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欧大陆论文,四天论文,观念论文,世界论文,五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阿拉伯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它与古代印度、中国、拜占庭之间的接触与往来异常频繁，这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物种与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并且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碰撞与交锋，对于加深各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认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世界诸王的记载与评价，其中有一段阿拉伯人与一位中国皇帝之间的对话特别引人注目，学者们历来对其持怀疑态度。但是通过对这段对话及其相关内容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了解阿拉伯甚至印度有关世界认知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传及其影响。 一、一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皇帝的“世界观” 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留下了一段来自巴士拉城的阿拉伯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ab)与一位中国皇帝的对话。①这位中国皇帝一般被认为是唐朝末年的僖宗皇帝(874-888年在位)。由于这段对话涉及对当时世界(指亚欧大陆)上主要五大帝王(国)的评述以及对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的描述，因此历来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在这段对话中，中国皇帝对瓦哈卜提到，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五大帝王分别是伊拉克王、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其中，最令中国皇帝赞赏的是统治伊拉克的阿拉伯王，他不但打败了强大的萨珊王朝时的波斯帝国，而且还因为他所统治的区域最为广大，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所以被称为“诸王之王”；其次是中国皇帝，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善于治理国家的帝王，而且君臣关系相处得最为密切，臣民对他也最为忠诚，所以被称为“人类之王”；再次是与中国相邻的突厥王，因为他建立起来了一个横跨中亚与北亚广袤草原地带的游牧帝国，经常对中国和波斯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被称为“猛兽之王”；再其次是印度王，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大象是最受推崇的动物，是智慧、学识与财富的象征，甚至是这个国家形象的标志，所以又被称为“象之王”或“智慧之王”；最后，还有拜占庭王，据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男子是世界上长相最为出众和英俊的，所以又被称为“美男之王”。这位中国皇帝因此认为，这五个国家的帝王是世界上所有帝王之中的佼佼者，其余诸王都不如他们。 这段对话还提到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几种主要宗教。例如瓦哈卜在回答中国皇帝关于波斯帝国是如何被阿拉伯帝国消灭时，认为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不同所致。阿拉伯信仰伊斯兰教，受到真主的庇佑，所以取得了胜利；而波斯人亵渎了真主，他们只知道崇拜火，向着太阳和月亮下跪叩头，所以失败了。而拜火和向往光明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之为祆教、火祆教或拜火教)的主要宗教特征。 中国皇帝还让人拿出一个匣子，从里面取出一束束画卷，给瓦哈卜展示了皇家收藏的先知们的画像。皇帝对他们的事迹似乎也都很熟知，他指着一幅表现诺亚方舟故事的画像对瓦哈卜说：“关于诺亚，这个名字你确实说对了，至于洪水淹了整个大地，我们却不知道。洪水只在大地的部分区域泛滥，没有淹到我们的土地，也没有淹到印度。”他又指着摩西拄杖带领着以色列民众的像说：“听说摩西所在之国十分狭小，他的百姓又总跟他捣乱。”对耶稣骑驴和追随他的弟子们的画像说：“他传教时间不长，这事(传教)他最多不过做了三十个月多一点。”当看到表现先知穆罕默德和簇拥着他的信徒们都骑着骆驼，脚上穿着阿拉伯式的靴子，腰上牢牢地挂着一根很长的剔牙枝，皇帝对瓦哈卜说：“他和他的臣民统一了一个最大的国家，可是他没能亲眼看到统一后的盛世。他的后继人倒是看见了。”皇帝还给瓦哈卜观赏了许多其他先知的画像，“其中一个，用右手指着什么，拇指与食指合拢起来，那神态俨然揭示真理一般；另一个是手指苍穹，伫立不动。此外，还有各种不同形貌的先知。”其中用手指着什么、拇指与食指合拢起来的显然是佛陀；手指苍穹者大概是老子。此外，大概还有孔子、孟子等诸子像。所以翻译才对瓦哈卜说这些“先知”是他们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先知”。② 这段对话还见于另一部古代阿拉伯文献，即马苏第(Al-Masūdi，又译作麦斯欧迪)著的《黄金草原》，该书稍晚于《中国印度见闻录》，一般认为其资料来源有些就出自该书。③ 关于这段对话的真伪历来就有所争议，主要问题出在一位中国皇帝怎么可能承认阿拉伯为世界第一而自认为第二这句话上。④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中原王朝屈尊于其他政权之下，甚至向对方称臣的情况，如南北朝后期突厥强大时，北周、北齐政权竞相称臣纳贡，五代时后晋称臣于契丹，南宋称臣于金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唐朝，也曾称臣于突厥。⑤但在这段对话中，突出强调的是阿拉伯的“世界中心”地位，同时将中国、突厥、印度与拜占庭与之并列为“世界五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同时期的其他阿拉伯文献中，显然它反映的是阿拉伯人的一种“世界观”。 这段对话提到阿拉伯灭亡波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里的波斯是指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226-240年)推翻安息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萨珊王朝(Sassanidae，226-650年)，在中国文献中称为“波斯”⑥。约在隋末唐初，阿拉伯帝国兴起，向东扩展，波斯首当其冲。在阿拉伯人的侵逼下，萨珊王朝的波斯末王伊嗣俟(伊斯德吉勒三世，632-651年)曾三次向唐太宗求援，唐朝由于立国不久，加之路途遥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支持。637年，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底格里斯河畔)被攻陷。651年，波斯帝国灭亡，伊嗣俟的儿子卑路斯携其子泥涅斯流亡唐朝。707年泥涅斯在长安病逝。到唐僖宗接见瓦哈卜时，波斯亡国已经有两百多年。 关于皇家收藏的先知们的画像，瓦哈卜这样描述：“每幅先知的画像上，都写着一行行汉字。他推想，内中记载的可能是先知们的名字、他们所在国的位置、预言的内容，等等。”这倒颇为符合中国画的特征。至于诺亚、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的事迹，唐人应该早已有所耳闻。诺亚、摩西、耶稣为基督教的圣人，而基督教的波斯教会在唐初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大秦教或大秦景教。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中国长安，在唐朝受到礼遇，“帝(唐太宗)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并准许其在长安建寺传教。638年，还下诏赞扬该教“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并允许在全国传教。⑦唐高宗时下令在各州建景教寺院，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于是出现了“法流十道，国富玄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唐玄宗时，令宁王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并命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画像)于大秦寺供奉。744年，大秦国(东罗马帝国)传教士佶和来到唐朝，玄宗又诏与罗含、普论等17名传教士，于兴庆宫修功德，并御赐寺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宠任传教士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唐代宗每于圣诞日“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唐德宗也很尊重该教，于781年在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⑧在敦煌文书中曾发现过几种景教写经，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⑨其中《尊经》就提到摩西(Moses)，译作“牟世”。此外，还有《序听迷诗所经》，“此经标题原为三字《移—鼠迷—诗经》(Book of I-shuMi-shih-he)[即《耶稣弥赛亚经》(Book of Jesus Messiah)]。”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中提到圣母玛利亚，译作“童贞女末艳(Mo-yen)”；耶稣圣诞之事，译作“末艳怀孕后生一男孩名为移鼠(I-shu)”；耶稣弥赛亚(Jesus Missiah)，译作“移—鼠—弥—师—诃”(I-shu-Mi-shih-he)。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地还发现过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的断片，其中有圣母玛利亚及耶稣基督等赞美词。⑩2006年，在洛阳发现了一方立于814年(唐宪宗元和九年)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石经幢。(11)以此观之，唐代皇帝对基督教诸圣事迹有所了解，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再者，诺亚、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也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先知，(12)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伊斯兰教的东传，他们的传说和事迹自然也会传到唐朝。 阿拉伯帝国兴起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唐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史籍称其为大食。虽然中阿之间曾于公元751年爆发过著名的怛逻斯(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之战，但双方的友好往来却始终不断。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有一句名言鼓励他的门徒说：“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13)所以阿拉伯帝国派往中国唐朝的使节多达41次，(14)至于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更是络绎不绝。甚至当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时，阿拉伯帝国还曾派出军队施以援手，帮助唐朝从叛军手中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京。(15) 瓦哈卜到达中国，约在唐末大动乱爆发之前。当时阿拉伯帝国正处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黄金时代，中国史书上称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城巴格达。当时有许多中国的工商业者生活在那里，出生在巴士拉的阿拉伯著名学者查希兹(Al-Jahiz，775-868年)在《书信集》中曾说：“中国人擅长手工艺，什么锻造、熔炼、花样翻新的印染、旋工、雕刻、绘画、织布，无一不精。”(16)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匠曾经参与了新都巴格达城的建设，因此巴格达又有“中国国王的礼物”之称。(17) 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阿拉伯人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认识以及相关地理知识也纷纷传入中国，而伊斯兰教先知的传说和事迹自然也会传到唐朝，为唐人所了解和熟知。 二、古代阿拉伯的“世界观念” 在中国皇帝与阿拉伯人瓦哈卜的对话中提到的有关世界五王划分等次的类似内容，还见于《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其他部分。其中有一段讲到：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依次为阿拉伯人国王、中国国王、罗马人国王、印度国王。(18)这段内容比瓦哈卜的叙述还要早。 在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没有提到“猛兽之王”突厥王，前述五王就只有四王了。其二是对阿拉伯王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不过与前述借中国皇帝之口所强调的“领土最广、世界中心、诸国围绕”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此主要赞美的是其“伟大、富有、豪华”以及“无与伦比的宗教之主”，也即伊斯兰的代表，所以哈里发对其臣民来说是超越其他一切君主之上的“万王之王”；此外，对其他诸王则基本都没有予以评价。其三是罗马国王位于印度王之前。关于印度王，作者把他描写成是“穿耳孔人的国王巴拉哈-拉雅(Ballaha-raya)”，他说：“这个巴拉哈-拉雅，所有印度人都承认他尊贵，其他国王能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承认这一点：巴拉哈-拉雅的使臣来时，必须受到他们的祝福，以表示对其主人的崇敬。”(19)由此可见，这位国王其实就是指印度王。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黄金草原》有关“国王们的尊号”的记载：中国中原、突厥、印度、室利佛逝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国王都承认巴比伦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是世界上的第一君王。他在他们之间占有的位置就如同月亮在诸星辰中一般，因为由他统治的气候带是所有气候带中最为崇高的一个，他本人也是最为富裕和品质最为卓著的一个王子，他也是其政府中最为坚强和最谨慎的人。大家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一个“王中王”的尊号。有人把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作心脏在人体中的地位，或者是比作主要珍珠在项链中的位置。第二是印度国王或智慧国王、大象国王。第三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国王。第四是突厥国王，又被称为“野兽国王”和“马匹国王”。第五是拜占庭皇帝，他也被尊奉为人类的国王，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王子能统治比别国更为漂亮的人。天下的其他国王都处于同等地位，或彼此之间基本平等。(20) 在这段描述中所说的巴比伦国王，实际上应该就是指阿拉伯国王。称其为“世界上第一君王”“世界的中心”“王中王”等，这在古代两河流域兴起的诸王朝中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如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自称为“世界四方之王”(21)；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自称为“王中之王”(22)。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约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在一份文书中宣称：“我是居鲁士，宇宙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世界四方之王。”(23)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用三种文字刻写道：“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24)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所以，在这段话中抬高巴比伦国王的地位，其实是为了突出继承了两河流域诸王朝遗产的阿拉伯帝国的地位。 在这段描述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将印度的地位排在了中国和其他诸国之前，这在同时期其他阿拉伯古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情况。(25)它大概反映了10世纪时，阿拉伯与印度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空前密切，甚至超过了与其他诸国之间的来往，从而导致了阿拉伯人在对世界认识上的变化。 在这段记载中，另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将突厥国王描述成“占据着高昌(kūshān)城，统治着九姓乌古斯”，“享有‘回鹘汗(uyghurkhān)’的尊号”，这样的表述更符合10世纪时西域的国际政治新格局。突厥汗国早在8世纪中叶就已经败亡，继之而起的是回纥(后改称回鹘)。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在辽、宋史籍中称其王为阿萨兰汗[或作阿思懒，一作阿厮兰汉(汗)]，意为师(狮)子王。(26)在阿拉伯文献中称其为“猛兽之王”或“狮子之王”，(27)倒也是符合其实际情况。九姓乌古斯，又作九姓乌护，是存在于唐末五代宋辽时期中国西北部的乌古斯人回鹘部落联盟。在古突厥语里，“乌古斯”有“部落”“姓”“联盟”“箭”之意。中古时期，有“九姓回纥”“九姓铁勒”等部众，他们是在反突厥阿史那氏时形成的联盟。据法国汉学家哈密顿(James Hamilton)研究，九姓乌古斯(Toquz—θruz)联盟是由蒙古高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铁勒部族所组成，其时间可能为7世纪初年。在8世纪末9世纪初，在回鹘人领导下大举扩张，其中有一部分到达中亚咸海一带定居下来，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被伊斯兰化，所以被称为乌古斯。(28) 另一部古代阿拉伯文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的《道里邦国志》中，也有关于“古代地球上的诸国君主及其王国”的记载：伊夫里宗(Ifridhūn)曾经将大地分赐给他的三个儿子。一块给了塞赖姆(Salam)，塞赖姆就是统治西方的舍莱姆(Sharam)，他是罗马(Al-Rūm)诸王和粟特(Al-Sughd)诸王的祖先；另一块地给了突什(Tush)，突什就是统治东方的突吉(Tūj)，他是突厥(Al-Turk)诸王和中国诸王的祖先；第三块地给了伊朗(Iran)，伊朗就是伊朗舍赫尔(Iranshahr)的统治者伊莱吉(Iraj)。伊朗舍赫尔就是伊拉克(Irāq)，伊朗就是伊拉克诸王——库思老(Kasrā)的祖先。在“各地诸王的称号”中：伊拉克王的通行称号是库思老，也就是沙罕沙赫(shāhānshāh，意为“王中之王”)。罗马的国王，通称作恺撒(Qaysar)，也就是巴西勒(Bāsil)。突厥、吐蕃、可萨突厥诸国的君主均被叫作罕甘(Khāqān，即可汗)。中国的君主叫白鹤布尔(Baghbur，即天子)。以上诸王都是艾夫里宗(Afridhun)的子嗣。大印度的国王叫白勒海拉(Balhara)，即众王之王。(29) 在这段史料中，关于世界诸王的划分，实际上提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伊夫里宗将世界分给了三个儿子，分别是罗马诸王和粟特诸王的祖先、突厥诸王和中国诸王的祖先、伊朗和伊拉克诸王库思老的祖先。按照这种说法，世界划分为三个系统，即罗马—拜占庭系、突厥和中国系、伊拉克阿拉伯系。在这个系统中，突厥和中国合为一个系统，而印度则没有被提到。另一种是“王中之王”伊拉克王、罗马国王、突厥和吐蕃可汗、中国天子，他们都是艾夫里宗的子孙，而大印度国王白勒海拉虽然还是同样不在其列，但却特意强调其为印度的“众王之王”；另外还提到了东非诸王、东印度洋诸王、南海诸王及斯拉夫国王。这个系统的描述比较全面，并且已经具有了前述“五王”或“四主”说的雏形。所谓伊夫里宗或艾夫里宗应为同一意思。据宋岘先生解释：“波斯语人名，源自伊朗第一个统治阶级——菲什达德(Fishdād)的某位君主的名字——夫里宗(Fridhūn)。传说他即是《圣经》中的诺亚，也有传说他是双角王——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亚历山大。”(30)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曾经提到。《圣经》中说：诺亚夫妇有三个儿子，上帝在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选中了诺亚一家，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保存下来；(31)而“双角王”的传说则出现在《古兰经》故事中：“双角王这个远征的开拓者挺进到了马格里布。一路上，他的队伍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所以如此，是真主在支持他，向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使他常胜不败。”(32)关于“双角王”类型的故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流传，其原型是关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33)亚历山大大帝通过大规模的远征，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他死后，帝国迅速分裂为托勒密、塞琉古和马其顿三个王国。前述两种说法明显是受到了这两种传说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波斯、阿拉伯文化融合与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痕迹。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世界的描述还见于伊本·法基赫(Ibn Al-Faklh)的著述中引录阿卜杜勒(Abdallah bin’Amr al-As bin Wāil as-Sahamī)的记载：大地(世界)状似一只鸟，分为头、两翅、胸、尾等五部分。其头部乃中国，其右翅乃印度，其左翅乃(黑海的)可萨突厥人(Khazar)；其胸部是麦加(Mekke)、汉志(Hidjāz)、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其尾乃从扎特-胡马姆(Dzāt al-Humām，指埃及的边界地区)到马格里布的整个地区，该地区是鸟体最次要的部分。(34) 法基赫约为9世纪末10世纪初人，著有《各国志》(al-Buldan，又译作《列国志》)，约成书于902年。阿卜杜勒约卒于675年，他关于世界的描述应该是古代阿拉伯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资料了。(35)在这段描述中，虽然还没有出现关于世界诸国(王)的排序，但从阿拉伯地处胸部心脏地位、中国为头部、突厥和印度分别为两翼、西方为尾部最次要部分来看，已经有了后来阿拉伯古文献中关于世界诸王排序的萌芽。 三、印度、中国和中亚流传的“四天子说” 在前引《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无论是借中国皇帝之口所说的“五王说”，还是宣称印度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的“四主”说，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都来源于古代印度的“四天子说”(36)。 “四天子说”反映了佛教僧人的“世界”地理观，它最早见于东晋时从天竺来的僧人迦留陀迦(Kalodaka)译的《十二游经》：“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域，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37) 该经译于392年。“阎浮提”是梵文Jambudvipa的音译，又译作“赡部洲”“剡浮洲”。古代印度人认为，大地中央有赡部树(Jambu)，所以把人类居住的大地称为赡部洲。印度佛教徒根据他们的了解，把赡部洲看成是四天子所统治。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遣朱应、康泰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一带)，就听说了类似的传闻。据康泰等人返国后撰写的见闻录《外国传》(或称《吴时外国传》)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38) 这里的“外国”不外乎是他所出使的扶南或其他南海诸国。当时从印度到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非常频繁，包括扶南在内的南海诸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源自印度的这种“四天子说”自然也会传入这些地区。朱应、康泰等人在出使扶南时，恰逢天竺回访扶南的使者“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扶南王范)旃”，因具问天竺土俗，“以为在天地之中也”(39)。所以，康泰等人听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的“外国”，大概是指自称“在天地之中”的这两位印度使者所说。换言之，加上印度，正好应该符合“四天子说”。 东晋时赴印度求法的僧人智猛也听说过“四天子说”。据《高僧传·智猛传》载：“到罽宾国……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咨问方士，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40)所谓“猛传”，大约是指智猛回国后撰写的《游行外国传》一书，该书记载了他在印度的游历经过，其中应该就有他在罽宾国听到的关于“四天子”的说法。可惜该书早已亡佚，仅见于隋唐《经籍志》著录。(41) 到唐代，玄奘在西游印度回国后，撰成《大唐西域记》，展现了他所了解到的当时世界。他在序言中写道：“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42) 玄奘所说的世界是由人、马、宝、象四主所统治，但法师并未明言这四主究竟是指哪些地区或国家。一般来说，人主是指中国，象主是指印度，马主是指当时北方的突厥，宝主是指拂菻，也即东罗马帝国，(43)这样就和《十二游经》和《外国传》中的记载较相契合。但在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却又提到：“彼土常传，赡部一洲，四王所治。东谓脂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猃狁，主马王也。皆谓四国，藉斯以治，即因为言。”(44) 这里的“脂那”是指中国，“猃狁”对应的应该是突厥，宝主却明言是波斯。道宣曾参与过玄奘的译经工作，故伯希和推测他的记载当本诸玄奘亲口所传。道宣在另一部著作《释迦方志·中边篇》里也提到：“言赡部者，中梵天音，唐言译为轮王居处。言四轮王通局乃殊，住必南方也。……又此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躁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贤，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45)在这里，作者提到的“宝主”仅说是“胡国”，而没有具体指哪个国家，根据前述推测，这个“胡国”应该是指波斯。 总而言之，从魏晋时期的“四天子说”到玄奘、道宣笔下的“四天子说”，尽管内容大体一致，但是不同时代的叙述者所要传达出来的意思却不太一样。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地理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十二游经》和《外国传》中的“四天子”或“三天子”的指向都很明确，而到唐代玄奘和道宣的叙述中则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现象。 “四天子说”在中亚一带也有流传。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在这里就有相关的说法。据《新唐书·西域下·康国传》载：“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46)蔡鸿生先生认为，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使人联想起著名的“四天子”传说。何国城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不可能四方展开，只能作左、中、右配置，以致“四主”方位与传说有异，但其基本内容却是一致的。(47)许序雅先生则认为，蔡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城左”)，楼南墙为外墙，不便何王礼拜。所以，城楼仅有东、西、北三墙分别绘画(48)。何国位于康国和安国之间，被誉为“粟特的心脏”(49)，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图像化了的“四天子说”。(50) 中亚粟特古城片治肯特遗址(又译作喷赤干，在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位于撒马尔罕以东约七十公里)，即为唐代米国都城钵息德城。(51)在这里发现的一所宅院遗址里，也有关于掌管世界的四个(或更多)国王题材的绘画。(52)这类图像很明显源于萨珊波斯(见下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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