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的意义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73(2002)06-0049-03
上世纪末，随着文化批评的爆发性流行，所谓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便落下帷幕。从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化批评，这个变化令人深思。回想十多年前的批评舞台，诸多批评方法争艳斗奇；而今，这种众声喧哗的批评格局已成过眼烟云。君不见，在当下的批评界，文化批评几已成统治性模式，在它的挤压之下，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批评方法纷纷退场。眼下，还有多少批评家抵御得住热门文化课题的诱惑，而甘于寂寞地守候在文学批评的话语领地?对于文学批评的退场和文化批评的盛行，人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特别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到底能有怎样的作为?它对于文学创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
无庸置疑，文化批评在我国当代批评界的兴起，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中既有时代的、批评自身的原因，又有文化的、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
从时代的原因看，在“资本一直在使一切全球化”[1](P72)的时代，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如何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摆在我国当代批评界的一个重大课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批评界已普遍感到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封闭性，而呼唤冲破形式主义和语言学的樊篱，于是便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批评流派相继产生。这些批评流派，从批评方法的角度看，都是对文学的文化透视，即“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2](P267)，因而都属于文化批评的范畴。我国当代的文化批评，正是为回应西方批评界的挑战而作出的尝试，它体现的正是一种全球化意识。
从批评自身的原因看，文化批评的兴起，是我国当代批评界寻求新的出路的一种努力。过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直比较注重社会、政治等他律因素对文学的内容构成的作用和影响，而完全忽视对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对只重他律因素的文学批评的反拨，我国当代批评界从西方引入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这些批评方法在文学自律因素的探讨方面用功颇深，但它们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完全把它与社会、读者隔绝开来了。这种所谓的“片面的深刻”，导致批评视域的狭窄化。文化批评的兴起，无疑起到了纠偏作用。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过去通常被看作只是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或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自然、科技、意识形态等，就必然被看作是文学的范畴而引起重视。
文化批评在我国当代批评界的兴起，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众所周知，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迅速崛起，大众文化犹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使我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发生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便是大量的文化现象进入了文学领域，有论者将其描述为“文学已经离开了经典文学时代而开始进入了泛文学时代”[3]。文化批评对于回应这一文化现实无疑具有优越性。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是与社会现实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的方向深入，它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诸如下岗工人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等。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热情、社会参与热情重新高涨，这是他们投入文化批评的内在动因。因为文化批评的特点正在于它的强烈的政治关切与参与热情，它不仅关注社会的文化现实，而且关注与这一文化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它要么具有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目的，要么对现存社会关系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表明，文化批评具有鲜明的社会功利色彩。
从以上关于文化批评兴起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价值。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化批评不过是为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而任何窗口都是有局限的，都既有打开的一面，也有遮蔽的一面，文化批评也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如果把打开的一面的发现以为是全部，那就会造成另一种误导。因此，文化批评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区分哪些方面是文化批评之解释的优长所在，哪些方面是它的局限。如果不能认识这个局限，进而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将是很不利的。
二
对于文化批评的爆发性流行，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欣慰与振奋，又有焦虑与不安。曾几何时，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因走失于语言学的迷宫而落入形式主义的牢笼，正是文化批评的兴起给人以启示，使人们意识到迷执于语言与形式的文学批评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学的内容，即尝试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形态来考察，这就使得文学批评的视野开阔了。但令人困惑的是：离开文学的形式又何谈文学的内容?即使退一步讲，假如真能从文学的形式剥离出某种文化的内容，那么这种内容还属于文学吗?
有一种非常奇怪却很流行的说法，即把文学的形式批评称为“内部”研究，而把文学的内容批评称为“外部”研究。这种说法意味着文学只是形式，而这种形式可以承载各种非文学的内容，这就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了。我们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而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便统一于它的审美性，所以任何孤立的形式批评或内容批评都必然因阉割文学的审美性而成为一种非文学的研究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之所以行之不远，症结正在这里；而文化批评也同样面临把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因而其前景如何，不容乐观。
从历史上看，文学批评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既有伦理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视野，又有心理学的、语言学的、符号学的视野，眼下又多了一个文化学的视野。每一种视野都意味着一种批评方法，或者说，每一种批评方法都只是一个视野。视野无所谓新旧，关键是要在视野所规定的方法与作品的审美性之间找到深切的联系。例如，历史上的道德批评(伦理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虽都是十分古老的批评方法，但仍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原因正在于它们没有割裂方法与作品的审美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道德批评立足于某种道德感；而道德感正是审美感受的重要心理内容。审美经验表明，人们认定为美的事物，必定是合乎某种道德的，所以能够给人以道德感的作品便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这表明，道德批评从本质上讲仍是一种审美批评或文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某种真实感；而真实感正是审美感受的基础——不言而喻，虚假的东西总是不美的，说谎的艺术便不是真艺术。那么文化批评又如何呢?无疑，理想形态的文化批评应当具有文学性。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流行的所谓文化批评，却普遍存在着脱离作品“离弦说象”的倾向。在这种批评中，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没有疆界，就是说，它并非审美的产品，而只是批评家阐释某个文化命题的微不足道的旁证，这就必然导致审美尺度的缺席。
审美尺度的缺席，使得文化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走向了非文学化。文学就其本性而言，在于它是审美的创造，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优劣，便取决于审美性的高低强弱。这意味着文学批评首先应当是一种审美批评，即是说，它首先应当把文学作品置于审美观照的视野中。然而，在文学批评转变为文化批评后，我们看到：审美批评已逐渐退隐，大行其道的是一种看似深刻、实则不乏主观武断的文化价值主导型批评。这种批评不再将文学作品视为个体性的生命存在，深入其内部，去进行感受和体验；也不再将它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去关心它的语言、表达、结构，分析它的叙事技巧和人物塑造，而是将它置于某个大文化命题的表述脉络中，来对它进行描述和定位；或是从中抽象出某个文化价值命题，然后在逻辑的层面展开自足的分析。在这种批评视野中，文学的审美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文学的形式只是被看作承受某种文化意蕴的载体，其存在价值由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某个文化理论作论证来规定。这样的批评便从根本上悖离了作为文学批评的性质。
三
文化批评的非文学化，其必然后果便是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的解体。批评与创作是文学活动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它们原本一母所出，同根相生，即二者都是源于现实感受的观念形态，包含着对文学意味、审美话语和审美原则的感性领悟，因而它们理应相互依傍，亲如兄弟。但在文学批评蜕变为文化批评后，二者之间便出现了断裂：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自行其事，失去了原有的对话基础和可能性。这种断裂的直接表征便是批评在创作面前的失语。如今，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还有多少批评家会从叙事策略、结构艺术、语言特色、性格塑造等角度进行解读呢?他们更乐于做的，便是从作品中剥离出某种文化价值主题、文化观念以及作家主体的文化立场，然后移入某个文化理论中进行阐发、比较和定位，如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莫不如此。于是，能够为批评家所青睐的，只是那些提供了某种文化价值主题的作品——无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多么粗糙；而那些真正具有审美价值且为人们所普遍喜爱的作品，则得不到批评家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批评与创作的这种断裂，使得批评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丧失殆尽。批评，无论以何种形式或面貌出现，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当然，不能把这种影响理解为对作家的创作活动的具体指导。批评家不是作家的导师，他不能企望指导作家“怎么写”，甚至不能企望指导作家“写什么”。那种以为创作离不开批评的指导的想法，其实只是批评家的自作多情。作家期待于批评的，只是鸣锣开道，而不是什么指导。从俄国作家契诃夫把批评喻为干扰农民劳作的牛虻，到西班牙的现代派画家塔比亚斯公开表示“对任何带有学院、美学、‘人文主义’气味的东西我深感厌恶”[4](P17)，批评的价值在作家、艺术家的眼里从来就显得可疑。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批评家来说无疑并不愉快，但批评家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职责。批评尽管不能对创作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作家的审美观念。可以说，批评对于创作的作用，就主要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冲击力，即从审美观念上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活动，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就“写什么”而言，批评可以影响到作家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批评所创造的强大的舆论磁场，引导着作家特别地关注生活的某些方面，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特殊审美价值。批评在实现这一功能时，倾向于提出生活和生命本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怎么写”而言，批评影响到作家的审美追求。批评所包含的审美评价内容，不仅影响到作家的审美话语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作者的审美趣味和理想。
然而，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由于悖离了审美感受这一立足点，因而它对创作的影响便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这种消极影响的直接体现便是大部分作家在审美追求上的懈怠，以及对用文学的形式表现文化价值主题的热衷。以“现实主义冲击波”而言，这个小说流派的一些代表性作家之所以会持续不断地炮制出越来越趋于道德说教的文本，并因此放弃了原先创作中仅有的一些审美努力，不能不说是与一部分批评家的暗示与诱导有关。由于这种暗示与诱导，批评与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为合谋：批评家从创作中发掘出可资谈论的文化话题；而作家则有意为批评家提供相应的文本。然而，这种合谋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该小说流派创作水准的整体性下降。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对于作家创作的负面影响已初见端倪，因此，文化批评的自我检讨势在必行。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化批评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价值，它在启迪人们的心智方面也能够发挥其他批评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批评实践表明，宏观的文化批评必须与微观的审美批评相结合，而且必须是在具体的审美经验、对作品文本的具体的审美感受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批评。正如当年韦勒克所要求的：“文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允许与文学批评分离。”[5](P74)同样，文化批评也必须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否则，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就会弄得大而无当，这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也会使这一批评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