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西学东渐”与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探析
赵崇华
摘 要： “西学东渐”促发了中西文化的冲击与融合，蕴含着开放意识和儆诫意识，是理解二十世纪初期文化特征的重要场域。王光祈正是处于此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在音乐领域奋勉耕耘、竭心探索，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拓出具有现代性审美的特征，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艺术文化现代性研究路径。本文首先厘清“西学东渐”与“现代性”的语义内涵，明晰王光祈音乐文化研究的历史节点与文化脉络；立足王光祈音乐领域的突出成果，辨析王光祈音乐文化的现代性品质；最后以重建当代音乐文化民族性、现代性、世界性的视角，分析王光祈音乐文化研究之价值，以期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步入世界现代音乐体系的方式与塑造我国音乐独特价值体系的文化视野。
关键词： 王光祈；音乐文化；西学东渐；现代性；民族性
讨论音乐文化的审美现代性，则需要从研究“现代”由时间观念转化为一种理念，以及审美现代性由隐形转化为显性开始，音乐领域才得以凸显审美现代性。同时，还需以整体视角对产生音乐的“现代”的社会历史情景、历史连接点以及连接与断裂进行考察。欧洲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化潮流，把地球上绝大多数文明带入现代性的轨道。在中国，从明朝末年到近代，欧洲及美国的科学技术、宗教哲学、人文思想经传教士、商人传入中国，中国文明有了外来的新元素，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开始了现代化转型。这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历史时期，被称为“西学东渐”。伴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学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落后等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步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时期。从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音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中国音乐发展也迈入现代化进程，融入具有艺术自律性以及转向本我的“现代意识”。受“现代意识”的驱使，启蒙、救国、审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音乐的主旋律，其中，民族性、现代性、世界性是其价值支点。王光祈音乐理论则是其中重要案例。多元文化层面中“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是探讨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的之要旨所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王光祈从西南一偶的四川来到云波诡谲的北平，接受近现代教育和“西学”，立志改良社会，创办“少年中国”学会，投身“工读互助团”；西渡德国，从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法律转向研究西欧音乐理论；从研究音乐理论本体转向新的研究方法；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音乐史的梳理转向给国人介绍西洋音乐，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王光祈投身于音乐研究、扬播音乐，其目的是期望通过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提升国民素质，改造中国人之人生，重塑中华民族之特性，达到改造社会，完成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他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运用兴盛于德国的比较音乐学视野，重构世界音乐体系；整理中国历代乐律史料，写成《中国音乐史》，以期振兴中国礼乐文化；他主张以乐救族、育族，倡导音乐救国，展臂疾呼“创立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国乐’”——民族音乐，并身体力行，以两百余万字的音乐理论、音乐史及音乐教育的著述成为我国音乐学领域划时代的先驱。他是近代音乐学的开拓人，中国甚至整个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奠基人。① 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先生称王光祈为“东方研究比较音乐学之第一人”；李岚清同志评价其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 他所开拓的比较音乐学，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转型——民族音乐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西学东渐”与“现代性”语境变迁及历史主题
“西学东渐”从语义上表现为动态性的现代化进程，它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公约体系，从哲学层面进行反思，正是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现代性”这静态的本质特征，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与精神。“西学东渐”一词自民国初以来被广泛使用。我们今天讨论的“西学”概念，从狭义上讲，是指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广义上讲，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这里的“文明”，涵盖了物质、精神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探讨“西学东渐”的近代语境，还需从中国文化渊源去寻找。
考察“西学东渐”一词的渊源，古汉语中没有这个词的组合。但组成它的“西学”和“东渐”却很早就见诸古籍。《礼记·祭义》云：“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郑玄注：“西学，周小学也。”此处“西学”指周代的小学。到了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将西方学问带到了中国，带来了宗教及其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还带来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等西方文明，近代意义上的“西学”开始出现。同样是在明末，意大利高一志的《西学》和艾儒略的《西学凡》，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当时欧洲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即文、理、医、法、教以及神学。随后《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之《槐西杂志》（一七九二），都专门提及《西学凡》和所介绍的文、理、医、法、教这些“西学”，由此也就推动了“西学”的新词义在中国的传播。这里的“西学”，显然已经转变为西方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意思，传播主体是中国社会的外部力量——传教士。到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与西学的传播。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期间，“西学”一词成为热词，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掌权实力派的流行语。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郑观应、沈寿康、实务派张之洞等先后提及并阐释“西学”，其中，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的《议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明确“西学”即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生产技术。进入二十世纪，西学的重心更多的指向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介绍西方政党制度，传播“民主与科学”。这为随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关乎15万户国企、100多万亿资产和3000多万名职工的宏大改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推进，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青贮饲料的乳酸菌多样性受青贮原料种类的影响，不同原料青贮乳酸菌分类鉴定报道主要有乳杆菌、片球菌、明串珠菌、肠球菌、乳球菌、链球菌以及魏斯特氏菌7个属[14-15]。试验分离出的4株乳酸菌用形态观察及生理生化鉴定方法不能把这些菌株鉴定到种的水平。16S rDNA同源序列分析方法常应用于微生物种和亚种的鉴定，当2个鉴定种间的16S rDNA序列同源性大于97.5%，可认为是同一种菌[16-17]。把提取的乳酸菌DNA进行16S rDNA序列扩增，测序结果与标准菌株对比，4株菌的16S rDNA 序列与参考菌株的16S rDNA 序列相似性都在99%，因此，可以认为鉴定结果准确。
其一：为音乐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比较音乐学在近百年音乐发展中，因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中国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回到中国学界的视野。到现在，作为一种新视角和新研究方法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大趋势，无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都普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找各自学科领域的中国特色。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王光祈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置于整个社会历史时代进行考察研究，以探讨音乐本原、音乐社会功能、音乐的民族性，这在当时现代化刚刚开始起步的中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自觉地对中西两种音乐形成的比较音乐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这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西学东渐”一词正式“登堂入室”① 对西学东渐一词正式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有些争议。一些学者以1915年出版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为其词源。该书系译自广东香山人容闳（1828—1912）出版于1909年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译：徐凤石、恽铁樵。 ，据最新考证② 芦笛：《“西学东渐”一词始于清末而非民初》，《中国科技术语》2017年第1期。 ，是一九〇五年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运动过程中，民间组织“扬州阅书社”与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一八四九-一九〇八）就抵制美货一事征询意见的通函中，曾少卿使用了“西学东渐”一词：“抵制美约，蒙表同情，具见热力。兹事发起，不特海内响应，即海外，如英、荷各属之新嘉坡、槟榔屿……等处亦无一埠不表同请，群起抵制。义声所播，震动全球。此实中国向不经见者，足征西学东渐，民知爱国。民知爱国，便能合群传命置邮，不过如此。”③ 扬州阅书社等：《扬州阅书社致上海商会函》［N］，《申报》1905年7月3日第2版。 然，“西学东渐”一词真正成为社会热词，离不开彼时颇具社会影响的《西学东渐记》④ [清]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原版英文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商务印书馆1915年，译：徐凤石、恽铁樵，曾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译本的推动作用。此书为晚清维新派容闳所著，容闳原旨谓“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由此，“西学东渐”一词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并逐渐推广使用，“体现在文化学术上，由现代性的、文明的西方来改造前现代的、不文明的中国”⑤ 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使命》，《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
对“现代性”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西方理论界，涉及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是二十世纪西方理论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众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阐释。概括起来说，“现代性”既是时间概念，更多的是社会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重含义的集合体，是变化和动态的社会历史现实。波德莱尔、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霍尔等学者对此都有阐释。其中，英国社会学家霍尔从历史形态的角度，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formations），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这四种进程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现代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启蒙规划的继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主体性和理性的发展。马克思韦伯则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文化自身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即摆脱传统文化对宗教、道德或政治等的依附，成为独立的审美领域。总的说来，现代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对自由精神的保障、对合法性的确认以及在审美领域凸显本土与自我。探讨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也即“现代性”，对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中国，是尤其有意义的。⑥ 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0世纪80年代，子宫颈癌腹腔镜手术率先兴起，主要包括经腹和经阴道(自然腔道)腔镜或机器人辅助的腔镜子宫颈癌根治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切除阴道壁和主骶韧带的手术操作路径上的差别。
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选择上，“向西方寻求先进真理”成为五四新文化时期各种势力（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共同接受的社会变革主线。现代性思潮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中涌入中国，中国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由此发生巨变。传统文化、艺术及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现代性的相关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此问题不在本文探讨）。社会文化转型，近代西方文化的“东渐”，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并不是简单的传输文化的过程，而是两种异质异域文化相互对立、冲突和融合的过程，这种对立、冲突与融合，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体制，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教育方式等。不难看出，在贫弱与富强的文明比较中，封建帝国与现代国家、前现代性的对立中，不得不选择向现代化的转型。这种转型最具本质性的是文化转型，即核心在于凸显审美现代性，建立现代语境下的审美新秩序。
当厘清社会历史困境与发展路径之时，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批立志“少年中国”理想的有志之士从初期的砥砺品德、深究治学的道德理想上升为与时代思潮相呼应的价值认同“现代性的普世化进程”和筹划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性格局上来。由此，伴随着对立、冲突和融合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探索着现代性品质的文化建设路径，中国传统音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内容到方法的全新转变。一位热心于救国救民的社会活动家脱颖而出，成为杰出的音乐学家、中国比较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先生。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审美现代性进程的征程上，民族性与现代性这一对立统一的共同体，是促使音乐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面对其矛盾性：印度后殖民主义学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指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一套标榜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架构，并以超越各文化的畛域相号召。后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这套知识架构时，同时也默认了伴之以俱至的西方‘现代性’诸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信念却又强调每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独特性。因而，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既接受又反对这套来自异文化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宰制，长期摆荡于‘现代性’与‘本土传统’之间，徘徊踌躇，莫之能决。”① 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年第3期。（原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Zed Books，1986 ：11.）这不仅是Partha Chatterjee基于印度文化的评论，也是当时中国文化艺术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摇摆的缩影。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对中国文化学科体系进行全面梳理，无疑中国文化终于并入世界体系之中，而对中国文化的本土性挖掘也近乎戛然而止，当再度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时，西方体系成为主打，中国文化语境陷入“失语”。另一方面，探索二者的融合性，二十世纪初中国各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正为国家所应遵循的建构形式相互激辩与实践，最终确立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建构。以民族为核心，则意味着不仅是政治概念，更重要的是文化概念，基于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与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认可而形成。但面对积贫积弱的困境，一则需要参照西方现代性理论为新制度的塑造提供理论支持，久闭的国门也期待在西方现代意识的冲击下迸发新的光彩，中国的邦畿也期待在世界现代版图上展现民族力量。基于此，学习西方现代性则是必经之路，以自由、平等为基石，保障社会稳定发展，以科学理性在全领域进行合法性认证，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传统的基础上基于复兴。二则在我们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加紧思想意识现代性的建设。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西方反现代性、反理性的思潮此起彼伏，但基于中国现实，有学者分析我们不能走反启蒙、反现代性的道路② 相关论述见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第204-2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而基于民族特色发展现代性品质则是首要目标，以西方现代性精神移植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以探索多元现代性品质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二、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特征辨析
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由来已久。据考证，在中国唐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基督教的音乐活动，经元、明、清，到鸦片战争前，西方音乐偶见诸于宫廷或民间，没有在中国造成较大的影响。“西学东渐”的大势，西方文化裹带着音乐全面进入中国，音乐理论、乐理、乐技、演奏、演唱、音乐教育等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国，并通过早期新式军歌、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音乐生活中。西方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深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中国音乐家：李叔同、萧友梅、王光祈、黎锦辉、刘天华、黄自等人以西方音乐审美现代性为参照，努力探索属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性发展贡献智慧，奏响乐章。
王光祈对音乐的研究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礼乐”文化侵染。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成就，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投身社会变革，以图国家强盛；第二阶段，旅居德国，转向音乐研究，立志以音乐提升民族文化，“音乐救国”。“我在民国三四年由四川到北京之时，亦常误以为国家之弱，全系外力压迫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俨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党中之加富尔自命。”①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王光祈文集》第4卷，第162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他积极创办“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一九二〇年王光祈离开激烈动荡的国内社会活动舞台，去国辞乡，远赴德国攻读政治经济学。然而，音乐之邦的德国，浓郁的音乐气氛深深地感染了他，“德国人之所以奋发向上，激情澎湃，与音乐须臾相关”，“西洋一般人的勇敢快乐、努力进取、活泼向上，是与他们的音乐极有关系的，他们有高尚雄大的音乐，所以他们有高尚雄大的国民精神。”从小就接受孔孟礼乐思想的王光祈，感到音乐中的“和谐”与他所追求的“合理的社会改革”相吻合，故此，以《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为标志，从一九二三年起，王光祈转攻音乐，决心以“音乐唤醒国人”，以“音乐救国”。王光祈的音乐著述涵盖音乐史、音乐创作、音乐技法、音乐研究方法、音乐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著述使闭塞的中国音乐界对西方音乐有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促进了国人对西方音乐的了解和学习，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他潜心研究音乐，致力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他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也让中国了解西方音乐，为开拓中西音乐比较留下了拓荒者的足迹。他以一百多万字的著述，为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王光祈音乐研究主要在如下几方面：
文华斋的熏炉名头最响，这一点峋四爷早就知道。让峋四爷不解的是，文华斋居然舍得焚烧如此好香。焚天香，赚吆喝，只为卖铜炉？
1、中国音乐研究。以《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翻译琴谱之研究》为核心，涉及音律、乐器、记谱、七弦琴谱、调试及乐器制作等。王光祈对中国各朝代的乐律进行了考证，将律学与天文、历法等相关联的科学算法列举出来，在找出传统乐律特点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问题。旨在系统阐明我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貌及成就，探究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寻找属于中华民族的“国乐”，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他无限憧憬的“少年中国”之梦。
发展民族音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音乐，中华民族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国乐”。这种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公认”⑦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377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它应该具备：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畅舒民族感情。其责任“就是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王光祈对“国乐”的理解，虽有其局限，但对国乐的核心把握是准确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传统音乐（古代音乐——王光祈语）和民间音乐（民间谣曲——王光祈语）看作是发展民族音乐的基础，是民族音乐学起步的“原始”摇篮。
3、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研究。以《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西音乐之异同》等，用欧洲二十世纪兴起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研究东西方各民族传统音乐，比较东西音乐文化、东方各国音乐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其各自音乐特点和音乐的共性研究其不同的渊源、不同的体系。这种探索在二、三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王光祈是最早把欧洲比较音乐学的方法介绍到中国并在自己音乐学著述中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学者。
4、音乐教育理念。从音乐在德国人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王光祈看到了音乐教育在培养民族精神、提高国人的素质中巨大的作用。旅德期间，他一边著述，一边为国内写通讯，同时进行歌曲创作，以《音乐在教育上的价值》《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为核心，倡导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音乐理念教育。
王光祈音乐研究的核心理念是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民族之声”——“国乐”②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357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他的“国乐”是指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须有民族特性。中国的民族性又是什么呢？贯穿王光祈音乐著述始终的中华民族特性的核心是“谐和”思想，而达到“谐和”之路则需要“礼乐复兴”③ 王光祈：《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王光祈文集》第3卷，第4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可否认，“和”或许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一个词，中国古代哲学观的重要命题“天人合一”也是讲“和”，道、儒两家对此都有系统的阐释，现当代学者也在批判中继承并进行现代阐释，它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都影响深远。“礼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彩的一部分，“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① 周积寅、陈世宁：《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辑注》，《乐记》，第317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在中国礼乐文化之中，正是音乐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基本调性，组成社会文化的有机部分，在历史流转中吟唱时光之曲、精神之歌。在二十世纪中西方文化碰撞之时，音乐作为文化最敏感的部分之一，歌咏着时代的浪潮，创新着现代性品质之下的民族之声。王光祈留德期间目睹了音乐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塑造，意识到音乐在塑造民族性格中担当的作用，“音乐是人类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各民族之生活、思想、感情既各有不同，因而音乐尚亦复彼此互异。”② 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王光祈文集》第3卷，第405、401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于是，他辛勤耕作于中国音乐研究及音乐文化的拓展。由此，其音乐文化现代性价值判断在当今民族音乐学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认知：新的学科、新的领域在比较音乐学的土壤之上站立起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王光祈留德之时，正是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在德国方兴未艾之时。由施通普夫（Stumpf）与奥托·阿伯拉罕（Ott.Abraham）开端，霍恩博斯特尔大力推动的一种“系统研究”，即用比较方法进行非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将音乐置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中，特别是把音响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应用于研究非欧洲的音乐文化，从中找出与音乐有关的诸种规律的科学。没有比较难以阐释特点。为了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及其理论，王光祈通过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形成了自己比较音乐学观点，被后来学者称为比较音乐学中国学派③ 管建华：《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黄钟流韵集》，第102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一九二四年，王光祈发表《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序》，在介绍和运用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音乐的民族性问题。“盖中华民族者，系以音乐立国之民族也”④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比较》，《王光祈文集》第3卷，第105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他主张：“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及文化传统，建立民族音乐体系”⑤ 管建华：《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黄钟流韵集》，第102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本民族音乐的特点，中西音乐比较需要依靠对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而当时的中国尚未按西方学术框架建立起自己的音乐体系。王光祈从基础做起，以比较研究方法阐述中国古代乐制，对东、西方的乐制演变发展依历史顺序，系统地梳理、阐释、比较。通过比较，揭示不同音乐文化的异同，认识不同音乐文化的特征，进而对不同音乐文化的异同作出解释。重视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这是王光祈为传统音乐现代化转型奠定的一块基石。他连续发表《欧洲音乐进化论》《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述，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立场出发，在尊重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上，站在人类音乐整体的高度，对各乐系的存在、传统的律制、调音体系以及影响进行相对价值的评价，形成了他划分“世界三大乐系”的理论，“一曰中国乐系，二曰希腊乐系，三曰波斯亚剌伯乐系（阿拉伯乐系）”⑥ 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王光祈文集》第3卷，第405、401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并绘制了世界三大乐系流传图。王光祈比较研究可贵之处在于：把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现象之一，与其他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从文化整体的高度结合各学科的特点，全面地进行考察。这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创立和研究提供了范式。
2、西洋音乐研究。以《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诗歌》为核心，概述欧洲音乐三百年来发展的概貌，介绍音乐名家、名作、歌剧、主要流派，对谱音乐、制谱学、乐器、音学、声音心理学等一一进行评述。王光祈对于西洋音乐的进化尤为注重，以“单音音乐”“复音音乐”“主音音乐”介绍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状况、发展历程及音乐体裁的创作成就。
对9101 工作面测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9101 工作面相关系数曲线图如图6所示，根据表1，在工作面测线160～210 m区段，测点波场曲线相关性为中等程度相关，在工作面测线310～370 m区段，测点波场曲线相关性为强相关。经钻探验证，在测线20、70 m处钻孔出水，在测线200、320 m处见空出水，由图5钻探情况标注可知，两个波场曲线相关性较强的测线区段同含水空巷揭露位置对应较好，含水废弃巷道深度位置同合成孔径成像结果更为吻合，综合解释结果较为准确。
王光祈早年构建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术视野，可以说是其音乐文化现代性价值核心之所在。
三、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岸边成雄（日本）、管建华、俞人豪、陈自明、高厚永等一批中外学者通过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比较音乐学的介绍，重新评价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贡献，重新探讨三、四十年代德国比较音乐学，使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比较音乐学重新回到中国学界。这批学者，注重音乐文化背景的研究，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文化研究、整体研究等理念方法建构中国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由此在中国大陆发轫。在随后近四十年的发展中，民族音乐学研究无论是“音乐本体”的研究、“音乐中的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研究、音乐“跨界”的研究、还是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均有交叉和部分重合，但探究其学理渊源、学理构建、研究对象，无一不发自王光祈在二、三十年代致力于研究和推广的比较音乐学，其学科体系、框架和方法，反映着比较音乐学向民族音乐学过渡的学科发展脉络。王光祈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奠基人。
氟比洛芬酯联合氢吗啡酮用于骨科术后静脉自控镇痛的镇痛、镇静效果及安全性 ………………………… 曹雪峰等（20）：2832
较之于“西学”，“东渐”一词本身的含义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在《尚书·禹贡》篇中就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之语。孔安国注：“渐，入也。”此处所谓“东渐”，即向东流入的意思。之后，又引申为向东方流传或至东方的意思。因此，“西学东渐”中的“东渐”，其含义是指向东方的推广和传播，是指近代西方文明向中国的“东渐”传输。
其二：不遗余力地倡导对中国音乐民族性的认知，为民族音乐学的创立开拓路径。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离不开对民族性的认知，既离不开传统音乐的根基，也必须在现代性语境下实现。民族性研究，有两种视角：“他者”和“本我”。“他者”视角是以比较的方式分析异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差别，站在国家化的立场辨别民族特色；“本我”视角可谓“自我认同感”，源自于本国本民族的核心文化，站在国家化的立场辨别民族特色。西方民族音乐学百余年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对西方以外“他族”“他文化”的研究。一九八〇年以后开始回归和探索西方本土音乐文化，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也有更大突破① 张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第37页，《西南林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吸取了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解释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多元方法论，这是“他者”的视角。在经历了几代学者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及范围的过程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现代化进程分分合合形成了五个重要学派：比较音乐学派、人类学派、音乐学派、历史学派、形态学派，其中影响最大是人类学学派和音乐学学派，而音乐学派则是自霍恩博斯特尔等柏林比较音乐学发展而来。显然，西方民族音乐学走过了比较音乐学派——音乐学派——民族音乐学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其所遵循的对他族、他文化的研究路径，或许可以给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启示：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民族文化历史，有厚重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和保留着丰富传统音乐的民俗活动，在西方音乐体系的架构标准下，反观本民族音乐中的特殊之处，应如何以自身的独特性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及其对人类音乐文化的价值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接受了比较音乐学系统教育的王光祈，举起这面旗帜及其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在音乐学领域缩短了与欧洲的距离，几乎站在了与欧洲同一起点上。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历经了几代学者的努力，除王光祈、萧友梅等传播比较音乐学前辈外，一些从事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学者，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坚守、开拓这片学术领域。一九八〇年南京艺术学院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标志着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首先是“民族音乐学”称谓的确定，“比较音乐学”从此正式改称为“民族音乐学”；其次是学科的界定和学科发展；第三，与国外研究接轨，一批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先后编译和出版，进入国内学者视野内，促进了八、九十年代包括传统乐理在内的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探索① 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旗帜下的中国“亚非拉音乐”研究，因缺乏田野考察条件，其理论基础和概论描述较为薄弱，其研究成果尚欠具体和系统。实际上也为以田野考察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第四，开辟了相关研究领域：音乐人类学。由此可知，重视音乐的民族特性，不仅是本民族音乐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现代化趋势下西方艺术话语“欧洲中心论”的倒逼——中国音乐必须在世界音乐体系中有中国的话语权，这正是王光祈研究和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目的。
其三：提倡“谐和”思想，积极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国乐”，倡导文化自信、民族复兴。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民族认同和传统。这实际上是民族性研究的“本我”。就“本我”而言，在王光祈音乐文化中，传统的“礼乐”思想为其音乐文化的核心，表述为“谐和”思想。“谐和”一词是产生于音乐的自然法则，也是王光祈音乐美学观的重要命题。王光祈认为，从孔子提出的“礼乐”思想开始，中国便在音乐、诗歌、戏剧等不同形式的艺术教育中，形成了“谐和”的处世态度。“孔子用礼乐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来代替法律和宗教”② 王光祈：《论中国音乐》，《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258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形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也构成了中国音乐的基本思想。孔子懂得“谐和”的好处，“遂把他的全部学说都建筑在音乐上面”③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353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是因为音乐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谐和”的关系。王光祈对中国礼乐文化及“谐和”的阐释贯穿于他诸多音乐论著中，延续了中国历代学者对中国历代礼乐的基本认识，强调礼乐对于治理国家、教育国民的重要性。
基于千百年来音乐在中国人性格塑造中的一种“本我”审视，王光祈在著述中不断强调音乐的“寓教于乐”的社会道德教育功能。音乐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中包含着许多隐性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指导民族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文明、文化的历史，丰富社会生活的内涵。王光祈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的艺术④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 自序》，《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62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真正好的音乐能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展现出来，能激发出民族自信心，引导民众立志向上。他以侨居德国的眼光，看到德国人之所以有坚韧进取、团结守纪的性格，与德国音乐教育对涵养德性、舒情养气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他肯定了音乐的审美性功能。他认为音乐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有涵养、有德行、舒情养气的休憩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民众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民众的审美能力也日趋完善。音乐“美感”能使人神清气爽、怡然自得，以音律的谐和引导人们内心的谐和，甚至引领人们感受宇宙和谐。在王光祈看来，理想的民族音乐——“国乐”便是音乐自身的谐和精神以及作用于人的教化同整个中华民族特性的谐和态度的统一，即谐和的民族性与谐和的音乐的统一。“国乐”要能雅俗共赏、情理兼容，必须要能代表“民族特性”与“共同愿望”。而就音乐形式而言，音乐的曲调、节奏、韵律等组织形式必须合乎广大民众的审美旨趣。且“国乐”的社会审美意义在于通过民族性的表现，激发国民情感，引导国民思想，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民族繁荣，其价值最终也为国际所公认。显然，重视音乐艺术多层次的社会引导功能，并置之于倡导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建设背景，在提高广大民众审美志趣的任务更为紧迫的今天，王光祈所主张和倡导的“国乐”显然是不无意义的。其“谐和”思想，更是中国从西周开始的“礼乐”文明到近代康有为“大同”思想，再到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脉相承。
其四，开辟了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形成其独有的音乐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新领域、新方法，也是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本文已经分析了王光祈是一位跨学科学者，留学德国前主要进行政治、法律、社会改革与实践的研究。留学德国后转向音乐，其政治、法律、外交、国学等学术背景和社会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形成其独有的“音乐塑人”“音乐救国”的音乐文化。他并不“为音乐而音乐”，最终目的是“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①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王光祈文集》第3卷，第105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这一崇高的理想一直贯穿于他的音乐著述中，使得他的研究与同时代其他音乐家相比，眼界和站位均更为高远。其学术背景、学科结构，使他成为开拓以注重文化背景研究、文化研究和整体研究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拓荒者，是顺理成章的。王光祈先生跨学科研究的范式和成果，是中国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就理论的建构性和对民族音乐学现状发展拓展研究而言，王光祈音乐理论显然还有着相当大的阐释空间。
王光祈音乐研究的现代性价值还在于：从人类音乐整体的视角，尊重各民族音乐文化。这是他比较音乐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各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民族特性和音乐文化，“譬如拉丁民族秉性洒脱，其发为音乐，则以飘逸优美见长；日耳曼民族资质厚重，其发为音乐，又以深永沉雄为归。总之无论飘逸优美或深永沉雄，都各有所长，都足以代表他们的民族性”。②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第1卷，第358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各民族音乐各有特色无优劣之分，不以某一民族特性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各个民族国家就文化与价值而言各有其美。在当今世界和社会，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③ 这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0年12月，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谈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气度与眼光已经成为各领域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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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沟通在意识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很多人经常把沟通简单的理解为说话，认为两个人只要谈话了，那就是沟通了。也有的人理想化地认为，家人是最懂自己的人，因此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对方就应该能猜出自己的心思，而主动沟通就是一种“不够爱的表现”。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项目“‘西学东渐’与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研究”（项目编号：SC17B085，项目负责人：赵崇华）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崇华，博士、教授，四川音乐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艺术学理论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艺术史、艺术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近年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史。主要代表作《世纪回声——王光祈研究新论》《艺术学导论》；参编《王光祈文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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