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家庭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英国论文,时期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 0214（2000）03—0072—07
家庭史学是史学的一个新成员，现已成为新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家庭既是一个社会细胞，又是个人活动的一个舞台。研究家庭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家庭生产是家庭的主要职能之一。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本文主要讨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以及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
家庭的物质生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直接物质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家庭的直接物质生产职能退隐，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工厂雇佣制度的出现、劳动力队伍的扩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家庭关系的变化等方面，但是传统的生产部门、家庭劳动仍然存在，继续发挥作用。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一起工作，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彼此依赖的单位。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家庭企业逐渐让位于工厂，家庭成员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者，社会的各个阶层出现了雇佣劳动的现象，他们的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分离。工厂工业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放任自流的做法，一般是按投入来支付工人工资。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互相协作，劳动者之间互相借鉴、学习，劳动者的群体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工业革命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英国首先受惠于此，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 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L.S.Stavrianos,The World since 1500:AGlobal History），新泽西1979年版，第227 页。）。根据菲力斯·迪恩对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所进行的计算，1700年人均收入大约是每年8—9英镑，经过50年增加到12—13英镑，到1800年增加到22英镑，而到1860年则又翻了一番（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Asa Briggs, A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84年版，第189页。）。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巨大的。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和儿童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他们开始部分地获得经济权利，成为工业生产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33 页。）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1839年，英国共有工人419560人，其中女工就有242 296人，占工人总数的57.75%，其中棉纺织业56.45 %，毛纺织业69.5%，丝织业中70.5%，麻纺业占70.5%，陶瓷、煤炭等行业的女工也占不小比例。
这一时期，家庭的生计取决于家庭所有成员的贡献，每个人都要帮助维持家庭生存，在大多数家庭里，父亲的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妇女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儿童的劳动所得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家庭收入中，已婚妇女工资收入微薄。因为企业主支付的工资较低，当时妇女与男子的工资比率一般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雇主认为妇女是依附于男子主持的家庭，并不指望自己的工资生存，因此没向她们提供“生活工资”（注：伯内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男女工资差别考察》（Joyce Burnette,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emale—maleWage Gap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载《经济史评论》，第L卷第2期，1997年3月。）。 工厂和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和较长的工作时间给已婚妇女制造了外出工作的难题。
家庭生产性职能的削弱破坏了家长制生存的基础，父亲不再是劳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失去了对家内成员的权威。随着家庭企业的减少，终身劳役变为契约劳动，传统的依附者在家庭之外得到了工作，家庭成员有机会自己谋生，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一家之主。男人需要由自己的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新兴工业部门不仅制造出工业品，而且提供了可以购买这些商品的收入，创造了妇女和儿童挣钱的机会，还增加了收入的不平等性。在新兴工业部门就业的妇女儿童收入和挣钱机会的增多既增加了家庭收入，提供了超出生活必须的剩余，藉此购买制造品；又使妇女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家庭财源，使得妇女能够购买服装、装饰品和瓷器之类的消费品；这样就改变了需求模式（注：霍雷尔：《内需和英国工业化》（Sara Horrell,Home Demand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载《经济史杂志》，第56卷第3期，1996年。）。总体上来看，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必须明确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部门只是一个生产部门，人们的职业分布很广，从事农业、园艺和建筑、家佣的人数很多。1800年有40.8%的男工在农业部门就业，1840年仍有28.6%（注：克拉夫茨：《工业革命》（Nick Crafts,The Industral Revolution），载于弗拉德、麦克洛斯基编《1700年以来的英国史》（RoderickFloudandDonald McCloskey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1700.），剑桥1994年版，第45页。），只不过因为工业部门是一个新出现的经济先导部门，其就业人数比重、收入逐渐增大而特别引人注目罢了。
家庭生产仍然存在，家务劳动是仅存的生产性家庭活动，家庭内部提供了成员所需要的一些服务，并生产一些商品，它与工业生产方式并存，但独立于工业生产方式。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市场的下面，还横亘着一个不透明的、由于缺少历史资料很难观察的层次；这是每个人到处都能遇到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活动。紧贴地面的这个层次，其厚度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这种表达方法显然有点含糊……人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以确指这一底层经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这些活动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无从统计，它们不是至少要占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吗？”（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21页。）实际上，自古到今，家务劳动一直存在，无非是它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有些变化而已。在工业革命时期，家务劳动存在的广泛性使得参加工业生产的妇女并不能因为参加工作获得经济权利而得到解放，相反，却加重了她们的负担，因为以前由她们承担的家务劳动依然得由她们在工作之余来完成。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上层、中层、下层的家庭结构不尽相同，工业革命时期，它们在家庭生产方面必然存在差别，但上述内容具有典型性，我们才重点关注，相对而言，其他变化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二
工业革命是一场物质生产的革命。赛米尔·斯迈尔斯说，工业革命是一次财富和繁荣的收获。工业革命使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
生育是家庭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社会具备了提倡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独立生存权利的经济基础，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变化。黑死病之后一百年左右，英国人口逐步得到恢复，随即缓慢增长，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前50年，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此后的50年人口更是加速增长，几乎增长了一倍。威廉姆斯用“人口爆炸”（注：威廉姆斯：《英国人口》（R.M.Williams,British Population）， 伦敦1980年版。）来形容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从表Ⅰ中反映出来的是有关19世纪英国人口的具体情况。
表Ⅰ：19世纪年英国人口统计（单位：百万）（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45页。）
时间 1801 1811 1821 1831 1841 1851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数量 8.9 10.2 12.0 13.9 15.9 17.9 20.0 22.1 26.0 29.0 35.5
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会出现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呢？人口受出生率、死亡率、移民三大因素的影响。自17世纪以来，英国向外移民和外来移民都比较多，但总体上，向外移民多于外来移民，移民并不构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这样，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即人口自然增加率成为人口增长的关键。
有人认为英国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出生率的上升，拉斯列特强调，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增长与其说是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不如说是由于出生率的上升（注：彼得·拉斯列特：《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人口与社会结构》，载于王觉非主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事实上， 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主要因素婚龄的变化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的英国，20—24岁年龄组中仅16%的男子和18%的女子是已婚的，25—29岁年龄组中已婚男女的比例分别为45%和50%。但是工业革命使婚龄提高成为一种趋势：由于传统的家庭经济解体，年轻人得外出谋生，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家庭，迫使他们必须在结婚前积攒足够的资金，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年轻人还要学会必要的生产技能和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也就是说，家庭的生活来源必须由新婚夫妻自己取得，婚姻行为必须对经济和物质环境作出灵敏反应，并与之保持稳定的关系，经济基础往往决定择偶能力、婚姻状况。结婚需要个人艰苦创业和经过长时间煎熬。因此，只有在生理成熟之后若干年才能结婚，他们的生育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闲置状态。“晚婚的做法降低了出生率，它可以视为保持自然资源对人口的相对有利的一个因素。”（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5页。）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不论出身和性别如何，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8世纪末独身者约占8%， 随后又有所上升，这部分人保持独身减少了生育人数，出生率因此受到某些影响。
据计算，妇女的生育周期为26个月，正常可以生育11个小孩，鉴于较长的生育间隔和相当高的婚龄，一个妇女到她可生育期结束前，很难生育8个以上的孩子。即使在可以正常出生的11个小孩中，一般有1 ／3的婴儿在1周岁前死去，只有1／3的子女可以活到成年。 这样的高死亡率在16世纪略有下降，17世纪到18世纪初又有回升，18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持续下降。虽然不能像罗伯特·李那样断言：“整个西欧，不论哪个国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口死亡率的显著降低是总人口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注：李：《欧洲人口统计和经济增长》（W.R.Lee,European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伦敦1979年版，第 14页。）看来，死亡率还是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引起死亡的疾病、瘟疫、饥荒、地方性战争有所减少，人口增长至少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数据展示在表Ⅱ中。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到18世纪中期，在城市市民中出现了由母亲自己哺乳的趋向，从而增加了新生儿生存的可能性。由于哺乳期停止排卵，哺乳期逐渐延长，起到了自动避孕的作用，使生育间隔增大，也减少了出生孩子的数量。
表Ⅱ：1793—1871年英格兰人口出生、死亡数字（单位：万）和出生率、 死亡率（‰）（注：根据米切尔的《英国历史统计》（B. R.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88年版）中第 41、53页的有关数据编制。）
时间 人口出生数
人口死亡数 出生率 死亡率
1793-1802 316.8 205.437.99 26.85
1803-1812 378.6 241.840.13 25.60
1813-1822 449.5 269.641.25 24.74
1823-1832 476.8 290.037.13 23.02
1833-1842 515.1 320.435.87 22.30
1843-1852 571.6 367.236.43 22.77
1853-1862 651.3 401.035.92 22.14
1863-1871 665.7 416.536.18 22.64
说明：表中有统计数据未包括曼茅斯郡。1871年以后英格兰的统计数据未单独列出来，故不把它纳入表中。
但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不可忽视。据赖利和斯科菲尔德计算，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的平均寿命逐渐增加，1760年为34.6岁，1810年为37.7岁，1820年为39.6岁，19世纪下半期则保持在40岁左右（注：赖利、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格兰人口史重构》（E.A.Wrigley and R.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AReconstruction），剑桥1981年版，第529页。）。
在生育活动中，非婚生育大量出现是工业革命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大批妇女进入工厂后，两性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非婚性关系增多，以致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非婚生子的数量和婚前受孕的比例明显上升，18世纪初，英国头胎出生的婴儿不到10%是私生子，18世纪末则上升到25%。英格兰非婚生子在新生儿中所占的比例，在1750年前后约3%，1800年约5%，1850年上升到约6.5%。 与非婚生子数上升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婚前受孕者增加，英国婚前受孕的比例在1750年前是19.7%，1740—1790年期间是37.3%，1780—1820年期间是34.5%。非婚生育现象与社会上对待性的态度有关。中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经历容忍——压制——宽容——压制——宽容（注：斯通：《1500—1800年英格兰家庭、性和婚姻》（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and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纽约1985年版，第339 页。），在这种情况下，头胎婚前怀孕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0%（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44页。）， 所以非婚生育的比率变化较大。
概言之，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是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他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
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出现了迅速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人类能够改变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相对人类而言，适合生存的环境容量是一个变量，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所能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种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人类减少了对农牧业的依赖，人口与资源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不仅赶上人口的增长，而且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人们不仅衣食无虞，还出现大量的剩余。因此，工业革命放松了对人口的消极抑制，促成、导致甚至是鼓励一个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表明英国获得了一种物质文明上的进步，使英国人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陶瓷富商韦奇伍德出生地的变化就是一个显例。当韦奇伍德1730年在斯塔福德郡出生时，这里粘土多，不适于耕种，农业生产只能养活少量人口，道路少而坏，没有城市，只有一些茅草屋顶的村庄。以韦奇伍德为代表的创业者在这里因地制宜发展陶瓷生产，几年就使这个地方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以至韦奇伍德后来能够说：“工人们赚的工资几乎比以前多一倍，他们的房屋大多数是新的、舒适的，田地和道路也是显著的、最令人满意的和最迅速的进步。这种可喜的改变是劳动或工业所创造的。”（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5—317页。）还有人在谈到工业革命时则说：“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注：摩根：《牛津插图英国史》（Kenneth O.Morgan 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牛津1984年版，第420页。）
这一时期，关于植物和家畜的新科学知识的出现、运输的改善、医药卫生的进步、较好的营养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多种疾病，减少了许多其他疾病的发生，死亡率已经下降了。据研究，在死亡率的下降中，与空气有关的疾病减少所起的作用占44%，与水和食物有关的占33%，与微生物有关的占15%，其他原因占8 %（注：伍兹、伍德沃德：《十九世纪英格兰城市疾病和死亡率》（Robert
Woodsand John Woodward,Urban Disease & Mort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伦敦1984年版，第29 页。）。在死亡率的下降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对生育行为有直接影响，只不过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剑桥大学人口研究小组研究发现，婚配率、出生率的变化曲线与实际工资指数的变化曲线基本一致，只是婚配率变化比实际工资指数变化一般迟25年左右，而出生率的相应变化又比婚配率迟10—15年，与实际工资指数变化的时间差为40年左右（注：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严密、科学的分工，分工是比较温和的竞争方式，是生存竞争的基础结构，因为分工使人们不必要消减竞争对手，可以共存、合作，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防止社会解体。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随着分工的发展，更多的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点，免于面临的死亡命运，使得同一空间的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家庭成为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蓄水池。
人口增长对消费水平会产生影响，人们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物，随着收入增加，食物方面支出的比例下降。1787—1796年间食物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为73.5%，1830—1839年则为61.5%，1840—1854年间为64.0%（注：霍雷尔：《内需和英国工业化》。）。这说明人口增长还对工农业产品的分配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以人均收入变化和相对价格变化两种方式表现出来。而购买食物的份额下降，用于购买工业产品的份额上升。因此，工业品的需求不仅依赖于国民总收入，而且与消费者的数量有关。发展经济学指出，“在消费品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与保证一定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容易调整，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愈益缓和”（注：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不能把消费看作是同积极的生产方式相反的一种消极的吸收和使用方式，而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英国工业革命肇始于纺织等轻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有赖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轻工业的发展又为消费提供了条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初目标主要是满足消费市场，如果抑制消费必然会使工业革命的步伐放慢。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人口增长可能降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抑制节省劳动力革新的研究。对此，我们要看到，如果廉价劳动力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增长在确保大量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这样， 1750年后人口增长才可能成为影响工业革命的一个积极因素。不过，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把必要的资本积累转向雇佣更多的工人（注：莫克：《工业革命经济学》（Joel Mokyr,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5年版，第24页。），会产生负面效应。
生育控制是一种重要的家庭行为，卡尔—桑德斯指出：“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区，自动控制几乎都在起作用……这种自动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减少人口更有效果。”（注：亚·莫·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3页。 ）马尔萨斯曾提出用“积极的抑制”和“道德的抑制”两种方法来控制人口增长。通过避孕措施来完成生育控制的机制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19世纪，英国诺尔顿有关避孕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了20万份。消极控制可能通过多种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机制来运作。有人发现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孩子的出世有使母亲有失去生命的风险，会给妇女带来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孩子的出生带来了恐惧和担心（注：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生活水平的高低受制于家庭的规模的大小，家庭成员只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才能产生财富，教育又需要相当高的费用，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形成了，在工业革命后期尤其如此。
在讨论两种生产的关系时，济贫制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造成了英国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贫困，有人进一步说它引发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斯宾汉姆兰制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在斯宾汉姆兰制度下，儿童的确成了一个生财之道，有些地方把一两个私生子看成一份嫁妆，有一两个私生子的青年妇女就比较容易找到丈夫。”（注：莫顿：《英格兰人民史》（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79年版，第343—344页。 ）实际上，研究证实济贫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834年新济贫法的条款中废除了与儿童有关的款项，表达了适当评价婚姻经济后果的意愿，带一个孩子的寡妇每周所得不可能超过1先令6便士（注：《1834年济贫法报告》（The Poor Law Report of 1834），巴尔的摩1974年版， 第263页。）。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单一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增加了财富，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又反过来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剂，当两者发展不协调时可以通过生育控制等来达到平衡。质言之，在英国工业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两种生产互为因果、互相制约，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机制。
【收稿日期】199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