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宽松”货币政策、通胀预期与货币规则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通胀论文,宽松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0]02-091106-0862
2008年9月16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使2007年3月以来的次贷危机立即转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在如何应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不同于以往的各国货币和经济政策协调，美国和中国的政策取向以及政策的互相影响均超出了各自的政策范围，并且对全球货币和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2008年10月以来，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避免全球经济大衰退。工业发达国家提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是指当短期利率接近或趋于零时，中央银行通过向经济体系大量注入超过零利率所需资金，以刺激经济①。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使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这一政策的提出与执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大讨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有通货膨胀的政策倾向呢？
一、中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差异
两国货币政策的对外影响力，固然是以各自的货币政策为基础的，但从长期来看，经济总量对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则是决定性的。目前初步的研究结论是，通过利率传导机制，2008年9月之前中国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协调，而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受变量影响的调整幅度来看，中国货币政策仍然是对国内产出以及价格水平进行协调②。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就2008年之前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关系而言，有关2009年出现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尚需要深入分析。
1.中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用来测定货币供应从紧或宽松的最主要指标。M2/GDP比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金融深化的指标，比值越高，说明该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越高。但是，过高的M2/GDP比率暗含着金融市场充裕的流动性和通货膨胀风险。2000年以来，中国的M2/GDP比值不断攀升，显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过快③。中美两国M2的含义有所区别，将中美两国的M2/GDP比值作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完全揭示两国的差异，只能是一种大致的估计。怎样才能相对准确地反映两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趋势呢？如果采用中美两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或许更能反映两国货币供应量的宽松或紧缩程度和倾向。表1是2000～2009年8月中美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及其增长率。
(1)2001～2008年期间，中国M2从15.83万亿元增加到47.50万亿元，增长率为2倍；美国M2从5.43万亿美元增加到8.12万亿美元，增长了49.61%。美国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加主要集中在2008年第4季度，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体现，使得2008年的M1和M2分别增长了16.79%和9.33%。
(2)2009年，中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2009年6月末，中国的M2比3月末增长了7.2%，M1增长了9.4%；同期，美国的M2和M1分别增长了0.64%和3.38%。2009年7月和8月，中国的M2月度环比分别增长了0.74%和0.64%，而美国的M2却下降了0.26%和0.60%。
2009年上半年，公共舆论和经济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是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否真正在“开闸放水”，多数人认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为金融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然而，上述对中美两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比较结果所得到的一幅图景是：2009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开闸放水”远比美国要大，而2008年的两国货币供应增长率是大体相似的。
由此看来，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以美联储购入长期国债方式来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不是通过印刷和发行大量货币来提供贷款，其政策导向并不一定是以通货膨胀方式来加速货币贬值。
此外，美国基础货币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走势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即M1增长率为16.79%，而M2增长率仅为9.33%。M1和M2背离的原因在于美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放款意愿的下跌和“货币乘数”的急剧下降④。因此，在对中美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时，还要考察不同的货币乘数及其影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实际货币供应量。
2.基础货币与乘数的变化
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当货币乘数趋于稳定时，M2的快速增长就会反映在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上。中美两国货币乘数的差异很大。图1是中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变化，中国的广义货币M2乘数在2003～2006年间是比较平稳的，2007年后出现大幅下降，基本回到了2000年初期水平。2001～2008年的经济周期中，M2的年增长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大致在15%～18%之间，基础货币量持续增加，以适应产出的高速增长。
图2是2000年1月到2009年9月美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变化趋势。其特点如下：一是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非常稳定的，表1已经对美国M2的数量和增长率作了分析。二是美国的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十分平稳，两组数据均未经季节调整。三是2007年3月的次贷危机以来出现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和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这正是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之一。
图1和图2的对比显示了中国的基础货币及乘数更大，更具波动性。在货币乘数稳定的情况下，基础货币决定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我们必须强调两个要点：第一，判断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时，应当看到美国的货币乘数比较稳定，美联储通过调节基础货币，就能比较准确地调整货币供应量。第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乘数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广义货币乘数只是美国的50%左右。货币乘数的经常性波动使得中央银行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值与实际值就会出现很大偏差。如果货币供应量目标值远高于实际值，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3.“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同含义
自2008年10月以来，伴随着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中国货币当局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但中美两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含义。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基础货币的定量宽松，而不是货币供应的定量宽松。
与美国相比，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指的是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宽松，2009年1～6月，M2增长率达到了28.5%，大大超过了17%的目标值。因此可以将当前的货币政策定义为“超级宽松”政策（为何作此修改，是因为这里第一次出现“超级宽松”一词。——笔者注）。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目标是：2009年，GDP增长率预测值为8%，物价上涨预计为4%，M2增长率预定为17%，贷款增量为5万亿元以上。M2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5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要比通常的2-3个百分点多一倍，大致可以认为这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外，对比2002～2007年的M2平均增长率为16.7%，那么17%的M2增长率就是适度宽松了⑤。既然货币供应量已经大大超出了目标值，就有必要对目前M2增长率达到28.5%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经验事实的解释总是越来越清楚的，超级宽松的货币供应量意味着价格水平将会上涨。一般而言，货币数量的增长应等于想要的生产增长和价格增长之和。对经济活动的刺激只在短期是可能的，但它将以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为代价。此外，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由货币增长率决定的。在静止状态下，货币供应高增长率的国家将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更高的名义利率。更重要的研究结论是，货币增长率波动的国家将有更大的通货膨胀波动和更快的货币流通速度⑥。
二、货币政策数量目标的偏离与通胀倾向
长期以来，宏观经济理论有一种共识：中央银行的行为不仅对总经济产出而且对价格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但是，中央银行不能直接确定通胀率，它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如货币基础或货币市场利率来施加间接的影响。
通胀是用消费物价指数作为测量指标。在年初或年中来判断当年和第二年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确实是很难的，因为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很多。实际可观察的指标是货币供应量，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或多或少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也就自然成为对未来通货膨胀率判断的最主要依据了。
2009年1～6月，中国的M2增长率达到了28.5%，贷款量为7.37万亿元，增长率达到了34.3%。M2增长率与1993～1996年期间的2位数通货膨胀的M2增长率已经不相上下了。此外，我们对2001～2008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长率、GDP实际增长率、M2增长率和CPI涨幅的预测值和实际数据的分析表明，从2001年以来的多数年份中，M2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之和略高一些，这也就可以解释2007～2008年上半年出现的“轻微”通货膨胀现象⑦。如上所述，过去10年间的中国货币供应量经历了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如果以当年汇率的中间价计算，2001年的中国M2余额为19118亿美元，是美国M2 54301亿美元的35.21%；到2007年，中国的M2余额已经达到了53057亿美元，是美国M2 74306亿美元的71.40%。当然，这一期间的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而美国仅增长了50%左右。2008年，中国的M1和M2增长率分别是9.0%和17.8%，大体上与美国相似。我们更关心的是2009年两国货币供应增长率，究竟两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程度如何？进一步考察2008年12月底至2009年8月期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中国的M1增长率是20.6%，M2增长率为21.4%；同期美国的M1增长率是3.36%，M2增长率是2.14%。这组数据对比告诉的信息是，美国M1和M2增长率已经下降了，而中国则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美联储采用债务回购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贷款方式来增加流动性，而实际金融市场并不缺少流动性。2009年第1季度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呈持续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同期贷款快速增长⑧。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流入了市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表述：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得到有效传导。一方面，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反映为金融市场的宽裕流动性。这一政策刺激由于乘数效应而得到强化。2009年第1季度的信贷量达到了4.58万亿元，第2季度达到了2.79万亿元，上半年合计为7.37万亿元。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1万亿元，同比增长33.5%。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38.3%，比上年同期加快20.6个百分点，比第1季度加快7.3个百分点⑨。
到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9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末高3.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9.3万亿元，同比增长24.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0.6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末高7.8个百分点。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第2季度的货币政策比第1季度更加“宽松”。中国人民银行也承认：2009年上半年，M2和M1增速持续上升，总体呈扩张态势，分别为1996年5月份和1995年5月份以来最高水平⑩。货币数量的巨大增长肯定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即当货币数量的增加快于产出水平的增长，两个增长率之差就是通胀率。
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率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通胀就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昭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市场信号：中央银行正在制造一个通胀前景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但是，如果投入要素价格出现上涨，就形成了不断的供给冲击。而长期的生产增长不可能偏离总需求，只要预期已经调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唯一结果只能是通胀的上升。
通货膨胀犹如牙膏：一旦它从牙膏管里出来了，就很难再把它塞回去。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短期刺激经济景气，是有通胀风险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实际货币需求下降，所需求的现金持有数就会下降。因而，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同时出现不均衡，它只能通过一段时间内价格水平比货币数量更快的上涨来取得平衡。所以，通货膨胀预期是否理性要取决于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而价格要经过很长的时滞才会调整，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性风险就在此。
毫无疑问，从2009年上半年中国货币体系内所积累起来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超出了实际经济的需求来看，潜在的通货膨胀必然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只是时间的转折点而已。因此，中央银行应当将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转变为“稳定倾向”(stabilization bias)，也就需要真正实施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来减少宏观经济运行的过度波动。今天，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来调整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兼顾短期产出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冲击。
三、货币政策规则与经济的稳定增长
讨论和评价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要弄清中央银行追求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还是产出目标？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对预期产出潜力的“乐观”估计，结果使得短期目标会冲击长期目标(11)。如果政策制定者错误地采取了他们认为准确地理解了经济运行状况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看成是最优的，那么，这一政策就缺乏准确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部门就无意之中促使了经济活动的不稳定(12)。当积极的干预政策不断推出以及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时，通货膨胀压力就露出了水面。显然，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应当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这样才能消除任何潜在的高通胀风险。
除了汇率之外，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一方面，数量目标是很容易测定的，因而可以更好地体现货币政策的透明度(13)；另一方面，数量目标的偏离是非常容易观察的，因而使市场对政策变动方向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1.货币政策规则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两个主要操作目标是货币供给和利率。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存在从货币供给到总支出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货币供给量能更好地控制经济。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货币总量的变动通过改变利率，只对国民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利率作为一个目标优于一个要从名义收入中消除的变量。
中央银行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货币当局是应当一次性地决定最佳政策规则并加以坚持，还是应当在每个时期都重新做出决定？货币主义坚持明确的货币规则，该政策规则是货币当局在不同时期具体进行操作时参考的固定参数值，这就是时间一致性政策。一个跨时或具有时间一致性的政策，是保持一种政策预定时间格局的政策。凯恩斯主义支持货币当局随时间变动政策的实施规则，这是相机抉择政策，也就意味着对每个时期的最佳政策路径进行重新推导。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稳定的价格水平降低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最佳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和实现，继而增加产出和就业。由于货币当局不可能直接改变通货膨胀率，为了维持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区间，就必须对货币总量和（或）利率进行操作。政策的成败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可预测性。根据著名的凯德兰德—普雷斯科特（Kydland和Prescott）理论研究框架，货币当局坚持货币规则是最优的(14)。因此，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货币当局应当坚持预先宣布的政策路径，除非经济出现了未预期的变动。此外，货币当局更不应当故意引发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去改变市场预期，试图实现其经济扩张的目标(15)。因此，与其允许中央银行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不如让它遵循一个预先规定的货币供给规则。
2.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大幅偏离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规则呢？2008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7%。因此，理论上可以认为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是货币数量规则。而相机抉择政策要求在每个时期到来时都要制定新的政策路径。由于2009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达到了28.5%，要比17%的目标值多了11.5个百分点，表明经济遭受出口急剧下降冲击的短期压力，因此央行采取了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在实践上也可以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冠以“相机抉择”或“灵活抉择”。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初确定的政策目标是：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灵活、有力的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保证货币信贷总量满足经济发展需要(16)。名义上，中国货币当局采取了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的政策，实际执行结果却是大幅度偏离货币政策的数量规则。
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8月的M2增长率和信贷增长数来判断，“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成为追求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法宝，印发钞票是一条简单易行的政策。部分经济学家也是积极倡导政府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过制造通货膨胀预期来刺激消费和购买资产(17)。但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投资和增长很可能会走低。过量的货币供应，一定会推动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
3.追求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货币政策效应有时滞，效应出现的时间被认为有4～6个季度之长。当然，有关货币政策的数量规则和相机抉择政策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有很大的争论余地。当前，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相机抉择下的货币政策有通货膨胀倾向。此外，如果意外的通货膨胀可以导致经济扩张，那么，中央银行就会只看到从制造不可预期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18)。中国2009年的实例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2009年上半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达到28.5%的宽松货币政策应当调整了，继续实行下去的唯一结果是未来两年后奔腾而来的通货膨胀。市场预期是基于货币规则的，而不是相机抉择的政策，后者是通过不断改变市场的预期来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是不可预期的，结果使得经济波动成为一种常态。如同巴罗—戈登模型所指出的，事实上在相机抉择方式下很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限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19)。那么，2010年的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究竟会是多少呢？当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达到28.5%时，产生通胀预期是市场的合理反应，这也可以用来解释2009年4～9月金融资产价格的飙升。
我们对美国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长率的数据研究显示，美联储并没有实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8月的货币(M2)余额为82979亿美元，比2008年12月底的81239亿美元只增长了2.14%，因而美国的资产价格也就不会暴涨。那么，摆在中国货币当局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中国货币供应量M2余额从475167亿元增加到576699亿元时，增长了21.37%，是美国增长率的9倍以上。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货币理论指出，积极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以用来稳定经济的波动，而其作用则是短期的，也是有限的。因此，要采用结构调整政策来创造总需求和改善总供给，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调结构”政策的动机。但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最基本前提是严格的货币政策规则所形成的稳定的价格水平。200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开始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将“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修正为“引导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20)。然而，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仍然是，实际的货币政策执行结果是什么？是否会延续大大背离货币政策数量规则的货币供应量？2010年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会回归到17%水平吗？今天，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仍然是一个大问号。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就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确保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笔者相信，货币主义理论可以适用到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上，货币规则是可以稳定预期的。鉴于2009年上半年“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通胀预期的负面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转向更加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就是遵循其自身所确定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7%的水平，这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四、结论
在中美两国“定量宽松”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产生迥然不同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态势下，使得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出现了新的未预想到的特征。为此，我们对中美货币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分析表明，2009年上半年的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超级宽松”特征，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美国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视为美元的“开闸放水”，于是采取大规模增加银行信贷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应对，使得被动协调的损失扩大了。两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形是：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是美国的9倍以上。依据货币理论，当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不是眼前的局面。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货币当局就应当逐渐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要正确和准确地解读美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数量规则。既然美国仍然在遵循货币数量的增长规则，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货币政策规则。
第三，对中美两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经验研究表明，2010年后的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从“超级宽松”真正转向货币数量规则，以改变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将货币政策的重点从稳定短期的产出确实转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上来，经济的阶段性调整是必要的，衰退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它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没有永远的繁荣，也没有永远的衰退。只有明确的货币规则，才能抑制通货膨胀。为此，一个严格执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潘成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8期。
②殷醒民、乐文平：《中美货币政策协调的传导机制与货币供应量调整的内生性研究》，工作论文，2009年10月。
③颜竹梅、刘亦文、黄静寅：《中国M2/GDP水平的国际比较与畸高的成因探析》，《统计与决策》2009年第6期。
④刘胜会：《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及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8期。
⑤吴晓灵：《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是今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解读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8月18日第21版。
⑥Hugo Rodriguez Mendizabal,"The Behavior of Money Velocity in High and Low Inflation Countri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38 No.1 (February 2006),p.209.
⑦殷醒民：《货币供应冲击、趋势性通胀与经济波动》，《科学发展》2008年创刊号，第49页。
⑧《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1季度》，2009年5月6日，第1页。
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2季度》，2009年8月5日，第34页。
⑩《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2季度》，2009年8月5日，第1页。
(11)Athanasios Orphanides,"Monetary Policy Rules,Macroeconomic Stability,and Inflation:A View from the Trench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36,No.2 (April 2004),pp.151-175.
(12)Athanasios Orphanides,"Monetary Policy Evaluation with Noisy Information",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50 (2003),pp.605-631.
(13)Antonio Fatas,Ilian Mihov,Andrew K.Rose,"Quantitative Goals for Monetary Policy",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39,No.5 (August 2007) pp.1163-1176.
(14)Finn E.Kydland,Edward C.Prescott,"Rule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Rul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5,June 1977,pp.473-493.
(15)杰格迪什·汉达：《货币经济学》，第12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1季度》，2009年5月6日，内容摘要第二段。
(17)Paul Krugman.Japan's Trap,http://www.mit.edu/krugman/www/,1998.
(18)卡尔·E.瓦什：《货币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58页。
(19)Barro,R.J.,D.B.Gordeu,"Rules,Discretion,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2,No.1(1983),pp.101-121.
(20)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9年第三季度例会新闻稿。http://www.pb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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