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批评到叙事伦理批评———个个案：寻找麦家《解密》的悲哀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个案论文,之源论文,伦理论文,悲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完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精神上一阵恍惚。放下书踱到窗前，那个森严、幽邃的701世界，才在晃眼的日光下渐行渐远。但一个为破译密码而梦游了一生的天才与疯子，却像道谶语顽固地纠缠着思绪，让某种偏执的人类智慧的历史及其意义一下子变得可疑甚至恐怖起来。
从人物到题材到体式，这部作品的风格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实属另类。甚至可以说，麦家的写作其实是一种真正激进的写作。我不记得自己曾接触过类似的汉语小说，当然，也不认为它在写作资源上毫无依傍，像一阵空穴来风。只是这种有迹可寻却难以归类的情况，很容易使批评性阅读陷入困惑。间谍小说、家族故事、英雄传奇、科幻、悬疑、推理，似乎都有点，似乎又都不是。虽然感觉上有点怪模怪样，但它的叙述方式与其说是奇特的、虚幻的，倒不如说是寻常的、朴实的——“起、承、转、再转、合”五个篇章，陆续穿插了叙述人围绕主人公容金珍的一生，对容先生、郑局长、严实等知情者的大段访谈实录，最后外加一篇主人公遗留的笔记本摘要——该交代的交代，该补充的补充，头绪井然，平静客观，一点儿也没什么荒诞、突兀之处。
那么，阅读进程中不断扩展开来的异样感从何产生呢？
按小说修辞学的奠基者韦恩·布斯所说，作者是文本的建构者，他对叙事因素的选择控制着读者的反应。这很有点道理。回想一下即可发现，文本织入的叙事元素的确五花八门——从数学、圆梦术、历法、棋艺、密码史、教育、婚姻、疾病、佛事、圣经、形而上学，到二战、土改、抗美援朝、国际关系、“文革”、政党政治、国家安全——那些或生疏冷僻，或众所周知，却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全被信手抓进了一个博尔赫斯式的语言魔匣之中，造成了一种亦玄奥亦写实的混合效果。这效果是那样独特，那样令人惊讶。当一个幽暗的秘密世界，忽然从人们熟悉的历史经验和生活场景里冒出来，我们真像是在白天撞到了黑夜。小说的情节也很抓人，一个弃儿的天才成长史，造密／解密、保密／泄密的循环往复，“紫密”和“黑密”几近亿万分之一的破译难度，加上对手之间秘不宣示的跨国智能较量，与时下的生活主题、阅读趣味不说是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至少拉开了足够遥远的距离。
如果“异样感”仅仅来自作者的博学，来自那些由于知识、信息的奇诡或修辞符号的反常链接所带来的陌生化刺激，那么布斯从叙事因素角度探寻读者反应的逻辑方法也许就足够用了。但比较麻烦的情况在于，我们的异样感似乎并没有落入对叙事元素或元素之结构关系的“迷惑”、“好奇”，在那些地方我们往往会一掠而过，甚至扣人心弦的悬念也不能占有注意力的重心。在容金珍天书般费解的内心声音（笔记）被披露之前，这个故事已经把我们一步步抛入了某种越来越强烈的掺杂着“敬畏”与“怜悯”的悲哀心境。
这难以驱遣的悲哀感受却又和抒情、暗示、形容词或相应的氛围、语调等惯常的催情手段无甚关联，因为小说的叙事其实是极为简约的、理性的。麦家依赖的叙述语言几乎像某种解数学题的语言——如同容金珍的风格，“说话从来都是说完就完，没有拉扯，没有过度，没有客气，没有前言，没有后语，说了就说了，不说了就不说了”——文字干净、利索、节制，很少夸饰和强调，也没有任何情绪性的渲染，一切主观化的、意愿性的表达似乎都已被过滤殆尽。
但我们还是读到了“悲哀”。
当然，“天才易折”——就像容金珍自己意识到的，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人的智力范围越局限就越易于接近无限，越接近无限也就越脆弱，“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以此而言，掺杂在我们这份悲哀里的“敬畏”，应该与容金珍罕见的天分有关，而“怜悯”则与他弱智的几近完全失败的个人生活有关。简而言之，我们被这样奇特的反差惊呆了，是在为某种惊心动魄却又无声无息的命运而感到悲哀。
这一命运不妨和书中数次出现的“宠物”意象联系起来理解。一如容金珍心目中的“密码之神”亚山博士一辈子都得靠母亲引领他出门、回家一样，容金珍本人也处在701系统绝对的关爱、保护之下。例如“文革”期间，红卫兵揪斗其养父母家的姐姐，为了不干扰他的秘密工作，省革委、省军区竟然联合下发红头文件宣布，谁擅入其家、碰其亲属“一律以反革命处之”。尽管享有如此的“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但他的妻子保密员小翟日后却这样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爱：“我像爱我的国家一样爱他”。面对这份有几多庄严就有几多荒诞的“爱”，容金珍一度却沉浸在《圣经·雅歌》的诗句里：“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进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类让人辛酸的啼笑皆非的细节，无疑也是导致悲哀感产生的缘由之一。一向崇尚恋爱自由、命运自主的我们甚至可以很慨然地批判，“宠物”的命运乃是被劫持、被征用的命运，无论劫持者、征用者是“科学意志”还是“国家意志”，其实都一样，都是以“正当性”的名义，以某种过度膨胀的专断力量，无情地剥夺和吞噬了一个生命本该拥有的温暖、美好和健康。
这样理解自无不可，但也有若干个绕不过去的关节：一是作为异人、异象、异行，读者似乎不应以常人之标准对主人公的特殊命运加以衡量、品评；二是容金珍自己对“破译”事业，对“到达山顶的攀登”极度痴迷，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被某种外在力量劫持、征用的；第三点更麻烦，容金珍笔记里最后反复出现的那个关于“鸟与笼子”的隐喻，看起来虽与前面几层解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却是那样锐利地击中了我们，并让我们蓄积着的悲哀情绪一下子翻腾起来，却又迟迟找不到出口。
“一只笼子在企盼一只鸟……”
“一只笼子在等待一只鸟，尽管……”
这些欲言又止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鸟和笼子分别喻指什么？“自由”与“囚禁”？还是“诱惑”与“被诱惑”？两者的关系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相斥的还是相容的？如果“鸟”是指容金珍自己，那么“笼子”是指什么呢？是701保密大院？是作为破译家注定要惨淡度过的一生？是被各种制度建构起来的规驯化的世界？还是指装着密码答案的运气所在？或者，“笼子”倒是指破译者自身陷入的思维樊篱，而“鸟”则是指意外飞来的灵感？甚至更干脆些，“笼子”就是人类编造的密码，“鸟”无非指密码的破解者？无论怎么说吧，嵌入文本的这一核心隐喻之所以显得多义、费解，乃是因为故事本身有能力吸纳各种不同的甚而是对立的意义联想。这不啻是在提示人们，《解密》倒很可以适应一种解构性阅读。
但我们的悲哀仍难平息。这悲哀已被某根语言的或经验的魔棒搅动，它无声无息地袭来，敞开了一向被遮蔽的关于人类智力处境及其前景的真相，使我们突然变得孤苦无助，以致那个离我们无比遥远的容金珍，一下子和我们无比地接近起来，仿佛他的脆弱就是我们的脆弱，他的自言自语也是我们的自言自语。这种感同身受实非无缘无故，试想，每一个不同程度地拥有想象力和反思智慧的人，谁又不曾在“鸟”和“笼子”的悖谬性关联中徘徊过、迷惘过？
可是解构性阅读对这样的情绪问题常常无能为力，甚至不闻不问。
再回到小说的喻意上来。这里其实有三个天才人物的故事：主人公容金珍的故事，他早逝的生母大头算盘容幼英的故事，他的老师犹太人希伊斯教授的故事。后两个故事所占篇幅虽小，但也有不可忽略的功能，它们一方面历史地印证着生成主人公的遗传条件和教育条件，另一方面也以天才命运的“家族相似性”轮番强化着一个普遍存在着的困境。我们看到，这三个人都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但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低能儿，而且“政治上很幼稚，所以很容易被伤害，也很容易被利用”。这里涉及的问题颇为棘手，既有政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也有知识能力与生活能力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后一个问题仅牵扯科学家的个人命运，那么前一个问题就实实在在地关乎到了人类群体的社会命运。
潜在的危险的确是多重的：或是科学家的稚弱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或是邪恶的政治势力利用科学来制造灾难；更耐人深思的还在于，科学自身的意志亦不乏盲目性，一旦走火入魔，将不知把人类带向何处。尤其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相继衰微，科学、技术、经济则蓬蓬勃勃，受到最大威胁的除了自然生态，就是精神世界的价值或人的生存的意义感。如此这般，面对人类知识日益畸形的发展，面对“物理智慧”与“伦理智慧”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我们的悲哀是否也兆示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不能忽略另一段故事。作为容金珍的老师、挚友，我们记得，希伊斯教授曾一再写信给容金珍，希望他把自己的数学天赋用于人脑研究（破译自然之谜），而千万不要用于情报部门的密码研究（破译人造之密）。且不管破译自然之谜是否或应该存在限度，至少希伊斯认为，探索自然之谜要比搭上一辈子和人造密码打交道要有价值得多，也高尚得多。但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希伊斯本人却是个隐藏了身份的密码制造者，他早在二战期间已误入歧途，由于害怕“学生”战胜“老师”，他实际上是在劝自己遇到的唯一劲敌和冤家罢手。这迷魂阵里是否有阴谋？也许是的，但“谁知道这谜中是不是还有谜”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希伊斯的规劝又何尝不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一种对杰出才智的爱惜？“密码是把人魔鬼化的行当”，“他是他自己的犯人”，“鬼不停地生儿育女是为了吃掉他们”，容金珍自己不是也这样在笔记里写下过诸如此类的句子吗？
这里的确涌动着悲哀。无以言喻的悲哀。
人类自己制造出稀奇古怪的密码，然后再费尽心机来破译它，这种荒诞的蛇咬尾巴式的智力怪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罕见的心智能力，怎么会不可遏止地陷入一种纯属“捕风捉影”的事业而无法自拔？对容金珍、希伊斯这样的天才数学家来说，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件事需要巨大的智力耗费，甚至需要搭上生命的代价，这究竟值得吗？
顺便插一句，虽然经典叙事理论十分反对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寻求对应关系和互相解释的可能，但我还是想说，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仍然是主体精神世界的投影。至少在这部作品里，容金珍的故事就可以被识别为麦家的故事，而麦家的执拗、痴迷、无奈也正是容金珍的执拗、痴迷、无奈。他们，当然也包括所有把“解密”作为毕生使命的人，其实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也都被同一个秘密困扰着。这个秘密或可叫：价值的秘密。
值还是不值？我想，《解密》最终想解开的正是这个“密”。这个“密”长在麦家的心里，伴随着他身上纠缠如厉鬼的自我怀疑精神，经风见雨十多年，终于获得了一次语言赋形的机会。但从阅读效果反推回去即可发现，小说给出的答案依然是矛盾的、暧昧的，如同我们挥之不去的悲哀是由“敬畏”和“怜悯”构成，容金珍（还有希伊斯）纯粹智力角逐的一生，既可以说是英勇的、可歌可泣的，也可以说是虚妄的、无意义的。“值”或“不值”又怎么说呢？临此两难，谁都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除非两者都不要，就像希伊斯的太太范丽丽临终前几个月写下的遗言：“我想轻松一点走，来世做个平常凡人，不要荣誉，不要秘密，不要朋友和敌人。”
若非跟着丈夫饱受密码之苦，范太太是断然说不出这番话的。
但来世为什么“不要秘密”？秘密又怎么会和苦难连在一起？细究一下，这里似乎还藏着一个关于“秘密”的秘密。把范太太的话连起来琢磨，又一个真相露出了端倪：原来，秘密就是权力，荣誉的秘密也是权力，掌握某个秘密或破解某个秘密其实都是权力，秘密的权力能带来荣耀也能带来灾祸，会制造朋友也会制造敌人，所以，只有扔掉了“秘密”，人才能轻松来去，活回自己。一旦引入这样一种“平常凡人”的视角，容金珍们的一生无疑是更加悲哀了。一部《解密》，哪里是在张扬一个天才的传奇啊，它分明是在对人类智能的动力、方向及其漫长的格斗史提出警告和质疑。
解读也是寻找，寻找就是破译。一如容金珍遗留的笔记本有缺页，而“被抽掉的恰恰是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面对《解密》的“满纸荒唐言”，我们这些解人最想找到的其实就是字面上没有的那“一把辛酸泪”。就是这样，转了一大圈，我们一步步找到了这部小说的悲哀之源，最后却发现作为探秘者的自己也落入了反讽之中。那破译者的悲哀之源正一步步逼上前来。造密乎？解密乎？我们竟是从自己身上看见了所谓智慧的“病”、智慧的“宿命”究竟长什么样子。于是，便听得一个不大的声音从文字的背后跑出来，满怀歉意地对大家说：诸位，一种在胜利的假象中被唤醒的挫败感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实在是猝不及防。
2007年夏写于同济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