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英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2-0075-28
一、简介
纵观今日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我们通常会发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国际化的具体推动措施上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1～3]大学的领导者们不时地指出学生在这个国际联系日益紧密、文化日益交融的世界里掌握相关技能并有效发挥它们作用的必要性；大学正通过国际化来吸引学生；同时国家也需要拥有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来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大学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更多强调出国学习、掌握国际语言技能、课程设置国际化、合作性学术项目和研究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伙伴合作。
粗略检视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就已经表明，国际化的概念既有连贯性也有显著变化，而且直到1990年代初全球化成为世界性的变迁推动力以后，对国际化的兴趣才真正开始在各国之间广泛传播开来。
在1960年代末，美国的一位学者巴兹就提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应该囊括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培训的跨国流动、跨国性研究、研究者和学生的跨国流动以及一个确保教育支持与合作的国际系统。这个概念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被研究者们继承并融入今天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讨论当中。
1970年代初的日本，当国际化这个概念在一份经合组织报告中出现用以批评日本大学过于保守需要更具有国际导向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大学的领导者也开始认识到应该加强资源投入来促进与外国大学间的联系与合作。
1980年代以前的英国，教育机构间的合作及学生交换都很有限。增加学生录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加强联合王国公民间的纽带关系。“后殖民时代关系”被强调是用来增加来自邦联国家学生的流入。[4]到了1980年代，财务上的考量和英国与欧洲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使得政策转向高等教育——转向高等教育的大众市场，转向增加学生在欧洲国家内学习的机会，以及转向外国学生的录取和他们学费的增加。澳大利亚自1980年代以来也紧随撒切尔政府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政策。在澳大利亚，由国家领导的、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改革成为了该国近期国际化的显著要义：各机构在国际范围争夺学生并引领客户服务，外国学生集中于实用型本科课程诸如商科和IT，政府也积极参与协调市场战略。
199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奈特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将国际或跨文化的层面融入高等教育机构教学、研究以及服务的功能的过程。”她与合作者们提出了在体制层面上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的战略，认为国际化过程要求运用两种互补性战略来提升和支撑大学的国际化——项目战略和组织战略。
在美国，汉森和梅耶森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将大学校园变得更加国际导向的过程。梅斯滕豪瑟则认为国际化就是把国际教育融入课程设置的过程。其他一些美国学者把视线集中在高等教育的产出——大学毕业生身上。1996年，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的一个工作小组认为国际化应该反映学习结果的变化，在大多数领域培养那些具有国际合作能力与竞争力的杰出毕业生应该是将来国际化的核心。哈拉依则认为人事问题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要素。
自从199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系及对它的影响。全球化被定义为“全球范围内相互连接的扩展、深入和加速”，以及“日益网络化的人与机构的出现”，或者“在国家边界日渐消逝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观念、资本、人和物品加速流动”。[5]奈特进一步更新她关于国际化的定义为“将国际的、跨文化的或全球性的层面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供给的过程”。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二者的关系上，人们日益达成共识，认为前者通过与科技和竞争的互动构成了后者的主要推动力，并且使得晚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势。
在何种程度上那些影响国际化的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似或不同？在不同国家环境下国际化意味着同一件事吗？不同国家的大学采用了哪些战略来促进国际化？本文通过比较三个发达的工业化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来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运用了一个五元素分析框架来研究国际化：国际化背景、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国际化组成成分、国际化战略以及国际化的评估。[6]国际化背景是关于理解变动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及其对国际化的形塑和影响。国际化的研究方法指的是各种决定国际化应该如何分析的各种概念，它们涵盖了从强调学生个体的国际性学习的人类学视角[7]到审视国际化策略及其对大学作为独立组织和系统内部分的影响的组织视角。国际化组成成分和国际化战略分别指的是国际化过程中构成部分（例如教师、学生、课程设置、管理）和用来国际化上述部分的各种不同方法。在本文中，我们会特别关注提升学生流动性、教师流动性、课程设置国际化以及国际化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具体战略。国际化的评估指的是采用何种有效的指标和方法研究国际化所产生的影响。
上述分析框架将被应用到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中去。每个国家的研究都包含了三个部分：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化历程、几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历程以及对不同特点和在国际化中收获的经验的总结。对特定的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解释了国际化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可能最多卷入国际化同时也最受国际化力量影响的那一部分顶尖院校中是怎样被理解和操作的。空间的考量也会限制研究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范畴以及所能囊括的机构数量。本文所纳入的机构要么是处在国际化的前沿，或因它们的全方位国际化努力而闻名，或者是具有示范性或创新型策略的机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型大学不值得同等介绍。
二、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化
1.美国国际化的历史
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的历史表明不同时期往往召唤不同的概念模式。第一次国际化尝试开始于出国留学。在1920或1930年代，一位教师（可能来自特拉华大学或卫斯理学院）认定学生出国留学会有益于其教育的收获。在当时，全世界其他的机构已经在开始讨论“漫游学者”（wandering scholars）这样的概念。美国通过高等学府的外出开拓开始加入到这一对话中。管理层会允许教师成员参加组团的旅行以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些教学旅行通常都是由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领导的实地考察。这一教师跨出美国国境的开端继而引发了国际交流、参阅档案和在其他国家开展学科会议的更多机会。符合发展路径逻辑的一点是，最初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实际的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以及观念的跨国流动。[8]
美国后期的国际化进程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更积极的参与。据默克斯考证，美国的高等教育共经历了三次国际化浪潮。[9]第一次浪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次发生于197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吸收其他国家的知识会导向世界和平之时，而第三次和当今的浪潮则是对国际化和科技发展的一种回应。财政拨款也印证了政府在国际化利益中的变迁。从冷战时期到1990年代初，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是财政拨款的重要目标。到了1990年代，国际项目被重新评估为对于短期和实际介入机制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回应，而不再是国际政策、研究和交换。[10]拨款因此在1990年代下滑。大学国际化的兴趣反映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影响未来的场所，其当前的状况也会被国际化努力所影响。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聚焦国际化同样影响重大，此后高等教育机构对国际化的讨论在深度和紧迫感上都有加强。[11]当前的国际化浪潮可能是最显著的，因为人们很清楚国际化对本土安全有着明显的启示。
当然，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力量并不全是来自外部。一个大学的治理结构通常涉及校董和其他责任人，而且大多数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政府以外。因此，对校董和其他责任人的责任承担就成为内部策略的一种激励力量。尽管校董和其他责任人相同的市场导向的迫切要求可能塑造高等教育的使命，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教师和管理层在设置课程的内部议程上的作用和他们对实施学校目标的认同程度都是影响国际化努力的内部因素。作为机构变迁的主要影响者，整个大学社群不仅仅创造他们的制度化也同时塑造着国际化的实施过程。[12]
2.美国国际化的策略
当前，实施国际化的常见策略可以分为若干经典的类别：学生与教师流动性、课程设置、伙伴关系与合作、海外校区、远程教育与搭建网络等。我们现在把这些策略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讨论美国的国际化策略。[13～14]
（1）学生流动。学生流动性包含了招募国际学生以及输送本国学生到海外攻读学位项目和进行短期学习，并因此是国际化策略中的一个大类。在2002年，全球总共有一百六十万的学生在他们的祖国以外学习。其中大约有547000是在美国学习。[15]在2007年，美国高等学府中的3.24％是国际学生。[16]对于耶鲁、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研究型大学，2007年国际学生的比例甚至分别达到了17.7％、13.6％和9.3％。
至于美国学生出境学习，比例从1995／1996年的0.6％上升到了2005／2006的1.5％，尽管这仍然只占到了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一小部分。在他们当中，有5.5％进入了为期一年甚至更长的项目，而37％进入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项目，其他则是集中于八周甚至更短的项目。
（2）教师的流动。与学生的流动相似，教师的流动也是双向的——美国教师的流出与国际教师的流入。对前者而言，高校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热情和支持。在2002年，只有46％的高校支持教师出国进行研究；但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2006年的58％。在高校支持教师出国开会这个指标上也有相似的趋势：从2001年的40％上升到了2006年的56％。另外，对教师出国学习和研究进行资助的高校比例也从2001年的27％升至2006年的39％。在为教师提供机会提高外语技能方面，支持的高校比例也从2001年的16％提升到了2006年的36％。[17]关于国际教师输入到美国的情况，美国教育委员会报告，即使在1998～1999年度，在美国学习、讲学和开展研究的来自他国的国际学者数量即已达到7万人，在5年时间里增长了21％。[18]
（3）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第三种常见的国际化策略是课程设置的国际化。课程表是拓展国际和跨国知识的主要阵地。[19]作为传输知识的一个载体，课程表可以将国际性知识纳入到教学材料、活动和学生作业中去。尽管在课程设置中加强国际化和地区研究是一个可行的国际化策略，只有45％的美国教师认为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课程的国际化。对以课程设置作为载体来进行国际化的批评中包括了对概念的挑战、对实施和管理课程发展过程的质疑等。
这种方法包括确定一个全球和全国的漫长变迁作为主题，将该主题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延伸的国际化框架，连接美国与国际化因素并强调美国独特因素的例外性。[20]还有其他把国际化元素纳入课程设置的方法，例如增加文科通识教育的要求、文科语言流利度的要求，提供一个国外研究的辅修学位、国际教育辅修和比较与国际发展教育项目。[21]值得期待的是，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项目，将会有不同的将国际化纳入到教学材料中的策略。教授们也有把国际元素纳入课程和作业中的空间。
国际化课程设置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课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们所起的作用。学生和教师在国际研究领域的兴趣差异可以体现在地区、学科和合作方式上。[22]教师和学生重新安排和协商国际化活动以及传输和培养的知识。此外，教师在课堂和学术活动中的角色起到了鼓励或抑制学生参与国际化活动的作用。例如，教师可以吸纳国际学生来作为课堂的学习资源，在课堂上使用国际化案例和阅读材料，鼓励学生开展国际化研究、出国学习，但同时也可能渗透进自己知识上的狭隘、文化中心主义和对国际学习的淡漠。如果学生仅仅是从校园活动中吸收跨文化的知识，那么教师的作用则对国际化和文化的内容产生更深的影响。有一些具体的策略可以在教师身上“投资”以加强国际化，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的多元化。[23]一项对一所中西部大型高校及其国际化5年后的研究发现，“在国际化进程中，教师是关键，课程设置是核心”[24]。招募更多的国际教员也可以带来多元化的研究兴趣及视角。加强教师的国际兴趣不仅渗透进了课堂和课程，同时也进入了学生的需求中。
（4）伙伴合作与以科技为基础的合作。第四个国际化策略超越高校本身而涉及外部合作者以及国际化工具。高等教育的伙伴组织可以加速为国际化提供资源，包括：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更全面的合作、寻求关于IT创新的正规化和例行化信息交流的方式、创建基于网络的资源以分享关于全球化和国际事务的内容和视角、发布例行的国际内容以及对超越地域和国界事务的政策与法律事务更加专注等。各种国际化的活动与参加国际化合作的组织一样种类繁多。政府、私人部门、社区和志愿者组织是众多参加到伙伴合作中的组织类型中的一些代表。[25]互联网的使用是另一个联通高校和全球组织的策略。电子化学习可以用来提升国内学生体验国际学习的机会，增加体验国际学习环境的学生人数，深化基于网络学习的国际合作，推进网上课程和项目，并且是一个国际合作网络的载体。技术成为了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和方法。
（5）设立海外分支及其他策略。其他策略包括设立海外分校、增加招生和用非传统语言授课、增加为国际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的数量和金额并且加强与其他国家学生的合作等。[26～28]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认可国际思维范式的吸收并意味着彻底反思当前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治理结构和员工还需要领导力以建立对国际化项目和标准的引导。该项策略可能涉及创建分离的中心以引导国际化策略。在机构层面，高校必须为各个学院创建一套战略计划或启动一个校级范围的国际化运作系统。[29]加强领导力以带来系统性变革以及在教育机构内纳入国际化价值体系以及衍生价值都会促使国际化的落实。
3.政府与专业组织的角色
在联邦制下，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角色仅限于提供研究经费、学生财政资助和设定相关的税收政策。[30]尽管如此，上述的前两个功能仍与国际化密切关联，特别是学生和教师的流动。罗德斯列举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重要研究基金：它们包括富布赖特项目，美国内务部资助的机构连接项目和美国教育部资助的第六款项目（Title VI Programs）。[31]但是联邦政府严格的签证政策却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州政府通过“整合董事会”、“协作董事会”或计划单位等控制州立大学的诸如高校校长任命、录取标准和预算计划等核心决策。[32]提供资金、贷款、奖学金和调整录取标准等仍然是州政府最重要的国际化策略。考虑到州政府日益减少对高校的拨款，国际化方面的拨款也相应减少并且其影响大小很难估量。
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体系下，美国有众多基于高校的协会并且多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关。不过，其中可能很少有部门层面的组织能够像美国教育协会（ACE）和美国大学协会（AAU）一样兼容并包、影响深远并且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ACE有一个促进国际化的特别分支——国际行动中心。该中心的主要行动包括：支持高级领导者和机构层面的团队，提升校内的国际化；连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领导者；研究美国高校的国际化及其他主题；协同和建议与国际化有关的事务；与其他国外组织的合作。AAU是一个代表美国和加拿大60所顶尖研究型私立高校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专注于国内的对研究型大学有重大影响的体制的研究，包括研究经费、研究和教育政策、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等。同时，该机构也组织大学的领导者们讨论这些对国际化有重大影响的议题。
（二）美国若干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
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无疑与其较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密切关联，对于精英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是提高质量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与此相应，多所精英研究型大学也都有明确有力的国际化举措和各自特点鲜明的国际化战略。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将国际化视为联通高等教育和企业的桥梁，哥伦比亚大学则充分利用其地处纽约的优势和大量国际学生申请的历史。限于篇幅，我们在此重点介绍在实践效果方面最为突出的两所私立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杜克大学 在2004年的“实现改变”战略计划书中，杜克大学勾勒出他们国际化的持久主题。该校国际化方面的与众不同在于国际化体现在日常活动中。这些日常活动由学校和院系的力量一同支撑并使得整个社区认识到集体性和体制性的共同愿景。在9·11和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之后，世界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智力挑战上的不断变化越发彰显。杜克把自己的国际化建基于这些全球事务之上并试图理解环境和在新环境中蓬勃发展。该校强调整个社区必须对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当今的问题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边界，包括熟知影响世界的事务和积极地获取知识来实现改变。杜克的国际化“不是具体或一系列分散的附加活动和单位，而是深入交织在成为国际级机构的努力中，所以更好地为我们作为其一分子的世界服务”。
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办公室创建于1994年，用以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进行合作研究，通过课程、出国学习、非课程性项目和接触外国文化来加强自身文化。此外，校长布罗德海德（Brodhead）认识到他“绝不可能对杜克的国际化进行中央式的控制：每个人的兴趣、承诺和创造力都是这些项目成功的绝对先决条件”。基础设施对国际化项目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化战略，包括关注本地预算、教授任命系统和增加对国际学生的资助。布罗德海德校长还强调国际化努力必须是协同和战略性的。各个不同单位的企业家式行为应该是对推进一个完整的机构使命的补充。自2001年2月起，战略计划书创建了计划文件来声明学校和跨学校的努力。当杜克按照自己的计划方案向国际化推进的时候，计划导向委员会以及教师、校级研究所、支持性基础设施、教授治理组织和学校管理层共同协调整个过程。2010年目标包括管理者向全球各大区域开设课程，吸引更多国际本科生并鼓励研究生和专业学院更多参与国际项目。
结果，该校所有的专业学院都参与到国际性活动、伙伴建立活动，并有超过500名国际博士后人员每年在该校进行研究工作。杜克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和职业项目学生是国际学生，而本科生中参与出国学习的更是高达47％，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学校。作为对奖学金增加的回应，该校的国际学生申请人数也已经翻番。2008届本科生有来自35个国家的130名国际学生，约占总人数的8％，高于其他学校的6％水平。总共有250名教师和超过400名访问学者和博士后人员有国际背景。杜克同时建立了杜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作为校内机构领导的国际策略把触角伸向全球各地。
一个广为人知的在国际化方面领先的例子是杜克的富科商学院在1996年为其全球EMBA设计的全新课程。该项目整合了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远程学习、在四个大陆上进行的课堂学习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家公司参与提供的经典化EMBA课程。亚太研究所是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另一个范例。该研究所把访问学者和讲学者吸引到了校园里，包括一个东亚语言资源的图书馆为学生和教师在亚太地区工作提供项目和支持。该校同时也是沿大西洋学术机构合作会议的12名成员之一。该合作会议鼓励在众多领域展开合作并强调国际和全球事务。国际事务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国际事务与发展的副院长拥有7个由联邦政府第六项法案资助的国际中心，这个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私立大学，而在20年前没有一个杜克的国际中心是联邦资助的。
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的国际化在2005年莱文（Levin）校长的领导下进一步加速。他提出该校历史悠久的“培养全球领导者”的使命涉及了转换学生，让他们拥有国际化体验。学生将会通过拥有对世界的个性认识来重新塑造他们在大学学习的方式。对耶鲁而言，通识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术的，而且学生应该有知识的多样性和体验的宽广性。日常生活中世界的紧密连接，通讯成本和自由贸易以及投资门槛的降低，全球的相互依赖以及与其他高校的竞争都是该校落实国际使命时需要考虑的国际化背景。该校的国际化框架包括三个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在一个愈发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领导力和服务能力，二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和学者，三是将耶鲁定位为一所全球大学。
国际化的策略包括整合课程、提供海外学习和实习机会并且对教师和项目给予支持。具体而言，为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培养人才意味着该学校需要把国际元素融入课程设置并要求所有学生具备国际体验。每个耶鲁学院的学生都有一次出国学习的机会并且如果需要即可获得奖学金资助。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学生数量，耶鲁计划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强和更有特点的支持服务，包括改进海外招生方式和提供充足的奖学金等。一项新的奖学金政策为国际学生提供与美国学生一样慷慨的资金支持。把学校置于一个全球化后果的位置，需要额外的资源来支持国际研究和教师与中心提供的培训项目。另外，未来教师的招聘将会基于候选人研究兴趣的多元化和研究项目与国际事务和协作的接轨程度。另一个国际化策略是让社群的核心成员参加跨学科项目的建设和校园国际化的系统性设计。这样的策略包括：聚集有限但专注的公共关系、教师招聘、扩大交换项目和开展新一轮的中国项目。
该校的国际化有许多具体的表征。护理系50％的学生有出国诊疗的经验。耶鲁管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把一次出国学习旅行作为学位要求的商学院。教授们在上海的复旦—耶鲁研究所进行的联合研究也开始公布一些关于神经生物失调和癌症的发现。另有超过80个耶鲁—中国研究项目在中国各地展开。自1997年后，几乎每个学院和主要学术单位都增加了国际活动。出国留学的学生也发现国际经验为其学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并把学校视为实现专注的具体目标的方法。[33]此外曾有一整年时间，许多职业学院的院长、教师、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和文理研究院的53名成员进行了专业咨询以探讨国际化的系统设计。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该中心把全校范围内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整合到一起并对外代表耶鲁。耶鲁世界学者项目也是一个培养领导者的全球网络。耶鲁大学还被国际教育者联合会（NAFSA）誉为拥有“美国最杰出的国际化校园”。他们的证据包括校内国际学生的增加、对国际学生的按需发放的奖学金的延伸、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建立、耶鲁国际学者项目的工作以及新的“耶鲁在世界”网页。[3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既要保证和增强其作为杰出学术领袖的成功地位同时也保持其特有的公共使命感和特征。[35]该校发现全世界的其他高校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拥有更多有想象力的国际化项目的重要性。学校的战略沟通办公室在2005年曾表示，结成新的更有效的国际伙伴关系对加强研究能力、学生的智力和职业发展以及高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有重大意义。对伙伴关系的关注是要强调与海外高校的平等合作的关系以及拓宽学生的体验。该校认识到国际化使得学校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保有竞争力，也能与21世纪研究型大学的需求和机遇保持同步。
该校国际化的一项新举措是创建国际战略发展的职位。该职位具体包括创建一套博士教育的更有效的国际化新模式、整合本科生以项目为基础的研究和教学方法以及把国际研究与本地经济发展对接的多个部门的模式。负责该职位的人需要通过利用高校现有的能力与加州大学全部十所分校一道工作并整合出新的多边合作研究活动、课程体系和联合项目。另外融入这些活动中的还包括建立与全球伙伴大学的多层面合作关系、应对重要并且实际的多个学科挑战、提升科学技术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在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以及拓展国际兴趣和整个加州地方社区的需求。
自从这些战略开始计划以来，一位曾在华盛顿大学领导国际化潮流的申请者就获得了该职位。她的能力包括转型工程教育和创造高校更加有效国际化的新模式。该校其他的项目也可以作为国际化的范例。在2007年获得清华大学荣誉博士的演讲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格纳教授（Birgeneau）强调了意在解决深刻的全球挑战的跨学科举措。例如，全球的气候问题是通过对风、太阳、纳米科技和其他因素进行探索的各种能源研究来加以应对的。这其中也包括BP公司将会在未来十年给予生物燃料投入研究所5亿美元奖励。加州州政府也承诺拨款七千万美元提供新的设施以支持该项研究。发展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研究减轻全球贫困的战略。例如，伯克利的学生参与墨西哥的转型服务中去研究安全用水和国家卫生的项目。该校同时还有超过五十个与国际性组织搭建的双边交换协议。这项协议包括输送教师、研究者和研究生去进行最长达一年的学习和研究。这也可以加强平等合作的网络和拓展学生的视野。一个国际化合作的案例是与清华大学的合作。自从1978年起，这项合作包含了访问学者项目和大学间中文学习项目。[36]
（三）美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化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主要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实现。各州是宪法规定下的公立高校的所有者和运作者，它们也实际控制着这些学校。但是由于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州政府对国际化的拨款也有所减少。同时，各州的国际化力度也有差异。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美国拥有大量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这些学校往往更多受政府规定、条例和有条件拨款影响，而不是受制于直接的预算和录取标准。国际化的实际举措是由各类大学来施行的，而这些大学自身有着重要的决策权力并能够快速应对变化的环境。专业化的组织在提高关注度、组织活动以分享观点和经验以及搜集国际化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把协调性和连贯性带入了这个分权和分散的高等教育系统。
美国高校的国际化不仅仅是对国际化、竞争和科技等外部力量的反馈，同时也受到各高校使命、文化和组织特征等内部力量的影响。就我们所研究的案例而言，每个学校都界定了具体的国际化要素并使之融入其学校使命陈述中。
国际化是提高大学质量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各大学在组织方面的国际化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校长提供校级领导力以定义国际化的使命、愿景和战略，并且拥有一个具体的单位（比如国际研究所、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副教务长办公室等）来监督整个机构的国际化进程。
三、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一）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化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6年4月28日宣布“为了能够凸显各个阶段的教育的日益国际化趋势”，对国际学生市场将会有新的招生计划。对于英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全球化运动以及国际资本和人才流动的现实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确切地说，高校在实践和使命取向上反映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英国的高校治理及其接受留学生的历史凸显了全球化的一些具体案例。与对于美国国际化的研究类似，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英国国际化的历史，然后注重对英国高等教育部门以及政府所运用的政策进行研究。我们还将关注几个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它们国际化的道路。
1.英国国际化的历史
英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有一套比较集权型的管理系统。作为一个独特的系统，高等教育在全英国范围内采纳和运用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说英语人数的增加、对于资金的竞争以及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使得大学必须对国际化有所应对。关注的焦点在于大学的收益以及新兴单位和架构的营利活动。[37]包括80年代以前，在学校以及学生交流方面已经存在相互合作。[38]但是，这样的合作交流是有限的。在那段时期，交流学生的目的在于加强邦联共同体公民之间的联系。后殖民地时期关系的重点在于加强邦联各组成国家之间学生的流动。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盟使得人们意识到英国国际地位的边缘化。于是，英国开始将其政治和经济联系向欧盟靠拢，而这也使得高等教育发生了变化。自1980～1981年度，国际学生被要求支付全部的学费。[39]英国议会将这视为在招收海外学生上从学术兴趣向财务考量方面的转变。[40]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增加国际学生的录取来提高国家额外的收入。
在80年代，高等教育的政策有了另外的转变。高等教育的主题是管理、评估以及新的财政资助方法。[41]重点不仅是学生在欧洲内部的流动，也包括外国学生的输入。对于那些海外学生而言，在高等教育领域全球化的竞争重新定位了外国学生的地位和价值。[42]大众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成为招收国际学生的标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对国际学生的录取来提高教育收入。也有专门的政策被制定出来增加学生在欧洲各国学习的机会以及促进来自前殖民地地区学生的输入。[43]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和苏格拉底项目（Socrates）是英国学习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of Learning）采纳的高等教育应对政策，而该政策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在国际化方面的进程。
在90年代，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重点在于改变了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单位的模式。[44]这种对以区域集权型权威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模式的态度转变是很重要的。围绕国际化的争论包括了认识到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的一项任务这一根本转变。[45]这样的结果是，在这段时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欧洲成为一项重点，并且被认为有发展的空间。从那以后，有很多旨在促进欧洲学生和教职员工交流的政策被制定出来。[46]
2.英国教育国际化的策略
与对美国的分析相似，大学的不同政策将按照经典分类模式来加以分析：
（1）学生流动。这项策略的目的在于加强去英国大学留学的学生流动以及英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流动。对于英国来说，有两种流动：人员流动和智力流动。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促进以下类型的流动：交流项目的存在、安排海外工作的可能性、外语学习的好处以及学习外语的机会。[47]
英国的研究生商学院是流动项目在英国高等教育中重要性的例子。卡迪夫（Cardiff）商学院的海外学生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也是英国公民对于商学院缺乏兴趣的体现。[48]从海外招生的需要加深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布莱尔在2006年说在未来五年内，英国的大学要吸引100000名从非欧盟国家来的学生，使得从国际学生学费中获得的收入达到8.8亿美元。
（2）教职员工的流动。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把大门向全世界的教职员工开放。按照特伦不莱的说法，现在这种接纳国际员工的趋势主要应该归功于几项新的移民政策，例如2002～2003年为了提高高技术人员在英国工作的数量而实施的高技术移民项目（Highly Skilled Migrant Program）。在这项政策实施四年以后的2007年，英国大学20％的教职员工来自海外，在2005～2006年，27％被聘请的员工来自于海外。[49]另外，促进流动的努力也通过区域性教职员工流动计划、发展学院之间的网络以实现课程设置的去国家化以及发展欧洲项目而得以实施。[50]调查显示英国学者在国际化以及在海外工作的态度上，只有14.7％的人不认可国际化的重要性。[51]
（3）课程的国际化。第三个促进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是将多元化引入课程中。课程的国际化可以通过流动项目将课程去国家化并将欧洲元素引入学术院系，重点是学术院系课程的国际化而不是学院或者国际办公室实行国际化。[52]另外一种国际化课程的方法是增加可供选择课程的种类。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委员会允许学生旁听海外课程，同时英国MBA联盟也指定MBA项目的质量标准。[53]黑尔和蒂姆斯特拉列举了英国商学院国际化的具体策略：将课程国际化、增加国际课程、增加外语课程、提供在海外国家工作和学习的项目并且建立联合学位项目。这些策略按照大纲和课程来具体化学术中的国际化成分。[54]另外的课程创新还包括使语言习得成为必须要求或者选择性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考虑外国学生的特殊需求、欧洲学分互转计划以及与英国合作的海外国家授予学士学位项目。[55]
（4）设立分校以及内部组织的变化。达姆举例说明了建立分校区来作为第四个市场导向的企业家式的国际化方法，以此来招收学生，加强学校之间相互合作的协议以及关系网络，相互之间承认其他的教育项目，跨越各国间的大学网络，跨越各国间的技术传递以及在欧盟范围内承认相互的学位和证书。例如，作为欧洲内部流动性的一个结果，一项转学分的项目在1995～1996年被采纳，通过学分的认可来保护外国学生。[56]内部组织变化是特殊延伸以外的另外一个方面。高层管理在计划、战略分析、选择、实施和在不利环境下对国际化的高度支持影响了概念和结构模型。[57]例如，员工发展影响了他们学习外语的机会、对国外学者的支持以及招收有海外培训背景的员工。
（5）合作与协作。英国注重通过伙伴合作与组织结构的变化。英国—印度研究计划（UK- India Research Initiative）就是一个在欧洲以外寻求伙伴合作的例子。这个计划为推动学术交流的研究计划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其中包括授予联合博士学位项目以及支持对于英国文化的学习和海外教育机构。[58]
3.部门、政府和区域的策略
如果重新审视英国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结构，会发现调整高等教育政策如此必要，这种调整不应仅限于学校，更需扩展到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乃至政府规划。这就意味着必须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系统的国家政策和超越国家概念的地区或全球准则以推进国际合作和竞争。[59]此外，英国已经深深地嵌入欧洲社会这一事实昭示了政府和国家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本部分将由此入手，着力于剖析英国高等教育部门、英国政府和整个欧洲社会所采用的高等教育政策。
（1）高等教育部门
与美国相对松散的高等教育模式相比，英国的大学采取了一种更加集中的运行方式和市场行为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UUK）无疑是众多英国著名学校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如同美国大学联合会在美国的地位那样，英国大学联合会以发出“英国大学的关键心声”而著称。作为英国各大学执行首脑的代表机构，英国大学联合会内部成立了两个特别的协调机构致力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它们分别是英国高等教育国际联合会和英国高等教育欧洲联合会。英国高等教育国际联合会主要任务在于提供数据和相关分析、提供会议要点以便共享信息、确保同步思维和适当合作。而英国高等教育欧洲联合会则把重心放在如何增强英国教育部门在博洛尼亚进程和欧盟政策的发言权上，并且出版名为《当月欧洲》的月刊，这本杂志每月会更新有关欧洲高等教育的新闻咨询。另外，英国高等教育欧洲联合会还会发表相关说明，这些说明涵盖了所有欧洲大学在各种事项上的具体信息。
（2）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同样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007年，布朗首相把创新、大学与技能部从教育与技能部分离出来，使之成为政府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包括英国文化协会分支机构在内的各类政府组织合作，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负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专业部门，联合国际机构“向部长和决策者们提供有关于本国教育向国际推广的深度与广度的支持、意见和指导”。除此之外，它还主导着发展、促进同类似于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合作。英国政府对中国的重视体现在每年对中英教育部部长级高峰会议的组织、对“卓越人才奖学金”和“中英优秀人才”的资助以及设立一个特别的中国行动小组以便双方更好的合作并增进相互理解。在我们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如此有规律的、定期的高级别双边关系仅在英国有所发现。
（3）欧洲社会和国际化
使得英国得以区别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点是它在欧盟这一超国家实体中的独特定位，而欧盟社群本身蕴涵着鼓励学生和教师流动的巨大内在动力。对欧洲的劳动力市场而言，各行业对于在专业和语言上均有较高水平的人才具有强烈的需求，而这类人才也更倾向于移民。[60]对高等教育界而言，不同学校间相互承认学位及支持在不同学校间学习，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内部教育市场。由于英国高等教育早已深深植根于整个欧洲体系，要完全理解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就必须剖析整个欧洲的国际化战略——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和伊拉斯谟项目。
博洛尼亚进程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最宏大的教育国际化计划，该计划将力争在2010年前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自由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HEA），该自由区内的学生可以在一个公开、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高质量的课程，也可以享受到流畅的学历认证程序。这项宏大的计划将需要其他相关项目，如伊拉斯谟两期项目（ERASMUS and ERASMUS MUNDUS）的大力支持。
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and ERASMUS MUNDUS）是两个综合的国际项目。ERASMUS的目标是到2010年帮助三百万学生成功流动。它所主要采用的策略包括：提供在三个欧洲国家学习硕士课程的机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毕业生和学者提供奖学金，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高校建立伙伴关系来鼓励欧洲向全世界敞开大门，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互相承认资格认证来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基调、曝光度和可进入性。目前，已有90％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参与了ERASMUS。
作为原伊拉斯谟计划的扩展，欧洲研究生课程（Erasmus Mundus）项目宣告将在2009～2013年正式启动。后者是一项为了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所进行的合作和流动项目，旨在通过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来增强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它通过允许学生和访问学者参与欧洲硕士课程（European Master Courses），在欧洲高校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和鼓励欧洲的大学生到第三世界国家学习来增强欧洲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联系。毫无疑问，伊拉斯谟项目并不是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景图，因为欧洲的整体方案还包括诸如欧洲的终身教育计划（EU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和ASIA- LINK课程发展计划的项目。
这种滑向区域集权型的国际化政策会对英国造成威胁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欧盟颁布诸如伊拉斯谟这样的政策以前，欧洲的区域管理机构对高等教育是有行政管理权威的。刚才所提到的项目的实施会导致欧洲化和进一步的国际化，也可能导致各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去国家化。在某些方面，围绕国际化展开的不断变化的争论是要明确政策是否应该服务于实际的高等教育欧洲化，还是继续拓宽以使政策反映全球化。[61]
（二）英国若干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
牛津大学 自中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校之一。第一个国际学生在1190年来到牛津。牛津大学的当代国际化的理念在2005～2006年的学校计划中得到阐述。在学术研究、教学以及直接贡献社会等方面追求卓越成为国际化的目标。它包括：使国际化研究穿越大学学科的谱系形成学科间的互动，通过研究和牛津大学毕业生的技能来在社会、地区、国家和国际上产生巨大贡献，同时吸引、发展并且保持高端的教职员工，通过建立在学术和潜能上的公平测试来招收最好的国内和国际学生。一位国际战略主任管理着这一系列旨在加强牛津国际关系、全球声望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统一的战略。这些策略包括：国际学生的招收和资助、国际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一体化、所有学生国际教育经验的积累和国际的合作（研究和教育）。这些都是教务团队的国际化策略。在牛津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来自国外的学生可以找到如何通过签证和移民程序以及如何更好地在英国大学学习的建议。该办公室还为国际学生出国交流管理奖学金并且协调在全球展开的本科生录取面试。牛津大学学生会的一位副主席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建议和服务。牛津大学语言中心为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提供英语资源和服务。
实现国际化计划的策略包括资助那些优秀的单位使之保持高水准，通过对优秀创新精神的资助来增强学校学术的影响力，并且通过对有些部门研究能力和花费水平的判断为之提供经济资助。牛津大学学生和员工与世界上的其他同事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广泛合作，而这些问题从宇宙的起源到当今全球化的挑战。例如，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与新加坡以及韩国的同行在生物化学、植物科学以及医学等领域进行合作；该校在泰国和越南的实验室进行着对疟疾、伤寒、流感等其他热带病的研究；牛津大学在中东有70多个研究领域，学者们着手解决中东面对的核心问题，例如糖尿病扫描和对于富裕经济体的研究。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五个顶尖日语学习的院系之一，并且与日本许多大学、公司以及社会组织有很广泛的联系。该校的研究伙伴网络和对国际化的关注都很庞大。牛津大学也是国际研究性大学联盟的一员，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和其他大学一起，享有同样的目标和任务来培养将来具有领导能力的人物。它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苏黎世ETH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东京大学以及耶鲁大学。它为本科生提供在夏季研究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的机会。它同时也是研究非洲领域的领导中心，有500名员工在肯尼亚的内罗毕等地进行着牛津-KEMRI-WELLCOME等项目的研究。牛津大学已经培养出了25名英国首相以及超过30名的外国总统和首相。除美国之外，在188个国家有44000名校友。现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三分之一是他国公民。
在国际合作方面，牛津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于2001年建立了深远的国际化合作关系，包括交换学生、研究项目的合作和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专业上的联合博士项目。每年牛津大学给这个联合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另一项是与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所进行的合作，肯定了生物医学作为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合作的一个领域。上述两个研究中心都有跨学科培养的学生。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延续了伊拉斯谟项目中所申明的政策。奖学金项目也已经启动，例如剑桥欧洲信托职业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剑桥学生增强他们对于其他国家历史、语言、文化、政治、教学方法以及研究机构的了解。同时，副校长在2008年的声明表示“没有单一的国家，更没有单一的大学能够独立解决世界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换、宗教冲突、贫困还是疾病，“国际性合作的重要性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清晰”。
剑桥的八百年校庆反映了对学术成就的追求、对校园市场的多样化的要求和筹款3亿英镑的目标。这包括把过去的成就和个人与团体的创新方案整合为一个一流社群的一部分。它的政策包括在多元的、超越传统边界的课程项目上投资，并且通过剑桥现在的力量来加强与国外院校和访问学者的交流。对于学生的投资也是另外一项大学目标。剑桥大学计划继续寻找并且吸引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来学校，通过给予在英国以及海外的研究生全额奖学金来使得剑桥能吸引国际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些政策包括加强学生自身能力来面对国际生活的学习压力、加强和扩展国际项目以及发展成功的语言中心。其他的目标还包括让世界上的学者自由地投入研究项目中去并且提供给他们位置、项目和技术来增加该校在更广阔学术圈和整个世界中的可接近性和价值。
剑桥大学已经通过各种方法来实施其国际化策略。该校在2005年夏建立了国际办公室。它此前称为国际教育办公室并且主要任务是管理剑桥-MIT的交流项目。它现在管理伊拉斯谟项目学生和员工的交流项目，同时负责剑桥-MIT的交流项目。它也管理库特汉信托机构（KURT HAHN Trust）以及剑桥欧洲信托职业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为在欧洲国家从事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活动的剑桥学生提供奖学金来作为他们的研究费用，包括参加欧洲学校提供的暑期学校项目、为非语言学家提供的大量的语言课程和在欧洲实验室进行的科学工作。这个办公室通过咨询学院、教职员工以及部门来服务于国际学生的需求，为新的国际学生提供注册方面的信息以及帮助他们了解签证的问题。
伊拉斯谟项目通过在自然科学、现代语言以及法律方面的本科生项目得以实施，并在终身教育项目上建立了Double Maitrise学位项目。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都被鼓励去合作学校进行访问并邀请那些学校的员工到剑桥大学，这样的做法加强了合作学校之间的联系。伊拉斯谟项目大学章程及其政策可以在剑桥大学的网站找到，同时所有成员大学都可以搜索到网上的数据库。学生在学术院系以及伊拉斯谟项目的机会还体现在交流和所参加的会议中。
剑桥国际化的评估在研究生的成就中得到了例证。在剑桥大学和印度合作的过程中，许多领导人从中产生。例如，追溯到1888～1891年，王子蓝吉辛基（RANJITSINHJI）在剑桥大学学习以后，改善了家乡纳瓦南阁州（NAWANAGER）的状况。从剑桥毕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后来作为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剑桥大学领先的国际化例子是剑桥与印度的合作。四十年中，有超过1000名的印度学生从剑桥大学得到经济援助，并且在艺术、社会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另外，剑桥大学与私人企业合作四十年来缔造了印度硅谷（SILICON FEN），包括与诺基亚、柯达、GENZYME、微软、斯伦贝谢、东芝以及日立合作建立实验室。这使得剑桥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数额在欧洲排名最高，并且吸引了国内和国际的公司。
（三）英国的启示
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它深入欧洲社会并且在协调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集权运行方式，为校董会、院长、系主任和那些负责财务和人事的人员协调国际活动提供了额外的合作行动机会。伊拉斯谟项目已经成为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广泛拓展的一个近期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欧盟对于欧洲教育机构国际化的承诺、关注的责任以及财政上的支持。[62]英国国际化的另外一个不同点在于它注重外国学生所带来的创收。国际化对英国不仅仅意味着全球化的意识，同时也是资本的流动。
两个案例研究表明大学并不一定按照伊拉斯谟项目的指导方针来实施，而且对该项目基本条款的问责也没有完全落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没有将伊拉斯谟项目作为唯一的国际化政策。这两个大学在国际化的理念、策略和评估方面也没有清楚的联系。大学的项目以及动力似乎是没有策略化目标的结果。
四、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
1.澳大利亚的国际化历史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高等教育的历史密切关联，而澳洲的高等教育史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等教育形成前阶段、形成阶段及后全球化阶段。[63]第一阶段涵盖了该国高等教育由起始到二战并延伸至国家政府的战后重建政策时期。1939年以前，澳大利亚本国的高教机构鲜有发展，富家子弟纷纷去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当澳大利亚最早的两所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成立时，它们汲取了苏格兰式的全日制讲座及职业课程体系。
第二阶段从1950年代延伸到1970年代，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中发挥更重要的行政和财政角色。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及其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初始影响逐渐成形。与如今由市场推动并已产业化的高等教育不同的是，那时90％的教育机构收入来自政府。70年代，私人留澳学生是无需支付学费的。
197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横扫西方各国和撒切尔政府构想将高等教育纳入出口与市场竞争的范畴，澳大利亚也紧随其后并步入其高等教育的第三阶段。当代意义中的国际化进程就是在这一阶段中明朗起来。此次由政府领导、以自由市场为特色的改革为时下的国际化趋势界定了主题：教育机构在国际范围竞争生源并在顾客服务方面领导潮流，外国学生集中于实用类（如商务和信息技术等）本科课程，以及政府协调下的市场战略。
2.澳大利亚的国际化战略
（1）学生流动。可以肯定的是，学生流动性是国际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组成部分。据澳政府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DEEWR）说明，“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有一方面的成就被广泛认可，那就是从其他国家招收学生”。两个部门进一步详细指出，澳大利亚创下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国际学生比例的记录（2005年19.3％），并且国际学生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各高校中。招收大量的自费国际学生意味着高经济回报，也促使了澳政府把高等教育定位于“出口产业”，并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导向下逐渐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与日益增加的国际学生相比，澳大利亚的本国学生呈现出较低的流动性。一项为支持本国学生留学海外一至两学期的按收入比例还款型助学贷款OSHELP，其申请率一直低于预期。[64]
（2）教职员工流动性。招聘国际教职员工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表现，同时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课程设置来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的程度。虽然澳大利亚1970年代时曾积极在英国、美国及欧洲中部招聘以缓解其自身当时的员工短缺[65]，但我们却缺乏最近几年的国际教师和员工招聘的数据。[66]对澳大利亚能否吸引足够的全球精英以保持大学招生持续增长的担心已浮出水面。
（3）国际化课程设置。设计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在澳大利亚也被认为是另一种发展国际化和跨文化知识的方法。[67]不过，在实践中，课程设置国际化的程度还没有其他战略成熟。事实上，斯玛特、沃莱和安指出课程设置上的改变甚少，而且本国和国际学生间的文化融合程度令很多国际学生感到失望。[68]
（4）境外、远程教育、加盟办学和合作办学。境外分校、远程教育、加盟办学和合作办学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项目或项目提供者的迁移，而不是学生的迁移”[69]。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办学方式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跨国教育。境外教育是澳大利亚人最常用来指称“输送到国外的教育”的方式。虽然澳大利亚积极在境外设立分校或中心，各类大学所采用的战略却大相径庭。“加盟办学”的方式与境外教育虽有所重合，但它是指当地教育机构付钱借用国外机构的名义来办学，所以有时被称为“第二种出口模式”。[70]在因特网和其他通讯手段的帮助下，远程教育也可以使教育项目穿越国界并因此在澳各教育机构被广泛使用。[71]而谈到“合作办学”，也就是与他国教育机构合作并授予联合学位的项目，“双子项目”是澳洲通常采用的模式。
（5）国际协议。澳大利亚还积极与邻国磋商，以通过教育使其利益最大化。正如下文所述，政府在鼓励这些国际协议的时候起到了领导角色。
3.教育部门和政府采用的战略
（1）高等教育部门
在实现了国际化的利益以后，澳大利亚大学和其他高教机构仍在以研究项目、会议等方式寻求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并成立新组织代表整个高等教育部门。总的来说，高教系统组织例如校长委员会、澳国际教育协会（IEAA）及国际发展项目这样的新建组织，发挥着促进信息共享、直接服务和其他国际化战略的功能。
信息对任何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际化进程也是如此。各高校因此有很强的动力向同行学习如何在国际范围招生、如何与境外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和建立境外中心等。在部门的层面上，也有一些对成功模式的讨论，并传播共享它们的档案、管理工具和其他资源。譬如，AVCC为15个大学研究项目提供了1350万研究基金，这些研究的课题都是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信息共享服务的。可以通过这些研究项目中的不同主题出现的频率来确定关于国际化进程的流行话题：境外伙伴的选择（5）、质量保证（4）、替代输送方式的等同性（4）、学生服务（2）、风险管理（1）及其他。
随后，2006年8月，澳大利亚教育国际（AEI）和IEAA共同举办了一届题为“优质跨国高等教育成功实践项目：成果与下一步发展方向”的研讨会，讨论了以上5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并“探索进一步鼓励优质跨国教育输送实践的方式”。作为国际化进程的一种成熟方式，成功经验被引入其他机构以帮助它们寻求协助成功伙伴关系建立与维系的工具、协助教员的工具、保证满足学生需求的工具、以非英语语言为媒介的境外教育的输送政策模式和须知一览、保证所有输送方式间可比性的评估与协调模式。信息共享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部门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基于共同的利益，各大学也建立了一些公司及其他组织以直接协调集体国际化进程。与组织松散的各类协会相比，公司更注重效率和良好的组织，因此也值得更仔细分析。我们挑选了一个代表高教部门利益的典型公司来分析此类公司的战略。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项目（IDP Australia）是一个提供英语语言测试及学生分配服务的公司，其部分资金来源于大学，一半资产是由澳38个大学通过它们的控股公司——IDP澳大利亚教育有限公司所共同拥有的。该公司的典型战略包括：与英国文化协会和剑桥大学合作，在29个国家的该公司海外办公室组织国际学生参加雅思考试，并将这些国际学生分配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教育部门。有趣的是，IDP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波洛克先生是莫纳什大学前国际部副校长。他被任命此职位，是基于他在“将国际学生学费年收入从3500万提升至两亿澳元”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除了以上这些纯商业行为，诸如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这样的组织也在通过研究合作促进国际化进程。2004年，“八大名校”组织在柏林建立了欧洲中心，以促进与欧洲大学之间的交流项目和研究合作。他们最新的项目包括“一个与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DAAD）的研究者交流计划和一个对象为前东欧国家博士后研究者的基金项目”。澳大利亚驻柏林大使馆甚至为“八大名校”教员提供基地，使他们能在欧洲有机会频繁亮相。
（2）澳大利亚政府
澳大利亚的国际化进程并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部门，而且是一个得到政府强有力支持的国家战略。作为DEEWR分管国际事务的部门，澳大利亚教育国际（AEI）在发展教育培训出口产业方面扮演运筹帷幄者的角色，它协调着教育产业与其他国内机构以及与外国政府和公司间的合作。在本国内，DEEWR支撑着教育产业与其他政府部门与机构间的关系，包括澳移民与公民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DIAC）等。至于海外工作，AEI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全面综合的境外网络，在15个国家组建分部来直接推广质量高、专业水平高的澳大利亚教育、科技与培训”。AEI与澳贸易委员会（Austrade）联手，为澳教育产业的“留学澳大利亚”品牌做市场推广，此外还开展“职业服务发展项目”，赢取国际上对澳大利亚职业技能证书和创新项目的广泛认可。
澳大利亚政府的另一职能是：保证澳境内及境外针对国际学生的教育项目都有过硬的质量。对澳境内的教育项目，政府有很多管理框架，如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ESOS）、澳联邦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册（CRICOS）及管理教育产业机构和保障海外学生利益的国家规范。AEI-NOOSR（前海外技能认证全国办公室）为技能与资格认证提供标准一致的框架，此框架可以支持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项目。另一个间接管理框架，是通过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建立澳政府高教投资的立法基础。
除了以上两种职能，澳政府还承担了三种职责，它们进一步说明了澳政府的强大领导力。这些职责包括：政府对境外项目、市场营销和国际协议的参与。
为了协助高教机构推广境外项目的战略，澳政府利用自身的国际网络为高教机构提供专家咨询、与教育中介的合作建议、他国实地考察机会及组织学习交流活动等等。对于那些刚刚进入此产业的机构，政府也提供关于如何起家、如何做准备工作及政府有哪些要求的咨询意见。
澳政府也十分清楚境外项目质量的重要性。2005年11月17日，澳大利亚全国的教育和培训官员就“跨国质量战略框架”达成了协议，保证了澳大利亚输送至国外的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此框架协议表明，“澳政府不遗余力地保障在任何地点的澳大利亚教育培训项目的高质量和完整性，包括境外项目”。此战略框架的实施任务则落到工作委员会、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各教育培训部门的代表和国际学生代表们的肩上。正如战略中四大关键原则所提到的那样，跨国教育将受到与国内教育同等重要的对待。更具体地说，也就是“教育机构和消费者应该能够清楚地了解教育的问责制度和跨国教育培训的质量保证”。
如上所述，市场营销是在机构和部门两个层面进行国际招生的关键战略。在政府的层面上，市场营销强调品牌建设——“留学澳大利亚”（SIA），一个“为在全球推广澳大利亚教育的政府品牌”。SIA代表了国家利益和教育产业利益，旨在宣传澳大利亚高质量的学习和生活机遇。这样的宗旨在品牌口号中得到阐述：“生活，学习，成长。”据澳政府的解释，三个词语不仅体现出教育上的收益，更包含了“住在澳大利亚生活和社交上的收益，学在澳大利亚的知识和学业上的收益，以及生活学习在澳大利亚过程中所有个人的和志向上的收益”。SIA由AEI引导，DEEWR国际网络利用此品牌与国际学生及其家长、与当地政府和产业之间进行沟通。在AEI没有分部的地区，澳贸易委员会也利用该品牌。
与多个国家缔结正式协议是一种政府行为，教育机构和部门很难代替政府这方面的职能。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观察国之一，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认识到多边政府合作的意义，并尤其注重博洛尼亚十大主题中的第四条——增强学生流动性，提高国家间对教育认证的相互认可度。抱着同样的目的，澳大利亚2006年在布里斯班召开亚太教育部部长级会议，发表布里斯班公报，其主题包括：质量保障体系；教育和职业资质认可；共通的教师能力标准，尤其是理科和数学教师；为更好地满足地区经济基础对技能的需求而采用的地区性技能统一认可。明显可以发现，这种相互认可资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和欧洲类似的利益。
（二）澳大利亚若干研究性大学的国际化
莫纳什大学 基于以下这些事实，莫纳什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很难会被归为口头空谈那一类：国际学生数量最多、比例最高的大学之一；澳大利亚第一个在海外设立分校并在全球已建立六所分校和研究中心的大学；积极寻求国际联盟；获得广泛赞誉的国际化课程设置和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大洲的若干正式校友网络。这些事实使得莫纳什大学校长拉金斯（Larkins）教授自豪地声称“全世界没有任何另外一所研究密集型大学能有莫纳什这样国际化”。该校国际化进程中的果断举措是基于拉金斯教授对于未来的清晰愿景上的：“当我们面向未来，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将在一个国家分界越来越模糊的世界中发展他们的事业。莫纳什致力于让全世界参与进来，并通过科研与教育为21世纪寻找新的问题解决方法。”
伴随这种愿景，莫纳什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把学校带向更强的“国际融合”。在他的“通向2025之路”中，拉金斯校长勾勒出将该校塑造成“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的三条关键之路，其中之一便与国际化进程高度交织——更为强大的全球分校和合作联盟。国际化进程会使得莫纳什变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研究的国际焦点让我们能够迎接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并培养出希望继续这条道路的毕业生”。[72]被任命为代理副校长的法希（Fahey）教授，主要分管国际策略，直接负责国际推广。她不仅简单描述了一个“通过跨学科、多分校、多国策略来获得优质学术和教育的战略选择”，更进一步解释清楚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大学”的组成部分——流动性、协作和贡献。据她的解释，流动性，指的是为学生和教师创造走出国界的机遇，目的是尝试培养“具有全球视角的全球公民”；协作，指的是发展基于合作与相互尊重上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创造出双赢局面，保证了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贡献，不仅仅是用相关技能和价值观武装我们未来的领袖让他们为社会作贡献，还包括大学要言传身教地引导学生，譬如提供超越金钱的教育机会。
建立境外分校、境外项目和合作中心虽然被分类为不同的策略，但在某一方面是类似的，那就是他们都需要进入外国领土。广义而言，莫纳什迄今为止已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建立了两所分校，并在意大利普拉托建立了一个中心。这些海外分支机构不仅学生人数见长，而且有些还“与当地科研中心联系密切，另外还提供国外学习机会作为本科课程的一部分”。很显然，海外分校可以成为国际招生的基地和澳大利亚到国外留学生的接受中心。莫纳什也与印度孟买理工学院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另外有一些与中国和北美的重要合作项目正处于协商之中。莫纳什志在打入“五大洲的研究场所”。
如上所述，莫纳什现在的国际学生比例超过31％（2002年为27.9％）。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大学，莫纳什拥有超过58000名学生，因此也拥有“比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大学更多的国际学生”。至于国际教职人员，莫纳什“积极从世界各地聘请富有才干的教职人员，现在已拥有超过6590名国际教员”。而想要出国学习的莫纳什学生则可以通过申请进入莫纳什在25个国家的115个交流伙伴大学，或者也可以选择进入莫纳什的国际分校（马来西亚或南非）学习。此外，大学还提供一些短期项目、信息宣讲会和旅行津贴。
抱着明确的“培养毕业生为全球性工作或进一步深造做准备”的目的，莫纳什大学设计了一系列“专门的全球化课程”创新项目，例如文科学士（全球）和成人教育硕士（全球）等。前者要求完成一个国际研究相关专业的学习，并在学习期间进行海外游学。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辅修专业来补充他们主修专业的全球性主题，这些辅修专业可以是政治学、语言学习或文化研究。学生们必须在莫纳什马来西亚、莫纳什南非或一个得到认可的外国伙伴院校进行至少一学期的学位课程学习。这样的国际化课程设置，听起来确实“给学生提供了机会获取真正的国际化教育”。至于后者——全球成教硕士这样一个仅需要课程学习的硕士项目是通过网络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林普金大学（瑞士）和西开普敦大学（南非）共同提供的。学生们得到的保证是：他们可以与来自这四所伙伴院校的跨洲族群合作，聆听各校教师的课堂，由此从这种国际化的经历中受益。莫纳什最新的课程设置发展是与格拉斯哥大学共同开发的航空航天工程硕士项目。此项目由八门专业课组成，其目的在于教授学生适当的工程技能，使他们在全球航空航天工业中找到职业归属。
作为一所研究密集型院校，莫纳什十分重视研究合作，尤其强调需要跨国合作的课题。持续的合作项目包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疟疾研究、与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合作的老龄化及初级卫生保健研究。为了协助建立电子研究的基础设施与应用，莫纳什积极参加“环太平洋网格中间件装配与应用项目”（PRAGMA）。该项目对软件的基础设施开展研究，为测试床的建立贡献资源，并主持了一系列研讨会。PRAGMA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研究项目，而且也是一套具有高度国际化视角的课程体系，因为其主办的项目之一是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本科生在北半球暑期到莫纳什参与项目研究。这个PRAGMA旗下的项目名为环太平洋本科经历（PRIME）项目，其核心在于推动联合项目，通过开发网格中间件、促进网格应用以升级国际网络基建。
新南威尔士大学 另一八大名校“砂岩学府”成员以及澳大利亚三所Universitas 21组织成员校之一（另两所为墨尔本大学和昆士兰大学）是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有着悠久的国际化进程的历史，其国际化的焦点在亚洲。
自建校开始，新南威尔士大学就一直受到国际各方的影响。该校的第一个校名为“新南威尔士理工大学”，即取决于当时的国际潮流：“澳大利亚人认为，正是由于科技对高等教育的推动，造就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柏林工业大学”。该校自1951年向国际学生敞开大门以来，2006年国际学生人数已达7411名，而当年全体学生人数为37836人，国际学生占到了总招生数的19.6％。由于大多数国际学生来自亚洲，现在UNSW每年的毕业典礼同时在香港、新加坡和吉隆坡举行。
在该校的战略愿景“2010后蓝图”中，学校的目标定位于一所亚太地区一流的研究密集型大学。UNSW将通过学生、研究和国际社团的群策群力，通过学校能力与资源的支持来实现目标。这三个活动中的每一个（学生经历、科学研究和社团参与）其实都嵌入了国际化的元素。譬如说，在“学生经历”中，学生经历的目的和策略之一就是保证“全球公民”能有“国际眼光与机遇”；研究这个领域（“科学研究”）鼓励UNSW与海外学校就有国际性重要意义的题目展开合作研究。而“社团参与”寻求保证与学术和国际团体间有频繁积极的、日益扩大的联系与伙伴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化元素是，UNSW一直以来对亚洲的强调，这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依赖。与其他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的大学不同，UNSW的目标、战略与实施细节一直都是围绕亚洲展开，这部分是因为其自身不断加强的招收南亚学生的传统。
UNSW是一个跨国多边组织——Universitas 21的成员之一。以全球焦点与视角作为首要的核心原则，Universitas 21组织了一系列目标定位于国际化的活动，并寻求超越现存的双边合作的机遇。该网络为UNSW提供了国际化其教育项目、学生的学习体验和研究与知识的转化活动的安排。
UNSW一直以来强调对国际学生的服务，这种强调从其在各国招收学生时举办的宣传活动和各种展会就可以看出来。UNSW在澳洲与亚洲各国设有办公室或代理处，定期举办展会和招生会来将学校的各种项目介绍给潜在学生。对现有学生而言，全校上下都积极执行国际化政策，鼓励学生到海外伙伴院校进行一至两门课的学习。与这些鼓励学生外流的政策类似，国外伙伴院校的学生或称内引学生，也被鼓励来UNSW进行一学期至一学年的交换学习。
UNSW一直在通过其“国际研究基金项目”尝试建立并保持密切的“国际研究合作关系”。安东尼梅森基金、欧洲约翰于基金和乔丹塞缪尔基金这三个项目的目标定位于发展高质量研究人员、全球筛选研究密集型大学以及深入了解这些大学的研究专长和管理实践。
（三）澳大利亚的启示
对澳大利亚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特征明显：强大的政府协调与领导、国际招生时营销策略的使用、对学生服务的强调、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等等。
政府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角色是多方面的。政府界定手段和政策，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吸纳代理机构以保证教育项目的质量并且促进国际网络和协议的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常与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纠结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高校使用深入的市场营销工具来招收国际学生。通过接受这种商业化的招生观念，大学变成了积极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与这种强有力的市场策略密切相连，这些学校主打的项目也都是实用型的项目。比如，莫纳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海外校区推广的核心国际项目高度集中在商务管理、信息科技和大众传媒。这与澳大利亚全国的情况是一致的。2004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外国学生就读于商务和信息科技，并且有71.8％在本科阶段学习。澳大利亚所有学校的另一个相似点是对亚太地区的强调。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地区关注点在亚洲。尽管莫纳什大学的国际化活动是国际化、全球范围内的，亚太地区仍然是最重要的关注点。
五、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的比较
（一）相同点
1.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被决定为一个当代的、由全球化推动的现象并因此区别于以前的学术交流。所以，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这三个国家获得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背景所在。另外，快节奏的科技创新、激烈的竞争和伴随而来的教育问责化、标准化与数量化也成为国际化的深层次背景。
这三个国家的国际化努力也得益于从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当大西洋两岸的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开始削减预算并且高度重视市场作为几乎所有人类生活领域调控机制的作用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寻求更多的国际学生以获得更大收益就变得不可避免。当然，“9·11事件”又为国际化添加了一个文化方面的合理性——跨越文化鸿沟。简言之，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越发获得认可的获取跨文化能力的必要性是国际化在上述三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背景。
2.战略
从上述关于战略的分析，三个国家似乎已经就如何能使国际化发挥效用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三个国家在鼓励学生与教师的流动性、课程体系的国际化、设立海外校区和搭建合作伙伴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相似性。同时它们都有国际化的三层次策略——政府、高等教育部门的职业组织和学校个体联合起来实现国际化，尽管三个国家在各自政府的角色上有一些差异。
3.评估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学科性质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所以我们能找到多个可以被用来评估国际化过程与结果的学科，例如人类学、社会学中的组织研究和教学法等。[73～74]事实上，就我们比较的三个国家而言，无论是采用何种指标进行评估还是评估所遇到的挑战都具有高度相似性。
在采用何种指标进行评估这一问题上，三国研究者都给出一系列相似的量性因子，例如外国语言项目招生人数、出国留学项目参与人数、国际教职员工的招募以及联邦资金的数额等等。[75～76]此外，质性因子的采用也日益广泛。在我们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各高校的使命陈述是受到最多关注的质性指标。鲁兹基也认为使命陈述、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政策报告和量化的国际审计可以精确评估国际化的效果。[77]除了使命陈述，巴特尔还创建了一套检验高校深层文化的谱系和检验新政策的采纳能力的指标。[78]
三国的研究者在评估时也面临一些相似的挑战。许多国际化的关键概念例如跨文化交流能力等很难用量化的方式评估，而使命陈述这类的主观性质性因子可能只反映了高等教育领导者的观念承诺而沦为一种空谈。研究者日益发现，由于各个学校间的国际化战略指导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并且在执行各自指导思想时可能差异更大，需要对国际化的实践进行长期的综合比较。此外，研究者也发现一些相关的政策，例如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可能干扰对国际化的因果判断和对影响的评估，并因此值得特别注意。最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在这三个国家里都呈现出了相似的难度。
（二）差异
1.地缘政治和传统
在这三个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们在地缘政治和高等教育传统运作的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对美国而言，其传统的分权和差异度较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国际领导力都鼓励以单个机构为基础的国际化方式以及对学生群体多样化的强调。对英国而言，两股有些冲突的力量——传统的集权化的高等教育和去国家化以融入欧盟这个更大的社群——意味着它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转型当中：从传统的以国家利益最大化到在国家与地区利益间进行更好的平衡。而对澳大利亚而言，其毗邻亚洲的位置和作为移民国家的传统给予它把国际化与多边外交对话加以对接的地位。相对美国而言，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国际化都相对更加受到商业的激励。
2.不同层次的不同角色
（1）政府层次
尽管三国的政府都参与了国际化，各自的角色却有明显的差异。基于前面的综述，表1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化方面角色的相对力度。
相对美国政府而言，英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在计划和政策制定、高等教育的市场推广以及促进和签订高等教育的国际协议方面扮演了更强的角色。在这三个国家中，澳大利亚政府在为国际学生调控教育质量方面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除了各个大学自行筹款以及职业组织进行信息搜集和发布以外，三国政府在提供财政支持以及信息搜集和发布这两方面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机构层次
本研究表明，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大学的国际化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与机构的使命、传统和文化以及其他内部因素密切相关。尽管我们的案例研究集中于研究型大学，简单观察就可以发现各所学校在国际化的力度和战略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研究型大学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国家间的差异。英国的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生阶段的较高层次的研究合作。澳大利亚的研究型大学则更重视本科或一年的研究生阶段的实质财务上的回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对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都非常重视。
收稿日期：2009-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