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及其未来预测论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统计局论文,流动人口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04)03-0018-08
流动人口问题与现代化的关系已成为当今理论界及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得到政府的深切关注。现代化的概念有许多，比较起来，笔者认为这样一个结论较为理想，即“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相互依存、相互碰撞所达到的相对发达的状态。对一国、一地区的现代化研究，应当涉及对一国、一地区的制度架构、生态环境、治安状况、外来人口、社会诚信等问题的研究。”[1]鉴于此，与流动人口相关的问题不能不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比重。
一、流动人口与现代化
流动人口与现代化的关系，说到底是农民问题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遇到的问题，也是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简单地讲，现代化就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就是对农业的改造过程。现代化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对各国实现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20世纪70年代后，专家们对于现代化有了更全面的分析。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是无限的延续，有始有终。工业化的实现就是现代化完成的重要标志。当今许多西方国家早已越过这一历程。他们的发展之路使得现代化的认识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不仅对现代化有了不断更新的认识，而且根据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总结了现代化的量及质的测试指标。其中既有经济增长指标，也有社会发展指标。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拉西特Russett（法）十项指标，并为国际上众多专家所认可。在陈剑、夏沁芳合著的《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一书中曾对此说明，称英格尔斯指标体系是介绍拉西特Russett的研究成果。因他所介绍，人们就习惯称其为英格尔斯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共有十个指标：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二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至少达到12%-15%；三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45%；四是非农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五是成人识字超过80%；六是大学普及第10%-15%；七是人口城市化50%以上；八是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为2人以上；九是出生时预期寿命70岁；十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专家认为一些指标偏低。但总体来说，从欧美国家现代化完成或结束时所显示的标志看，应是：人口转变结束；工业化过程结束；社会公平、公正程度成为社会主旋律；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已切实实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人口转变结束”是与流动人口问题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一项指标。这即是说其他指标也与流动人口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人口转变”的内容是指：一是人口城市化水平；二是非农业化水平；三是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城市化进程是指人口城市化的比重，也就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状况。这种状况在世界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如20世纪末城市人口平均比重已达到45%以上。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产业结构上看，应是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及第三产业，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用这一指标考察，现代化已成为一个国际上通用的重要指标。城市化不仅仅是指城市的中心地区，还应包括城市之边缘地带，二者的比例应适度。当前，世界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超过45%。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在现代化完成或结束时，这一特殊的指标都已超过65%；发展中国家均已超过40%；我国在2000年达到36%。可见，我国现代化建设离该指标还有较大差距。还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量化的指标，还有质的指标，要双向定位，即从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及流动人口自身转化的态势双向去探讨。也就是说，并非大量的农村人口一齐涌入城市就是人口城市化。这并非是对农业的改造，仅是农民的简单移位，其结果同样会形成城市的农民区、城市中的农业人口群，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不可将农村人口流入与城市化相提并论。农民进城应该是：要有能力参与其他社会成员在广泛空间范围内的相互利用，有能力普遍参加经济和政治事务，即有能力直接参加到现代化各项工作中去。就我国现有的经济、政治状态，政府及社会还不能为他们的全体提供这样的机会；即便有这样的机会，依人们的现有文化、科学等素质状况，也不能完全参加到这些活动中来。可见，“人口转变”还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与此同时，人口转变还有一个非农化过程结束的问题。历史规律表明，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过程，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非农化过程，也是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乃至四产业转移的结束。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三种产业就业的比例一般是5:30:65。5%或低于5%的农业就业比重应该是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就已低于3%，非农业程度超过97%。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处在较低的比例上，仅超过50%。如果与其他完成工业化或非农业化的国家相比，相差尚远。
人口转变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质量的问题，即人口实现零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死亡率也在下降。现在许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人口增长已成为负增长。而我国尽管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人口增长速度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人口问题有所缓解，但人口增长趋势仍不可挡，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仍是一大社会问题；距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为时尚早。
与上述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就业问题就在其中。如前所述，社会使所有人有机会参与政治及经济活动。这仍然是一个较远的目标。有来自两方面的困惑：一是现有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难题。政府及社会即使为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经济事务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或大多数人也不能完全投入其中或完全胜任。如北京市作出的关于对2004年流动人口的需求报告中说，所需人口就业指标是要求就业人中最少有40%具有技术职称。这一指标已不是流动人口自身所能启动的。我国及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现状都与此要求有非常大的差距。也就是说需与供存在不小的差距。二是社会经济、政治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完整的机会。三是社会保障覆盖率问题。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市场经济尚处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全，距工业化还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不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还未建立这样的社会机制，还不能为社会做出如此庞杂的社会承诺，不具备这样的国家能力。况且，中国的人口压力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不能不深感焦虑的社会问题。不能建立一个覆盖九亿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从未遇到也不可能遇到的难题。这一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占的位置是衡量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成熟程度的主要指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可见，在我国实现“人口转变”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在中国建设现代化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就需要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为人口转变提供无限丰富的经济实力。但一切都不是在完好的经济条件实现后才能达到的，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工业化程度能够供给多少，人口转变就可以实现多少。应特别指出的是流动人口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并非总是被动的，具有相应的主动性。这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农业人口自身的努力状况。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使之能够参与城市政治及经济事务；也需要城市能够为他们提供参与城市政治及经济事务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全面的保障体系。这是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到，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民城市化过程。当然城市化还包括对农村城市化的改造。因而在讨论该问题时，应将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摆在我们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忽视或轻视这一问题，都是对现代化建设理解的偏颇。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没有农业人口的转移，也就没有流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没有流动人口的这一过程也就没有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也就是无的放矢。流动人口的量绝非一般的数量表现，这种量表现着城市化的质。
二、认识流动人口的现状对实现现代化的影响——对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统计现状的质疑及其影响的讨论
前面对流动人口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论述，阐明了流动人口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它对政府决策及社会变革的影响。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状况也决定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进程。如果对其数量与质量的认识有误，必然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最终影响着工业化的进程。因为，政府研究确定“人口转变”问题时，是以上述三大变化因素作为基础的，对其基础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有统计的出发点、势态及状况却令人不安。
第一，人口城市化水平。在研究这一指标时，应正视城市人口比重。我国流动人口的大多数或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破了城市人口的构成格局，使城市人口资源发生巨大变化。城市许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都要随着流动人口的出现而发生重大改变。人口的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人口空间转移；也是一个能量转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发生自身改变的一个重大转折，带来了城市与他们自身双向的巨大革命。其数量与现代化应相符，即最少需达到65%。这个数量的要求是一个城市化的量的考察，也是对城市化的质的考察。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尚不能达到国际化认可的这样高的指标，但至少应理清现有的底数。没有一个基本的底数就没有目标，也不可能制定切合实际的有关流动人口的一系列诸如就业、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对策。这一指标不能不是政府建设城市化、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其求实性、科学性、宏观性至关重要。但我国现有的流动人口统计思路及结果都存在着重大的偏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流动人口数量为1.21亿。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即农民成分约为1亿。这一数字应是权威性的数字统计。但只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及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数字存在着较大的失真。其统计的依据尚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关键在于统计依据，因为统计依据尚有差距，则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及其农民入城后的认识就会出现偏差，对城市化及现代化的认识也会出现失真，从而对政府的决策提供非理想的依据，导致政府政策的危机。在以往的统计中，我国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统计的基本依据是“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依据“三证”的统计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对进城农民中有证人员的统计较为准确。实际上即对进城的一部分农民工的统计较为准确。这些持“三证”的人员多为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人口。他们大多数有较稳定的职业，有较固定的住所，有较稳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的统计较为客观，也是较为真实的。二是这种统计仅涵盖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或与全部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未能找到职业的进城农民、尚无住所的人等仍然滞留在城市中。但这些人群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数字。
从上述表述可知，那些无职业者、流浪者或正在寻职者等并未统计在其中。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带来许多认识的误区及对策上的失误。这些无职业者、流浪者在城市中又是怎样的状况呢？他们的处境及生存状况又如何呢？如果说为农民工讨回工资是解决当前农民工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的话，也只是对已经有所职、有所业的农民工而言。城市无证的流动人口多为无业人员，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工，他们又该向社会讨回什么呢？他们连自身的基本生存都难保，还能保家庭、保子女教育等权利权益吗？他们已成为新时代的真正无产者、无业者，在城市中出现乞丐群体现象、卖花幼童现象、站街女现象、城市农民村现象、贫民窟现象、山民现象、窝棚现象、职业卖血者现象、自杀现象、犯罪现象等等就不足为奇了。对此问题的忽视或轻视及无视，是一种极大的危机。如果说统计失真，还不如说是经过这样的统计，丢掉了社会对进城农民无业人员的关注，丢掉了政府对无业人员的关注，丢掉了社会对另一部分进城农民及其利益的关注，也就是丢掉了对相当多的存在于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如何城市化的关注，政府就失去了很大部分应负的社会责任。即使从经济等方面说，一个城市工业化的实现，也是极其不完整的现代化。对这一部分人的存在的忽视，恰恰是我们工作的重大失误。既往我们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基本上是以有职业的流动人口为统计基线的。因此，我们的政策或法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无证人员”制定了“收容遣送的规定”，也就出现了孙志刚事件和类似事件及其他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如果这样统计的话，显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本”，会削弱社会对政府的信任。这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
第二，农民进城引起城市的巨大革命。城市要为流动人口创造可容性空间。流动人口要以主人翁姿态及身份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真正一员。可见，农民进城必然影响城市的人口结构。农民入城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是农民应对进城创造推力。所谓推力，并非将农民随意迁入城市，而是在农业自身发展中，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地有条件地推入城市，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二、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中来，即参与到城市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中来，而不是消极地入城而已。城市也逐渐为入城农民创造加入城市政治及经济事务中来的条件，即城市要为流动人口创造拉力。这种拉力带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因为就城市化而言，兼有更大的任务创造更大的市场将农村人口引入城市，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入市机会及就业机会。这样，才能逐渐创造一个较为合适的产业比例，达到一、二、三产业的5:30:65之比的国际化水平。现在城市虽然有着许多机会，但极不平衡。农民盲目地涌入大城市，那是因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要多一些，大城市又与中小城市存在巨大的繁荣及生活等级差。但并非大部分城市都具有这样的魅力。就大城市而言，其可容性也极有限。依北京市对2004年所需劳力的统计，2004年将有64万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新增岗位仅有37万，最少还有27万的空缺存在。还要看到这个数据的特殊性，第一，能获取这样的信息并计划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对这样的市场信息一无所知，尚处于盲目游离状态，还在城市中盲目地面对劳动力市场。第二，劳动力市场对所需人才的质量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就这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37万人中，市场的需求是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占39.3%。可见，大专以上的需求量是4.8万。而求职者中符合要求者还不到10%，即不到6.4万。这意味着还有57万获取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人不能就业。如果将那些未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流动人口也统计在内的话，那将是一个更大的不可就业群。劳动力市场中供与求之间的矛盾，一是进入市场的总量超量；二是在市场能够解决的并为其所需的量又太少，即符合条件的太少，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就业率太低，显然，失业率比例太高。但他们已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游离着。这些无职业者的“自由”是一个极大的现实，也是潜在的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失业是社会阶层走向分裂及违法犯罪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三，人口转移中的出生率问题。农民入市的生存现实是一部分人已纳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如愿。他们都不在统计之中，更何况他们的生育率问题，更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概念。生育率是人口素质的一个根本问题。当无职业者成为完全的“自由”人时，他们的生育也成为完全的“自由”行为。就这些公民而言，控制生育率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我们讨论流动人口的现状时，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福利覆盖率问题。显然，那些未能找到职业者也不可能享受社会福利的“惠顾”。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安定职业的社会，也就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较充分的社会福利。
三、真实数据的来源及意义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仅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他们的福利等问题，而在于我们的理念是否已经将农民工问题提到与现代化的关系上来。我们讨论的起点是探讨如何务实地将流动人口数量理清及这样做的社会意义。
在讨论理清流动人口的数量时，在理念上需要有所改变。在统计方法上，还缺少科学的手段。所谓理念上的更新，是指需要建立正确的统计观，即将流动人口作为什么样的对象去考察。流动人口现象一方面是现代化、城市化之必须，另一方面则是流动人口同样也是建设现代化的动力。诚然，并非所有的流动人口都为现实城市建设所需。但强大的后备军并非为着一个或几个城市而存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现有统计中存在的将无证人员作为非正式流动人口统计之说。也可以讲，我们的现代化理念或多或少还存在着某种误解。当然，我们讨论此问题时并非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而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思路与机制。如，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对以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大军，如果按照入城有“三证”者去统计，势必将那些无“三证”者排斥在外。以“三证”为基数的统计方法也是对无“三证”者存在的否定而又不作统计的一种承认。但其客观的存在并不因为不加统计而自行消失。这种人为地“消失”又带来了对策上的潜在问题。仅从笔者及课题组最近在深圳的一次调查看，就已显现出问题的严重性。深圳市是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城市。我们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并未以全市的情况作基数，而是在人口最少的区中以最小的单位为基线进行调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样具有说服力。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居住在该区出租屋中的流动人口共有10万，其中有“三证”者为9万；无证人员为1万。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并不表明这一数字是该区的全部流动人口，而是可统计的居住在出租屋中在职及无业的流动人口的统计数字。其二，应注意的是这1万无证者也仅仅是有相对固定住所的人。他们大多数有可投靠处。其三，这9万持证者都是在该市中已经找到一个相对固定职业的人。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即究竟无职业者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人是无居处者或无临时居所者。即便是从这样极不完全的统计中也可发现有十分之一为无职业者并且是在出租屋中居住的流动人口。这一城市有职业的流动人口共有七百多万，如果按这样的比例类推，并且通过对出租屋的统计，就有70万人可能是住在出租屋中的无职业者。但经过对该市的犯罪人口的统计，又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约有70%以上的犯罪者系流动人口，这些犯罪人口又多为无职业、无固定住所者。这样的统计发生了巨大的反差，那就是这些无业者到底有多少，无业及无居所者又有多少。更严重的是这些无职业者、无居所者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没有为他们提供服务，却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发现一个，遣送一个。这样的“关注”其成效如何呢？这些无住所者、无职业者并不都是违法者，也不是社会的敌人，但他们显然已成为社会或一些为官者逃避自身责任的一件“法宝”。也就是说，第一，社会没有做出一种姿态，对他们的现实予以关切，认真计量他们的现实存有数，研究他们的现状，对他们实施有效的对策，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予以有效保障等。第二，这种“敌视”也给了那些有权违法者利用权力任意侵害、侵犯这些人的权益及权利，甚至剥夺这些人的生命的机会。第三，“物极必反”，一些人会以此为由，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对社会的依托，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成了他们的唯一出路。各地的统计数字都表明，流动人口中的犯罪人口主要是无业的流动人口。第四，会出现一种非常可怕的逆向循环，即认为问题出现在流动人口之中，特别是无业的流动人口之中，于是就将“斗争”的矛头、打击的对象直指流动人口中的无业人口，这显然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第五，另外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是：在将其遣送或驱逐至城外时，送者未回而被送者即已返回。这已成为遣送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些犯罪者反而可做出另外的反应。他们认为政府已无办法，于是还向其他地方乃至家乡的人呼唤，传递“无证”也可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信息。其结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将其性质定位错误的话，从研究现代化的视角而言，不仅与现代化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弛。第六，也给了许多顾主更大的胆量，无限制地侵犯流动人口的权利。由于社会上闲散流动人口的权利被侵犯，流动人口在事实上就被认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无报酬的加班加点已是家常便饭，工资被克扣，工作随意被辞退，甚至人身权利也缺乏保障。他们的被动到了完全无保护的状态。一些企业老板和经营者之所以敢于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些无证或无“三证”的流动人口是如此的松散、如此的“无助”、如此的易于被侵害、如此的无法律保护，便乘虚而入，“无法无天”。这显然不是当代中国应有的现象，不是现代化时期的现象。这与现实的社会制度相差太远，与法制社会相差太远，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差太远。
四、正确统计流动人口的对策
对流动人口如何计量，已经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它的正确统计关系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关系着政府的决策，关系着现代化或城市化的实现。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这一理念首先由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在实现这一理念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人类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经验，有教训。有些问题的存在是其社会弊端产生的。但其必竟为先行，必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他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及行之有效的对策。在流动人口问题上，在理念和机制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有着自身的特色：农村中有着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难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措施也在所难免。但这些问题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样会酿成人为的膨胀的社会问题，目前已日显突出。前已论述，在流动人口统计中存在的弊端就是突出的现实。当然当前存在的或发生的流动人口问题并非都源自统计中的问题。但统计问题所带来的负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况且统计问题已非简单的数字问题，数字中所含有的或潜在存在的社会问题才是其实质，因此统计科学化是不能回避的。所谓科学化，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正视流动人口的现实存在。即流动人口既包括有“三证”者，也包括无证人员。现在虽然取消了暂住证，也还会有人无证或未携带证明即无任何证明，不能因此将其排斥在流动人口之外；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违法、犯罪及沿街丐讨影响市容等而漠视或歧视流动人口中的无证人员的整体及个体；更不能因为其无证而采取非权利本位的措施，对他们实施“驱逐出境”的恶劣手段。统计中正视他们的存在是求实的态度。但在我们的实施对策中，并未将他们统计在流动人口之内。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流动人口中的一切问题，比如没有纳入统计的流动人口的人权问题、住宅问题、就业问题、选举权问题、生育问题等等不能解决。流动人口中存在的犯罪问题同样是不能忽略的。对这些问题的统计如果出现不应有的空白，得出的结论将是一个又一个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的乃至错误的结论。正视他们的存在，才能正视和发现他们中存在的问题，也才会有意识地将他们中存在的问题摆到相应的议事日程上来。因而将他们统计在流动人口之中才是求实的观念，才是现代化建设的理念。
第二，以正确的政策引导他们，使他们同样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社会对他们的承认，是他们自身认识存在的客观条件，即请他们“浮出水面”，而不是“沉入深渊”；让他们以合法的存在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不是偷偷摸摸地生存。如，一些人将自产的农产品或转运来的农产品在城市中出售，只能找特殊区域出售，仅是由于他们摆放的区位不对或不合某些规定，于是一些工商部门甚至公安部门开车驱赶，对人采取驱赶式，将那些未及躲避者强行带走；对物则砸、撒、毁，将他们的运输工具强行拖走，将其计量器具毁坏。这样，自然会引起公愤或群众的不满。因而，许多无证操业者、无证人员转入地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自谋职业者。如果不将这些人统计在人口数字中，显然是一种失误。可见，为他们营造合法存在的位置、客观承认他们的存在，并将其纳入我们的视野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客观的求实的作法，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
城乡差别是流动人口存在的根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所以与发展中国家不同，是发生了与我们相反的变化即城市逆流，人口从城市向农村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除或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这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确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我们的观念要变，流动人口自身也应有观念的变化。以前因为我们的对策有误，导致一些流动人口因无暂住证而被排除在外，也使我们对他们的统计产生失误。无视他们存在的统计或仅就暂住出租屋的统计，都难以做到对流动人口的正确统计。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行之有效的政策应该有利于流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合法合理、理直气壮及主动地向社会、向政府公开自身的存在。这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带有一定行政强制性的，寓服务于管理之中的政策。有些政策可以转化为以法律的形式推出。不过，它们也应有自身特殊的模式，那就是为着实现这些内容，应采用动静结合的办法。
所谓动态管理登记制是指：将动态的流动人口分类管理，即将闲散于社会的流动人口分类管理，在管理中确定统计模式。社会闲散流动人口基本上有以下四大类：一类是无业而力争求职者，并具有劳动能力。如在红灯闪亮、机动车停驶时穿梭于交通要道道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卖报的售报人，在非售货点的售货者等。应当给予他们服务性的帮助，帮助他们找到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设法帮助他们组织成立自己的机构，寻找到工作单位等。工商部门等不是派工作人员驱赶他们，服务性的工作才是他们应做的事。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却不想求职者。应尽量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的沿街乞讨者找到工作；对那些有劳动能力又无技能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培训。第三类是无劳动能力也无法求职者。如对那些确实无工作能力的重伤残废乞讨者，应建立有关的救助机构予以救助。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但并不想获得劳动职业，而是欲寻不劳而获者。对那些夜间站街女应强制办班。对于这些人“办班是好办法”。不能因为她们的“无礼”而束手无策。对那些该上学的适龄儿童应帮助他们找到家长，使其能够上学等等。对上述这些人，应在动态管理中实施人口登记。所有这些登记都实行无收费的流动人口登记制。在动态管理中实施统计应该是一个符合现实的做法。
所谓静态管理制是指在流动人口处于静态中实施登记制，建立管理系统。如所有的流动人口无论其有无职业、有无工作，也不论其姓别、年龄、来源等，一律以居住地管理登记制，即以“屋”作为基础。凡是流动人口都有住处。这是统计的基点。在这方面，湖北省武昌市中华路派出所的做法值得推崇。他们建立的“社区警务信息系统”就是这种极为有效的管理办法。在这一系统中，只要用鼠标点击房屋分布图，出租屋及空房的情况即呈现在眼前：是有人住还是无人住，有人住是什么样的人住等一目了然。以此登记，虽然不会无一遗漏，却是较为理想的手段。（注：“以屋管人”：破解社区6治安难题[N].人民公安报.2003-12-26.）
除此之外，还有双向统计法，即流出地及流入地统计法。上述已经对流入地统计做了研究，而流出地尚无人问津。流出地是从宏观上做的统计，可能不知道其流向何方，但可了解总的流出人数。虽有一定的困难，但不这样做，很难就流动人口的动态状况做全面的了解。
五、流动人口未来预测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流动人口应向现代化国际量化标准之路发展，即农村人口入城率应达到65%。这一数字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我国有9亿农民，以此计算应有约6亿农民入城。就目前而言，仅有1亿人入城，但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数字。所谓不稳定，一是指还有大量的农民后备军等待入城；另外一个含义是指现在虽然人在城市，但仍有可能返乡。但总的趋势是入城大于返乡。如果倒过来返乡者多于入城者，即说明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后退；另一则说明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就目前而言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02年公布的专家分析情况，2002年后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持续下去，但其格局不会改变。事实果真如此吗？因为前述统计的不合理性，也带来这种分析的不可靠性。因而对今后的预测也有差距。可是，从多视角透视现实与未来，我们会看到有可能突破国家统计局的预测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也在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运作的。
从宏观视角透视，社会的总体发展规律是我们分析的始点。如：工业化必然带来农民走向城市；开放的世界人口流动是必然；城乡之间的差距永远是吸引农民流向城市的动力；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农业也逐步走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所释放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填补城市劳动力之不足等等。这些规律决定着流动人口的流向，不会有所停歇。
从微观分析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一个现实又长远的存在，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流向城市并非一个时期就可结束。无比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吸引下，到城市去务工、去学习、去感受、去实践、去提高，这既是个人的需要，也是现代化的需要。
就现实而言，也远远超越了国家的统计结果。据北京市的统计，2003年已有流动人口389万，远远超过了329万的预期数量。广东省是流动人口大省，现有流动人口已超2100万。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仅住在出租屋的非“三证”人员就应增加210万。现实状况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数量，何况广东属于最具吸引力的省份，因而我们预测还会有大的突破。
这一预测结果已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数字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它所反映的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是我们研究城市化及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因而，在对待这样的数据时，要慎而又慎。我们所面临的流动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人口问题，而是与我国的城市化及现代化相关联的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治问题。最主要的是涉及这些人口的就业、住房、教育、生育及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诸如治安问题、违法犯罪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形成与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链。这些都需要社会去组织、去调查、去研究。对人口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一切问题的实质都是以人为根本，一切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与推行也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因而关于流动人口数量的统计及其真实性的研究还将会继续下去。
但是，流动人口流向的格局将会有所变化。因为，从宏观上讲，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格局的变化，自然带来流动人口格局的改变。如西部的大开发，东北经济的振兴，所需劳力是一个极大的市场。流动人口的西进及北上将是一个必然趋势。依笔者对陕西榆林的调查，因当地天然气的天发，流动人口已大量涌入。从中观上看，新一轮经济发展潮是，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加快，许多民工留于本地。从微观上讲，一些沿海沿边经济开发区已出现了饱和态势。加之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工资增长缓慢及所需熟练工增多等原因，致使民工不再“孔雀东南飞”，而是多向流动。近来广东东莞的缺工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流动人口格局的改变已出现新的动向。它必然带来许多认识及政策上的变化。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还倡言，我们应学习西方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做法，成立专职的研究机构。目前，我国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人员、机构不少，但很分散。笔者建议，国家应组织有关专家和各方面的研究人员，成立相应的研究基地或其他形式的研究机构。将这些研究资源集中使用，集中提供经费，并使其成为永久性的研究机构。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山东、河南两省考察时指出：“切实解决好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处理好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系，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上来。要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这一讲话精神给本文课题之继续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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