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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几百年内被西方学者发展成一种偏狭的文化理论，它认为人生于自然之中，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各方面必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文化问题必须在外部的自然条件中求得解释。20世纪初，这个理论在西方遭到猛烈批判而被冷落了。遗憾的是，这种学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传入我国后便在文化界风行了近一个世纪，直至近年来尚盛行不衰，且大有泛滥之势。研究宗教的学者认为地理环境是宗教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研究哲学的学者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各地彼此迥异的哲学思想和观念。研究政治和文化的学者也竭力试图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他们认为满意的解释。在方兴未艾的区域文化研究中，这种理论更是十分流行。一位作者在谈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时直言不讳：“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造成两种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1]。另一位作者在分析先秦和古希腊文化差异时也认为“先秦和古希腊文化的差异，首先取决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文化之源的不同”。[2]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随手翻动时下出版的文化专著，类似的思想便触目可见。现试举几则典型的例子。
一、用地理环境解释宗教观念
在解释古代燕齐地区何以神仙思想比较活跃时，《齐文化概论》一书说：“由于大气环流的影响，东海海滨常出现海市蜃楼，或幻映出山川草树，或幻映出城廓人物……成为对世人特别是君王颇具吸引力的一种宗教学说，逗惹得几代君王到东海中求仙求药”。[3]同样的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化史概要》一书中也可看到：“燕齐地滨海，有海市蜃楼的幻想，航海探险的神秘，还有三神仙的传说，在这一文化环境熏陶影响下，燕齐一带出现了各种神仙之士……”[4]2000年出版的大学文化普及性读物《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也支持这个看法，它认为古代神仙崇拜浓郁的燕齐地区之所以兴起那样一种信仰，就是因为它们的海洋环境。史学界将古代燕齐地区浓厚的神仙思想归因于独特的海洋环境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认识并非今人的首创，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提过这种说法，闻一多在《神仙考》中曾批评过这种见解，他说“至于神仙说向以产生在齐，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是由于齐地海滨，海上岛屿及废气都是刺激幻想的对象……但都不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认为齐地神仙思想盛行“与齐之地势海滨毫无关系，神仙并不特别好海”。[5]经过考证后，闻一多个人认为齐地神仙思想盛行和他的种族来源有关。
我们承认，历史上燕齐两地神仙思想仅在战国和秦汉之际异常兴盛，而海市蜃楼则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燕齐神仙思想的产生发展并未与那几乎一成不变的地理环境相始终。再者，我们发现战国之际荆楚的神仙思想也十分浓厚，《庄子》、《楚辞》中记载的仪态万方的神仙形象以及楚人“信巫好淫祀”的风俗便是凭证，然而，在地理环境上荆楚是个远离海洋地区的国家，这说明神仙思想和地理环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最后，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战国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时，我们发现神仙思想是弥漫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激烈的社会变革，连年的“战争厮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普遍滋生了长寿和永生的不死愿望，一些诸侯王更是由于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产生无限的欲望，想长生不老，羽化成仙。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便是典型的代表。“上有所好、下必效尤”。出入侯门，兜售不老之术，骗取功名利禄的一大群方士自然应运而生，燕齐地区的神仙思想也随之不断高涨，而附近的海洋则成了诸侯们寻神访仙，交接“城外高人”的实践场所。因此，海洋并不是导致神仙思想产生的根源，倒是使神仙思想得以归宿的落籍点。
无独有偶，《犹太文明》一书也将犹太教的产生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沙漠作为迦南及其周边一种凸出的地理特征，对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及其思维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西奈沙漠变幻无常的气候现象和复杂奇异的自然景观，为犹大教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温床”。[6]《中国文化地理》一书谈到道教何以诞生在南方楚国时也与“秀丽的山峦，变幻的云雾，奔腾的江河，浩瀚的云梦”联系起来，认为这些自然条件不可能不激起文人的情怀，荡起联翩的思绪，从而创作浪漫主义的作品，所以道教产生在楚国是历史的必然。
任何宗教都是人创造的文化，它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是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产生宗教的文化背景而在地理环境上寻求原因，这对于解释文字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用地理环境解释政治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把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看成是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今天学者们的首创，梁启超在写《中国地理大势论》时，就用地理环境解释为什么欧洲自古各自独立自治，而中国则一统江山，梁氏认为欧洲“地势纵横，山川华离，溪谷相隔”，天然利于各国独立，而中国则“莽莽三大河，万里磅礴，无边无涯”，天然适合统一。这种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学者。《古代罗马史》一书在解释古罗马和希腊为什么会形成两种政体时说：“罗马境内水系稠密，有波河和台伯河等。国之内部联系较方便，便于统一，不象希腊半岛分割成许多闭塞的地区”。[7]言外之意希腊之所以是分裂的城邦小国，是由于地理形势的分割不利统一。同样的看法在《如歌岁月——古希腊文明探秘》一书中也表达得很清楚。“希腊纵横交错的大山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与地域上的分割……它很容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藏身之地”。[8]这种思想几乎充斥所有涉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中。《犹太文明》一书也步其后尘，说什么“由于迦南地区的千差万别，所以迦南不适合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却有利于分裂为各行其事的聂尔小邦。虽然希伯来人一度建立君主国，但中央集权，全国统一时甚短”[9]“把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的复杂程度，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幅员辽阔的中国其地形差异不比迦南更甚吗？为什么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个统一国家？英国学者基托在他的《希腊人》一书中对于把希腊的分裂自治归因于地理环境的论调提出尖锐地批评：“也有一些国家象希腊一样成块的——比如苏格兰——却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系统。反之，在希腊有许多相邻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锡西安，彼此间完全独立却甚至没有让—个现代骑车人感到丝毫不便的自然屏障，而且严格说来，希腊最多山的地区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所以我们还得进—步寻找解释”。[10]
三、把地理环境的远近及封闭程度与文明的相互交往的必然性联系起来
文明的交往既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汇，更包含着此一文明对彼一文明之侵扰摧残乃至毁灭。1993年出版的《文化的抉择与发展》一书说到日本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如此主动积极时写道：“日本是—个岛国，与长期居于中心文明地区的中国以及中国相连的朝鲜半岛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在近代以前，这一段恰到好处的海上间隔给日本提供了与外部交往的主动权”。[11]这已是本书出版70-80年前已遭到批评的学说，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人类学家罗威早在1929年就说过：“有人举日本来做地理势力的绝好例子。可是没有比这更无意识的话了。日本的山川，日本的气候，并没有在1867年来它一个突变呀，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扔掉了向来的闭关政策，扔掉了就是扔掉了，……日本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关键是和两个外族的关系——不是日本的地理，是日本的历史。”[12]
作者又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当西方列强的战舰从大西洋出发，穿过印度洋而向太平洋进攻的时候，由于印度的地理位置比中国偏西，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时就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冲击。如果中、印两国的地理位置互相颠倒一下，那么两国的近代史决不会与已经形成的历史相同。”[13]如果地理位置的远近真的决定殖民时代各国所遭遇的不同命运，那我们同样要问，日本和印度相比距离欧洲殖民者可谓远矣，为什么早在18世纪时就已遭到列强的奴役而明治维新后却成了奴役别国的国家，其间日本的地理位置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马克思曾就印度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原因作过十分形象的论述：“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14]印度的命运在它的历史中而不在地理环境中。
四、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周立升、蔡德贵合写的《齐鲁文化考辨》一文认为，古代齐国和鲁国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齐国以工商立国，鲁国以农立国。经济模式的不同又引起了两国政治制度、文化政策以及民情风俗等—系列方面的巨大差异。齐国是沿海国家，所以齐国属沿海文化类型，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像用梁启超的话说类似希腊；鲁国文化是大陆文化类型，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用梁启超的话说类似罗马。[15]中国古史不仅希腊、罗马化，而且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异的文化则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文明。
尽管古代齐鲁两国的地理环境有所不同，齐国临海，鲁居内陆，但并没有像此篇文章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由于地理环境之不同，齐国以工商为主，鲁国以农为主。虽然齐国自太公时便重视鱼盐之利，但农业仍是经济的支柱。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据今人推算，齐桓公时期，大力推行广土政策，耕地面积近1760万亩。[16]齐桓公力合诸侯，依赖的经济实力仍是农业。所以齐鲁两国都属农业国家，在文化上都继承了周文化的正统，地理位置的相邻，使两国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汲取对方的营养，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便是两国文化不断融合的写照，人们常称齐鲁文化圈，足见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同的历史事实。然而一旦介入“地理环境”这个先人之见，齐鲁文化被解释得处处水火不能相容。作者甚至把齐鲁夹谷之会政治上的较量歪曲为代表海洋开放文化和大陆封闭文化之争的斗争，作者的理由是齐景公命“倡优侏儒为戏而前”是齐文化的开放，而各国由于文化的封闭而固守传统，所以才引起夹谷之会这场斗争。
作者甚至将齐国最终没有统一中国的原因也归结到地理环境上，认为作为海洋国家的齐国想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其他地区。但从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来说，除齐国和吴越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大陆地区……因此不可能接受齐国比较开放的沿海经济的模式。而秦国则不然，它所在的地区是大陆，也从事农业经济……广大地区都可以接受。[17]依照作者的思想，当蒙古奴隶主的铁骑南下和满族的军队横扫中国之时，难道是由于大汉民族乐意接受他们那野蛮的游牧生产方式才致使他们统一了中国吗？
当然，我们也无意于完全否认齐鲁文化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这些差别决不象醉心于地理环境的学者所说是取决于是否濒临海洋的结果。如齐文化的开放性、变通性和兼容性得益于姜太公采取的“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管仲“俗之所欲，同而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治策略以及齐桓公、威、宜几代君主大力创办稷下学官，广揽天下才俊的文化政策。用解释希腊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方法去套解古代齐国，势必将陷于难以自圆的境地。
中国学者对地理环境津津乐道了—个世纪，对它的科学性很少加以怀疑，西方的学术界早在20世纪初则对此种学说已开始了不断讨伐。
自6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企图冲破神学史学的藩篱，尝试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探索影响历史发展的原因。地理环境正是这时开始步入史学研究过程之中的。1577年，法国的让·博丹在写《论共和国》时就指出，包括统治形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可能是由于他们居住地区的不同，特别是气候的不同而造成的。这种学说在欧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许多思想家都接受了它。19世纪，欧洲在全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事业如日中天，油然而生的民族优越感使西方学者兴趣盎然地试图用各种理论解释欧洲文明速进和其它地区野蛮落后的原因，借用前人发明的地理环境论是当时流行的手段，孔提亚克、孟德斯鸠等都用地理环境解释过各地不同的政体、民族精神、法律、风俗、道德、艺术等，而黑格尔则集各家地理学说，使之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公然为西方的殖民侵略作辩护。“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成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采取的地位。[18]黑格尔认为，世界各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和命运是由各民族的精神所决定，而不同的民族精神则取决于他们所处时自然环境。所以世界各民族的命运也是命中注定而无法改变的。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自从公元15世纪最后25年以来，我们西方文明在地球表面扩张的结果。”[19]自黑格尔以后，地理环境论已偏离了它想科学地探索影响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初衷而完全沦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
20世纪初，地理环境论在人类学界陈渣泛起，以德国学者拉策尔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创造的文化和生物一样，完全受环境严格地控制。拉策尔的学说遭到人类学界和其它领域学者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环境决定论因果关系太简单，而且太武断。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说：“地理学者把一切人类文化形式归结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理环境的作用的结果。这也许是—个重要的念头，但没有证据说明环境能创造文化，我们所知道的仅是环境可给文化以强的影响，使某些文化因素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无法发展。只要看一下在同样的环境相继繁荣起来的根本不同的文化，就足以使我们懂得环境影响的有限性。”[20]戈尔当未守说：“当我们想及文化的本质是变动的，而环境是静止的时，我们的疑虑，立即升起，以否认任何视物质环境为文化的决定者之企图。”[21]罗威则明确指出，地理环境仅是影响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环境之成为文化要素，并不像—个形成者，但是比较更像—个惰性的原素，以预备受选择和成型。”[22]汤因比则不客气地将地理环境论和与它相继产生的种族论一齐讨伐，“目前西方流行的种族主义，与现有的科学假设风马牛不相及，……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的一种歪曲……”“我们已看到种族论是站不住脚的……环境论比它好不到哪里去。”[23]
尽管人类学家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地理环境是一种偏颇的理论，但总是有人千方百计地援引世界各民族生活中的一些现象采支持它。如居住在欧洲森林旁边的农民用圆木建造房子，地中海沿岸因为出产美石所以发展起用巨石砌成的神庙，埃及既无巨石又少森林，只见一色泥土房屋；又如在沙漠上走了十天半月不见人烟；一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就看到城市，土库曼的马雷城毁了多次，人们总固执地在它的废墟上再建新的城市。这些例子说明地理环境对文化确实有强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学家罗威也承认“环境供给了文化结构的建筑者以砖瓦”[24]雷蒙德·弗斯也肯定“任何一种环境程度上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25]一些思想简单的人由此针对任何文化现象都不做具体分析，笼而统之的将影响文化的多种因素都归之为自然环境。但是，生活中也有许多例子说明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的有限性。如加拿大阿塔巴斯康地区住在北边的部落只有勉强遮挡风寒的幕帐，而南边的部落却住暖和的地下室；秦汉时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住毡帐穿皮裘，而挹娄人却夏日裸体，冬日在身上抹一层厚厚的猪油；居住在北极圈的亚库特人不必靠渔猎生活而拉伯兰人离开渔猎生活则不能生存。罗威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地理只吩咐：如此如此的事情是不能有的，如彼如彼的事情是可以有的，他可不规定哪些事情是非有不可的，要懂得如此者何以如此，如彼者何以如彼，必我们必拿历史来补充地理。”[26]他认为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生只提供可能性，在相同的环境下产生不同的文化，这完全是地理以外的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他主张用文化解释文化。常金仓先生在《穷变通久》一书中提出“前赋文化”这个概念，并且用生动晓畅的比方来说明“自然环境只是给人类创造文化提供了条件，但人类从这些条件中选择了什么却要由他们已经创造的前赋文化来决定，犹如厨师做好了十道大菜，就餐者就具备了填饱肚子的条件，但是每位食客在哪个盘子里下箸，就取决于他的胃口了。”[27]“‘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在于他们假设世界上存在着没有任何文化的民族，才需要完全依赖其环境来塑造自己。”[28]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批判学派同样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前赋文化对文化的重要影响。正因为人是具有“前赋文化”的动物，所以在创造文化时，就难免要受到各种各样文化的制约，所以用文化解释文化就解决了地理因素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如前面说过的加拿大阿塔巴斯康人的北方部落需要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却只得冻得发抖，南方的部落因为遇见了外族，外族人结实的房子被他们摹仿过来了。北方的同胞没交上那些阔朋友，便只能继续在漫天风雪之下饱受大自然的欺凌。文化的接触造成了南北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亚库特人不靠渔猎便丰衣足食而拉伯兰人一天不去寻觅野生动物便有饥寒并至之虞，原因是亚库特人在被蒙古人赶住北极时始终保持有他们祖先养马养牛的前赋文化。中国几千年来基本保持统一也是中国人的前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隆一面治”的传统观念。日本文化政策的开放以及以后勉遭殖民奴役的命运，从地理上找不到丝毫原因，唯一能够解释的便是日本政府采取的文化政策。所以用文化解释文化，在人类学界几乎形成共识，美国的人类学家克鲁伯曾在他的《超有机体》和《宣言十八条》中认为地理、经济等物质的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十分有限，而相信文化对社会各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人类学功能派的代表布朗也说：“只有当文化被看成是—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时，才能确定任何文化元素的意义。”[29]他主张任何文化都处在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之中，每个系统都由若干文化要素构成，各个文化要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所以解释文化时也须用文化解释文化。
从理论上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曾开阔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使人们从传统史学的束缚中开始清醒起来。但是，由于这种理论看到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着的人创造出彼此迥异的文化，于是把其他因素的作用都归结为环境的作用，所以它属于文化认识上的幼稚派，是—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同时，这种理论又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携持而沦为政治工具，所以后来为西方追求科学的文化理论所不齿，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将它移植在中国，企图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所以未对此理论进行认真的反思，后世的中国学者迷信权威，固守传统且食洋而不化，至使谬误在中国流传达—个世纪。在社会科学要不断增强自身科学性的呼声中，史学界不宜再将此学说当作万能的金钥匙试图解释一切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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