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尊严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8年1月12日
地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对话人：高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导、《现代传播》主编）
整理者：顾亚奇（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生）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这是《现代传播》第五次做年度对话，今年正值中国电视五十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电视做一些反思。宏观考察中国电视的50年，可以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25年主要是起步与积累，真正的起飞与繁荣应该是自1983年以后的这25年。在这25年当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值得盘点的东西很多，但中国电视从业者和研究者更关注的则是当下中国电视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高峰先生对话，缘于他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创作过许多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又有丰厚的学术涵养，且在央视管理层任职多年，作为见证中国电视发展的职业电视人，他对中国电视有着独特的体验与认识。
中国电视失去尊严了吗？
早期的中国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
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
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
胡：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到现在已走过五十年，怎么看待中国电视走过的历程？在目前纷乱复杂的媒介环境当中，中国电视存在不少问题，电视荧屏低俗之风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电视的文化身份到底如何定位，它将来的格局会是什么样子？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追根溯源，重温电视曾经的“光辉岁月”。
高峰（以下简称“高”）：我这个年龄见证了中国电视大发展的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每个电视人都有浓厚的职业情结，总有许多关于电视的故事，有几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中国电视诞生的早期，对大众来说无所谓电视。当时，有一次我跟赵忠祥一起去南非出差。赵忠祥对我说，有一天他爷爷问他，电视播音员是干嘛的？当时赵忠祥已经当了十年播音员，他爷爷还不知道播音员具体是做什么的，原因在于早期电视机很少。我记得“文革”期间，在一个首长家里看见了电视机，此外很少看到电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是电视发展的一个契机。以前像样的电视栏目不多，这跟科技的发展状况有关，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因素。我特别注意到，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里，1979年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1979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外国文艺》，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开放的需要，中国人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前就只是播报新闻。这一年的10月份又开办了一个栏目《为您服务》。可见，从1979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有了“为您服务”的态度，电视能够说一声“为您服务”已经隐含着一些变化。电视怎么能是“为您服务”的呢？以前它肯定不是，肯定是宣传机构，但是中央电视台却在1979年提出了“为您服务”，而且办了这个周播的栏目。
从那时起，一直到建国35周年，中国电视尽管在制作手段上不如现在，但从制作理念、制作风格上看，并不比现在落后很多。现在回头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挺值得怀念的，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没有上大学，经常到院里一位老处长家看电视，有一天我去时正好在播日本故事片《望乡》，正看得起劲，突然出现日本兵逛妓院的镜头，老处长立刻把电视关了就把我们都哄出去了。另一件事是一次到一个老领导家看电视，那天播放的是缅怀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老领导提议大家站起来看。老人一站，全屋人都站起来了，我姥姥当时70多岁了，也站起来从头看到尾，整个屋里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
对比现在和那时的电视状态，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电视究竟要给观众什么？不管怎么说，早期的中国电视，跟我的精神世界是有一种联系的，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那时候人们对电视有一种神圣感甚至敬畏感，但现在的电视很少有让人觉得神圣的内容，似乎离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个信息来源和娱乐手段。现在的电视，哪怕有一个频道让我重温这种神圣和美好也行，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视需要反思。
胡：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电视传媒人角色的三次转型》。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每一级电视媒体都代表一级党和政府，电视扮演的是宣教者的角色，那个时候是带着光环的。80年代底中国电视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从宣传者、教化者的角色开始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电视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等。90年代中后期我们又开始向市场化转型，电视的角色趋向大众甚至狂欢。老百姓对电视已经从过去的仰视到半仰视，变成现在的平视，有时甚至是俯视、鄙视，电视人的尊严感在下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纸包子”事件。
高：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天的见面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重塑电影的尊严。今天，我想提出一个重塑电视尊严的问题。电视一旦丧失尊严，如何去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声音？为什么我要讲小时候看电视的那两个故事？那是一个电视有尊严的时代，我相信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人都有这种感觉：尊严，或者说职业荣誉感。但今天电视已经在逐步消沉，电视不得不陷入恶性竞争，其结果带来的是文化品位的降低，为的是获得投资商和广告商的关注。
电视现在的尴尬，二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30年前，电视是一个绝对的信息控制者，这些年来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必在某一个时间段通过电视节目获取信息。电视控制不了信息资源，左右和控制信息的优势没有了，再去做降低自身文化品位的事，就会失去尊严。
我觉得，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过去有一个笑话，某电视台记者，到下面一个县里去报道一个会议，结果这个记者去晚了，会已经开完了。这个记者到了以后就说，谁让你们开的？重来。这不是尊严，而是傲慢。我觉得中国电视到今天这个需要维护尊严的地步，我们需要深刻地反思，需要有政策性的调整。
胡：尊严是什么？尊严是底线，尊严是严肃，尊严是被人尊敬，而且尊严还在于尊重别人。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电视获得尊严？当他们面对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现象，觉得应该打开电视看电视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观众的心目中电视应该成为最权威的媒体。
高：但是，今天的中国观众打开电视，发现电视更多的是提供信息或娱乐，很少给观众提供思想。电视跟别人抢新闻已经没有优势，因为别的媒体可能比你更快，这个时候电视如何树立尊严？特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大台，应该传递自己的思想与声音。央视目前开始重视培养新闻评论员，搭建传递自己声音的平台，这样有利于塑造一个国家媒体的尊严。
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节目的质量包括技术含量上，做其他媒体达不到的高品位、高品质的节目。如果拿出一两个频道做这样的尝试，打造成高端的节目平台，或许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尊严，电视将更显光彩。
电视的尊严从何而来？
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
胡：电视怎么能有尊严，尊严从何而来？就电视内容生产而言，现在有一种看法，似乎凡是做公益性内容的或者有品位的节目，好像赚不到钱，大家总觉得低端的、偏娱乐化的节目可以赚钱。大家判断的标准在哪儿？很多时候就靠收视率这个唯一的标准，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赚钱。
高：我主张在评价体系上进行调整，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去对应不同的节目，将代表电视尊严的节目和其他节目剥离，才不至于陷到收视率这个怪圈里。几千个样本户就左右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状况，并影响到电视的内容生产，那么，我们的自信心在哪儿？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尊严感以及自我判断力又在哪儿？为此，我们把自己套在里面，不知道是在和谁较劲。重塑电视尊严，并不是说要把娱乐性的节目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让有尊严的更有尊严，让娱乐的更娱乐。
胡：从内容层面看，电视只有提升节目“品质”，才能重塑尊严。何谓电视节目的“品质”？笼统地说，有品质的电视节目，应该包括三个要素，即可视性、创新性、提升性。所谓可视性，简言之就是“好看”。从节目生产的角度看，优质的电视节目首先要求制作技术精湛，制作技巧娴熟，运用视听手段制造出悦人耳目的声像效果，而不是粗制滥造，糊弄观众。所谓创新性，指的是电视节目既不“克隆”他人，也不自我拷贝，而是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推动电视节目样态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一窝蜂地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提升性”，则是指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应该具有文化内蕴与审美品格，好的电视节目应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思想境界。
高：现在电视荧屏的“低俗化”问题，是伤害电视尊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能分开，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去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现在某些少儿频道甚至播出许多“少儿不宜”的广告。如果我们有效地区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就能让这种状况得到改变，打造出绿色、健康的公共频道。这几年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分流的呼声一直比较高，如果能解决好，即使不能重塑电视的尊严，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
因此，我觉得这个政策应尽快出台，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这不会影响电视的市场份额。一个频道品位提高了，广告门槛就高了，一般的广告还不要，怎么可能没有广告？何况电视经营手段并没有被我们用够。
胡：大家觉得高品位、高端的节目老百姓不看，赚不了钱，低端的节目老百姓爱看，也容易赚钱，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于丹、易中天的节目赚钱了，很多大片如《故宫》、《大国崛起》等也赚钱了，许多主旋律电视剧也赚钱了。这些节目既保持了尊严，也赚了钱。从某种意义上讲，低端的节目就是快餐。快餐式的赚钱很容易丢掉尊严，在丢掉尊严的前提下去赚钱，是得不偿失的。
低投入、低产出、低端产品吸引大众化的、一般性的广告，现在看来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方式显然是一种自杀，走下去很危险。要重塑尊严，首先要从理念上厘清电视的角色，电视职能的剥离必不可少。国家应该考虑拿出较大的投入做保障，让电视去做一些有尊严、有品位的节目，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且从政府到社会，都对电视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电视能挣很多钱，电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人留下“炫富”的印象。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能赚钱。也许，这反而让政府、社会形成了一个对电视行业的错误判断。就是电视不需要支持。
高：单说出版业就比电视挣的钱多，人员和成本还比电视少得多。《百家讲坛》与相关出版社合作的图书创造的价值应该是很高的。从这一点上说，出版社挣钱要比电视轻松，成本还要低，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就是一两个人，书卖得好还可以重印。社会上总是说央视很有钱，很少有人说某某出版社很有钱，电视是不是该深思？
从电视体制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跟地方电视台尽管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线性的关系，但联系特别密切，我认为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构关系。如果顺着那时的结构体系发展，可能中国电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中国电视的利益关系有三个层级：一个是中央电视台自身，第二个是各省的上星卫视，第三个是地面频道，各就其位，没有相互联系，完全割裂而且互相竞争，这种竞争趋于白热化，电视的各种利益关系趋于恶化。
胡：在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主体本身还不明晰，还没有理清内部产权结构的情况下，搞集团化只能变成翻牌公司。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大家都想作为一个主体去搏击市场，结果没有形成中国电视的整体合力。大家的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基本相似。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没有剥离开采，中国电视不是健康的竞争。
在混乱的体制下大家都想做大，盲目地抢夺市场，反映在内容层面就是电视内容的同质化。这些年无论是学习国外还是自己互相模仿，电视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本身缺乏活力与创新力。从观众的角度看，不管电视是谁办的，他只看他需要的，他需要什么？我们不妨独辟蹊径，来看传统电视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所应该拥有的东西，比如灵魂净化的节目，比如帮助我们把握历史真相的节目，可以激励国民精神的内容等等。
高：电视的尊严还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电视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现在电视成为商业机器后，反而损害了国家利益。用国家利益的尺度考量，谁的影响力大，谁的公信力高，党和政府就会给它更大的支持，电视在国家利益的保障上，在国家的整体需求上，是不是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媒体，要靠电视自己去作为。
纪录片创作应有战略规划和政策扶持
从纪录片创作倾向上看，娱乐化和技术崇拜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纪录片应该有“大片”概念，在技术、艺术、思想上达到一定高度，内涵上做到“史诗情思”的统一。
胡：接下来，我们一起谈谈近年来的纪录片创作，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纪录片乃是电视内容体系中文化含量很高的节目形态，这几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有可圈可点之处，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精品力作；二是贵台一直是纪录片创作的实践者，新影厂又是纪录片制作的主力军；三是纪录片这一节目形态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媒体品格上都有重要地位。你觉得从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策略应该有什么样的考虑？
高：我一直非常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纪录片的发展不一定非得建立若干个纪录片频道。为纪录片办三至五个频道，但是播出的节目是不是都是纪录片，我估计这可能会出现问题。上海纪实频道播出的并不全是纪录片，仅强调内容的纪实性，其中包括一些新闻节目。我觉得办一个像国家地理频道这样的纪录片频道，的确很难，即使是国家地理频道也不是完全的纪录片频道。让一些好的纪录片进入到更多的频道中去，这其实是一种较好的发展策略。
其次，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应该有战略规划。许多纪录片并不是事先规划的，有些甚至是个人行为。这几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纪录片，比如《大国崛起》，这个片子是经济频道做的，但它的影响却是出乎自己意料的。纪录片在国际交往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应该有一个国家整体规划，来宣传国家形象和文化。但是，有些纪录片一旦政府部门过多介入和干预之后，却又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第三，从纪录片创作倾向上看，娱乐化和技术崇拜正在走向一个极端。《故宫》、《圆明园》、《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都是很优秀的纪录片，都花了大量的资金在技术上做文章。我觉得，纪录片真正震撼人心的不在影像层面，而在思想层面。
第四，现在民间的纪录片力量在成长，DV的普及使许多人获得了用镜头记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机会，一些作品表现了主流媒体不太关注的题材，用影像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很重要也很有价值。民间的这股创作力量很可贵，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政府如何制订规则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去引导，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胡：技术崇拜和娱乐化倾向就像麻醉药一样，可以暂缓你的痛苦和生存困境，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在内容上下工夫。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内容。如何做到“内容为王”，这段时间我强调中国纪录片应该有“大片”观念，大片就是在技术、艺术、思想上达到一定高度的、厚重的纪录片。除了篇幅较长之外，主要是内涵上的深和厚，具体说就是“史诗情思”四个字：“史”就是片子放在历史长河中应该是有分量的，应该是见证历史和揭示历史本质的；“诗”应该是诗意的、超越的，达到一定的审美境界，给人带来充分的审美享受；“情”，以感染力和观众达成情感共鸣；最后要有“思”即思想，应该有思想深度，启迪人的哲理思考。这是所有类型的电视纪录大片应该达到的标准，当然，真正创作出这类“大片”需要人员、资金、机制的保障。
高：我同意你说的，现在有些纪录片缺乏思想，走向媚俗和堕落，没有尊严了。但另一方面，有尊严的纪录片，却可能因为收视率而面临生存危机，是不是那几千个样本户不喜欢呢？这说明，现在纪录片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片面、绝对，要求纪录片承担太多的价值和意义，可能遮蔽了纪录片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我们不能够要求一部纪录片同时具备史料价值、市场价值、社会认知价值，只要这三个方面占据其中两个就很有意义了。对纪录片的各种价值要有所分离，打个比方，同样是体育运动，田赛和径赛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不同的纪录片也要有不同的要求，否则我们会一直困惑下去。
当前，我们过多地强化了纪录片的市场价值或史料价值，对社会认知价值强调得不够。第九届四川电视节的纪录片大奖给了一部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纪录片《意大利医生》，这说明关照现实依然是纪录片的重心，国际评委们很公道。但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倾向于对历史题材进行一些故事化的演绎，离现实比较远，类似题材的纪录片比较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反而讲得比较少，这是很悲哀的。电视连自己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忘记了，不去传递老百姓自己的声音，这是电视的悲哀，也是电视尊严的问题，是不利于纪录片健康发展的。
胡：现在电视批评几乎没有了，中国连一个电视批评的栏目也没有。建立电视批评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电视更冷静一些。如果有很好的批评队伍和批评栏目，电视的发展可能会更好一些。
高：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很多国家设有资助纪录片创作的基金，但我们国家没有。目前国家资助文化创作的基金，用在纪录片上的不能说没有，但很少。《森林之歌》是财政部拨款的，但这只是个案。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纪录片发展专项基金，规范基金申请的招投标程序，促进纪录片创作的繁荣。
“新影”的新探索
老故事频道的开办，既为素材的重新加工、播出找到了一个出口，也可以完成数字化转换和科学管理。
利用影视的所有相关资源去立体经营、立体开发，才是影视发展真正的产业模式。
胡：从电影和电视的互动来看，现在电影经常做一些探索。在影视合流这个大的产业背景下，新影厂的探索对电视行业有什么启发和影响？
高：比较而言，新影厂的资源不算丰富，如果像新影这么一个资源匮乏的单位能够在产业上发展起来，那就说明了一个道理：电视的产业发展应该比新影做得更好。如果新影成功了，那就对电视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胡：新影最大的资源是历史素材，现在许多电视台都有一个资料库或者资料馆，资料馆是素材经营的初级阶段。新影厂的“宝贝”就是这些历史影像素材，如何把这些素材激活起来变成产业经营的一部分？你有什么考虑？
高：新影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除了当初制作的成品之外，过去几十年拍摄的那些“边角料”性质的胶片全都在，过去不能用，现在用起来发现特别好。央视的素材大部分是栏目里已经播出的节目带，这么多年基本的无字幕版的节目带入库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是素材经营的基础和前提。央视也有不少胶片，我们也在代管。目前，我们正在将这些素材进行数字转换，数字化之后再建立一个和国外交流、经营的平台，也可以为老故事频道提供素材。
胡：2006年4月16日，中央新影的两个数字频道——《老故事频道》和《证券资讯频道》正式开播。你一直在推行“经营历史”的概念，能否具体谈谈一些战略构想和具体的实施手段？
高：无论电影还是电视，都应该把自己的平台经营好。新影厂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但是任何一个资源如果没有被开发利用，实际上还是没有产生价值。以前新影厂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出售资料，每年的基本收入也就在100多万元左右，对这样一个大厂来说，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么大一个厂，需要更多的钱去维系、去发展。老故事频道的开办，既为素材的重新加工、播出找到了一个出口，也可以完成数字化转换和科学管理。有了老故事这个频道，我们就可以系统地把资料开发出来，并且形成金字塔式的不同层级的开发。这样，我们产生的效益就不是100多万的问题了，通过这个频道的开发、再利用，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有了明显的飞跃。
胡：立体开发对电视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基本上还主要是生产节目，利用影视的所有相关资源进行立体经营、立体开发，才是影视发展真正的产业模式。目前，新影厂正在盖大楼，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有什么考虑？
高：我们正在盖三个楼，一个做电影，一个做动漫，一个做老故事。大楼盖起来，我们经营的都是新影自身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新影的动漫大厦盖好之后，要做成特色院线专门播放动漫大片，这些年来有很多动漫大片。比如《狮子王》等，我们购买它的播映权很便宜，还可以卖衍生产品。将来，也许再盖一个楼可能就是纪录片的专门院线。另外，我们现在的办公楼是五六十年代的楼，我们在规划利用这个老建筑，包装成一个历史主题纪念馆，参观者可以在此感受到几十年前的生活氛围，获得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尽快进入资本运作层面，以求获得更大发展。
胡：靠广告赚钱这种单一的产业模式现在已经落伍了，付费电视刚刚起步尚处于摸索阶段，至于把电视整体的相关资源拿来立体经营，电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央视搬迁应该是一个机会，假如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规划考虑，把两个大楼中的一个经营起来，把体育、文艺包括演出经营起来，就可能把产业链做起来。
高：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下属企业，但跟中央电视台各个中心比，我们是相对落后的，甚至和地方电视台比也是落后的，因为我们没有开放的播出阵地，就是说我们不在一个共同的、平等的起跑线上。但是，数字电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现在，数字电视刚起步，我们做证券资讯频道，就是要在这个新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以前别人没有做过证券资讯频道，我们做了就可以和大家很平等地去探讨数字收费电视的发展问题了。当然，新影的这些措施也都在探索中，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明天向何处去？
概念大于平台，平台大于内容，内容大于需求，这是新媒体目前的现状。
办电视应该以播出为主，而不是以制作节目为主。可以从内部先实现制播分离，整合内部资源。
胡：对中国电视的未来，你是乐观还是悲观？
高：我不悲观，但是也不乐观，因为现在我们不仅有其他传媒对我们的冲击，而且不得不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胡：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新媒体将取代传统的电视，我并不这样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前景是好的，但是现实的局限性同样存在，用三句话总结就是：概念大于平台，平台大于内容，内容大于需求，这是新媒体目前的现状。以数字电视为例，概念大家都在说，但是平台比概念少，专门为之生产的内容就更少了，很多内容都是对传统电视节目的集成，就是把传统电视做的节目搜罗、整合一下。
高：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传媒机构相比，央视都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尚未详细规划体育赛事的经营，包括大型演出，也是可以经营起来的。如果这些都经营起来。这些产业就很大了，我们就会发现，不必再完全受制于收视率。我觉得应该确立这样一个指标，就是什么时候广告收入只占央视整个收入的1／3以下，剩下2／3以上是其他收入，包括对经济频道和科教频道的经营等等，那时良性的产业链就形成了。
胡：近年来，好多人在呼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视行业，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目前还没有放开。另外，中国电视缺乏退出机制，没有说经营不下去了就退出的。对于低端频道，行政干预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自生自灭，政府不再给它更多的支持。那么，如何做大整个电视行业，探寻一条建设性的道路，从而加强电视在国家文化战略里的地位，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高：首先，国家应该压缩电视频道的总量。现在许多地级市都有3、4个频道，省里有7、8个甚至10个频道。从总量上予以控制，先压缩1／3的频道，然后再压缩1／3，应该会有一个明显改观。实际的广告投放量大体固定。不会因为频道压缩了投放就减少，但压缩频道数量，整个电视行业的运营成本就减少，把更多的资金用到更少的频道上，节目质量也可以得到提高。
其次，要呼吁国家的政策扶持。前几年大力推广数字电视，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数字电视之所以没走下来，原因之一就是政策扶持的力度还不够。如果制订政策，把许多传统电视的频道平移到数字电视里，非数字电视主要传播主流文化，剩下的娱乐化或者其他一些节目全都放到数字电视里，我估计各省就会积极推进数字电视。在这几年当中，数字电视要大规模地继续推进，最主要的是要对地面频道有所控制，如果能够控制到卫星频道，就会出现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目前地面频道还是那么多，收费电视处境就很尴尬。顺便说一句，目前电视频道尽管多，但个性化服务却很差。
胡：减少总量，向数字电视平移，通过专业化和特色化使电视的内容和盈利模式实现多样化，而不单纯依靠广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创见的观点。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电视迫切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现在，无论是广电总局发出的一项通知、禁令，还是央视的一个动作，包括播什么电视剧，换什么主持人，小小变动都会吸引社会关注。社会如此关注，你认为电视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高：现在电视改革主要还是一个机构调整的问题，这是制约电视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每一家电视台，实行的都是一种大而全或者小而全的结构方式，在人事管理已经到了困难重重、山穷水尽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方式。
央视几百个栏目，每个栏目用人都特别难，因为既不能随便用人，人员也不能随便流动，资金发放也不像以前那么方便。这样的结构状态，制约了电视的发展，我们的机制应该更加灵活起来，只有更加灵活才能做大。目前央视有15,000余人，人员管理比较复杂，现在正在向频道化管理过渡，毕竟频道管理是一种趋势，如果真正做到制作和播出分开，可能会使电视真正走到经营的轨道上。
办电视应该以播出为主，而不是以制作节目为主，这一点是我办老故事频道时认识到的。老故事频道一年10来个人就办下来了，因为没有必要用更多的人，大多数节目都是买来或者交换来的。我们办的证券资讯频道因为有现场直播，所以有七八十人，这是频道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现在，如果我们要办动漫频道，也不会用太多的人，估计10来个人就能把频道经营好。
现在电视台的一个误区在于把制作电视节目作为主业，把播放电视节目作为副业，兴奋点大都放在制作上，我觉得如果把着力点放到播放和播放的效益上，人事结构就能够变活了。我把握好频道这一播出平台，节目制作商就会找上门来，我只做集成商。这是一种赚钱的方式，各个电视台似乎没有悟到这一点，他们把制作过程当作电视台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看播放产生的效益。虽然经济效益相同，但是省略了制作环节，成本就降低，就能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央视去年广告收入105亿，如果换一个方式去经营，能够降低制作成本，岂不更好？
胡：制播分离现在面临着两个难题，一个是从业者的惯性观念，他原来依托央视的平台，在央视做节目，不能忍受从制作人变成一个经营者，这在观念上需要一个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业者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原先在电视台，他感觉自己是做节目的，他觉得有尊严，现在让这么多的从业者从电视台的员工变成习惯于干活的各种“八级工”、“瓦匠”、“工头”，难免不适应。身份转变之后成就感从哪儿来？做“工头”成就感从哪儿来？他怎么获得尊严，这也是一个问题。长期在一线从事节目生产，突然有一天让他不跟节目打交道，改做采购节目、播出节目和销售节目的工作，这个转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的，这是一个问题。
高：我觉得可以先从内部尝试制播分离，整合内部资源。比如，对新闻资源的整合，一条新闻可以多种样式，供不同的栏目使用。原先大家为同一条新闻打架，而且还是自己和自己打。能不能建立一个内部的制作和播出机制，这就是频道化改革。
就电视台的制作环节来说，如果按照内容分布力量，将会无限度地扩大，如果按照节目形态来分，品种就那么几个：新闻节目、专题节目（包括纪录片）、文艺节目以及电视剧。我觉得电视台还是应该针对节目品种设立节目中心为好，也就是新闻类、专题类、文艺类以及电视剧类的，再由这几类的节目制作机构向若干频道输送节目。内部的制播分离，优点是方便管理，避免重复劳动，人员也会减少很多，运行经费随之下降。中国电视的总体结构应该有所变化，如果在结构上没有变化，电视的发展就会比较缓慢。
胡：但是，现在央视基本上每一个中心都有自己掌控的频道。中心和频道是混杂的。观念的转变很重要，电视机构内部应该围绕播出的需要设计一套制度来调整结构，把生产节目的观念转化为播出节目的观念，把宣传观念转化为传播观念，在保持电视影响力的同时将精力更多地转向媒体的经营。电视媒体不能只靠本身的产品，关键还是要完成经营的多元化。传统的电视运营方式只是停留在节目制作播出和兜售时段获得广告收益上，这是目前电视最主要的盈利模式，现在应该尽快完成向多元化、立体化的盈利模式转换。
高：现在技术的发展是一年一个变化，我们没有把握住电视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从思想层面上树立媒体的尊严，不遗余力地宣传好主流文化，我觉得必须把握这一点。随着高清时代的到来，有一天电视也许会变成一个非常精致的媒体，16：9的画幅和高清画面对我们的拍摄理念将产生强大的冲击。若干年以后，我们进入高清时代，不仅仅是图像清晰，人们对电视的看法和要求也会不一样，不仅要求你有清晰的画面，有立体的声音，而且也会要求电视对思想有一定的提炼。在很多年以后，电视也许会成为一个贵族化的艺术，走向有尊严、很高贵的状态。
结语：获得尊严要靠自身努力
五十而知天命，中国电视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追问“尊严”，彰显的是中国电视面临困境之时强烈的危机感与突围意识。电视重塑尊严，归根结底就是要体现国家利益与观众诉求，让电视传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观众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既不傲慢，也不过分地迁就。电视真正做大做强，需要人才和资金的保障。以除旧革新的勇气改革机制弊病，才能激发行业从业者的活力，吸纳优秀人才的加盟，而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视发展壮大的资金问题。
不管怎样，重塑电视尊严最终必须落实到内容生产上。新媒体当前，电视内容生产的突破点在哪儿？归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电视要更主流，在权威性下工夫。强化主流感和权威感，就是要求电视不仅提供信息，更提供观点，让观众信服和认同；第二，直播日常化，进一步提高传播的时效性和辐射能力；第三，高端化、大制作，让节目在声像、文化、思想层面拉开与其他媒体的距离。唯有如此，中国电视方能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获得新的活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