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时代观与国际战略思维的衍进和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十一届论文,战略思维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代观是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阶段性本质和内在逻辑的理性抽象与概括，是对特定历史时段国际社会基本态势、结构和力量对比特点与走向的把握与认识。只有在对时代有着清醒客观的认识基础上，一个国家才能构建出适合本国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国际战略思维，为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提供可靠的观念和战略指导。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来，社会主义的时代观曾长期奠立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时代观也长期指导着我们的国际战略思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战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领域的深刻变化，高度概括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和特征，从而不仅指导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使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创新，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条件奠定了观念基础。
一、社会主义的时代观与国际战略思维的历史逻辑
时代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和战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作家那里始终受到高度重视。他们在分析国际问题时，都十分注意对时代本质和特征作出科学的判断与把握，其时代理论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对我们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其发展变化，构建跨世纪的国际战略，仍然具有指导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时代问题十分重视，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揭露和分析基础上，认为人类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复杂变迁，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工人政党必须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分析为基础，把握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趋势，把自己的根本战略放在这些特征和趋势下加以考虑和决断。列宁则根据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著名判断。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特征，是少数大国分割势力范围，而当“全世界已被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基于这样的推理，列宁将当时概括为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对苏联的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虽然在许多方面偏离了列宁的思想，但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观和革命观是始终确信不疑的。在战后初期，他一度试图维持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合作体制，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通过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峙，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且，他还把这种时代观和战略观作为不容置疑的结论加诸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使之成为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
列宁帝国主义时代观和战争观对我国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始终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1156、641页。）。由此决定， 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一直以战争与革命这两大主题为重心，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56、641页。）。 我们的“一边倒”战略、“一条线”战略、“两个拳头打人”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出发点，都或多或少建立在支持“世界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前提下，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旧的世界以决定性的打击”（注：《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道，“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
经典作家的时代观和国际战略观，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而且他们一再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恩全集》第37卷，第443页。）。 列宁也没有把自己对时代的判断视为不变的结论，而是认为国际社会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和组合是不断变化的，对时代基本内容和特征的认识要有科学灵活的态度，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8页。 ）。遗憾的是，经典作家在时代观上的这一科学态度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他们关于时代主题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判断却被当作僵化的教条，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战略思维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甚至因而丧失了政权。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
二、邓小平对时代观的反思和对时代主题的新概括
教条的时代观对我国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国际战略思维始终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核心，全国上下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状态，造成我们不仅无法把精力放在紧迫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到“文革”结束时，我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外交上也处于被动局面，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对我们十分不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既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也是我们对过去僵化的时代观进行反思的起点。会议公报在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件摘编》，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以此为契机，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我们长期坚持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根据国际社会自战后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调整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
邓小平对时代观的反思和再认识以纠正我们过去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为突破口。1983年3月2日，他在一次讲话中首次表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5、82、105、127、64页。）。1984年10月，他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到战争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5、82、105、127、64页。）1985年3月4日，他又再次强调，“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5、82、105、127、64页。）。同年6月4日，他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后，进一步明确宣布：“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5、82、105、 127、64页。）。战争观的变化， 为邓小平重新概括时代主题奠定了科学的认识基础。
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最基本的问题，在经济上是生存和发展，在政治上则是战争与和平。战争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平则为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可靠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二者内在的逻辑联系。严格说来，所有的时代主题，无一不与生存和发展、战争与和平有关，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根本上是人类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故而战争观虽然只是时代观的一部分，但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涉及到所有国家战略的核心和基本的价值取向，进而制约着国际关系的根本状况和变化态势，决定了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能否集中精力寻求经济发展。战争观的变化，必然导致时代观的相应变化。
邓小平对时代观的再认识，建立在三个方面的客观现实上：其一，战后以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化。二战的惨痛教训，使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决心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一股世界性的和平思潮逐渐深入人心，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斗争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任何国家的政府在考虑其战争政策时都不能忽视这一政治力量的存在。同时，核武器的出现增加了人类自身毁灭危险，其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其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兴起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富裕程度的空前提高使其相互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国际竞争的方式日益转变为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加入这一新的竞争行列。其三，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紧迫要求。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105、127、64页。）。 上述三方面的现实，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时代观既有了紧迫性，也有了可能性。
不同的时代主题蕴含着不同的历史逻辑。在准确把握世界变化大势的基础上，邓小平把我国所处的时代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早在1984年5月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 他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 105、353、105页。）。次年3月4日， 他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105、353、105页。）。1990年3月3日，在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战后以来最剧烈变化之时，邓小平在分析了格局后继续表示：“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 105、353、105页。）。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新的时代主题观，是在邓小平重新认识和反思传统时代观的同时提出的，从而在一开始就澄清了全党和全国在思想认识上可能出现的混乱。
必须强调，邓小平是站在辩证和发展的立场看待时代主题的，他明确指出：不爆发世界大战并不等于人类社会已经消除了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56 、 105、353、105页。）。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基本特征，并不是说当今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只是说世界各国有条件有可能通过共同努力，不断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平问题是指世界局势的最终走向是缓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天下并不太平，一些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在某些地区和某种情况下还有激化的可能，和平问题没有根本上得到解决。发展问题则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并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底子薄、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发展问题尤为突出。历史原因造成的南北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
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时代观的反思和对时代主题的高度概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国际战略思维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深刻地揭示和把握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也明确了我国的国际战略的基础是和平共处，目标是促进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我们加快国际化的步伐，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始终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中心的要求。
三、新的时代观指导下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重大创新
时代观是一国对国际环境阶段性特质的基本判断，但一个国家要立足于当今开放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世界，仅仅有正确的时代观是不够的，判断时代的特质和主题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帮助本国确立起适当的国际战略思维，为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这一认识，高度概括了时代观与国际战略思维的内在逻辑，也为时代观奠立了科学的观念归宿和价值基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将时代观与国际战略思维紧密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时代观指导国际战略思维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反复强调，时代在变化，我们的国际战略思维也要变化，“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指导下，我国的国际战略思维有了重大调整和创新，形成了促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的科学的战略思维体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战略必须始终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为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致力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核心和宗旨。中国在目前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力。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79页。）。换言之，只有国际战略有助于我们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时，我们才能加快发展的步伐，充分体现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同时，经济的发展也能确保我们国际战略的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79页。）。
第二，正确的国际定位观。在经济建设中心前提下，我们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弱国、穷国，经济上还很落后，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既能不盲目自大，也不需要妄自菲薄。为此，我们为自己界定的较准确的国际定位是：首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邓小平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79页。）。其次， 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力量，“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79页。）， 中国经济的既能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贫困，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会。第三，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在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许多重大国际事务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
第三，对外开放观。对外开放的观念是基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科学论断，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它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发挥我国经济的优势，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经过近20年的实践，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资，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外经贸发展的速度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79页。），“对内经济搞活， 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56、104、79、202、 79页。）。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意识。利益和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基本要素。近代中国利益和安全受到西方列强严重侵犯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中，我们一度走到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兄弟情谊和无私援助。为此，我们调整了这种不顾自己国力和利益的思维方式，以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来考虑国际战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320、3 、 282页。），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320、3、282页。）。这种思维， 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的。
第五，“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战略观。邓小平强调：我们有限的综合国力和和平外交原则，加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矛盾众多的不可测因素，都要求我们必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韬光养晦”和“不出头”的观念思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 320、3、282页。）。同时，我们的大国地位和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又决定我们“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320、3、282页。）。 这种辩证思维既有助于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又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国际战略思维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内容的变化要求我们的思维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适应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心任务的需要，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一国国际战略又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由社会制度的不变性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过去许多国际战略要素和基本原则是我们不仅在当前、而且在今后也必须长期坚持的，始终构成我们国际战略思维不变的价值基点。因此在上述创新战略思维指导下，我国对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原则进行了整理并根据时代变化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宏观上说，这也是一种思维创新。
1.独立自主原则，这是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320、3、282页。）。在对外关系中， 独立自主原则体现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和企图；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以免受制于人；处理国际事务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以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划线，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作出判断，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各国的事情由各国自己作主，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尊重别国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
2.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形成，这是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目标和宗旨。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并不安宁，“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因此，要实现和平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反霸。要切实地遏制霸权主义，唯一的出路是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一再明确表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330、363、320、3、282页。）。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基本准则。邓小平在总结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数十年的实践，及将这一原则与其他原则对比后，得出了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仍然是“最好的方式”的结论。他表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而且他还扩大这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不仅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也用来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一国内政和国际热点冲突。
4.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这是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重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我们要声张正义，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同他们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互利合作关系。同时，我们也要广交朋友，从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不计较历史恩怨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别，与各种类型国家打交道，以便争取到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
四、世界之交中国时代观的新发展与跨世纪的国际战略新思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不断创新和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开创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增长，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这是建国以来国际国内局势最好的时期。然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国的国际战略也面临着新的转折关头。经过近十年的过渡和转型，国际社会在世纪末的时代内涵和特征正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新变化。邓小平在晚年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及时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和观念。他逝世后，准确把握世纪之交时代变化和构筑我国跨世纪国际战略的使命，历史地赋予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时对时代内涵和特征衍化的新动向作出了科学客观的把握。这些新动向主要体现在：①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冷战思维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这一点，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判断。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当前出现了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等新的不利于和平的现象。②多极化的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国际结构和各种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特别是大国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③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和一体化，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一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直接决定着其未来的国际地位。④科学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抓住这一时代提供给我们的空前机遇，迎接挑战，是我们国内也是国际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基于对时代内涵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的深刻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跨世纪的国际战略思维方面确立了鲜明的立场和进一步的创新意识。
首先，我们坚定不移地宣布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从而明确了自己的国际战略立场和基本方向。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宣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国际战略思维方面，他进一步表示， “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我们在制定跨世纪的国际战略时，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的国际战略观。
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深刻理解和把握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实质，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在战略思维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
1.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打破成规，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的思想实质，在战略思维上取得新的突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高度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从而为我们在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上的新突破奠立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认识论基础。
2.以经济建设为抓手，强调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妥善解决好包括国际战略在内的所有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在此指导下，我们还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开放战略新思维。江泽民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这一命题与过去的对外开放思维相比，有着四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将对外开放的重心由过去重视“量”和“面”转到了对“质”和“度”的强调上，由被动开放转向了主动开放；二是将对“质”和“度”的强调集中在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上，注重开放的结构优化；三是将着眼点放在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上，在国内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相联系，在国外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四是强调了对外开放条件和环境的改善，确立建立开放型经济的新目标。
3.进一步明确将贯彻正确的国际战略与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虑，突出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特别是中国即使发达起来也永远不会称霸的立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在国际上引起了少数国家的不安，一些周边国家也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有所猜疑，一些人甚至臆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强大将给世界的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针对这些不安和猜疑，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的一贯立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痛苦加之于人”（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和平国际形象。为此，我们还提出了与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大构想，并先后与美国、俄罗斯和许多周边国家确认了这种关系。这在我国国际战略思维的衍进中无疑也是一种重大突破。
4.突出强调开拓和进取意识，把能否抓住机遇与我国未来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江泽民一再强调，“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12、18、31—32、49、1、4页。）。
最后，在继续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同时，我们还突出强调了维护“经济安全”的新观念。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一些国家企图用经济和贸易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损害我们的国家主权，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在客观上也面临着如何防止外国势力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的新课题。近年来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更在这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此，江泽民强调：在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时，必须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既欢迎跨国经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来华投资，又防止国民经济命脉和赢利丰厚的行业被他们控制；对敏感的服务业开放采取积极稳妥、有区别、有步骤、有控制的政策；既鼓励外商参加重点建设项目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又加强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国有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流失；既扩大利用外资、借用外债，又充分考虑偿还能力，决不盲目借外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时代观的反思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的确立，是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丰富和创新。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科学的时代主题观指导下，我国的国际战略思维才有了不断的发展和新的突破，确立起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助于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正确的国际战略。这一过程，充分证明时代是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时代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不能僵化教条地看待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观点，必须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创新。进一步说，时代观服务于国际战略，国际战略则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我们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衍进和创新进程中必须把握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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