“淝水之战”的败北，受到严峻的打击，北方重新呈现出混乱、分裂的状态。尤其在中原、河西、华北等任何地区都没有出现象十六国前期那样，凭借“勤王”旗帜确保统治基础、进而巩固根据地的局面。这样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
十六国前期已经有了汉族士人对北方异民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倒戈授人也”[63]的民族蔑视感以及和他们不能共处的“异类”现象。虽然汉族士人各有各的理由来协力这些政权，但他们任职时，仍然强烈地存在“思晋”心态。随着刘汉、后赵的灭亡，前燕掌握了以关东为主的华北地区，前秦掌握了整个中原地区，经过前燕和前秦的对峙状态后，北方重新由苻坚统一起来，汉族士人包括百姓亲身感受到北方民族统治者的贤明。而且对于汉族下级官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仕于这些北方民族政权反而比南方汉族王朝更容易。
首先，到了十六国后期，“勤王”旗帜这种观念性的策略不如实质性的措施对汉族或北方民族更有号召力。如后燕乐浪王慕容温镇于中山时，因遭到丁零翟真的威胁，所以做了“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64]的措施。而慕容农镇于龙城时，“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65]。这些例子都是直接和百姓、兵士有关的，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虽然百姓归附于某一个集团、政权，但如果过了一定的时间仍没有出现好的前景的话，他们会有“去就”的想法。如关西豪杰认为前秦灭亡后，可由姚苌来把“天下之事”安定下来。但姚苌处于“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的情况，“远近咸怀去就之计”[66]。后燕主慕容垂长时间不断攻击邺城，但没有陷落下来，这时就有了“远近闻之，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67]的情景。
第三，按照自己的能力程度、或者周围势力安排，各个不同的政权提出了各自的策略。如吕光遣使以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时，秃发乌孤对其使者说道：“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68]。公元401年，秃发利鹿孤僭称为河西王的时候，其将军金俞勿崘向其进言：我们世世代代在北方发挥威势，应“今建大号，诚顺天心”，如果只是“宁居乐土”、“仓府粟帛”，不仅不能把大业遗传给后代，而且将引起敌人的侵略野心。因此提出了“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69]的策略。秃发利鹿孤也对金俞勿崘的意见很肯定。虽然这种场面也出现于十六国前期，但我认为：到十六国后期各个政权统治者都抱有这种策略，与十六国前期相比多而更加明确，也更有具体性。
第四，西晋灭亡后，作为流寓政权的东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小，这也使得对“奉晋正朔”的忽视，而各自想自立独行。如公元326年，前凉主张骏与大成做“修好”关系，并在传达的书信里讲到“劝成主雄去尊号，称藩于晋”。对此，李雄答信里以“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70]的借口避免其难局。虽然这并不是十六国后期的例文，但能给我们一个线索，即时间的推移下东晋（南朝）的“德声”仍然不振作，北方民族政权是不考虑实行“奉晋正朔”的。
第五，汉族士人包括百姓对异民族的看法、观念有一些变化。如公元385年，西燕主慕容冲进攻长安时，苻坚亲自迎战，遭到“飞矢满体，流血淋漓”的重伤。慕容冲因放任兵士进行掠夺，所以引起了“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的情景。这时，当地三十余堡壁主一起推平远将军赵敖为盟主，为能救援苻坚“冒难遣兵粮”。而“三辅之民”中，受慕容冲侵害的人暗地里派人到苻坚那里去，让苻坚“遣兵攻冲”，并为他放火内应，因此招致苻坚“甚哀诸卿忠诚！”[71]的感动。三十余堡壁主以及他们所派的兵士与“三辅之民”确实是汉族士人及百姓。我认为：他们在苻坚统治前秦时直接受到他的恩德。前秦已走上灭亡的道路，苻坚遭到这样的困难，他们却主动这样做了。可见汉族士人及百姓对北方异民族的看法、观念确有变化。
收稿日期：20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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