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作论文,栏目论文,论坛论文,东学西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我的学生蔡德贵告诉我，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 目“东学西渐”，并转达该学报杂志社社长冯国荣教授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 高兴。由《东方论坛》开设“东学西渐”，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开得适逢其时。我 很愿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看法。
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学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演讲时，提到2003年9月 10日教师节那天，他到医院看我，说我们在促膝交谈中，谈到近代有过西学东渐，也有 过东学西渐。17到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的时候 ，曾经引起西方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极大的兴趣。这个问题是文化交流的问题 。
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对中国与外国 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我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 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 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交 流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交流。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 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会向外流布。全人类都蒙 受文化交流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 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 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 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 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全 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现在，整个的社会，不但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 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一样东西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 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西化”要化，不 “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 。“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
就目前来说，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化，当然要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 西“拿来”。这里涉及到有关文化的三个方面，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心的部分 ，都要拿。“物”的部分，当然要拿，咖啡、沙发、啤酒、牛仔裤、喇叭裤，这一系列 东西，只要是好的，都拿。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乘的、坐的、住的、用的， 有哪一件完完全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我们古代有吗?可可、 咖啡、纸烟、可口可乐、啤酒、香槟、牛排、面包，我们过去有吗?我们吃的土豆、玉 米、菠菜、葡萄，以及许许多多的水果、蔬菜，都是外来的。这菠菜的“菠”字，本身 是音译，不是意译，它叫菠菱、菠菱菜，是印度、尼泊尔一带产生的。茉莉花也是外来 的，甚至连名字都不是中国固有的。我们用的乐器，胡琴、钢琴、小提琴、琵琶，也都 是外来的。拿来，完全正确。现在我们确实拿来了，拿来的真不少，好的坏的都拿来了 。连艾滋病也拿来了，这是不应该的。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最 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 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从长期的历史 研究中，我得出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 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 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 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但是，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东化”，报纸上没有这个词儿，是我发 明的。我们知道，汉唐的时候，是“东化”的。因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当时在 中国。在明末清初以前确实有过东学西渐。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 ”。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 播到世界各地。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 开始，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文化的成分。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 ，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海纳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 中外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最大的两次是佛教的传入和西学东渐。佛教传入的 结果是形成了中国佛教。而明末清初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广泛传播，则是“西学东渐” 。从此，我们才有了“中学”和“西学”这样的名称，才有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 化”这样的说法。“西学”的先遣部队是天主教。天主教入中国，不自明末始。但是， 像明末清初这样大规模的传入，还是第一次。唐代有所谓三教的说法，指的是儒、释、 道。此时又来了一个新三教。道家退出，增添了一个天主教。新三教之间有过矛盾和撞 击，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第五章《欧洲宗教与神哲等学之东传》叙述颇详，我不 赘述。
我们中国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 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 这个样子，中国人与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之时，西方人大都 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在下意识之中，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 。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知，甚至个别人还认为中国人 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甚至连鲁迅都不知道。 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的好东西，那我们只好送去了。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套《东 方文化集成》，计划出500多种，600多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现在还在继续编 辑出版。我还和王宁主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总 共7部，包括朱谦之先生早先写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其他作者的新著 ：王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 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史 彤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孙津的《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出 版之后，有人发表评论，说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说这套丛书的 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 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 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 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 ，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 理性思考。2000年刘登阁、周云芳著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看来，东学西渐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 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 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 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 端倪，如德国施宾格勒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 西方文化也会没落。此书一出版，马上洛阳纸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 家汤因比受其影响，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同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渐 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 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 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 的发展甚至生存。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 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 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 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 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 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 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西医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的对立，十 分明确。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 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 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 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 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 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弊端。这是因 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 结果。
有的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弊端，比如环境污染，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 ，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 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 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 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 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 ，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 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 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 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 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 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 ，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 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 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 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 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 见分晓。所以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 “东西文化互补论”。东方的天人合一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中国、印度都有。即 以中国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 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有“莫 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挽 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典型的 天人合一思想。这些都是综合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
2001年10月，76位中华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发表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肯 定：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发展，都吸收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智慧。当前西方一 些有远见之士都在尽力研究中华文化，并提出“西方的病，东方的药来医”，形成了“ 东学西渐”。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仍有无穷的价值!
我们知道，16至18世纪的“东学西渐”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 哲学对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收入“东学西渐丛书”的 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 、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学家 魁奈甚至有“欧洲孔夫子”之称。儒家的理性精神和人道原则，无神论和“人性本善” 的思想，都被启蒙思想家用来作为同基督教神学作斗争的武器；道家崇尚自然的原则也 对法国唯物主义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 国哲学，他不讳言，自己的二进制直接受到《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卦序的启发。其大弟 子沃尔弗同样热爱中国文化，曾因发表《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而受到迫害。德国古 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是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的嫡传，他的“理性”一词被认为来 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和老子的“道”。
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传教士起的作用不可抹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学逐 渐地传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传教士传到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居住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他们把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译成西方的 文字传到欧美，诸如《大学》、《中庸》、《论语》、《易经》等。在东学西渐中，有 两个人与青岛有联系，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一个是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礼贤。 他是德国基督教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中国，在青岛传教，也从事于教育和慈 善事业，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1924年回德国。在华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劳乃 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在德国以德文出版。他还创办 了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从1903年起，卫礼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 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已出版的有《论语》(1910)、《老子》、 《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易经》(1924)、《 吕氏春秋》(1928)和《礼记》(1930)等。回国后，在德国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中国 研究所，出版杂志《中国的科学与艺术》，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德国的学 者们给予卫礼贤高度和充分的肯定，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汉学荣誉博士，他成了中国古 代圣人的诠释者。通过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触了中国文化，从中得到了 或多或少的启迪。如荣格认为从他那儿得到的教益比从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对卫礼 贤翻译的《周易》，荣格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 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 。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共时性原则”，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 ，作为自己的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基石，认为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在《易经》中表现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 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出现过一些低 微的回声。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曾在青岛居住并游学，1903年青岛啤酒创立，译名就是采用他和威 妥玛式拼音，而为Tsingtao Beer。他在中国担任过多处英国领事，后来担任英国剑桥 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治学勤，著作多，有“其书满架”之誉。他对东学西渐有很大贡 献。他著有《中国历史及其它概述》。他编的《华英辞典》，介绍了从先秦到19世纪的 中国历史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文学家。另著有《中国文明》、《中国文学史》，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提到过这部外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他翻译的作品也很多，有《英译 汉诗》，1898年他从《聊斋志异》的455个故事中选择了164个故事，并根据其中的《梦 》(即《莲花公主》)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1916年该剧上演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他还两次重译《佛国记》(1877、1923)，1905年写《中国绘画艺术概要》，1911年编 《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在1929年完成《离骚 》的英译时，他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了序。他还著有《儒家及其竞争 者》(1915)，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 。他和他的儿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节译本。1957年，英国出 版了他用了38年时间编成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他的知名度很高，孙 中山1897年春复函给他(时任剑桥大学教授)，并应其所请写了一篇自传，谈到自己初次 出国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至于 教则崇拜耶锦，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矣。”孙中山的这些感受与文化交流 有关。
在卫礼贤、翟理斯之后的100多年，青岛大学《东方论坛》又开设了“东学西渐”的专 栏，这不知是巧合，还是策划者事先有意安排的。我希望这个栏目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 参加，希望把这个栏目办好，办成一个有特色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