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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确基层动力系统和高层动力系统的区分，肯定精神和政治的因素可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动力，以此为前提，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类型动力因素的总体联系，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速率差异之谜，进而明确在智力圈时代，加速经济发展的根本诀窍在于切实开发优质高效的精神能。
关键词 动力系统 发展速率 主导性动力 精神能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社会动力理论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推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成果，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认真琢磨起来，一些道理并未讲清楚，一些大谜似乎解开了，实际上并未解开。可以说，实现社会动力理论的现代化，学术界同仁仍须努力。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恐怕在于引入相对论的观点，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历史过程进行新的探索。
一、社会动力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人类社会中的动力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多样性的动力是统一的，因而各种动力能够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统一的动力是多样的，因而具有复杂的结构，呈现出万千变化。认识到社会动力的多样统一性或统一多样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
徐伟新、刘德福在《社会动力论》一书中，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动力论归纳成六种：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人性动力论，理性动力论，竞争动力论，民本动力论。这些社会动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某一种社会动力绝对化，认为它是唯一能推进社会的动力，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同时否定了社会动力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认识处于较低级阶段的表现。《社会动力论》一书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理论表述为系统动力论，这种动力理论所以高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深刻揭示了社会动力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以及这两性之间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对于社会动力的多样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曾杰、毛金先在《社会哲学》一书中，将社会动力归纳为七大项：(1)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力；(2)科学技术；(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4)阶段斗争；(5)社会改良（改革）和社会革命；(6)社会竞争、社会协同；(7)社会的精神力量。这种归纳较为全面系统，可以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笔者认为，对这样的概括应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补充。应补充的首先是人民群众，这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动力。此外，利益、劳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动力因素。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把理念和劳动看做是世界历史的经线和纬线，而马克思把劳动视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过调整和补充，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概括为五大项：
(1)需要、利益、劳动；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3)阶段斗争、社会竞争、社会协同、社会改革、社会革命；
(4)理想、信念、方针政策、科学技术、智慧才能等精神力量；
(5)人民群众。
这些动力是不同质的，可以相互区别，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这些动力又存在种种复杂的有机的联系，表现出统一性的韵味。诸多动力的统一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里先从动力的分类来做初步的说明。
第一种分类：原生动力和派生动力。(1)、(2)、(3)是原生的起始动力，(4)是派生的继起动力。这种分类说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动力具有共同的根源，在这方面它们是统一的。
第二种分类：基础性动力和从属性动力。(2)是贯穿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础性的动力。(3)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和表现，反过来成为调整、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这些动力，是从属性动力。其中，阶段斗争、社会革命是阶段性的从属性动力，社会竞争、社会协同、社会改革则是恒久性的从属动力。这种分类揭示了(2)和(3)之间的统一性。
第三种分类：主体型动力和表现型动力。社会历史始终是人民群众创造和推进的，(5)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型动力。其他的四项动力都是表现型的动力。需要、利益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利益，生产力是人民群众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实际能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人民群众之间和生产力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劳动、阶段斗争、社会竞争、社会协同、社会改革、社会革命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性活动，理想、信息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科学技术是人民群众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因素都只有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动力的功效，所以，相对于(5)，(1)、(2)、(3)、(4)都是表现型动力。总而言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表现了社会动力的大一统的性质。
二、基层动力系统和高层动力系统
进一步讨论社会动力的统一性，便涉及动力层次的划分问题。如何划分动力的层次，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社会动力论》一书提出“深层——表层”的主张：人类社会中的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按由深及表、依次递升构成两个层级的系统，“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深层——表层结构顺序上，我们看到，深层动力决定着表层动力，表层动力受制于深层动力又反作用于深层动力；深层动力在自身运动中发展了表层动力，在表层动力上反映和表现自身，表层动力的运动又复归于深层动力，转化为深层动力中相应的运动状况。”[1]这种意见较深刻地展现了社会动力的一元统一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它对全社会具有控制作用的上层建筑和科学技术的精神力量这两类动力因素重视不够，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它们对深层动力的反作用。事实上，方针政策、科学技术等在很多场合是首要的、关键性的动力。
马克思把社会形态区分为现实基层和上层建筑两大层面。在这种思路的启迪下，我们提出基层动力系统和高层动力系统的构想。物质需要、物质利益、物质生产力、物质经济关系等属于基层动力系统，政治上层建筑，包括理想、信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精神因素属于高层动力系统。人民群众的活动，既是生产、再生产两大动力系统的源泉，反过来又推动这两个动力系统。如果把社会历史比作列车，基层动力系统和高层动力系统是列车的两轮，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既是产生列车得以运行的动力的引擎，又是把动力从引擎传到车轮并运载着众多社会事业的车身；社会历史的前进发展，是引擎、车身和相互连环起来的众多轮子协同推动的结果。
基层动力和高层动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过去人们的概括过于简单化了。为了深化认识，有必要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两个等级，名之曰“一级关系”和“二级关系”。二者之间的一级关系或原初关系，可以称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它指基层动力对高层动力的派生关系、定型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层动力对基层动力的反映关系、依赖关系。二者之间的二级关系是较高级别的关系或重构关系，可以称为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它指高层动力对基层动力的调整关系、支配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基层动力对高层动力的顺应关系、服从关系。从一级关系来看，基层动力是第一性的，高层动力是第二性的，在相互作用中高层动力统一于低层动力；从二级关系来看，高层动力是第一位的，基层动力是第二位的，在相互作用中低层动力统一于高层动力。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高层动力始终派生于基层动力。比如：动机，是催促、驱使人们去从事活动的精神动力，但它的背后是一定的物质需要、物质利益，它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动力派生的。一切精神动力都来源于物质动力，一切政治动力都来源于经济动力。派生于第一性动力的第二性动力，往往有许多种类，有的不适应第一性动力的要求，有的则能较好地适应。不适应的会被淘汰，适应的得以保留，这是基层动力对高层动力的定型关系。在这种一级关系中，高层动力必须与基层动力相一致。
精神反映物质，政治反映经济，高层动力必然反映基层动力，这是由高层动力派生于基层动力所决定的。与此相适应，高层动力多方面地依赖于基层动力。首先是“流”对“源”的依赖关系，没有基层动力之源，绝无高层动力之流。其次，基层动力，如需要的满足、利益的获得、物品的生产，常常表现为目的，而高层动力如一定的计谋策略、政治举措、科学技术等，一般表现为手段，后者对前者的依赖体现为手段对目的的依赖。第三，精神的政治的动力要发挥作用，需要物质的、经济的条件架桥铺路，并且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离开物质和经济的条件，背离客观的规律，精神的动力和政治的动力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恩格斯曾以暴力（政治动力）为例证，多方面地指出暴力对于经济力量的依赖性，并生动地指出：“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2]
在基层动力和高层动力之间，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虽然是最基本的关系，但却是比较初步的低级的关系，二者之间会发展成更高级的关系，即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在于高层动力对基层动力的调整和支配。高层动力和基础动力的反映不是机械的、死板的、照镜子式的，相反，在反映时有所变更，有所修正，有所调整。对于基层动力中的内容，高层动力可以反映，也可以不反映，可以反映得强烈些、完全些，也可以反映得微弱些、片面些。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物质利益的追求，物质需要的索取，应该是举世无双的，但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宣扬“富必修”的谬论，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人们宁肯过清苦生活也不愿放开手脚去追求物质利益、创造物质财富，这些物质因素所起的动力作用大大减弱了。高层动力在对基层动力进行调整的同时，还竭力支配基层动力。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等，对人们如何追求利益、改造自然等等，起着指导、规范作用，这就是高层动力对基层动力的支配。
在现代社会中，高层动力系统一般以决策、决定、指示、指令的形式来显示作用，其作用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有很高的权威性，相当的强制性。基层动力系统通常是要顺应服从的，基层动力按什么方向、方式显示作用，按什么规则、规程运作旋转，本身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照章行事。基层动力顺应、服从高层动力，在人类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从和顺应，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历史列车就无法正常运转。
在社会动力大系统中，基层动力系统和高层动力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和“二级关系”始终是同时存在的，并且不断发生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高层动力对基层动力的反映和依赖，构成了高层动力系统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制约着高层动力运作的大方向；基层动力对高层动力的顺应和服从，构成了基层动力系统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贯穿于基层动力机制发生作用的全过程。
三、社会发展速率差异之谜
古往今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总是处于进化发展之中，但是，进化发展的速度、效率常常各不相同。就发展的速率来说，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五个等级：一是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二是高速、快速发展；三是中速低速发展；四是原地踏步停滞性发展；五是向后倒退负数发展。造成社会进化发展速率天渊之别的原因何在呢？让我们通过比较分析来揭开社会发展速率差异之谜。
要解开这个谜，在研究问题的思路上必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从唯有物质的经济的因素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动力，转变为精神的政治的因素也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动力。关于这个道理，我们在上一部分实际上已经讲清楚了。其二，从主导性动力是唯一的，转变到主导性动力是两重性的，理由主要是社会发展无比复杂，单纯一种主导性动力（犹如单独一个轮子）很难引起明显的变化，必须有两种主导性动力的有机结合，犹如两个车轮的协调配合，社会发展才能从一种格局演变到另一种格局。双重性主导动力的思路是解开速率之谜的钥匙。
（一）跨越式超常规发展之谜。
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首先，从社会形态来说，就是从一个较低级的社会形态，跨越某个或某几个必经的阶段，前进到较高级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这样的跨越。第一次，公元4世纪～5世纪，南侵的日尔曼人，跨越了奴隶制时代，从原始社会跃至封建社会。当时欧洲处于民族大迁徙时期，居住北方被称为“野蛮人”的日尔曼人、匈奴人等南迁，征服西罗马帝国并定居下来，被征服的民族在文化上大大高于野蛮人。第二次跨越发生在16世纪～19世纪的美国。今天的美国这块地方，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以前是殖民地，直到1861年～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历史的列车跨越了奴隶制时代和封建主义时代，前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跨越发生在本世纪的中国。我国人民通过长时期的革命战争，最终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稳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几次跨越的背景、内容大不相同，但在动力机制方面却有一些相似点：
1.战争在里面起了催化作用，相对先进的思想在其间都表现出前导作用。其具体表现是：第一次，南侵的野蛮人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征服者“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3]；第二次，征服者把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带到新大陆，将新的生产方式“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4]；第三次，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通过毛泽东思想实现中国化，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在先进思想引导下，经济制度发生推陈出新的变革，最终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还可以从生产力方面来考察，其中最突出的是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美国取得独立后，生产力的发展异常神速，在几十年间走完了东方文明古国数千年走完的路程。从1860年～1890年的30年间，通过工业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工业产值上升了9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的腾飞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独立后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拼搏精神、创业精神大大发扬；二是各国移民和人才大量涌入，1860年有160万欧洲的工人、知识分子进入美国，1875年世界各国移往美国的人数达260万，据说美国建国200年间从各国涌入的移民有4800万，美国大部分是移民，被称为“移民的国度”；三是美国政府重视科学和教育，采取多种措施迅速实现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这里的主导性动力也可以概括为两大类：A.积极向上精神的发扬，劳力人才的涌入及科学技术的奋进推动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B.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二）高速快速发展之谜
世界各国有许多高速、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这里我们剖析两个典型。
其一是日本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高速发展。日本领土狭小、资源稀少、人口稠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发动侵略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这只“不死鸟”在焚烧的烈火中很快腾飞起来，从50年代中期起至70年代初，日本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以上，1973年同1950年相比，GNP增长了28.1倍。日本经济何以能起飞？“日本经济起飞的奥秘在于政策。日本战后的主体政策是，对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环境提供的机会，对内维持低工资、低消费、高产出的政策，执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发展技术的办法。在重视学校科技意识的教育、社会竞争意识的教育和部门敬业意识的教育的基础上，通过自成一统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倾其全力实现技术产业化、商品化，达到占领世界市场的目的。”[5]
其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带入民生艰辛、经济凋敝、灾难丛生的困境。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迅速摆脱危机，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1978年～1990年，GNP递增率超过9%，几乎是世界经济同一时期递增率的3倍。从1992年起，国民经济增长率连续4年超过10%。这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被外国一些学者称为“奇迹”。促成这一时期我国高速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人民思想的解放，民族精神的振奋；以改革开放、重科技重人才为主旋律的政策的引导、鼓舞；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维持。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速率的差异总是由两种主导性动力在相互作用中共同造成的。其中思想、政治方面的主导性动力简称为A类，物质、经济方面的主导性动力简称为B类。A和B这两个轮子实际上有主动和从动的区别。A和B谁是主动轮，谁是从动轮，这要做个简要的概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国经济那么落后，灾难那么深重，敌人那样强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形态历史性的跨越。苏联、东欧各国，在指导思想上是先“左”后“右”，“左”和“右”的综合影响，最终断送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这些关键性的居于首位的主导性动力都是思想的和政治的，由此可以引出答案：A是主动轮，B是从动轮。
注释：
[1]徐伟新、刘德福：《社会动力论》，3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5]宗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