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三种模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三种论文,模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而也就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常新的课题，在“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和“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问题上，我国的理论工作者紧紧联系“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做出了卓越有成效的理论贡献，使得这一思想不仅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成为掌握广大群众的“物质力量”。综观这一思想的研究，它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种相对不同的模态，从切入视角、论证目的、语言范式等方面呈现出相对不同的特征。
理论同质性的基础模态：马克思主义的论证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它具有怎样的思想性质，即它的理论原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还是仅仅适合于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这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们首先必须回答而且得继续回答的一个问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现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一切革命实践活动都是在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虽然也曾有过失败，但那不能证明是指导理论的错误，而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好的理论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运用，同样也会遭受错误理论指导下同样的后果。针对任何革命政党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还在土地革命的早期就明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王明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失败就很好地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成立的早期在理论的准备、组织的建构、实践的领导等方面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结构上的一种必然，因而基本上都有一个革命的拿来主义时期，即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的特征，在整个革命中都会存在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国际共运史的历程中得出这个结论。中国革命是在血的教训中才选择和坚定了走自己的理论创见和革命实践的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而招致大革命失败换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以听命于教条主义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换来战略的大转移，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最终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因此，无论从革命实践的特定环境还是从理论的表现形态来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本质上的还是形态上的，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归属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可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中看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人类历史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方面以自己的面貌重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的资本，在马克思时期已经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发展形式，对它进行全面研究不仅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吸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智力支持。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对资本罪恶的无情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以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为典型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正确揭示资本的秘密提供了启迪，实际成为近代哲学发展第一小提琴手的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辩证的革命的思维方法，虽然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辩证法是以隐晦的形式存在于黑格尔过分茂密的体系之中，但经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剥离之后就焕发出了它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使生产力获得充足发展的同时，也使它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在生产日渐复杂呈现出社会化的同时生产关系却越发简单，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日趋激烈，从而使马克思透过物的现象去分析它后面的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关系成为了可能，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就是通过物的分析来揭示人的关系的。工人阶级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起义使马克思看到了他们的力量，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找到的革命和历史的主体。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齐备，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并且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是从总体上把握人类实践活动进而描绘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的，作为人类历史实践组成部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就不可能远离马克思的问题范围，必然具有马克思的理论所阐述的人类历史活动的共同性特征，是人类总体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对于人类历史实践来说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因而对整个人类实践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对作为其部分的民族的实践也具有同样的真理性，只是其发生作用的形式会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在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质内容的同时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也一再强调，自己所创建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违背的地方恰恰是对它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这就不仅从时间上而且从空间上限定了自己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因而使自己的理论不仅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而能永葆青春活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时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并身体力行，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毛泽东思想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运用，二者都深深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发展。正因为二者都把握了人类实践的本质，因而不仅能够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且在自己理论的指导下能够实现改造世界的任务，使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两大任务得以实现。
这种研究方式主要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证明，从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证明；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工人运动性质以及这一运动指导思想的普遍意义。其论证方式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找出两种形式上不同的话语的内在同一性，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对“实事求是”范畴的辩证的、唯物的说明。我国初期的理论工作者以及现在仍坚持毛泽东思想“一源本质论”的学者大多属于这一类。当然这种论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没有这种论证，就不可能取得对主观主义的胜利，也不可能使毛泽东思想牢牢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
文化同源性的民族模态：民族传统的同源性研究
理论同质性的论证在发生学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来源，在结构形态上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特殊表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运用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外源的理论与内源的革命现实实践的有机结合，并且认为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起源才能保证它的理论纯正性。这种论证主要是从性质的视角切入，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思想的性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它无法也不可能完满地解决下面两个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文化继承性问题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决定着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用和表现形态。况且这种毛泽东发生学的“一源”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现实形成并不具有完全的同步性。
不能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思想竞相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寻求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时，通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但是现实地来看，直到遵义会议前，在中国革命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还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是很多，至少在历史的那个时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实际地起着它能起的作用），其结果已经由历史作了回答。毛泽东在对中国现实国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对大革命反思之后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明确地道出了中国革命获胜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同志而不是外国的；客观条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基于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不了解中国情况或了解不深入不全面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甚至建设的发展对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做出了很好的注脚。中国革命在中国同志对中国情况了解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没有也不同于列宁所创造并成功了的革命道路，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中国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史上的神圣任务。
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2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19世纪最先进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才做出了自己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贡献，形成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只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自己理论发展的养料，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任何历史主体作为一定历史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它首先得以进行活动的环境就具有历史继承性，就得面对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对它来说是一种必然性。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传承也不能例外地必然要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并且传统文化通过社会遗传机制自然地会在思维方式、认识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必然以它为活动平台的主体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是决定性的。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既受历史决定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历史，使自己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方向相一致，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中国历史传统及这一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同时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那种“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的学风是极力反对的，他提出的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汲取原则不仅仅是针对别人的，也是自己理论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
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必然具有浓厚的“中国的”的特征，对这种“中国的”特征的研究，离开这一理论产生发展的大背景是不可能获得完全正确认识的。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取得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来说，其理论视域还是相对狭窄的，并且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也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下的成果，而不是中国话语下的成果。这样就使本来具有二维话语的毛泽东思想失掉了一维，从某种程度来说失掉了更能反映它本真的一维。
这就从理论研究自身的演进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另一种模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有了“二源论”的衍出，表明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方面的主要代表者应该首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毕剑横教授，早在1990年就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穷十年之功的《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前提下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形态上的两个来源，认为“毛泽东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优秀哲学传统批判的继承”；不仅“出色地运用了它的民族形式”，而且“批判地汲取了它的某些理论内容”（注：毕剑横著：《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毛泽东思想渊源的“一源论”和“二源论”都能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指出过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现代发展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不是来自于对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而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但在更多的场合谈到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却历来主张：“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707～7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但实事求是地来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如果对传统文化采取的不是批判的继承态度的话，它自身就是对自身所宣扬原则的否定，其现实真理性就不能得到更好的说明。
“一源论”和“二源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观，前者坚持文化的性质说，认为新质文化是从旧质文化的突变中产生出来的，坚持文化发展的突变论。后者坚持文化的形态结构说，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具有本质不同的同时，还具有非本质意义上的共性，文化上的质变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渐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突变和渐变的有机整合。从民族心理、民族认知模式、民族价值取向来看，毛泽东思想要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南，就必须契合在传统文化中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后才能真正地接受并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外源同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到内源同形的文化模式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是符合事物认识发展规律的，表明了认识的深化。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人们对它的研究认识也必然会在认识规律的作用之下，必然受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还由于思想客体与自然客体不同的属性，具有自然客体不可比拟的意识形态性，它的研究形式、陈述方式、表达内容受政治的影响较大，因此它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反映研究的真实水平和状况，而只能反映政治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在极左思潮的时代是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渊源的，因为在极左思潮看来，当下的社会主义与早已不在的旧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对传统的无情彻底的抛弃就是对当下的制度的讴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非历史主义态度的荒谬。
具体独特性的个性模态：理论独创性的论证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获得对事物的真正的认识和把握，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现实发展过程来描绘事物才能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超越，就是因为他能够紧紧地把握自己的理论和德国现实以及资本主义现实发展之间的联系，能够把握自己所作的批判和自身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模态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的同源性研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两个处于现实联系的对象之间寻求某种共同性，进行同一性的逻辑证明，在前生理论与次生理论之间寻找民族性的特征，从而为次生的理论提供存在的依据和合法的基础。这无疑是理论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但对所观照的对象从根本来说还是处于外缘性的状态。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对事物对象的按照事物本身的生发规律和延展状况来研究事物的目的。这种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这一理论的自身环境的联系不同，后者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前者只是具有间接的现实性，也就是只具有理论上的传承关系。要完成对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把握，就必须注意这一理论与它所产生环境的联系。这种对理论产生具有直接现实性的联系决定了理论的形态和结构以及自己的理论个性，这就有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第三种模态：进行理论独创性的理论个性研究。
这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对前两种模式的抛弃，三者呈现出一个层递的渐进关系，没有前者的研究，后者的研究也就难于产生和深入，后者研究的生发是前者的必然，是认识深化的必然产物。无论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思想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就不得不以第三模态的研究作为它的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研究增长点。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共产党80年的成长，对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个性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说明和显现。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与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及其发展紧密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这一特定历史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无论从实践的形式还是实践的内容来说都与马克思所面对的实践领域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完成民族和民主两大革命任务，因此是实际地进行着“武器的批判”，而批判原有武器并不是一种主要斗争手段，而是一种辅助工具。面临的要么生存要么灭亡的严峻形势，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创见活动，一切是以革命为中心的，其形式上往往采取的是军事化。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用自己的市场理性逐渐证明自己的现实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他的任务及其任务实现方式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通过各自的理论表现出来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这就从实践和任务方面说明毛泽东思想个性研究的必要。
“意识在任何时候中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化的意识形式，有它自己特定的对象。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所关涉的对象必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国情这一客观的存在，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文化传统、思想状况、经济水平等决定的，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是这些决定中国状况和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意识反映。因而就必然具有不同于别的反映现实境况的理论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就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质，是它区别于别的理论，同时也是它得以存在和赖以发展的根据。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并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而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个内容上的概念，是对毛泽东思想本质的真实表达。那么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标识与原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次生形态的正确反映事物现实进程的理论形态，就必须也有它不同于原生理论的不仅仅是形式上不同的内在内容。对这种内容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也就是说才真正地进入它的研究领域。
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的变化也就决定了事物功能的改变，而功能的改变也就标识着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某种改变，内容的同一性虽然有形式的多样性可以表现，但在多种多样的表现同一内容的形式中应该只有一种最为适合表现这一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的不同也就反映了内容的不一样，形式在这里就对内容具有反决定的作用，因而内容和形式在这里就表现出一种直接的同一性。那么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时说具有马克思的内容本质和中国民族的形式结合是否牵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指明它的真理性范围和领域，否则马克思主义难免会成为一种思想标签。
其实有见识的理论工作者早已提出并做了一定的努力。我国老一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刘嵘教授就是一位。刘嵘教授认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在世界马克思主义面前从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问题”，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独创性的经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这就不可能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对这一应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如果仍然用“四大块”的体系去裁剪，“势必造成削足适履，不能正确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固有的科学体系”。为此，刘嵘教授提出了以“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的“能正确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固有的科学体系”（注：刘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1)。）。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从毛泽东思想本身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研究方法，也是最能获取真理性认识的方法。
简短的结论
毛泽东思想研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这三种模态，只是对同一客体的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和观照视角，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可能的三种思路和各自把握，其话语平台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因各自的进路不一样，因而对毛泽东思想结构形态的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式，主要从原生理论的性质方面切入，来证明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而说明中国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中国当下的前进道路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类必然要趋向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发掘，走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不能否认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成分，从传统与现实的耦合中这一全新的视角去丰富毛泽东思想，反映毛泽东思想真实情况，这一研究模式在强调发生学意义的同时还兼顾了结构上的分析；从毛泽东思想自身来观照，主要是对它进行静态学意义上的研究，找寻出它与同模态理论的独创性特征，从而凸出这一理论创造性。从外在形态来说，这三种研究模式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虽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区别的，但又确实是具有各自特征的彼此不同的模式。它们只具有逻辑上区分的意义，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将三者完全分割开来，只是因各自具体论题的侧重点不同而有所侧重罢了。可以将这三种模态看作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回答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的同源性论证回答这一思想的“中国的”；对毛泽东思想独创性的研究回答这一思想的“中国化”。由此可见，三者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起着各自能起和必须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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