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寂寥论文,本土论文,巴蜀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3)06-05-05
以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籍该地区的文学家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大凡出人多且空间分布密集的地区，可称为本土文学发达区域；反之，则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学”与“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学发达的区域，文学局面不一定兴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学活动中心；而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的地区，文学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没有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受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故文学局面盛衰之间，可以变化迅速，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与转移，也可以完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本土文学则较为稳定，大体呈渐变状态。）“本土文学”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该地区的文学基础，其功能在于产生、输出文学家。具体到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一般情形，由下表可以看出大概：（注：表中数字为文学家人数。据文学作品目录（正史艺文志、补正史艺文志之集部·别集）、文学作品汇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先唐赋辑存》、《先唐赋有目考》，《文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诗品》）、文学家传记（《后汉书·文苑传》、《晋书·文苑传》及《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元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凡四类文献资料，可遴选出卒年在196年以后，生年在400年（东晋）、419年（十六国）以前的文学家722名，其中籍贯可考者578人。当然，此所谓722名文学家，自不必认作绝对数目。惟可以确认的是，艺文志有别集，正史列入文苑传，早期选本选录其作品，早期文评论及其创作的诸人，是文学家、并且是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文学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又以上四类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彼此覆盖，如此遴选出来的文学家，标准自然“客观”，藉此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文学家标准的“主观”缺陷。又表中划魏晋全域为11区，其划区依据，详拙著《魏晋文学地理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97年打印稿）各相关部分的讨论。）
由上表，则无论是魏晋两百余年间，还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具体的时代，河淮都是本土文学最发达的地区，次为江东，河东、关陇也表现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较大，河西则由野而文；又辽东、淮南及江东以外的广大南土，本土文学总体上尚处于落后状态。关于河淮、江东、河东、关陇、河西、淮南，笔者已撰文讨论，本篇专论巴蜀。
这里所谓的“巴蜀”地区，指西晋梁州治下的巴、巴西、广汉三郡及益州所辖的蜀郡与犍为郡。西晋梁、益二州虽然广大，出文学家的却只限于这五郡。按先秦有巴、蜀二国，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前316年）被灭，先后改置为巴、蜀二郡；西晋巴、巴西、广汉、蜀、犍为五郡范围即大体不出早先（先秦、秦）的巴、蜀二郡。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计出文学家14人，其时间与空间分布皆不平衡：蜀汉无人，西晋10人（文立、陈寿、阎赞、陈符、陈莅、陈阶、任熙、李密、李兴、李赐），东晋3人（王蕴之、任预、常宽，任预是否蜀人尚可疑），成汉1人（龚壮）；又巴西安汉独得6人（陈寿、阎赞、陈符、陈莅、陈阶、龚壮），犍为武阳3人（李密、李兴、李赐），广汉、巴郡临江、蜀郡成都各确考1人（分别为王蕴之、文立、任熙）。而就这些文学家的影响言，陈寿以史学著名，文立以经学显世，惟博览五经的李密虽文字流传后世不多，《陈情表》却几乎无人不晓，前人以之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并许为天地间难得之至性文字，其他人却又一般，均不得列入文学大家的行列。魏晋巴蜀本土文学之寂寥由此可见。
不过巴蜀文学及相关的小学曾经相当辉煌。《汉书·地理志》有云：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据知巴蜀自然条件良好，物产丰腴，人们讲求衣食之美；然而文翁以前，文化的发展尚无足称道。及汉景帝末，蜀郡守庐江文翁率先在治内实行文教，风气遂为之一变，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文翁传》）；司马相如以文赋显于天下，又极大地刺激了蜀地文风的成长。此后文才辈出，著述甚丰：如“扬子云（雄）齐圣广渊，严君平（遵）经德秉哲，王子渊（褒）才高名隽”（《华阳国志·蜀志》），都是西汉最著名的文赋作家。
西汉蜀地的小学也相当发达。司马相如、严遵尤其扬雄，都是卓有成就的小学家。而“扬雄从事小学研究，与蜀地小学传统又有直接的关系。……自秦王朝灭亡之后，藏于宫廷王室的古代文字之学即可能流传至蜀地，并在蜀地保存下来”（注：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一章第一节之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蜀地受“文翁之化”后，首先小学兴起、辞赋鼎盛，与此当有密切的联系；又小学与赋学之间也密不可分。即以汉赋论，其大家皆精通小学，如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著《方言》，刘师培《论文杂记·序》遂谓：“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
然则西汉蜀地发达的文学及小学，至于东汉，却趋向衰微：东汉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一出自巴蜀；（注：《后汉书·文苑传》为23位文家立传，惟李尤为广汉雒人，少以文章显，有相如、扬雄之风，“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附传“同郡李胜，亦有文才，……著赋、诔、颂、论数十篇。”）巴蜀所出书籍中，集部所占份量最轻，仅十分之一强。又东汉小学著作26种，也无一种可确认出自巴蜀人士之手。另一方面，在东汉一代经学鼎盛的影响下，巴蜀以经学为主体的文化发展了起来，一则文化发达区逐渐扩大，“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泆，一州称望”（《华阳国志·蜀志》）；二则名儒众多，如广汉翟辅、任安、董扶，犍为董钧、杜抚，蜀郡张霸、赵典，巴郡杨仁等；三则经学著作称盛，据统计，巴蜀人士所著书中，经学方面的占将近一半。这样，西汉以小学为后盾的巴蜀“文章冠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与儒学相辅而行的巴蜀文学，则在全国文学大格局中显得不再突出。由西汉而东汉，巴蜀文学地位的一显一微，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经学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窒息辞赋、小学的学术传统及其发扬。
进入魏晋时代，巴蜀文学面临的正是上述的文化背景：辉煌而具特色的本土文学已成久远的回忆，治儒通经的风尚则“弥纯”、“弥臻”（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称蜀郡“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此虽溢美，却也可见儒学风气的弥漫。）；而巴蜀文学在魏晋时期所处的现实，又一次次地阻碍了其正常的发展进程，此巴蜀文学寂寥于魏晋的根源所在。兹略析之。
首先，蜀汉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
蜀汉立国，以益州为本，其时的益州有秦岭以南、三峡以西、南迄今云南边陲的广阔地域；论其人物，则蜀汉益州反不如荆州之多（注：统计《三国志·蜀书》立传人物，荆州32人，益州25人。），地位也不及荆州重要，这与刘备入蜀前搜罗与提携荆州人物、入蜀后推行“荆州为贵”的用人政策有关，（注：参阅叶哲明《刘备用人及其政策特色》、《江南人才崛起的特色及其盛衰之评析》，收入所著《三国风云人物》，黄山书社1996版。）此其一。
其二，东汉末年，荆州相对安宁，“士之避乱荆州者”既多，又“皆海内之隽杰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出身名士的荆州牧刘表则安置流亡、尊崇士人、发展文化，一时间，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之学卓然可观。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后，少主刘琮投降曹操，流寓荆州及荆州本地的士人大多归于曹操，一部分后来随刘备入蜀。高层次人才的入蜀，与“荆州为贵”政策相结合，无疑压抑了益州本土人才的序用。
其三，刘备“不甚乐读书，……好交结豪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颇有一种市井式英雄打天下的味道，以此，蜀汉的武将既没有孙吴武将的儒雅之风，文臣也多崇尚务实的作风。丞相诸葛亮则重视法治，抑制豪强，修好蛮夷，尽力耕战，文学因此而在蜀汉显得无足轻重。
其四，蜀汉政权也兴办太学与地方官学，但大体以鸠合经籍、讲论古义为主，致力于两汉经学旧业，而非辞赋文章。（注：参见《三国志·蜀书·尹默传》、《三国志·蜀书·许慈传》，《华阳国志·刘后主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其时在蜀汉政权中担任文职与学官的巴蜀人士，如谯周、周群、周臣、马忠等，也皆为儒林名士；蜀地真正以“文藻壮美”称誉一时者，似仅广汉锦竹秦宓(?-226)一人。宓看重本土文学传统，以严遵文章“冠冒天下”，扬雄著述“有补于世”，相如教民“宜立祠堂”；又认为“《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大力褒扬文学的功用。然则若秦宓者，可谓西汉蜀中辞赋在蜀汉之近乎唯一的回响！
蜀汉的立国方针也间接影响到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与孙吴的“限江自保”营造了江东文学成长的有利氛围不同，蜀汉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立国方针。刘备以汉室后裔为号召，高举“忠义”旗号，笼络民心，收揽人才；军事上则以攻为守，屡屡北进。问题是三国之中，蜀汉本最弱小，所谓“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苏轼《诸葛亮论》），仅凭“区区之忠信”，自守已嫌不足，何况进攻？正是诸葛亮、姜维所采取的北进方针，导致蜀汉战争不息，国弊民疲，经济呈现颓势。（注：如《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姜维“军旅数出，百姓凋瘁”。）经济的衰退既予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以消极的影响，又加剧了侨寓地主集团与土著地主集团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蜀汉最终即为以谯周为代表的土著地主集团所出卖而致亡国。
其次，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
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265年，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在西晋时代，蜀人不为西晋王朝所重视。蜀人仕于西晋者，文立仅为散骑常侍，李密只是郡太守；蜀郡何攀官位最高，也不过刺史、九卿而已。何攀先为廷尉平，“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晋书·何攀传》）按北方士大夫轻视蜀人的这种情形，也发生于江东吴地，不同的是，吴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言行上，都有与北人抗衡的倾向，也有抗衡的经济、文化资本；蜀人则不同，其本土大姓豪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既不能与中原及吴地累世公卿、家学不坠的高门世族相比，也就没有了与北人相对抗的实力。（注：详拙文《关于六朝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而西晋一代，以蜀人显名于世者，也大体寥寥，“巴西陈寿、阎乂、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晋书·何攀传》），都未受重用；蜀汉公卿大臣的子弟，多数仅仕于郡国，有的则同于齐民。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巴蜀文化的衰落状况及其在全国地位的相对下降。
巴蜀文化的衰落，当西晋武帝时，已是“（梁益）二州，人士零颓，才彦凌迟”（《华阳国志·后贤志》）；及西晋末年，巴西龚壮更叹曰：“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晋书·隐逸·龚壮传》）文学亦复如是。西晋巴蜀的文学基础，主要还是蜀汉立国时打下的：犍为武阳李密（224-287年）、巴西安汉陈寿（233-297年）、巴郡临江文立，文名都始于蜀汉，又都是巴西西充国大儒谯周（201-270年）的门人；李赐、李兴为李密子，陈符、陈莅为陈寿兄子，陈阶则陈莅从弟。如此，开西晋巴蜀文学局面者倒是谯周。然则谯门弟子能成就于蜀汉并稍稍显名于西晋，又与谯周的特殊身份有关。按谯周，“耽古笃学，……精研《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建兴中诸葛亮领益州牧，命周为高级学官劝学从事；及蒋琬领刺史，徙为“总州之学者”的典学从事。当魏兴兵伐蜀时，周说服他的学生后主刘禅“面缚衔璧”而降，周以“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极生前荣耀而逝。周既为晋室宠臣，在当时的益州，又极富声望，他的画像曾竖于州学，赞为“抑抑谯侯，好古述儒”，“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及裴注引《益部耆旧传》。）以此，谯周的弟子文立、陈寿、李密在西晋尚能有所作为。又谯周隶籍的巴西郡，西接广汉、犍为，南邻巴郡，其“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其人自先汉以来，傀伟傲傥，冠冕三巴”（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三巴”谓巴、巴西、巴东三郡。），蜀汉时更是人才济济，号称鼎盛；（注：《华阳国志》卷十二《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检视西晋巴蜀文学家10人中，有5人就出自巴西，则这种分布格局，实际上也奠定于蜀汉。
再者，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如上所述，因东汉时经学的发展，因蜀汉时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的影响，因西晋时政治地位的下落，巴蜀本土文学由东汉到西晋，一直未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而西晋末年以还，巴蜀长久动荡的政局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导致了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按西晋末年巴蜀政局的动荡，始自巴氐李氏的割据。《晋书·隐逸·龚壮传》：
（龚壮）洁己自守，与乡人谯秀齐名（注：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裴注及注引《晋阳秋》，谯秀为谯周长子谯熙之子，不仕成汉，躬耕山薮，为西土名士。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平成汉后，曾极力表荐他。秀年九十余卒于家。）。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戍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既假寿杀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覃思文章，至李势时卒。初，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难，无复学徒，乃著《迈德论》。
“李氏之难”对巴蜀文化的破坏，由此可见大概。而巴西安汉龚壮者，以能作诗（注：《晋书·李寿载记》：“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竟是巴蜀地区西晋后期及成汉时难得一见的学者兼文人。及东晋，又有常宽，著诗赋论议二十余篇，疑为蜀郡江原人；王蕴之，广汉人，曾参与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山阴主持的兰亭会，留有五言诗一首；又任预，义熙中为刘裕参军，有文集六卷，今存《籍田赋》，姚振宗“疑是蜀人”（《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此数人，便是西晋后期、成汉、东晋一百多年间巴蜀文学家的全部，较之西晋，文坛更显冷落。
此期巴蜀文坛更显冷落的直接原因，前引《龚壮传》已有所透露：西晋巴蜀学术文化已屈“鄙陋”；西晋末年，巴蜀又爆发了由巴氐族首领李特领导的关西六郡流民起义。起义军与政府军奋战数年的结果，使巴蜀地区再度残破，数万家十余万巴蜀人则避乱流入荆、湘二州；而随后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天师道首领范长生为丞相，虽刑政尚称宽和，却并不重视文教事业，文化的衰退遂更为严重。又龚壮去世以后，巴蜀地区虽大体为东晋所有（347年以后），却距政治中心悬远，政局迄不能宁，其间先后有范贲、苻坚、谯纵的割据与占有。而民族分布上僚人的满山满谷、攻破郡县，（注：《通典·边防三·僚》：“李势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夹山傍谷，与人参居”，并很快向北发展到梁州境内，向东达于荆州西界，于是梁、益二州，遍布僚人。按蜀汉时，僚人的主要活动地在南中地区。）地理环境上闭塞的自成一体、山川阻隔，文化特征上的缺乏创新、尊奉宗教，（注：如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的发展和成长，显示出巴蜀士民对宗教具有较强的感受力。）加上巴蜀军事地位重要，（注：详拙文《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沦》，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分裂时代为南北政权所必争，此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终使巴蜀文事再无兴起、重振的机会。直到唐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注：由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所附《唐代的诗人》、《北宋的词人》、《宋代的诗人》等图幅及拙编《宋辽金词人分布图》（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文化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将出），即可明确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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