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实事求是派”？——略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事求是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话的“至上性”，恐怕现在也无人怀疑。但是，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也不乏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经验主义倾向，甚或也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当然，这些倾向一般是在“思想”范畴之内。因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类问题，就不是空穴来风。所以，邓小平尽管不赞同西方传媒和资产阶级政要或学者们，热衷于在我们党内随意划分政治派别的“偏好”，但他似乎并不回避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另外一类“派别之争”，就是通常被我们称之为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意义上的派别之争。邓小平把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这个提法是深刻的。因为“实事求是派”既是对“主观主义派”或“教条主义派”（例如“凡是派”）的否定，也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准确、最恰当的概括，揭示了它的理论品格。
实事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正是它以之命名的那个范畴。把实事求是作为核心的理念或精髓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尽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实事求是。
从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着重在理论上回答了实践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必须从学理上确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依据。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提供唯物史论的分析框架。解决前一个问题形成了“实事求是派”的一般方法论原则：第一，“实事求是派”的本来意义，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或主观臆断。第二，“实事求是派”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事实出发研究问题，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或理想公式出发研究问题。第三，“实事求是派”的根本特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相脱节，思想和实际相统一而不是相分离。第四，“实事求是派”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使现存的世界秩序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不是单纯地说明或解释世界。解决后一个问题形成了“实事求是派”分析社会的“中轴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根据这样一个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们的一切相对重要的社会活动、社会斗争，无一不是围绕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社会的“中轴”而展开的。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对解放生产力具有巨大作用，而在革命后，经济建设对发展生产力具有突出作用，要紧紧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一“中轴”开展工作，就要“淡化”阶级斗争而“强化”经济建设。根据中轴原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也同时获得：判断一个社会或一种制度进步与否，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先进与否，一条路线或一项政策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又进一步把这一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确有许多突破性进展，值得研究、总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实事求是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的每一过程中，它都得益于解放思想。甚至，“实事求是派”本身也是自真理标准讨论，中国开启了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主导力量。这并不奇怪，解放思想本来就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规定。所以有人从这种意义上，又把“实事求是派”称之为“解放思想派。”当然，这要做正确理解。“实事求是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大致以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为标志，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为宗旨，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从十三大冲破乌托邦似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束缚，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到十四大摆脱“姓资姓社”的羁绊，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针，到十五大抛开“姓公姓私”的争论，提出“两个一切”，即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的论断。这三次思想解放，对于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牢牢把握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为什么“实事求是派”要频频地推进思想解放？首先是因为实践主体的思想仍然程度不同地禁锢在各种主观主义的牢笼之中，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预见的教条式理解，也有对前苏联首先确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迷信，加之在以往的利益格局和旧的制度框架内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陈旧的价值取向，使我们自身的思想框框、精神负担、主观障碍都太多、太重，绝非一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能根本解决。我们曾经注意到，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不正确的态度。本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党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的，是我们所特有的理论优势。但是，一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持不正确的立场，把根据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历史任务提出的具体结论凝固化、教条化，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超越时代的东西，那末，本质上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会变成束缚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论优势也就随之转为理论包袱。
对于“实事求是派”来说，解放思想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诚如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主题转换：“实事求是派”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被人们做了十分广泛的解释。我把它看作是邓小平求真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题的历史性转变。
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或者说当代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是什么？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一直把“反修防修”（或者“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并且使之以党和人民根本需要这种“虚幻”意识的形式巩固起来。由于确定了这样的主题，党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心，就必然是以回答和解决这个主题为目标而展开的。党在理论上的建构是以旨在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党在实践上的努力方向也必然是以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目标的阶级斗争的实践。邓小平首先对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主题进行了反思。他的切入点是：什么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搞了20多年了，仍然有人挨饿要饭，这怎么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这样一个求真务实的态度，促使他发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真正主题，乃是“生存和发展”。这才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从这样一个主题出发，党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在理论上的建构是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党对实践的领导则表现为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现代化建设。随着“主题”的转变，社会主义从虚无缥缈的半空中，回到了坚实可靠的大地。由“实事求是派”开启的这样一个“务实”时代，尽管可能会有人报怨“理想不够高超”，“道德不够纯化”，甚至“缺乏激情”，但是，中国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理论创新：“实事求是派”的“庄严历史责任”。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和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批判的”，因而是发展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当它由一种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此成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理论，一种终极的真理，它的创新功能就会逐步弱化，它的发展活力也会大大削弱，甚或危及到它的生命力。“实事求是派”的一个巨大功绩，就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和批判功能。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实践的裁决者，更不是包医百病的“神奇拐杖”。人类从天性上说就有一个弱点，一个儿童般的天真幻想，就是渴望寻找出一个类似于“神奇拐杖”的“万能配方”，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合理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被某些人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上，这不是恭维马克思主义，相反是在伤害它。历史证明，当我们虔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答案的时候，孰不知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仅仅与“理论操作”相关而与实际问题毫无关系的主观范围内的事情。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某种信仰范围内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时代的超越性，或什么历史的穿透力，而在于它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正在生成的、未完成的“新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也为自身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马克思主义正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所以江泽民说：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样才能实现新的理论创造。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派”不是试图建立一座绝对真理的理论大厦，相反，它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是具有暂时性的并为那些“晚出的”新的理论创造提供条件。老黑格尔有一番十分清醒的议论，尽管他本人没有做到，他说：从发展的意义上说，“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都是最发展的、最丰富的、最深刻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远成为“当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幸事。党的十四大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创造。在邓小平逝世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党中央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应并一定能够承担起这个“庄严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