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后期论文,意识论文,传统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6198（2000）03—0101—06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清王朝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此战乱频仍、外患不已。在西方社会强劲的冲击下，民族意识潜滋暗长，以各种形式鲜明地凸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不浸染着或浓或淡的民族主义情愫。
传统民族意识植根于宗法制的传统农业社会，以大一统、族类思想、夷夏观为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为封建统治阶级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和规范，通过尊王攘夷、忠君爱国、讲“夷夏之辨”等折射出来，步入近代后，逻辑地演变为下述几种新的形态。
一
其一是守旧派的复古封建型民族意识。复古型民族意识的仇外色彩是异常强烈的，仇外心理与华夏文化优越感交织在一起，战败的事实也未能颠覆守旧派心目中的华夷秩序。天朝上国的尊严是不可凌犯的，统治者醉心于如何保全天朝的威仪。这种死争面子、虚骄自欺的举动在签订一系列国际条约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842年南京议和期间，英全权大臣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中国官员以“夷字载于圣经，有何不美”为搪塞，腐朽颟顸的清朝统治者靠在文字上耍弄小聪明维护“夷夏之辨”，但英方坚持不让，“争论字义，良久未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鸦片战争，第五册〔A〕.389.），最后，在条约及有关外交文件中没再出现“夷”字，但清政府的官方文书及士大夫的私家著述中，“夷”字仍广泛袭用，直至1858年天津谈判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102.），但清朝统治者并未放弃捍卫华夷体制的努力，仍顽强地守护着传统的尊夏卑夷理念。
仇外心理又成为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的严重障碍，当然更不用说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士倭仁的感慨颇具典型性：“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凴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 ）；卷99，（32）；卷46，（3—4）.）屈辱和义愤溢于言表。 更有人把自然灾害现象归结为“师敌忘仇、御夷失策”的结果，显露出对西方文化本能的恐惧感。“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注：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56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可见守旧派人士的仇外排外心理与夷夏观是一脉相承的。
仇外排外自然导致守旧复古，在“势力”的层面上难以与西方抗衡，守旧派人士就转向“礼义”、诉求于“德政”，所谓“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洋务运动（一）〔A〕.81.）。倭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力倡礼义救国论，声称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55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880 年围绕修筑铁路的争议也涉及到固守祖宗成法这一基点，顺天府丞王家壁奏称“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注：洋务运动〔A〕（六）.150.）；徐致祥在《论铁路利害折》中要求统治者“恪守祖宗之成法，以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注：洋务运动〔A〕（六）.168.）。师法西方、变革旧制是顽固守旧派人士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们对维新人士的攻击实质上就是“用夷变夏”的恐惧感和传统文化危机感的显露，如抨击康有为“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长策”，“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注：戊戌变法〔A〕 （二）.482.）。光绪帝也遭到非难，曾廉在《应诏上对事》中指责光绪：“皇上既自以为新，则必祖宗为旧，皇上自以为开创，则尤未知何以处祖宗也，臣恐皇上敬祖宗之意不无少驰，而骄矜之念，遂自此而渐萌也。”（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M〕.447.北京：中华书局，1982.）守旧派人士崇古非今，把严夷夏之防、 明夷夏之辨作为安邦治国的基本准则。他们坚信在文化上远远超过西方各国，在“道”、“本”层面上虚骄自傲，同时又担忧末器、末艺的引入会引起道器颠倒、本末错位，其内心深处充盈着对西方文化的恐惧。
二
传统民族意识嬗变的第二种形态是保守传统型。这一派人士以洋务派为中坚，开展了一系列自强求富活动，并相应拓展了中国人观照外部世界的视野，使民族意识逐步向理性化的道路推进。
洋务人士借法自强的首选目标是西方的军事科技。曾国藩说，“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卷99，（32）；卷46，（3—4）.），希望通过讲求洋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注：曾文正公全集〔C〕.奏稿，卷12，58.）， 其师夷长技是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左宗棠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指出西方列强的海上优势是清王朝的严重威胁，必须加强水上武装力量，因此就必须发展船舶制造业，为武装水师创造条件。筹议海防和创建海军更是针对西方的，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荡，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卷99，（32）；卷46，（3—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揭示了时局的严重性，“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指出一味沿袭成法是没有出路的，“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M〕.10—15.）， 认为培养人才是海防建设的关键。他的建议明显表露出借法自强由军事科技渗入文化教育的迹象，对八股取士制度和传统教育模式开始怀疑，要求进行局部变革。
借法自强实践使他们看到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源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清王朝的积弱问题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悟。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朋僚函稿，卷16，25.）这说明洋务人士除了重视军事建设以外，对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维护利权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了的，他们主张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把一些现代化的经济设施移植进来，“自强”与“求富”并重，大力兴办现代化的民用企业，堵塞漏卮，“分洋商之利”。洋务人士创办的企业有着鲜明的抵洋色彩，军事企业的御海图强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民用企业是为了摆脱西方经济控制而出现的。如轮船招商局就是在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我国沿海和长江航运的背景下创办的，其时“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注：洋务运动（五）〔A〕.115.），旧式航运业受到致命打击，沙船业逐渐衰落。轮船招商局是作为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对手出现的，起了开风气之先的积极作用，显示了收回利权、与西方各国进行商业竞争的民族志气，轮船招商局在夺回部分航运权益上的确获得了一定成功，“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注：洋务运动（六）〔A〕.10.）， “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妥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9，39.）。
洋务人士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应是实力的对抗，但“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遂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注：曾文正公全集〔C〕.奏稿，卷35，13.），他们主张力保和局， 营造中西方之间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争取时间，加速发展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随着中国实力渐次扩充，国家安全才有可靠的保证。这种力保和局的外交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洋务人士强调在中外关系中应“守约”，“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今日说定之事，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若彼不守约而侵占，我之持约而拒之”（注：曾文正公全集〔C〕.书札卷29，41.）， 这是当时可能采取的权宜之策，洋务派人士认为不可轻言战事，中外纠纷应力争通过外交途径谋求解决，甚或可以作出局部的妥协。
洋务人士的自强实践催发了教育的现代化，兴办新式学校、派遣出国留学生等是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奕说：“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把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学习西方科技上。奕奏设天文算学馆时，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卷47，（24），25，（2 ）；卷99，（32）；卷46，（3—4）.）， 逐渐看到仅从应用科技着手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探求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教育早期现代化加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步伐，扩展了中国人的眼界，激发了强国热情，在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民族情感、文化心态逐步向理性化方向演变，这样为整体进行民族反思创造了条件。
三
传统民族意识的第三种形态是自省开放型，以洋务人士中较为激进者及早期改良派人物为代表。自省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悲剧深层原因的探析，对中外形势的客观比较，以及对民族自身弱点、弊病的剖析。冯桂芬认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正视民族贫弱落后的现状，坦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公开承认西方在人才教养、经济发展、君民关系、务实态度等方面均胜于中国，显示出冯氏惊人的胆识和勇气。不仅如此，冯氏进而提出“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何具以攘之”（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Z〕.），对传统文化铸就的民族虚骄心理提出了批评，要求代之以理性的思考。郑观应对西方“富强之本”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考取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赋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仕之法不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A〕.）这里不仅肯定了西方器物文化的长处，而且表现出对制度文化的仰慕。
经济民族意识继洋务人士的“寓强于富”又有了新的发展，洋务人士虽然提过与外国人进行“商战”的主张，但对“商战”在抗衡外来侵略中的巨大作用未能深入探讨。郑观应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手段分为“兵战”和“商战”两类，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败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注：郑观应.商战（上）〔A〕.郑观应集，上册〔C〕.5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把商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由“商战”观念衍生出对外挽回利权、对内呼吁变革的要求，经济民族意识进而催生了国家主权观念，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马建忠指出，由于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于是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M〕.）。 薛福成注意到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给中国的危害，“一国获利各国均霑”及“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两条款，是“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注：薛福成.筹洋刍议〔Z〕.），主张借修约时机， 取消上述条款。这些言论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使利权意识和主权观念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传播。
早期改良派人士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整体性，提出了学习西方、变革传统封建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形成了普遍的共识，认为中学空谈性命义理，是虚玄之学，西学讲究实际，是宜民求用的实学，要求倡导西学，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发展实业的根基。郭嵩焘赞赏西学，“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注：郭嵩焘日记（三）〔M〕.356.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郑观应撰文介绍西方教育制度说：“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因此“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注：郑观应.学校（上）〔A〕.郑观应集， 上册〔C〕.261.）呼吁对八股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内容进行改造，抓住兴办育才问题，从文化教育层次探寻强国之路，这可以说是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的滥觞。政治层面上，他们希望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典范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变专制制度为立宪制度。早期改良派人士以及一些激进的洋务人士对自强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徒袭皮毛”，只看到西方技艺、器物之长，而贬斥西方的政教风俗。郭嵩焘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注：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C〕；郭嵩焘奏稿〔A〕.345.长沙：岳麓书社，1983.）把政治制度视作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他们看到了政治改良与民族救亡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中国生存不能仅讲究军事，还要刷新政治，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只有提高民众的政治地位，才能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同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注：王韬.重民（中）〔M〕.韜园文录外篇〔A〕.）。通过对中西方不同政治制度的相互比较，他们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已成为民族自强的严重障碍，民权观念逐渐萌生并不断深化。郑观应更明确地强调君主立宪的重要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以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注：郑观应.议院〔A〕.盛世危言〔M〕.21.）他把议院视作御海救国的切要之政，要救国，就必须实行政体改良，推动政治现代化改革。
四
19世纪下半叶传统民族意识呈现出三种演变趋向，大体上与近代社会转型合拍，但一种更具进步性的类型出现后，并未能替代较为落后的类型，传统民族意识的嬗变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在蝉蜕和拒斥的矛盾纠缠中挣扎向前。它的演变历程，具有下述总的特征。
民族意识的兴起具有鲜明的外发性特征，其潮起潮落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程度是一致的，伴随西方侵略的升级、手段的变化，民族危机愈发深重，民族情绪更为强烈。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每次侵略战争总是唤起了上层社会的民族义愤，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使传统民族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资产阶级国家主权观念逐步确立。民族意识与外来刺激是以同一节律搏动的。
传统民族意识的演变表现出渐进性特征，上层社会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从长时段来看，显得较为缓慢和迟钝。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人物就提出了变革思想，要求确立新的天下观，“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种主张直到60年代才为洋务人士付诸实施；洋务人士中的激进人物及早期维新人士在七八十年代开始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要求把现代化从军事、经济领域推广到文化教育、政治领域，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是在戊戌维新之际启动的，晚了一二十年，且为慈禧后党血腥镇压，变法也遭致顽固守旧派人士的咒骂攻击。渐进性还表现为，尽管清王朝受到列强的沉重打击，但形式上仍是一个享有权威的王朝政权，这也是复古守旧势力聊以自慰、自欺欺人的地方。三种类型的传统民族意识中，复古闭锁型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自省开放型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其代表人物都是有过出洋经历或从商经历的人士，其在社会上的反响面是非常狭窄的。相反，复古闭锁型民族意识往往很容易在士大夫阶层以及普通农民群体中得到回应，关于士人民族意识与农民民族意识的关系，当是另一课题，应作专题研究。
理论表述上传统民族意识呈现出模糊性特征，典型地表现在“夷夏”涵义的变迁与沿用上。“夷夏”二字原本意指文化发展的不同水平，隐含尊夏卑夷的意味，与其说是辨明种族，不如说是区别野蛮与进步。这一观念逐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随着对夷的认识的深化，对夷的态度也经历了卑夷仇夷到师夷御夷的转变。各派人士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都有意无意地沿用了传统的用语，守旧派人士更是如此。即使主张变革的人士亦复如许，他们难以摆脱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受到历史文化沉淀的羁绊，只能借助旧的概念和模式，去解释和阐述新的事物和理念。这时尚未形成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往往与种族观、族类思想、夷夏观纠缠在一起，国家观则始终与忠君爱国、王朝意识联系在一起，对于农民阶级来说，皇权主义的影响更为根深蒂固。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发起的变法运动之前，民族意识一直未能摆脱其原初形态，鲜有系统全面的论述，多半伴随由“师事夷人”引起的一系列思想争辩，这与此时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族理论了解甚少有关。
〔收稿日期〕1999—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