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产阶级论文,市民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政治参与
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东亚传统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应该说是中产阶级的崛起。1995年，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家庭在东亚（日本除外）有800万个，2000年将达到1600万个；年收入1.8万美元的家庭在1995年有1500万个，到2000年将达到7500万个。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东亚目前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力量还有待发展，但它已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新加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起飞到90年代，中产阶级人数有很大增长。以中产阶级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行政人员为例，据统计，在1957年他们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6.8%，1979年增至10.3%，1980年增加到了18.3%，1990年更增至24.2%，30年间增加了将近4倍（注：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如果把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公司职员和中小学教师也计算在内，比例就更高了。90年代初，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等都认识到“新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1980～2000年新加坡历次选举中支持反对党选票的不断增加无疑与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很大关系。1994年初在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非政府的社团组织达4562个（注：冯久玲：《亚洲的新路》，中译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随后的一年中，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中产阶级、无党派身份的医生和律师，他们自愿向反对派候选人或是向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这样的公民监督团体提供支持，而不是支持任何一个政党’”（注：塞缪尔·享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78页。）。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注：塞缪尔·享廷顿上引书，第77页。）。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而且经济水平较高，因此它的中产阶级应该说比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更为成熟和有实力。
在韩国，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白领工人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一些韩国学者（如韩尚金）指出，中产阶级自80年代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1987年6月国内的政治运动中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韩国8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是发生向政治多元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是哪些群体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呢？亨廷顿指出，在韩国，只有当“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后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注：塞缪尔·享廷顿上引书，第78页。）学生和工人长久的反权威主义制度的运动并没有对军人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起到根本作用的还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兴起的标志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壮大。除了反对党自80年代以来不断壮大外，诸如“绿色运动”、经济正义运动、女权运动、维护消费者运动等都有很大发展。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拥有专业技能，分布在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中，而且具有较明确的改革方向。他们虽然反对青年学生激进的反体制运动，但倾向于反对政治上任何镇压民众的独裁主义政权。
中产阶级是一个有文化、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和有主见的阶级，同时，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这些特点决定了随着它的队伍的壮大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去争取政治权利；并且，这种利益不是与集权政治相联系，而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相联系。在工业化的初期，市场还不发达和完善，或者说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同时，中产阶级也还很弱小，不能与传统势力相抗衡，因此，它只有在主张现代化的国家政治集团的卵翼下才能生存和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产阶级与主张集权政治的国家利益集团有一致性，双方不会发生大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中产阶级与实行集权统治的集团没有利益冲突，而是这种利益冲突比起它们在现代化和对付传统势力方面的一致性来要小得多。尽管自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主张集权的国家政治集团都力主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是它们本身都带有很多的传统，与各种传统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中产阶级是市场化的产物，而主张现代化的国家政治集团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所以，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中产阶级必然要与集权政治发生冲突。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民主化的浪潮和反对党势力的发展，其社会基础主要是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力量的壮大。
自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或地区日趋民营化的经济活动正不断渗透进在国家或地区指导和监督下发展起来的商品市场之中，这种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经济条件超出了单个家族的控制范围，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或地区控制之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在国家或地区所控制的范围之外表达政治意愿提供了基本的支撑。经济增长导致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和分化，扩大了对工程师、建筑师等专业人员的需求。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又导致教育和科研队伍的扩大以及媒体、服务业的发展。在拥有了自己的主体力量之后，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得以扩展并开始不断获得政治权力的尊重。东亚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国家或地区权力和经济体制进行冲击。尽管在起始点上依赖于国家或地区，但它日益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并有自己的活动领域。
90年代以来，日益强大的市场和中产阶级迫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不断向地方和民间出让权力。人们已经认识到，仅靠国家或地区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随经济增长而多元化和增大的各种需求，而是要更多地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来满足，这就需要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下放给它们，并使它们发展和成熟起来。东亚以往那种行政部门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作为政治权力退出经济领域的一个开端，从8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民营企业家、国际投资者和其他中产阶级正在成为亚洲社会的主宰。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自主性较大的社会组织。经济领域中有许多行业性和跨行业的商会组织；宗教领域中有许多教会和教会联合组织；知识界有许多独立的大学、报刊、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政治领域中有大量的反对党存在；此外还有许多独立的慈善性团体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由这些社会团体构成的市场社会要求限定国家或政府的行为空间，要求国家或地区接受法律的监督，并颁布和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和社会自由的法律。为实现主权在民，东亚民间新社会运动，诸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劳工运动等社会自立运动，正向全民运动的方向发展。
东亚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发展，是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自20世纪80年代到1997年，亚洲部分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1993年非政府组织的《曼谷宣言》的发表，实际上是亚洲非政府组织的一份宣言书，它宣告了非政府组织是亚洲社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和政治力量，也宣告了非政府组织将积极参与地区性的和国家的政治。总的来说，在近2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和缅甸的非政府组织处于劣势地位，菲律宾的则处于强势地位，不过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中有不少传统的因素。“亚洲非政府组织的前景和潜力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空间的扩大和收缩以及政府对它们的态度密切相关。”（注：In T.M.Shaw Edited,Government-NGO Relat-ions in Asia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People-Centred Deve-lopment,ST.Martin's Press,1995,p.22.）它们必须在国家或地区所设定的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活动。国家或地区经常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手段，如法律、行政和军事手段干预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非政府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按照泰勒的观点，市民社会产生的标志，从最低限度来说是，只要存在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一定数量的社团组织，就可以说市民社会初步形成了。从较充分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能够构建自身并协调自身的行为时，当这些组织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决策时，才能说较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了（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按照这种情况来看，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虽不能说市民社会已经成熟，并且发展极不平衡，但显然它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
东亚市民社会的形成首先是对以往东亚的国家或地区与社会一体化的模式构成了挑战。“市民社会通过多种群体与组织将自身同国家与政治机构相联系。通常影响国家与政治机构的市民社会的载体主要有专业组织、宗教组织、知识界、工会、学生组织、妇女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而在威权主义体制下，国家仅受控于官僚集团或军人群体。”（注：Chung-Si Ahn,"Economic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in Anek Laothamatas Edited:Democratizat-ion in Singapore,1997,p.239.）日益蓬勃发展的社会民间力量凭借已经获得的结社自由等现代法律提供的自由空间，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一方面，它通过向国家或地区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或地区内部产生分裂，并与国家或地区中的改革力量结成联盟，使其政策导向发生变化，从而向原有的权威体制输入了现代性因素；另一方面，这进一步导致了自身独立性的加强，从而出现国家或地区与社会的不断分离，最终形成二元互动模式。
社会结构和分层的变化为抵御国家或地区专制和权力垄断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市民社会的政治涵义是指在政府或地区控制之外有自己较为独立的活动领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个人、阶层和团体等正在进行民间的、自由的、有序的调整和组合，集中和重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对政府和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争取自由空间。尽管他们还远不能使一切权力归于社会，但已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原有的政治体制就受到了改革的压力，而与市民社会的权力相符合的政治体制呼之欲出。从国家或地区的卵翼下独立出来的市民社会不仅在平时不断起到抑制国家或地区权力过分膨胀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杜绝了羽翼未满的民主制度向独裁制度倒退的危险。在印尼，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反对党不但是导致苏哈托下台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是瓦希德推行民主改革的最强大和最基本的支持力量。1999年10月至2000年6月瓦希德迫使维兰托将军下台和对军队高层进行的三次大的改组都是在这些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成功的。军方强硬势力之所以没有发动军事反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社会民主势力强烈要求限制军队的特权和反权威主义的情绪十分高涨。
从文化上来看，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培育了东亚人民的现代意识。传统上，东亚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造就了人们顺从的习惯和意识，很少有自主的能力、反抗的勇气、冒险的精神和创造的欲望。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人们逐渐有了自治的体验，自尊与自信随之建立起来，与市民社会相称的公民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平等思想、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得到了发展。这种现代意识的形成使东亚各国或地区的人民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市民社会对现代意识的培育具有决定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现实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现代意识最早是从西方输入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文化就大量输入，当时各国或地区也出现了政治和社会多元化的局面，但是由于市民阶级在当时还远未发展起来，因此这种局面终于抵御不住权威主义的复归。只有当市民阶级自80年代以来逐步成熟之后，现代意识才真正成为民主的基础和动力。
由此看来，市民社会的形成构成了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主要动力。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家或地区不断退出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私有化改革和90年代后期以来的以中央权力下放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及时填补了政治权力淡出经济领域时留下的“主体空白”。在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过程中，市民社会逐渐担负起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代以来，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教育、环保和其他社会领域，东亚各国或地区正在发生着由国家或地区包办到社会承担的历史性的大转变。那些以往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程序之外的人民现在自发地组织在一起，有了固定和正式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例如台湾的新知基金会以关心妇女权益、支持不幸妇女、唤起女性自觉以鼓励女性追求自我成长的生活、达到两性平等为目标，自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发起街头请愿活动，并宣传和发动各阶层重视和保护妇女权益。印尼的450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组成国家环境论坛，迫使政府重视环保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了乱砍乱伐森林的行为。菲律宾还发生了非政府组织发动群众反对政府修建大型水库的行动。在人权领域更是经常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
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使得中产阶级的发展不平衡。在日本，中产阶级早已发展起来；在台湾、韩国、菲律宾，中产阶级近些年来不但发展较快，而且其利益组织也比较成熟；印尼和泰国的中产阶级及其利益组织尽管不很强大，但由于国内的政治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因此他们很关心政治民主；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尽管中产阶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政府对社会控制较严，因此他们的利益组织还发育得不够成熟。总的来说，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自身也发展得较快，人数急剧增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增大。因此一般来说，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印尼和香港都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国家或地区政府与社会的分离。菲律宾和印尼虽然中产阶级的比例并不很高，但其活动空间较大，因此市民社会的力量也体现出来；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很多人口至今还生活在落后的农村，中间阶层的人数还很有限，他们还要依附当地有势力的家族或政府来发展，因此市民社会的形成只是初步的，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结构。
在中产阶级的队伍中有两个阶层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现代企业家阶层，他们在现代产业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将那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技术、劳动力与资本——组织到生产过程中，从而加强了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经济后盾；二是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通过知识和文化的创新成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先导。企业家阶层和现代知识分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削弱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东亚的许多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依靠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进行生产和经营，许多华人企业家至今仍不得不借助权力获取高额利润。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勾结在一起。知识分子在培育和创造知识财富方面同样业绩欠佳，除日本外，多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世界知识创新的浪潮中几乎只扮演了旁观者和学生的角色。这是他们发育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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