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定量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最优税收理论考察的问题是，在没有一揽子税收(非扭曲性税收)的前提下，为实现既定的公共支出，政府应当如何征税(扭曲性税收)才能使税收对经济的扭曲最小化。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关于最优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框架，尤其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察的。通过定量分析考察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税收定量分析是指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财政税收政策，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于定性分析而言，定量分析可揭示出税率1个百分点的改变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结论更为直接和具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ucas(1990)、Jones等(1993)、Stokey和Rebelo(1995)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了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政府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现有估算税收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尤其是在Uzawa-Lucas框架下考察的；而估算税收社会福利损失的文献则主要是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Uzawa-Lucas框架下考察的。税收定量分析文献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用消费税或是劳动所得税取代资本所得税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由于运用的框架不同，给出了不同的假设，或是基准参数取值的差异，对于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的结论也差别较大。此外，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税收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不同，税收定量分析的结论也差别较大。例如，King和Rebelo(1990)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以及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估算了资本所得税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将资本所得税率从20％提高到30％，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是1.6％的消费，在简单内生增长框架下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是65.4％的消费，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下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是62.7％的消费。
Lucas(1990)在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估算了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很小，资本所得税率从36％降低到0，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幅度仅为0.03％，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1％的消费。Ortigueira(1998)、Imrohoroglu(1998)、Mendoza和Tesar(1998)、Hendriks(1999)、Gomez(2007)、Azacis和Gillman(2010)等通过放宽 Lucas(1990)的一些基本假定，进一步估算了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Ortigueira(1998)同时估算了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和转移动态过程中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而且考察了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transitional dynamics)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Imrohoroglu(1998)假设代表个体面临非系统收入风险以及借贷约束，从而在不完备市场(incomplete market)框架下估算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Mendoza和Tesar(1998)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假设政府税收政策通过影响资本流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Hendricks(1999)假设代表性个体的生命期限是有限的，从而在有限期限(finite horizon)框架下考察了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Gomez(2007)放宽了 Lucas(1990)关于偏好的设定，考察了当休闲采取不同形式时，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有何差异。Azacis和Gillman(2010)对厂商行为给出了更多设定，且引入更多财政政策工具，考察了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
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要么强调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r，1986；Lucas，1988)，要么强调知识生产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r，1990； Aghion和Howitt，1992)。Benhabib和Spiegel(1994)等的研究发现，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资本积累和创新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Howitt和Aghion(1998)、Kosempel(2004)、Papageorgiou和Perez-Sebastian(2006)将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框架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框架结合起来，提出了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框架。通常，这类增长模型包含如下两个基本特征：(1)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开展研发活动以及使得研发的生产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前提；(2)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相对于新古典增长框架、简单内生增长框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框架而言，这类框架揭示的经济增长作用机理与现实经济特征更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通过定量分析考察税收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框架、简单内生增长框架以及Uzawa-Lucas框架分析的，鲜有学者在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定量分析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与其他增长框架不同，这类框架下税收政策作用于经济的传导机制。为此，本文尝试在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通过定量分析估算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以期加深我们对这一框架下税收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考察了中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税收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估算了中国1985～1999年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消费税的有效税率，并考察了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通过影响投资、劳动供给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李绍荣和耿莹(2005)利用中国31个省份1997～2002年的数据考察了中国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应提高所得税税收的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税收的份额。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根据中国31个省份1995～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中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直接税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吕冰洋和禹奎(2009)通过对中国历年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认为目前税收负担偏高。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企业部门可以将大量间接税转移给居民部门，税收负担的加重主要由居民部门承担。税收负担的变动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降低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中鲜有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中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事实上，通过定量分析估算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有利于更好的考察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为此，我们拟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下通过定量分析考察税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期为中国税收政策的优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是什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经济模式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经验证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以往大量的文献强调物质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Chow，199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R&D和创新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例如，基于产业和行业的微观数据，吴延兵(2006)、王玲和Szirmai(2008)发现，R&D对中国产业和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省级宏观数据，卢方元和靳丹丹(2011)、严成樑和沈超(2011)的研究发现，R&D和知识生产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经典文献的经济增长核算结果表明，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Chow和Lin(2002)根据中国1978～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和28％。Wang和Yao(2003)研究发现，1978～1999年，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47.7％和25.4％。吴延瑞(2008)采用随机前沿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大部分由要素投入驱动，同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平均解释了1993～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约27％。郑京海等(2008)通过中国1978～200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本增长拉动的，但技术进步的作用也不容忽略。(3)赵志耘等(2007)认为，以往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割裂开来的设定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上述分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驱动经济增长的框架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本文在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税收政策，进而考察各类税收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定量分析估算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在经典的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模型中内生化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这是因为内生化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政府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详细的讨论见Turnovsky(2000)；(2)在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各类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即考察了各种税收是如何通过影响模型的各个内生变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3)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考察了各类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进一步估算了各类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剩余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框架；第三部分是竞争性均衡求解与参数化；第四部分是中国分类税收对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价；第五部分估算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第六部分是结语。
二 模型框架
在本节中，我们将分别给出家庭、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垂直创新部门和政府的优化问题。本文关于家庭优化行为以及政府行为的设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通常设定，而3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借鉴的是Howitt和Aghion(1998)的设定。
(一)家庭
根据宏观经济分析的一般设定，我们假设经济是由连续同质的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构成的，家庭总的测度为1，每个家庭只有1个个体，且无人口增长。家庭有1单位的时间可用于休闲或是劳动。我们假定家庭的效用是建立在自身消费和休闲基础上的，同时，家庭对消费和休闲的选择又要受到自身财富约束的限制。因此，家庭的问题是通过选择消费和劳动以极大化自身福利：
根据方程(3)和方程(5)，可求得：
其中方程(11)和(12)的左端分别表示工资以及中间产品的价格，右端分别表示劳动和中间产品的边际生产率。
(三)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根据Howitt和Aghion(1998)的研究，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由一系列具有垄断权力的厂商组成，这些厂商要从市场上租借资本来生产中间产品。根据垂直创新与资本积累相互作用内生增长框架的一般性设定，我们假设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四)垂直创新
垂直创新是相对于水平创新而言的。水平创新是指通过研发使得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加，这些不同种类的产品均存在于市场上。垂直创新是指通过研发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质量高的产品取代质量低的产品，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厂商被排挤出市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商获得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垄断利润。根据Howitt和Aghion(1998)的研究，我们假定创新发生率(arrival rate)服从Poisson过程：
这里用利率和创新发生率之和表示折现率，原因是一方面厂商要将其未来收益折现为现值，对应的折现率为利率；另一方面，厂商每个时点上散失垄断权力和利润的概率等于别的厂商创新成功的概率。
(五)知识外溢
根据Caballero和Jaffe(1993)的文献，假定领先技术参数A[max]的变化是由创新带来的知识外溢引起的。知识增长速度与创新的发生率成正比，假设这一比例为ε＞0，其刻画了每个创新对于公共知识生产的边际贡献率。因此，领先技术的增长速度为：
3.在r给定的前提下，中间产品生产部门通过选择生产最优的中间产品数量极大化自身利润；
4.垂直创新部门通过选择最优的R&D投入以极大化自身利润；
5.家庭预算约束方程(2)每期平衡；
6.政府预算约束方程(22)每期平衡；
7.劳动市场出清，即厂商对劳动的需求恰好等于家庭劳动的供给；
8.中间产品市场出清，即最终产品部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等于中间产品的供给；
9.资本市场出清，即资本供给总量等于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对资本的需求：
(三)参数化
本文以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为样本，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中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根据通常的设定，我们用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通过可比价格计算出1978～2009年中国人均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为8.72％。因此，样本经济中的经济增长率为8.72％。关于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存在较大争议。根据Bai等(2006)的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在50％～54％之间。因此，我们假设样本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为52％，从而α=0.48。根据顾六宝和肖红叶(2004)的研究，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在0.1918～8.9688之间，本文假设中国经济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2。借鉴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的设定，我们假设中国样本经济中个体劳动时间占总的时间禀赋的比例为0.24。Bai等(2006)的研究发现，1978～2005年中国资本的回报率大致在0.175～0.2792之间，平均的资本回报率为0.2318。为此，本文假设中国样本经济的资本回报率为0.2318。②关于中国消费税率、劳动所得税率、资本所得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率的估算存在一定的难度。我们这里借鉴郭庆旺和吕冰洋(2010)的估算结果，假设样本期间中国基准的消费税率为12％，劳动所得税率为10％，资本所得税率为36％，企业所得税率为16％。
现有研究中鲜有文献估算中国的创新发生率，本文假设样本经济中的创新发生率
=0.05。根据方程(16)和(20)，结合平衡增长路径的定义以及基准经济增长率和创新发生率分别为8.72％和5％的设定，我们可求得ε=1.744。将上述基准参数取值以及均衡状态的内生变量值代入方程(28)，可计算出Q/Y。再将Q/Y，以及相应基准参数值代入方程(29)可计算出C/Y。将C/Y以及相应基准参数值代入方程(26)，可计算出v=0.3166。将上述v值以及其他相应参数值代入方程(27)，可知ρ=0.059。将上述得到的结果代入方程(30)，可以估算出λ=6.3103。表1给出了样本经济中的基准参数取值以及均衡状态各内生变量的值。
四 分类税收对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价
我们可以估算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消费税对中国经济各变量的定量影响，详细的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相对于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而言，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将资本所得税率从36％降至20％，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2.29％；特别地，若取消资本所得税(资本所得率为零)，假设政府通过消费税、劳动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则经济增长率为14.26％，比基准经济中的经济增长率高5.54％。将劳动所得税率从10％降至0％，经济增长率上升0.11％，即若取消劳动收入税(劳动收入税率为零)，则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0.11％。将企业所得税率从16％下降至10％，经济增长率会上升0.4％；若取消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率为零)，经济增长率为9.55％，比基准经济的增长率高0.83％；消费税不影响经济增长。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通过定量分析考察中国分类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根据表2，相对于其他几类税收而言，征收资本所得税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大。在基准的参数环境下，将资本收入税率从36％提高至50％，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34.95％的消费；取消资本所得税可以使中国社会福利的改善相当于增加132.89％的消费。将劳动所得税率从10％提高至20％，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10.17％的消费；若取消劳动所得税，可以使中国社会福利的改善相当于增加9.22％的消费。将企业所得税率从16％提高至30％，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19.89％的消费；取消企业所得税可以使得中国社会福利的改善相当于增加22.9％的消费。将消费税率从12％提高至20％，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6.68％的消费；取消消费税可以使得中国社会福利的改善相当于增加10.89％的消费。
在本文的框架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积累、R&D投入以及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税后利率)，R&D投入取决于中间产品部门的垄断利润，劳动供给则取决于劳动的边际回报率(税后工资率)。我们通过考察分类税收对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垄断利润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从而考察分类税收对资本积累、R&D投入以及劳动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框架下，总产出函数对应的各要素投入(技术水平、资本、劳动)具有互补性。因此，分类税收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资本所得税率越高，税后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税后利率)越低，家庭储蓄的积极性越低，从而资本投资越少；资本和劳动具有互补性，投资越少，资本存量越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越低，劳动供给越少；资本和劳动供给越少，总产出水平越低，企业部门的垄断利润越少，研发投资和创新发生率越低。综合上述三种作用，资本所得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资本所得税率越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劳动所得税率越高，劳动的边际回报率越低，家庭的劳动供给越少；劳动与资本具有互补性，劳动供给越少，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越低，从而资本投资越少；劳动供给越少，资本存量越少，总产出水平越低，垂直创新部门的R&D投入越少，创新发生率越低。综合上述三种作用，劳动所得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劳动所得税率越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企业所得税率越高，企业部门的垄断利润越少，垂直创新部门创新获得的回报率越低，R&D投入越少，创新发生率与技术水平越低；技术水平越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越低，从而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越少。综合上述作用，企业所得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企业所得税率越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从而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越低。消费税不影响投资、劳动供给以及R&D投入，从而也不影响经济增长。消费税率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越高，家庭选择的消费越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越低。
进一步，借鉴Lucas(1990)等的分析思路，本文通过对比基准经济与最优经济，进而考察相对于最优经济而言，基准经济下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到底有多大。Lucas(1990)的研究发现，扭曲性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很小；若资本所得税率为零，经济增长率增加的幅度不到0.03％，相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1％的消费。在本文的框架下，根据表2，若资本所得税率为零，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5.54％，对应的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132.89％的消费。本文的结论远高于Lucas(1990)的结论。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税收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差别也很大。与Lucas(1990)不同，在本文的框架下，资本所得税不仅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所得的边际回报率，直接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和R&D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本文框架下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经济增长决定消费增长，而消费水平又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资本所得税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更大。此外，模型框架设定不同，基准参数值选取的差异也可能是导致本文的结果相对于Lucas(1990)更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很小，但其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却比较大。这也提示我们，从定量角度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差别很大。
五 总体税负对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价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具体估算时，我们在本文理论框架中假设τ[，W]=τ[，K]=τ[，π]=τ，并通过定量分析考察总体税负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安体富(2010)的研究，税收账户上公布的数据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宏观税负，他提出了小口径税负、中口径税负以及大口径税负3个指标。税收收入占CDP的比例被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中口径税负，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大口径税负。在这3个指标中，大口径税负相对更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经济中的税负水平。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都无法估算，因而我们无法准确衡量中国的总体税负。根据中经网的数据，1978～2009年中国中口径税负为17.59％，因此，样本期间中国总体税负应高于17.59％。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应远高于财政收入占 CDP的比例。例如，根据白重恩(2010)的研究，尽管中国2008年的中口径税负为19.52％，但实际宏观税负应为32％。安体富(2010)认为，2009年中国中口径税负为20.4％，但实际宏观税负不会低于35％。不失一般性，本文取样本经济中的总体税负为25％。考虑到该基准参数取值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较大，为此，我们分别取基准的总体税负为20％和30％进行敏感性分析。
(一)数值模拟结果
图1～6分别描述了总体税负改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利率、消费率、劳动供给、创新发生率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可以看出，税率与经济中各内生变量负相关；税率越高，各内生变量的值越低，这与本文的框架设定是一致的。从定量角度分析，在基准参数环境下，若将宏观税负从25％提高至35％，经济增长率将降低2.55％，利率水平将降低1.62％，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将降低5.06％，劳动供给减少0.9％，创新发生率降低1.47％，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36.24％的消费。若宏观税负从25％减少至15％，经济增长率将增加2.7％，利率水平将增加1.46％，消费产出比上升4.88％，劳动供给增加0.8％，创新发生率上升1.55％，对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51.78％的消费。特别地，若取消扭曲性税收，假设政府可以通过非扭曲性手段为公共支出融资时，③则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6.72％，利率水平将增加3.32％，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增加11.38％，劳动供给增加1.8％，创新发生率增加3.86％，相对于基准经济而言，对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160.4％的消费。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都较大。
图1 税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图2 税收对利率的影响
图3 税收对消费率的影响
图4 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图5 税收对创新发生率的影响
图6 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
根据图1～6，总体税负对经济增长等内生变量的影响都是单调的，这是因为在本文的框架下没有考虑政府公共支出的生产性效应。若将政府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则总体税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例如Barro(1990)。需要说明的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关于最优税收规模问题讨论的文献通常要将政府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而定量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却通常不作这样的设定(Lucas，1990)。本文旨在通过定量分析考察分类税收以及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而不是估算最优税收规模。根据税收定量分析文献的一般性设定，我们不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
需要提及的是，在本文的框架下，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定性影响是相同的。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增长率也越高，从而对应的社会福利水平越高。若总体税负高于基准税负，则经济增长率低于基准经济的增长率，此时对应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形；若总体税负低于基准税负，则经济增长率高于基准经济的增长率，此时对应社会福利改善的情形。
(二)敏感性分析
为考察上述结论是否稳健(robust)，我们还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考察中国税收政策对经济中各内生变量的影响。首先，从企业生产角度考虑，资本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分别取α=0.4和α=0.6；其次，从家庭偏好角度考虑，代表性个体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分别取σ=1.5和σ=4；再次，从政府税收政策角度考虑，经济中基准的税率分别取
=0.2和=0.3；最后，从企业技术角度考虑，样本经济中基准的创新发生率分别取
=0.02和=0.1。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数值分析中，刻画创新发生率过程的参数λ以及刻画知识外溢效应的参数ε是通过倒推的方法得到的，即将样本经济中基准的经济增长率、利率、劳动供给和创新发生率等条件代入模型竞争性均衡的方程式，我们可以倒推出λ和ε。详细的推导过程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三小节参数化部分的论述。基准的创新发生概率取值决定了λ和ε的取值，从而对应不同的定量分析结果。因此，当在合理范围内变动时，由此倒推出来的λ和ε也应当是合理值。基于篇幅所限，表3只报告了=0.02和=0.1对应的定量分析结果。事实上，当在合理范围内变动时，我们发现税收政策对经济影响定量分析的结果差别不大。
从表3可以看出，在基准的参数环境下，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降低10％，可以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增加1.82％～3.09％，社会福利的改善相当于增加41.76％～61.17％的消费；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增加10％，可以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1.7％～2.91％，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32.71％～40.36％的消费。特别地，若取消扭曲性税收，假设政府可以通过非扭曲性的手段(如一揽子税收)为政府公共支出筹资，则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5.23％～8.72％，对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98.32％～262.92％的消费。上述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都较大。这说明，当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降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的比例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多的向政府倾斜，政府不仅通过税收途径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且通过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获取了大量社会财富。降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所得的份额，增加居民所得有利于降低政府储蓄率，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六 结语
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了中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征收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最大；征收劳动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而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却较大。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都很大。研究发现，在基准经济的参数环境下，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5％提高至35％，经济增长率会降低2.55％，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36.24％的消费；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5％减少至15％，经济增长率会上升2.71％，对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51.78％的消费。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调整税收结构，降低中国的资本所得税率，同时减少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我们今后将在以下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首先，同时估算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和转移动态过程中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在本文的框架下引入非系统收入风险与借贷约束，从而在不完备市场环境下估算中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最后，将本文的分析拓展到财政分权的框架，分别估算中国中央政府税收和地方政府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给出这些方程的详细推导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找不到包含近两年数据的中国经济的基准参数估计值，所以我们只能近似地选取之前经典文献估算的参数值。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因此，经济的基准参数值不会因为增加近两年的数据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事实上，为了更加全面考察这些基准参数取值是否会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我们做了敏感性分析。根据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这些基准参数取值在合理范围内变化对本文的结论影响不大，从而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出于文章篇幅考虑，部分敏感性分析的结果没有在文中报告。
③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中关于定量分析税收对经济影响的文献通常不引入一揽子非扭曲性税负。我们这里只是一种假设，旨在揭示经济中所有扭曲性税负对应的总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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