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与城乡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冲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自然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势头是缓慢的。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规模庞大的城市，但在数量上却仍然有限，并且往往和帝国的规模有关。城市的增加与飞速扩张，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大城市，让大量人口从偏远宁静的乡村迁移到城市，但是，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城市发展的单一性。当工业文明从发达国家向周边国家推移时，就导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广泛转型。和发达国家工业化所造成的城市现象相比，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出现了“超大城市”现象。“超大城市”的含义有两层：一层指城市在一地区的过度集中发展。另一层则指传统的城乡冲突在城市范围内加剧，并造成了城市贫困化的现象。结果是，城市贫民成为了“超大城市”的必然产物，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
一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城市化浪潮锐不可挡，几乎所有城市在最近10年内都得到令人吃惊的扩张，拆毁与新建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欧洲与北美国家，并出现“超大城市”现象。在中国，“超大城市”还和另外一种“豪华孤岛”现象，也就是由房地产商开发出来的商业楼盘小区的现象有关。这些超大城市本身恰恰说明了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这种扩大的速度，已经引起敏感的城市学者的高度关注。（注：Lewis Mumford提到了“超大城市”的说法。可参见Lewis Mumford的以下著作：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1;The Culture of Cities,1938;The Urban Prospect,1968;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70.）
从历史上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着城乡相互替代与过渡的内容。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从人口密度和城市生活习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城市化过程的，人口密度既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指城乡之间的人口比例关系。城市生活习性指城市化对人类的影响。也就是说，城市本身会形成独特的价值观，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人口密度和城市生活习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从人口统计和生态发展这两个角度去考察城市发展，就会发现，乡村向城市转变会严重地影响到那些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这种影响会在不断的城乡转变当中出现，甚至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冲突。从这个意义来看，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就是由一连串的冲突与对冲突的解决来实现的。所以，城市学者完全可以说，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意味着冲突。（注：参见Kevin Lynch: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The MIT Press,1981.第3-12页。）
城市学者所要做的工作便是考察城市化当中的不同表现，寻找城乡冲突、社会与文化冲突的特殊形态，确认什么才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城市学者必须从几种现象入手，比如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描述城市化的真实进程。
此外，城市学者还从研究城市与其腹地的互补关系，来了解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与意识的不同发展模式。如：在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导致城市大规模发展的动因。然后，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力量，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随着资本的海外扩张而在全球漫延开来，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西方化”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西方化”运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运动，它本身隐含着一种西方文明的优越论，掩盖了非西方国家在文明发展史中的巨大作用。（注：对西方中心主义比较彻底的批判，包括对第三世界国家与非西方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的评估，要到萨依德的《东方主义》出版以后才开始形成。请参阅萨依德《东方主义》（中译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为了摆脱“西方化”所形成的偏见，研究城市化的学者就不得不把眼光投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旦具备了这样的眼光，我们就马上意识到，一方面，欧洲和北美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和该地区的文明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从欧美漫延开来的这个运动，当它出现在其它国家与地区时，就会表现为不同文明价值体系和不同地区的实际利益的全面冲突，表现为西方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对立。从这一点来看，同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它在欧美的表现和在第三世界的表现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此外，城市学者还必须看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事实上也可以概括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业经济体系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双重蚕食。
二
为了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指标，联合国有关机构曾经组织了一批城市学家进行研究。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了8项指标，用以衡量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程度。这8项指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内的城市数量，婴儿的死亡率，出生率和两性比例，全体人口当中读写能力的比率，人们每天对报纸的需求量，社会医疗体制的覆盖率，信息的交流量，人均收入水平。（注：参见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Urbanization: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lanning(1968).）半个世纪以前所制订的这8项指标，有不少是可以修改的。比如第三项，就中国而言，由于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在显著下降的同时，两性比例又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又如第七项，当年的统计是以邮局的有关数据为基础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的广泛使用，信息的交流量就很难用传统的数字来加以衡量了。这说明，城市化的过程远比专家们的估计要复杂。
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所制订的有关指标，其核心是以城市化进程当中种种潜在的和表面的冲突为条件的，这些冲突包括：城市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人们对居住地的考虑；城市和腹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职业组织的作用；个人参与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可能性等。这些指标所针对的是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实际情形，虽然可以据此而量化其中的一些因素，但量化本身也许不容易说明全部的问题。
城市人口统计学可以视作是一只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温度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统计学家按照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国家分成四组，每一组代表着不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第一组指的是充分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第二组指的是较发达国家，第三组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最后一组指贫穷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分组是依据人口分布状况来决定的：第一组的城市人口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超过50％，第二组的城市人口在19世纪20年代时便超过25％，第三组在1920年到1960年逐步达到25％，第四组则一直处在25％以下。当然，这个具体数字只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状态，不包括近30年的变化。如果考虑到这30年中国的变化，人们只会惊讶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发展速度。20世纪70年代时，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中国只能处于第四组的水平。但是，到了2000年，由于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内地人口大量流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人口的总体数量，也改变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原有分布。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可以归类到第二组和第三组之间。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一直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个人参与建康与医疗制度的程度也未尽人意，从城市学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它在各项指标间的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可能会对城市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三
实际上，在工业城市的社会中，组织严密的社区是城市扩张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区组织往往由房地产商推动，并发展成为一种封闭的小区。这种小区所呈现的“乡村景观”和真实的乡村无关，而只是一种模仿。这些商业小区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与周围的环境相隔离，并由属于房地产商所拥有的“武装”，也就是那些被称之为“保安”的半军事化组织提供保护。殊不知“保安”主要保护的对象是楼盘开发者，并帮助他们来压制所有不满的小业主们，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豪华孤岛”，并认为是转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过度发展的一种典型现象。也就是说，“豪华孤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它把城市划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区域，从而为营造一种“豪华”假象创造了条件。就“豪华孤岛”这样一种孤立小区来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商业是如何利用乡村的自然景观来营造其理想方式的。当然，所有的营造本身就与乡村关系不大了，“乡村景观”反而成了自我封闭的理由，楼盘开发商和发展商们可以自由处置。所以，城市扩张部分是由这样一类模拟乡村生活方式的“豪华孤岛”式的封闭小区不断延伸而形成的。
这说明，城市和它广大的乡村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不同就体现在“豪华孤岛”和其它社区组织上面。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城市发展规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在欧洲，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如巴黎、罗马、柏林、伦敦这样一些超大城市外，绝大部分的城市发展是有限的。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里，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却是可怕的城市化浪潮，“超大城市”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地方。在南美、中东、印度和中国，“超大城市”在一些传统大城市中急速地出现，如中国的上海和广州，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扩张规模是令人吃惊的。关键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城市化浪潮中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是随着技术的普及与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而实现的。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广大地区，城市和腹地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其一体化的进程不仅缓慢，而且还受到了许多技术上与价值上的阻隔。比如，在中国沿海城市中，往往就出现一种“城乡结合部”，也就是俗称“城中村”的现象。由于城市扩张缺乏整体的规划，更由于房地产所掀起的经济浪潮并不是按照正常规律来运作的，便使得“城乡结合部”呈现着极为奇特的生态现象。以广州为例，其“城中村”，既具备城市的某些特点，同时又不受制于城市规划的管辖。村中土地的买卖和村民的直接利益关系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它明显受制于一时一地的村干部的支配。村民获取利益的方式也很直观，那就是不断地盖楼，以增加楼房的容积率，同时绝不预留合理的公共空间，以便造成一种“财产”的既成事实，好在将来和政府讨价还价。（注：具体情形可参见《三元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所有这一切，和所谓的“农村城市化”并没有关系，和正常的生产发展也没有关系。显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几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超出了学者的想象。（注：Gallaher提供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乡村城市化的例子。见他的Plainville Fifteen Years Later(1961)。而Richard A.Ellefsen则研究了印度几大城市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案例。见他的"City-Hinterland Relationships in India,"in Roy Turner,ed.,India's Urban Future(1962)，第94-114页。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不同。）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冲突是一个经常性发生的问题。人们一般把城乡冲突看作只发生在城市生活当中。其实，当城市文化深入到它的腹地，穷困的乡村照样会出现城市学者们所熟悉的种种冲突。在这些冲突背后，突显了城乡固有的差异与对立，从而引发了彼此之间的仇恨。文化的流传是复杂多样的，有时它只表现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个人交往，有时却又呈现着集体主义的狂迷。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只是个人间的交往，也深深地夹带着城乡之间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冲突。城市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把城市理想、先进技术和思维方式带给了乡村人，同时，城市人的优越感又意味着他会拒绝乡村人的同等回报，结果就产生了交往上的不平等。当然，城乡交往很多时候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在互相传递着一种异质的经验，一种互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在城乡交往当中，城市的大众媒体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大众媒体把城市的“理想”用一种单调而喧闹的形式，日复一日地往乡村输送，从而把城乡冲突带到了农村。还有一种方式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到城里工作的乡村人，当他们返回家乡时，就会把城里的所见所闻，包括他们屈辱的体验，全都一古脑地带给了众多的乡亲，从而播下了冲突的种子。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蚕食乡村，是工厂在吸纳便宜的乡下劳动力，所以城乡交往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是农村人流向城市，是城市轻视乡村。于是，随着大量农民涌到了城市，外来民工便构成了城市发展与扩张的一道奇异景观，也造成了城市文化和乡村意识形态交错和纠缠不清的现实。
来自乡村的移民把相异于城市的意识形态带进了城市，这无疑丰富了城市的精神面貌，但这种“丰富”也就意味着冲突。一般而言，冲突的结果是城市文化最终消化掉乡村意识形态，乡民们一方面生活在城市边缘，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脱离原有身份，游离在城乡之间。当然，工业化当中所出现的大量的移民浪潮，长远来看是更新城市文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城乡影响其实是相互进行的，而绝不是单向发生的。城市学者不会轻易说只有城市去影响乡村，广大的乡村通过大量的移民已经不断地把自身的影响加诸到了城市头上。从文化和社会的双重角度来看，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一些局部地区也会呈现某种乡村化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当城市面对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身处繁忙生活节奏的城市人有时就会对乡村的价值情有独钟，结果就引起了城市乡村化运动的展开。今天来看，恰恰是这种根植于城市的“乡村价值”，成了房地产商们获利的理由，并由他们营造了大片患有自闭症的“豪华孤岛”，来为城市乡村化涂上一笔奇怪色彩。
四
大工业破坏了传统的手工业，迫使手工业者放弃自己的传统，于是，与传统手工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也就开始萎缩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时间的态度。城市生活的时间表是按分甚至秒来安排的，城市人一定是时间的奴隶；相反，在乡村，时间只以农时为单位，他们并不需要用分秒来规定作息。当城市人宣称“时间就是生命”时，这样一种观念也就在挤迫着乡村的人们，让他们放弃过去那种多少有些闲散的习惯。在这方面，强大的媒体一直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电台里的报时声音、定时出现的节目专栏和新闻报道、连续不断的肥皂剧等，都在强化着城市的时间观念。对此乡村人是没有任何力量来抗衡的。结果自然是乡村那种闲散的生活，在现实中日见消逝。
另外一个转变是消费习惯。庞大的服务与销售行业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娱乐与购物的方式，人们日益觉得，消费习惯和城市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从根本上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仅要关心消费什么，而且还得关心如何去消费。媒体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消费内容上，对饮食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乡村主义者当然反对食品进入工业体系，他们坚持把饮食看作是一种精致的手工传统，是一种足资享受的文化方式。然而，一旦时间成为城市人行为的重要准则，人们会认为，把时间过多地花在饮食上是浪费生命，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我们今天在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麦当劳，其实就是城市人紧张生活的一个象征。有趣的是，正当美国人把麦当劳视为饮食垃圾时，中国的“超大城市”却正在流行着对麦当劳的奇怪情绪。不仅小孩子们以吃麦当劳为荣，连大学生群体也觉得，坐在麦当劳千篇一律的餐馆里，实在是一种浪漫的表现。
城市化的过程一定会伴随着难以消除的城乡冲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存在着一张无形的网络，其中包括了个人的爱好、城市人的生活风格、群体的活动模式以及承传下来的价值遗产等。这张网络对社会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3个特征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一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家庭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和方式；三是城市特有的大规模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如何从不正规开始，最终却演变成正规的形式。
家庭观念的改变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家庭观念仍然维持了一定的力量，家庭成员的经济活动往往以家族为核心，这和那些市民社会已经发育得很好、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城市不同。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已经打破了由传统所形成的家族关系，奉行以独立个体为基础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是一个简单的两人世界而已。在这样的家庭中，男人可能要到另外一座城市去工作，女人则单独呆在公寓或别墅里，而亲戚和家人则可能住在遥远的地方。此外，城市发达的经济体系也在改变着家庭生活的主题。从前的人们总是呆在家里，享受着传统所定义的“天伦之乐”。现代城市却具备了完善的服务系统，工作之余人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呆在餐厅、娱乐场所、电影院和酒吧里。同时，由于生活观念的变化，城市人对于生儿育女也没有从前的人那样的观念，丁克家庭的出现率大幅度上升，从而造成了城市出生率的下降。
与乡村的自由散漫相反，城市在浪漫生活的背后存在着一整套严格而有效率的管理制度。不管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刚刚出现的城市，还是由大工业所缔造的现代都市，城市居民的身份，包括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说，那些掌握着城市权力的上层人士和居住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民众，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影响并塑造着不同城市的整体性格。强大的政府、社区组织的头面人物、房地产的开发商们和城市上层的管理者群体，他们从来就没有因城市的扩张而放弃过个人的权力。相反，城市的扩张还是他们获取权力的重要步骤。与此对应的是，城市普通民众，作为个体他们是分散的，作为整体他们又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上层和底层的冲突往往植入个人内心，造成了普遍的心理紧张。结果是，城市人就容易患上一种心理症，城市心理就成了城市精神生活的独特表面。而这种心理紧张是农业社会所罕见的，是闲散的乡村所缺乏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两者间的或明或暗的冲突，就会进一步造成城市群体的对立，大部分城市居民被边缘化，而城市资源却让一小部分掌握城市权力的精英集团所占据。正是这些城市精英集团构成了左右城市生活发展的社会压力集团。
城市紧张同时还反映了城市贫困化加剧这个事实。如果仔细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超大城市”发展的历史，就会吃惊地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乡村。城市绝对贫困线的下降，是全世界，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可怕问题，它迫使政府要花比发展城市更大的努力来改进之，同时却又往往收效甚微。从城市的历史来看，城市一开始就存在着边缘群体，贫困化也一直伴随着城市的扩张而漫延。令人震惊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大工业造成了乡村的普遍破产，城市贫困化不仅没有因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而得到缓解，反而还变本加厉，成为“超大城市”的典型存在。也就是说，不管经济的发展如何超出人们的预期，城市化如何地让人兴奋，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城市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城市贫困的现象。二战以后，那些对经济高度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们，在城市贫困化面前也不得不慎重起来，而重新思考发展城市的战略。因为他们看到城市贫困化并不是因为城市化程度不够，经济发展不够迅速而造成的，相反，一个城市当中，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城市贫困化现象反而就越加严重，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抛向边缘的城市群体在日益扩大。许多城市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舒缓，甚至还比以往表现得更为让人担心。
对于城市学者来说，“超大城市”的发育所引来的城市问题，远远超过那些平缓发展的城市。因为城市贫困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突，加上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日益深远地影响着城市的正常发育。政府人员、城市精英和上层人士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寻找对应之策，积极地而不消极地解决城市贫困化问题，才能为城市的扩张去除最后的障碍。至于城市学者们，他们对城市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也不能只以专业诉求为基础，而必须加上道德的诉求，才能对城市问题，尤其是“超大城市”与城乡冲突、城市贫困化诸如此类的现象提出积极建议。当然，城市问题的最后解决，仍然取决于那些城市权力的拥有者们。从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出，正是那些手握城市大权的人们，用他们的意志来改变着城市有机体的发展，才导致了众多积重难返的城市问题，权力决策和城市规模有着令人吃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