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五十年来唐人小说研究历程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唐人论文,五十年论文,历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的唐人小说研究在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皆是一门“显学”。据初步统计：1950-1999五十年间，台湾共出版唐人小说研究类专著21部，学位论文54篇（其中博士论文6部，硕士论文48部），论文282篇。（注：统计依据是王国良《近四十年(1950-1989)台港地区唐代小说研究的回顾》，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2，页173。）其研究队伍、研究生人数、论著数量以及其学术影响，皆与唐代诗歌、散文研究不相上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五十年来台湾唐代小说的研究历程及其特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五、六十年代是台湾唐人小说研究的萌生期。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研究队伍的主体是1949年前后从大陆过来的老一辈学人，如台静农、王梦鸥、钱穆等，以及他们在六十年代所培养出的第一批弟子，如罗联添、叶庆炳、乐蘅军等；二是多为诗文余事，不是专门从事唐人小说研究，如台静农主要是文论诗话、散文研究，其弟子罗联添后来更是韩柳古文的专家，叶庆炳终身从事的是文学史研究；后来专门从事唐人小说研究的王梦鸥，此时也主要是在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至于钱穆，更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大师。三是方法也比较单一，研究面也比较狭窄，多是考据、校补等版本学或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如王梦鸥的《续玄怪录及其作者考》、《略谈续玄怪录的编篡》，罗联添的《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等。四是成果虽不多，由于这批学者学术功底较深，唐人小说研究虽偶一为之，但厚积薄发，不仅结论精警，而且在研究方向上也具有示导性。如台静农六十年代发表《论唐代士风与文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5.11）和《论碑传文及传奇文》（传记文学4卷3期1964）这两篇研究唐代小说的论文，前者对台湾唐代小说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注重世风和民俗传统的形成起了导向作用，后者则以韩柳等带有传奇色彩的碑传为例，论述古文与传奇小说之间的关系，为后来者研究古文尤其是唐人小说，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如台湾大学首届博士生罗龙治的博士论文即是《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其指导教师亦是台静农。傅锡壬是台湾大学五十年代末的文学硕士，其专著《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4），虽写于20多年后，但从广阔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生活来研究“党争与文学”、“党争与文士”的关系，也始于斯。下面略述这一时段唐人小说的研究历程。
1949年前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台静农、王梦鸥等辗转来到台湾。这批学人多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五四”前后又师承一代名家，在三、四十年代即学有所成且声望日隆，来台以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为基地，传道授业、著书立说，成为台湾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只是当时诸事草创，政治背景、学术环境、生活条件都不可能让学者安坐于三尺书案之前潜心于著述。当时台湾出版的唐代文学论著，主要是三、四十年代著作的再版和一些古籍的重印，如195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即是1934年上海商务版的重版。重印的唐人别集有《冯浩集注李义山诗》（台中中庸出版社1957），《王摩诘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56）、《杜诗详注》（台北建康书局）等。笔者所见到的台湾五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唐代文学专著，仅有祝秀夹的《唐传奇研究》（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1957），以及其单篇论文《传奇与佛经翻译的影响》（人生月刊11卷10期1959.10），另外，钱穆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新亚学报3卷1期1957），也论及唐人传奇与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
到了六十年代，唐人小说开始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但多为研究唐诗、唐代散文和敦煌变文者兼及，王梦鸥此时主要进行文学史和诗论的研究，但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发表唐人小说方面的专论：《枕中记及其作者》、《续玄怪录及其作者考》、《略谈续玄怪灵的编篡》、《霍小玉传之作者及其写作动机》，这标志着唐人小说专门研究的开始。正是王氏的荜路蓝缕、奋力开拓，才使唐人小说研究在七十年代形成气候，在台湾获得了与唐代散文、唐诗研究比肩的学术地位，并成为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一大优长。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人的首批弟子罗联添、叶庆炳、冯承基等走上了学术舞台，亦间有唐人小说方面的论文发表，如罗联添的《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幼狮学忞1963），叶庆炳《虬髯客传写作技巧》（文学杂志1966）、《谈红线传》（现代文学1967），魏子云《解虬髯客传》（新文艺1964.8），冯承基《古镜记著成之时代及相关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5.11）、《论云麓漫钞所述传奇与行卷之关系》（传记文学1964）等。这批研究论文－进入唐代小说研究的殿堂，就显出它的不俗，如冯承基的《论云麓漫钞所述传奇与行卷之关系》驳传统的唐传奇出于行券之说，很见目光之独到和考据之功力，与几乎同时出版的大陆学者李宗为的《唐人传奇》，以及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于不同的思考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是对刘禹锡的《刘宾客嘉话》进行校补、考证和辑佚。《刘宾客嘉话》虽为笔记小说，但保存不少史传资料，可与两唐书列传互相补充印证，因而历来为治唐诗、唐史者所重，今有《说郛》、《顾氏文房小说》、《学海类编》、《续百川学海》等刻本，但错误较多，尤其是窜入他人之作较多，全书记人叙事共113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剔出误窜者39条，占三分之一还强。罗联添参酌《太平广记》、《唐语林》、《唐诗纪事》、《侯鲭录》诸典籍，为其校补、辑佚，考证自“寒具”以下计62条皆非“嘉话”原文，或是南宋时窜入的“唐李绰尚书故实”，或是将刘踳的《隋唐嘉话》误入，占全书一半以上。另外还校补了“赵竑卢迈”、“杜佑戒穆赞”等14条佚文。
二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台湾唐人小说研究的鼎盛期，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队伍整齐，研究领域也遍及唐人小说的各个层面，其奠基者和开拓者则是王梦鸥。王氏年轻时两次赴日深造，在治学上深受日本唐代文学专家平冈武夫、花房英树之影响，与研究六朝和唐代小说的内山知也、小尾郊一则是好友。王氏在唐诗研究、唐诗学构建上皆有建树，尤以唐人小说成果最丰，王氏对台湾唐人小说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台湾专门致力于唐代小说研究的第一人，自七十年代起，有大批关于唐人小说研究的论著面世，以其眼光之独到和论证之详密为台湾的唐人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950-1989四十年间台湾共出版唐人小说研究类的专著18种，如除去升等论文6种（其中5种为助教升讲师，1种为讲师升副教授，市面上难得一见），剩下的12种中王氏占了5种，约为1/4（注：王国良《近四十年(1950-1989)台港地区唐代小说研究的回顾》，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2，页173。）；从价值上来说，《唐人小说研究》1-4集、《唐人小说校释》（上、下）为台湾治唐人小说者所必读，在大陆也深受好评。《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印书馆1971）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对李玫的《篡异记》、裴铏《传奇》、陈翰《异国集》、孟棨《本事诗》、牛僧孺《玄怪录》以及《枕中记》、《李娃传》、《霍小玉传》、《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版本、源流及创作背景一一梳理辨证，后一部分是对裴铏《传奇》的考证，其中的一些结论已成为这些唐人小说有关方面的定论。《唐人小说研究二集》出版于1973年，是对陈翰《异闻集》的校补考论，分为三编：考论，重要篇章及作者生平新探，校补。其中《唐人小说概述》一文，对唐人小说的名称、与六朝志怪的区别、唐人写小说的动机以及唐人小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发表了许多独到之见，例如他认为唐人小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并非象大多研究者所说的那么密切，证据是韩愈与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同辈，而沈氏当时已负盛名，所写的是小说，而不是韩愈的古文。他又认为：唐人对自己作品的性质、名称，都自己标出，并不笼统地说自己写一篇小说或一篇传记，而是“传”或“记”，非传即记，这涉及对“唐人小说之渊源与流行”的重新认识。《唐人小说研究三集》是对孟棨《本事诗》的校补考释，其中一些见解和结论很值得重视，例如指出：《本事诗》出于作者亲自采自传闻者少，而摘抄于前人笔记文集者多，因而史料价值并不高。又如《崔莺莺身世》一文的结语，认为传奇与志怪、述异是同一类型，元稹作此文的动机，开始或出于忏悔之心，但却终以游戏笔墨作结。如硬要在其中问是非曲直，则是痴人说梦。《唐人小说研究四集》1978年出版，上编收《玄怪录》、《续玄怪录》、《宣室志》、《河东记》、《牛羊日历》、《周秦纪行》、《和神国》七种志怪集和单篇，作家生平考证以牛僧孺为主。下编收《虬髯客与唐之创业传说》等五篇唐传奇方面的论文。对《虬髯客》的作者，王氏在文中独排众议，根据晚唐苏鹗的《苏氏演义》推论，认为不可能是杜光庭。八十年代前期，王梦鸥又有《唐人小说校释》（上下册）（正中书局1983-1985）问世。作者从唐人小说中选择篇幅较长、叙事性强、艺术性较高的48篇，逐一进行校勘、注释和叙录。其中既有《唐人小说研究》四个论集中的精华，也有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叙录”部分，反映了作者在唐人小说研究上的许多重要观点。王氏除了收入《唐人小说研究》四个论集中的专论外，尚有《沈既济生平及其作品补叙》（政治大学学报26期1972）、《东城父老传作者辩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一集1979）、《东阳夜怪录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二集1980）、《唐人小说概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三集1981）、《读唐人小说随笔》（东方杂志16卷1期1982）、《谈〈搜神记〉中一篇唐人小说》（东方杂志16卷3期1982）等十多篇。
第二，王氏的唐人小说研究，不仅以其眼光之独到和论证之详密，成为台湾唐人小说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其成果多为研究者引用；也为台湾的古典小说研究确立了一套研究路数，姑且称之为四步走：第一步，选择版本，进行校勘；第二步，逐句注释，弄明本义；第三步，考证书名、篇目、作者生平；第四步，排比资料，辨正述论。这套研究路数，后来成为台湾古代小说研究生的操作规范，在海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勤于育人，培养了一批后进，使台湾的唐人小说研究形成一支可观的学术梯队。六十年来，经他耳提面命或指点激荡的弟子如罗宗涛、李丰楙、王国良等已斐然成家，在唐代小说研究中以自己独特的领域、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独特的贡献饮誉学界，如罗宗涛的敦煌变文研究，李丰楙的道教小说研究，王国良对六朝及唐代小说的版本学、目录学研究等，成为台湾唐人小说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有人已成为今日台湾唐代小说研究以及敦煌变文研究的领军人物。
在王梦鸥的带动下，台湾的唐代小说研究从七十年代起进入鼎盛期，形成可以和唐诗、唐代散文研究鼎足为三的并峙局面，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1、研究领域突破了五六十年代作家作品考据比较单一的文献学范畴，出现了通论、综论，以及作品结构分析、创作思想探讨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关联等文艺学、社会学乃至哲学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也遍及唐人小说的各个层面。通论方面如尉天聪《唐人小说题材之演变与作家之派别》（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卷5期1971），刘漫轻《论传奇之源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1卷11期1978），罗振民《唐代传奇提要》（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黎明文化公司1975）等；综论方面有罗龙治《从历史与文学谈长恨歌传》（幼狮月刊35卷6期1972），洪文珍《唐传奇研究》（东海大学硕士论文1973），古添洪《集异记考证与母题分析》（教学与研究6卷1984），胡万川《延州妇人：锁骨菩萨故事之研究》（中外文学15卷5期1986），吴秀凤《广异记研究》（辅仁大学硕士论文1986）等；文艺学或社会学方面研究的如乐蘅军《唐传奇的意志世界》（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81），龚鹏程《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古典文学3期1981），陈海兰《从唐代传奇小说看当时的社会问题》（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0），柯锦彦《唐人剑侠传奇及其政治社会之关系》（高雄师大硕士论文1982），傅锡壬《唐人笔记小说中“牛李”传闻的解析》（中国国学11期1983）等；比较研究方面有吴达芸《试论几本由〈李娃传〉改编的戏曲〉》（现代文学41期，1970），刘崇梭《〈枕草子〉与〈李商隐杂篡〉》（日本研究117期1976），黄薇光《〈莺莺传〉与〈春香传〉之比较》（台湾师大硕士论文1979），李相圭《唐代传奇小说与李朝短篇小说之比较研究》（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82），张慧琴《唐代传奇小说与日本文学》（中外文学12卷4期1983），徐小梅《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比较研究》（黎明文化公司1983），崔俊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与九云梦之比较研究》（台湾师大硕士论文1984），汤璧如《西厢记故事的演变——以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为例》（辅仁大学硕士论文1985）等。考证校注方面有李东乡《唐代传奇小说丛考》（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0），傅锡壬《试探蒋防〈霍小玉传〉的创作动机》（古典文学2期1983）、《试探〈李娃传〉的写作动机及时代》（淡江学报20期1983），刘瑛《古镜记著者考》（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4卷12期1981）等。这些论著不乏精辟之见，如唐人传奇与六朝志怪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物塑造更丰满和情节结构更曲折，这是研究者所共知，乐蘅军的《唐传奇的意志世界》则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唐传奇更强调人的意志，“唐传奇之意志表现，是小说发展中一关键历程”。
2、形成了学术梯队，出现了三代人共进共获的研究局面。除了上述的老一代学人及其弟子外，七十年代获得学位的一批学者又大大充实了唐代小说的研究队伍，其代表人物有罗宗涛、李丰楙、王国良等，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独特的贡献成为继王梦鸥之后的台湾唐代小说研究代表人物。
罗宗涛是这支队伍中的年长者，他是台湾第一位敦煌学博士，其博士论文是《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政治大学1969，文史哲出版社1972版），对敦煌变文作了系统全面的考论，分为变文的题材、用韵、语体、仪式、时代五个部分。全书学识丰厚，其中的“用韵考”、“时代考”、“语体考”诸章更是富有卓见。作为一部出色的博士论文，一方面有出色的前期成果作为铺垫，又有后续性的深入研究。作者在此之前就已出版了《敦煌变文用韵考》，在此之后又出版了《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又有《敦煌变文成立时代新探》（人文学报2期1976）、《敦煌变文体裁述略》（中华学苑19期1977）、《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关系试探》（幼狮月刊46卷3期1978）、《贤愚经与閒园因由记、降魔变文之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集刊2期1980）、《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时报出版社1981）、（中华学苑1983.6）、《佛经注疏与讲经变文之比较研究》（中华学苑27期1983）等论著，对敦煌讲经变文进行更为深入也更为宽泛的研究。《敦煌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之比较研究》就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的体裁、作者、抄者、讲者、听者等方面进行比较，并逐篇考证其年代，以期建立完整的变文观念，并为研究变文发展提供宝贵资料。作者认为佛教的倡导是促使变文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发展脉络是由讲经文的膨胀到摆脱经文约束，进而随意支配经文，形成真正的变文。至于讲史变文则另有源头，当讲经文和讲经变文流行时，即已经存在，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影响关系。
王国良的博硕士论文皆为唐以前小说研究，硕士论文是《唐代小说叙录》（政治大学1976），博士论文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政治大学1984），其专长是目录学和版本学，在考据上功底扎实。从1978年起，他一方面从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著有《六朝小说概述》（上下）、《幽明录研究》等；另一方面，又开始对唐人小说的研究，陆续发表有《虬髯客传新探》、《明皇杂录的作者与版本问题》、《唐五代书目考》等。
王国良的唐代小说研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注意选择版本，进行比较；着力于释字释义，弄明本义；在考证校勘上着力尤深。这当然是师承王梦鸥的结果。只是他硕士专业方向是唐人小说叙录，所以在版本目录上比同侪更为出色；二是注意探辩源流，将六朝志怪与唐人传奇、笔记多方加以比较，使人觉得其视野异常开阔，问题抓得很准，这在他八十年代末出版的一套六朝小说研究：《续齐谐记研究》、《汉武洞冥记研究》、《海内十州记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三是为唐人小说乃至唐代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基础性尤其是目录学方面的工作，如《唐五代书目考》、《近五十年台湾地区唐代小说论著目录》（古典文学通讯31期1998）、《近四十年台湾地区唐代小说研究论著选介》（汉学研究通讯9卷4期，1990）、《近四十年(1950-1989)台湾地区唐代小说研究的回顾》（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集》）、《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补编》、《中国文学研究论著集目·魏晋南北朝》正续编、《六朝小说概述》（上下）（图书与图书馆1卷1期、2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叙录》（中华学苑29期）等。王国良更着重于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的文本考论和研究史的研究，著有《六朝志怪小说考论》（文史哲出版社1988）、《海内十洲记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颜之推冤魂记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发表有敦煌本《〈搜神记〉研究》（汉学研究4卷2期1986）、《敦煌写本辩才家教卷补说》（国文天地12期1986）、《唐代胡人识宝藏宝传说》（文学与社会、学生书局1990）、《论薛仁贵故事的演变——兼谈韩国汉文小说〈恭仁贵传〉》（《第三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1990）、《有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一些问题》（《古典文学》十三集，学生书局1995）、《唐五代的仙境传说》（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袁郊〈甘泽谣〉研究》（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等，并撰有《近四十年(1950-1989)台湾地区唐代小说研究回顾》（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2），对台湾唐人小说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和展望，无论是研究取向或是研究成果，王梦鸥传人代表的倾向日益明显。
另外，前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批是七十年代后走进唐代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他们的学位论文，更说明此时台湾唐代小说研究队伍的后续力量是较为雄厚的。
3、注意从唐人小说流露出的仙道思想或宗教角度加以考察，这从王梦鸥的唐人小说研究中已见端倪，如他将裴硎《传奇》的内容分为仙道、异人、鬼神、妖怪四类，分析排比之后得一结论：“与道教有关者占绝对多数”。（注：《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出版社1971年，页88。）在《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联合文学2卷2期1986）中，强调了实际发动作歌的道士王质夫对白氏《长恨歌》的影响。白与王交情颇深，白集中有十四、五首关于他的诗。王隐居于仙游山学道，据《丽情集》所载，关于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寻找杨玉环的那段神话，就是王告诉白的。《长恨歌》共120句，杨氏生前共36句，临邛道士一段却有48句，可见白诗的主题并非是无代无之的女宠误国，而是临邛道士带来的“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神话，这才是“稀代之事”。王氏此段论证的价值不仅是对《长恨歌》的主题添一新解，而且以史料证明这段故事的来源并非如一些学者所云的借鉴印度的《欢喜国王缘》，而是与中国的仙道渊源有关。这种研究角度与方向，在其弟子李丰楙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李氏的博士论文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士与道教关系》（政治大学中文所1978），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这方面的论著，如《六朝仙境传说与道教关系研究》（中外文学8卷8期1980）、《不死的探求：抱朴子》（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神话故事：山海经》（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六朝道教与游仙诗的发展》（中华学苑28期1983）等，八十年代中期起，开始专注于道教与唐人小说的关系，著有《唐人创业小说与道教图谶传说》（中华学苑29期1984）、《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学生书局1986）、《探求不死》（久大出版社1987）等。《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分为七章，其中第六章以《神告录》和《虬髯客传》等唐人小说为主，探讨了唐人创业传说与道教图谶传说之间的关系；第一章绪论则讨论了整个仙道小说的特性、范围以及仙道小说主题的演变、在社会文化史中的意义及其研究的方法。七、八十年代，从仙道角度来研究唐代小说的代表性论著还有：马幼垣《唐人小说中的实事与幻设》（上中下）（联合报1981.7.9-11），胡万川《神仙与富贵之间的抉择——唐代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延川妇人——锁骨菩萨故事研究》（中外文学1986.10），梅家铃《论杜子春与枕中记的人生态度——从幻设技巧的运用谈起》(1987.5)，郑明俐《猿猴故事与白猿传》（新文艺1983.6），廖玉蕙《柳毅传与我国水神》（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3.9），谢明勋《唐人小说“白螺精”故事考源》（书目季刊1988.6），萧登福《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上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5.5、6），张火庆《“唐太宗入冥记”若干问题再探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8.10）等。
三
九十年代的台湾唐代小说研究进入多元期和新变期。此时，台静农等老一代学人已渐次凋零，罗联添等首批弟子虽偶有论著问世，已带有学术总结的性质；李丰楙、王国良等中生代后期的一批学者已成为唐代小说研究中的中坚和领军式人物，此时学术研究上的新生力量则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前期获得学位，并活跃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群，如郑阿财、徐志平、丁肇琴、康韵梅、谢海平等，他们年龄段约在四十岁左右。这批人中的优秀者已成为台湾唐代小说研究中最有前途的一支力量。
1987年台湾政治上的解严，标志着威权时代的结束，它给学术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大陆开放台胞来内地省亲，继而允许台商来内地经商和学者的互访，也使原先封闭隔绝的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和互动。此时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随着学术资讯的沟通，大陆学术成果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涌进以及本土文学的兴起，无论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或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估上，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海内外一个接一个研讨会的不断召开，新的大学、新的研究系所，新的学会、研究会的不断创立，学术资助渠道和学术出版物的不断增加，也都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固守与转移，传统与新变，排斥与交融，浮躁喧嚣与沉思静持，追逐时尚与名山事业，使这个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多元的开放的格局，也存在着种种变数。这种多元、多变的特征，在唐代小说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充分。此时的学术承传关系已不明显，除了一小部分断承王氏的治学方向，继续对唐人小说进行校订、考释，如方介的《乾馔子考》，徐志平《续玄怪录研究》，更多的是向内容的理解和结构的分析方向发展，如黄景进《枕中记结构分析》、《志怪史笔与诗才——唐人小说的特色》，傅锡壬《唐人笔记小说中“牛李传闻”的解析》，廖惠玉《唐代传奇探索》等，但大部分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思想、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同老一代学者乃至中生代前期的学者已有很大的不同，更多的倾向于综合交流与吸收，形成了以下四个特色：
1、学术成果十分丰硕，研究队伍比起七八十年代又有充实和发展。下面是台湾图书馆《汉学研究通讯》所选的1990-1999年唐代文学研究各种文体论文的要目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诗歌 18
16
14
7
8
17
21
23
17
散文 6
5
7
11
4
3
12
4
2
小说 5
6
3
8
7
4
10
8
8
词
3
3
1
1
2
3
9
12
7
骈赋 0
0
1
0
1
2
2
4
4
合计 32
30
26
27
22 29
55
51
38
从统计表上看：1994、1995年唐代散文、小说的入选数已超过或接近诗歌，这与大陆明显不同。九十年代唐人小说的研究队伍基础也更加雄厚。台湾学者王国良曾对1990年前的唐代小说研究分为著作、硕博士论文和会议期刊论文四类作了个统计，我在此基础上作了个后续统计，（注：王国良《近四十年(1950-1989)台港地区唐代小说研究的回顾》，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2页151。）把五十年中的前四十年与后十年做了个总体比较：
1950-1989 1990-1999 比例
研究类专著18318.3%
博士论文 2 6300%
硕士论文 3048
160%
论文
208
76
36%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后十年专著增加最少，而论文发表数次之；博士论文增加最多，而硕士论文次之，这说明台湾唐代小说研究的后续力量还是较强的。
3、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多变
新的研究方法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据统计，（注：以下统计分别取自：李书群《1990-1991年台湾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期刊论文目录》，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二期；王基伦《台湾地区研究概况(1992-1993)——文学部分》，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萧丽华《1994-1995年台湾地区唐代学术研究概况——文学》，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6期。）1990-1991年台湾期刊发表的唐人小说论文计13篇，其中考证类1篇：王梦鸥《读沈既济〈枕中记〉补考》，与文化学结合的研究4篇：方介《由唐人小说看唐代士子的人生态度》等；比较研究3篇：高桂慧《唐人小说中的辞赋风貌》等，其余为解析类。1992-1993年16篇，其中考释2篇：吴宏一《唐传奇孙恪故事背景探微》、陈飞龙《虬髯客“篇名”、“作者”考》；通论、综论4篇，如乐蘅军《唐传奇的意志世界》、陈葆文《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等；比较研究4篇，如孙立伟《霍小玉与李娃传比较研究》、卢顺点《论“虬髯客”与高丽名将“渊盖苏文”》等；与文化学、哲学结合有2篇：内山知也《唐代小说里的难行与易行》、张子樟《真实与虚幻——儒释道在唐人传奇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余为作品的赏析。1994-1995年18篇，其中考辨2篇：郑阿财《敦煌写卷〈释智兴鸣钟感应记〉研究》、王小琳《唐代传奇名称问题辨析》；体类研究7篇，如陈丽玲《唐代冥界故事研究》、许雪玲《唐代游历仙境小说研究》等；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3篇，如丁肇琴《从“买粉儿”和“李娃传”、“李寄”与“郭元振”看唐传奇写作技巧的发展》、张静二《从文化接触看变文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等。还有文学流变和结构分析各一篇，其余4篇为作品分析介绍。可见，九十年代，比较研究、总体研究和多学科结合类的论文在大幅度上升，其中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为最多，考释类与其相比已不成比例。
此时在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从西方引进的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的倡导者有杨牧、周英雄、郑树森等人。1978年，张汉良发表《唐传奇“南阳士人”的结构分析》，分别用布雷蒙德叙述逻辑、李维史陀的神话语意分析和托衣洛夫“奇幻类叙述模式”，来分析这篇唐人小说所反映的“事构”、“语意”“文类”三种结构层次。
台湾首先采用神话原型批评来研究古典小说、民间故事的是侯健。1973年，他在《中外文学》上发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个方法的实验》，运用神话和原型批评的方法，来分析《西洋记》中的神话原型，是从神胄英雄金碧峰寻求传国玉玺，经过置换后演绎而来。1975年，张汉良发表《“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幽明录》中的杨林故事，以及以此为蓝本的唐传奇：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任繁《樱桃青衣》，指出它们都是同一母题和深层结构的不同处理，分别依附在其时代的宗教、政治思想格局上。1976，张又发表《关汉卿的〈窦娥冤〉：一个通俗剧》和《〈水浒传〉的主题与有机结构》，亦是采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这两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台大中文研究所为例，七十年代末以后采用结构主义或原型批评方法的硕博士论文就有：陈芳英的《目莲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1978硕），梁美清的《梁祝故事及文学研究》（1982硕），洪淑苓的《牛郎织女研究》（1987硕）、《关公民间造型研究》（1994博）等。在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不是采用某种单一点研究方法，而往往采用跨类研究和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并注意建立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从而使新方法的运用更为扎实，结论更为可信。如萧登福的《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采用社会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考定该卷写于唐代，作者应是阿附武则天的文人，诸如沈
期、宋之问、阎朝隐、崔融等，最应留意的是张蓭，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他对当时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刘燕萍的《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采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来分析《步飞烟》、《霍小玉传》、《枕中记》等三篇唐人小说，探讨其中的悲剧意识。但在分析的具体过程中，又从传统的章法结构和人物语言入手。俞柄甲的博士论文《唐人小说所表现代伦理思想研究》（政治大学1993）则把文艺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分别从婚姻、夫妇、亲子、交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伦理观念来探讨唐人小说中的伦理思想。另外，像冯承基《论云麓漫钞所述传奇与行卷之关系》（中国唐代学会《唐代研究论集》第四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方介《由唐人小说看唐代士子的人生态度》（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90.1.1,2.1），高桂惠《唐人小说中的辞赋风貌》（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文史哲出版社），朱昆怀《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论中国悲喜剧的发展》（台北商专学报1991.12），徐志平的《“人化异类”故事从先秦神话到唐代传奇之间的流传》（台大中文学报1995.4），乐蘅军《唐传奇的意志世界》（中国唐代学会《唐代研究论集》第四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许翠琴《〈太平广记》所反映的唐代仕宦观念研究》（中正大学1993硕）等，也都有类似的特征。
3、道教与唐人小说研究出现新的特征即研究者本体的位移。八十年代前，学者们对道教与唐人小说的关系研究，皆从道教之外来研究，即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而从八十年代末起，一部分学者则深入其中，以一个学者兼道教徒的身份来体悟，站到道家的位置上来评估李白、贺知章等诗人与道士的交游，对仙道的追求，来理解唐代游仙诗、炼丹诗、仙道类小说所表现的境界及其中的形成原因。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研究员李丰楙，就是内丹派的俗家弟子，在修炼中，爬过刀梯，练过高功，并进入了道勣的最高级别——第一级。李氏的这种研究上的深化和位移，以1988年发表的《邓志谟“萨真人咒枣记”研究》（汉学研究1988.2）为标志，以九十年代后期的两本专著《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讨论集》（学生书局1996）、《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96）为代表。《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讨论集》收录的是与道教有关的六朝至隋唐的诗歌专论，《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则以小说为主。作者亦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道教的基本理念，包括《神仙三品说的原始及其演变》、《六朝道教洞天说与游历仙境小说》、《道教谪仙传与唐人小说》三篇；第二类是有关神女、降真的传说，包括《西王母玉女传说的形成及其演变——西王母研究之一》、《魏晋神女传说与道教神女降真传说》、《孟郊〈列仙文〉与道教降真诗》三篇；第三类综论六朝小说中的仙境传说与道教的关系一篇：《六朝仙境传说与道教之关系》，以及佛教与道教传说的关系一篇：《慧皎〈高僧传〉及其神异性格》。（注：《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教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96，页338。）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此时的仙道小说研究已不同于七十年代，前者是侧重论析仙道思想对六朝、唐人小说的影响，其本体是六朝和唐人小说；此时的本体已发生位移，即以六朝和唐人小说（也包括《列仙文》和降真诗）为据，来探讨道教的基本理念和本源。他在《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等专著中，谈到《道藏》、道教仪式以及它们与唐代诗歌、小说关系时，很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同类研究，显得很专业，体悟得很深，例如他对孙广《啸旨》的解析，介绍了“啸法”的来源与演进，“啸”与招魂术中“啸”法的不同，其中列举了六朝到唐涉及到“啸”的大量诗文，使人们对阮籍的“对之以长啸”，王维的“弹琴复长啸”等的内在含义和源流有了更深的理解。
4、女姓文学研究成为台湾唐人小说研究中一大特色
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文学的批评观念。九十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研究题材、研究主体和研究影响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唐人小说研究上，有以下三个具体方面：
其一，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较多。以学位论文而言，其中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其内容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象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洪晓慧《晚清女性政治文本的性别与家园》（新竹清华大学1997硕），马孑芬《从婚姻、嫉妒、性欲看〈金瓶梅〉中的女性》（高雄中山大学1997），林丽美《〈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研究》（中央大学1995）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在出版物中，唐人小说中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且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孙琴安《中国女性文学史》（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等。
其二、在研究观念和研究角度上，这批学者一反传统，完全从女性角度对唐人小说作出新的探讨和价值评估，其女性研究意识异常明确。如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爱欲恐惧等种种心理。东华大学的曾珍珍分析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东海大学钟慧玲教授的《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东海中文学报11期1994），分析了元稹在《莺莺传》中赋予张生形象的几个重要物质：守礼不乱、诱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与审判的双重心态，并以此来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对爱情充满了不信任，眷怀旧情的矛盾心理，指斥莺莺是“妖孽”又比拟为“仙女”——对莺莺无法定位。如此的感觉与体察，只能是来自于女性学者。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则从唐人小说《红线传》的研究出发，对唐传奇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倾向的特征、价值和意义作出评估。
其三、为了与新的研究观念相契合，她们往往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如刘燕萍在其专著《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浮出历史地表》则从符号学出发，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金荣华的《〈定婚店〉故事试探》（《唐代文学论丛》中正大学中文系1998）则将《定婚店》故事纳入阿尔奈·汤普逊民间故事分类的系统来考察，发现它属于“命中注定的妻子”这一类型，并认为这一类型的源头应当在印度，而《定婚店》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