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军[1]2003年在《苏南台资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南目前是台商投资最热门的区域之一，台资对苏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向祖国大陆的转移，接着对苏南台资产业结构的演进、现状、发展趋势及对苏南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对台资产业集聚的现象及台资产业结构与当地产业结构存在的“二元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苏南如何利用台资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增强结构开放转置能力的建议。
郭利田[2]2013年在《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规模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日趋增加。1991～2011年台资企业对大陆的累计投资总额为1116.98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为61.71%。单就2010、2011年来说,投资金额分别为146.18、143.77亿美元,所占地区比重分别高达83.81%和79.55%。显然,大陆已然成为台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地区,并且有进一步向大陆地区集中的趋势,但是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域分布差异显着。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初期,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上离台湾较近,语言和文化习俗相似的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2000年以后台资企业对珠叁角和闽东南地区的投资步伐已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投资重心已转向以上海为中心,浙北、苏南为两翼的长叁角地区；2008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成为继珠叁角、闽东南、长叁角之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又一个热点地区,并且台资企业在中西部省区的投资也呈规模化发展势头,形成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辐射的全方位发展格局。虽然与以前相比,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区域更趋分散化,但是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本文在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2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成果,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投资方、受资方和资金流出地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从样本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最后,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推导出有关政策建议,力图为大陆各省区的招商引资与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依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第二章：理论探讨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评述了具有代表性的FDI理论和区位理论,并在评述国内外学者有关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据此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叁章：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的基本状况。本章首先从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行业分布、地域分布角度全面分析台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然后,本章全面回顾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行业构成、区域分布角度分析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动机与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政策敏感性。第四章：影响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本章从两岸软、硬环境两个角度,从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方面详细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台资企业在大陆各省区的分布状况。第五章：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本章在综合分析台湾当局两岸政策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状况。第六章：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借助statall.2软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对台资企业区域布局的影响,探究台资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第七章：结论、建议、不足及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然后根据所得结论对大陆地区政府的招商引资提出相关建议,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展望将来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继承国内外学者有关FDI的区位选择与两岸学者有关TDI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经验和最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结合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区域分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得出本文以下叁个方面的创新点：第一,本文首次详细地将资金流出地——台湾因素纳入到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角度紧紧围绕投资方(台资企业)、受资方(大陆各省区)和资金流出地(台湾)叁个主体,对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做全面分析。第二,本文在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拓展。从两岸软硬环境出发,比较分析台湾当局开放初期、“戒急用忍”时期、“开放与管理并举”时期的政策形成背景,探讨不同政策期间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以了解台湾当局的政策因素对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第叁,在实证研究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本文从总体、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叁个角度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阐述了影响台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探究TDI在大陆区位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
涂汉兵[3]2006年在《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大陆利用台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台商投资企业空间集中的基础上，台资在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了产业集聚发展趋势，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台资产业集聚对促进大陆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利用台资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受到大陆各级政府的重视。 台商在大陆以产业集聚方式投资是台商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普遍采取的一种投资策略。台商在大陆投资产业集聚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网络性与根植脆弱性等基本特征。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信息成本，获取最大投资回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龙头企业的带动等都是台商投资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动因。台商投资产业集聚为现阶段大陆各级政府对台招商引资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着重界定台资产业集聚的内涵及其特征，将它与一般产业集聚及其它外资产业集聚进行详细比较，深入开掘了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探析了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并在分析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就如何利用产业集聚效应扩大江西吸引台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具体来说，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首先提出问题，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对论文的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作了阐述；第二章对台商大陆投资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论述；第叁章对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的总体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第四章对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及产生的背景进行探讨，并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进一步成长所需的环境条件；第五章案例分析，选取典型地区和典型产业作为案例，探讨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第六章就利用产业集聚效应扩大江西吸引台资的策略进行了探讨。
王剑[4]2006年在《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跨国公司诞生之日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就为学术界所关注,并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核心地位逐渐确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剖析开始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并据此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解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企业间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为适应竞争形势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的地点选择上着眼于产业链的整合,国际直接投资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在次国家一级层面甚至更低层次的地区单元高度聚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基于聚集经济的分析框架,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对FDI的空间聚集现象作多方位的实证考察,揭示FDI聚集的深层规律性特征,从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建议。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呈现东、中、西渐次递减的态势,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形成了较具规模的FDI聚集区,为追逐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利益,新建外资企业继续定位于这些地区,在因果循环的作用过程中,FDI的地区分布差异进一步扩大,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FDI的聚集存量与新进流量的因果循环作用。省际层面的计量分析也显示FDI的聚集效应显着存在,并且聚集效应对FDI地区分布的影响力有所强化,聚集效应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FDI的聚集引力更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的聚集效应则相对较弱。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经济现象,即由于同类产业或上下游关联产业在特定地点高度集中所形成的产业聚集。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产业聚集的FDI区位选择模型,探讨产业聚集对外资企业定位决策的作用机制,结合产业特性将FDI的聚集问题向深层次延伸,提出若干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数据资料对FDI在江苏的分布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产业聚集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聚集效应的产业异质性作了详细的检验。在两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估计了产业聚集对FDI定位的作用程度、聚集效应的历史趋势以及单个行业的聚集倾向。在叁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对FDI的产业聚集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同时考察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和科技含量特征对产业聚集效应的影响,从中得出丰富的经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着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和Nested Logit Model)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着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例如风险承受能力、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博弈能力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等,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待聚集定位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从而形成FDI地区聚集的规模效应。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上的局限,对外投资的空间聚集特征更为明显,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是FDI聚集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单纯的聚集跟随者,对外投资的聚集倾向相对较弱,甚至有可能做出避开竞争者聚集区的定位决策。文中以一个简化的博弈模型阐明了FDI聚集的规模效应成因,并以江苏省电子通信业中的台资企业为例,通过严谨翔实的计量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
王春兰[5]2014年在《台资对江苏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出口贸易结构成为研究对象以来,大多数学者重点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论文中全部简称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或者从整体上研究某个省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优化,但是,仅从台资对江苏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然而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江苏省的外商投资中,台资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鉴于台资在江苏发展速度较快,并对江苏的经济有较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对江苏贸易结构有一定的影响,因而本文是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补充。本文认为江苏省应积极利用台商在江苏的发展,强化吸引台资的政策,同时加大台企入驻江苏的门槛,不断引导台资在江苏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江苏经济技术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台资企业在江苏省的投资总量分布、区域分布、投资方式的发展,以及台资在江苏的集聚效应,了解江苏省的出口贸易结构现状,进而从产品结构、市场结构、贸易方式结构以及出口企业的性质等方面,分析台资对江苏出口贸易结构的具体影响。同时通过实证分析台资对江苏省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通过搜集1999-2012年间江苏省台资以及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台资与出口贸易结构的相关关系；其次,运用图表和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台资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江苏省台资在出口贸易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不足与问题提出改善苏北投资环境、促进台企与江苏其他企业的协作、适度减少台资优惠政策等可行性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赵鹰[6]2004年在《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全球视野寻求最佳的投资区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生产平均分布在全球各地，相反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表现出集群的特征，因为这种集群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并增强当地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产业集群的参与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成为产业集群的促进者。笔者将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现象称之为“FDI集群”。近十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趋势，和外资近几年在我国长叁角地区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FDI集群现象，引起了笔者对FDI集群尤其是长叁角地区FDI集群的关注。通过研究笔者发现，FDI集群现象也正在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以及各地政府的重视和研究，涉及FDI集群的相关文献也逐渐增加。但是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仍有一些局限与不足，大部分文献都是在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对FDI集群的归纳和总结，缺乏解释FDI集群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然而随着FDI集群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长叁角地区的初露端倪，有很多现实问题又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FDI集群进行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出发点，笔者认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相关理论的综合来尝试找到解释和识别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来剖析长江叁角洲地区FDI集群现象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找出该地区发展FDI集群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具体来说，作为本论文的创新内容和创新方法，笔者尝试通过规范分析，对集群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理论综合，从而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金字塔模型，以及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并以长叁角为例，将量化识别体系运用到实证分析中去，找到了长叁角地区已存在的具有FDI集群特征的重要产业，并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长叁角地区FDI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全文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创新到实证检验，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相辅相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成的有机整体。 通过此文，笔者探索了研究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和识别FDI集群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贯穿与实证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创新的见解，它主要包含在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首先在理论层面主要包括: 1、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见解:(l)寻求、发挥和利用优势，以此提高竞争力，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2)企业从外部寻求区位优势显得越来越重要;(3)产业集群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也足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的区位优势，能使跨国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新的理论模型。 2、笔者认为FDI集群形成的决定因素足:企业寻求优势的动机、形成集群的产业条件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政府推动与历史机遇是促进FDI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笔者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 3、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运用数量模型来识别某一地区的FDI集群，并建立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 其次，在实证层面主要包括: 1、外资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已经在上海和苏南地区初步形成了FDI集群.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浙江尚未出现外资占主导地位的行业，FDI集群尚未形成，但浙江引资正在形成不同于上海和苏南的吸引外资模式—以块状经济嫁接外资. 2、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战略的最新趋势，长叁角所具有的产业条件和区位优势，以及政府意识的转变有利于长叁角地区进一步发展FDI集群。 3、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长叁角地区尚存影响FDI集群持续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纵观全文，笔者首先从理论入手通过规范分析深入研究了FDI集群的形成机理，开创性地建立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同时形成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然后以长叁角为例，运用这两大理论工具对该地区FDI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了理论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刹析了长叁角FDI集群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议。使全文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证意义。
袁泉[7]2007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项研究以淮安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淮安的发展路径。淮安是苏北的中心城市，经济状况在苏北具有代表性，探索淮安的发展路径，实际上就是研究类似于苏北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淮安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加快淮安发展进程，尽快缩小与苏南、苏中的发展差距。本文从淮安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开始：对省域范围(整个江苏省)、区际范围(苏南、苏中、苏北)、区域范围(苏北)和淮安自身四个层次分析淮安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行分析，说明目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对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从优越的自然资源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宝贵的旅游资源、淮安的经济和城市化潜力、人力资源优势、淮安“洼地”优势和淮安市区位和交通优势五个方面分析了淮安的比较优势因素。根据前叁章的研究，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淮安市的工业化战略、园区发展战略。为了实现淮安经济的跳跃式发展，笔者又提出对淮安进行财政补贴和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来加速淮安的发展。促进资本布局调整和帮助淮安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对淮安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首先取决于投资的增长速度，无论是走内涵发展道路，还是外延发展道路，都需要投入，要想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就要有超常规的投入。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因此，招商引资是淮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出路。
陈晓东[8]2009年在《大陆台资企业的区域集群与竞争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日益密切，经济依存度不断深化，大陆地区业已成为台商投资最为青睐和密集的地区。经过20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台商在大陆地区的投资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而且实现了质的飞跃。毋庸置疑，它为大陆地区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也为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竞争优势理论、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厘清并界定了区域集群的内涵及其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为评价和分析台资在大陆地区的区域集群和竞争优势，本文建立了区域投资吸引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和比较。同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比较和分析了全国各主要区域(以厦门市为典型案例)的区域集群程度和竞争优势状况，进而提出当前形势下提升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弥补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台资区域集群个案研究的匮乏，通过实地调研，获得了比较详实的资料；建立了结构较为完整，涵盖较为全面的区域投资吸引力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该指标评价体系，结合大量详实数据，对大陆地区各区域的投资吸引力进行了系统评价比较，并试图找到区域间发展差异，以及各区域投资吸引力优劣势的互补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利用区域投资吸引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与台商在大陆地区的区域选择排位结果非常接近，显示出投资吸引力与区域集群存在较大的关联性。2．从大陆台资企业的区域集群看：台商投资大陆主要集中在珠江叁角洲和长江叁角洲，呈现出强烈的集聚特征。其集聚既受国家政策、经济、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又受厂商特性的影响。其中，关联产业是否配套是台商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3．从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类型与区位选择的关系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在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基础设施、集聚因素等方面既有共同特征，又有不同偏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布局受集聚经济的影响很大，其扩散效应将不明显；而传统产业受劳动力和当地市场的吸引，将逐步青睐中西部配套环境较好的地区。4．台商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从过去以华南沿海地区为“主战场”转向华东沿海地区，并将进一步向环渤海湾经济圈北移扩展。台商对珠叁角洲和闽南的投资步伐已明显放缓，投资重点转向以上海为中心，苏南、浙北为两翼的长江叁角洲，包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等地。5．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然。台商投资的领域经历了由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向目前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投资形态转变。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进入对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有利于加速大陆的产业结构优势升级。6．通过计量分析，全国六大主要区域的区域集群竞争优势排名为：(1)华东地区；(2)中南地区；(3)华北地区；(4)西南地区；(5)东北地区；(6)西北地区。而且，大陆长叁角、珠叁角等台资企业投资密集的区域，在经历一轮高速成长之后，均进入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这已经反映在国家有关政策及资源倾斜的变化上。
谢呈阳[9]2015年在《基于江苏产业集群演进的集群创新与升级研究》文中提出“创新”、“升级”,是中国经济实现叁十余年“增长奇迹”后,追求“可持续”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在“道阻且长”的探索过程中,先行者的任何突破都可能让这段路途大为缩短。与全国相比,江苏经济率先发展的实践经验(其特点是领先全国的发展速度、市域间基本一致的发展步伐和大体相似的空间梯度)无疑值得借鉴。而“产业集群”这一已被实践验证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由于更适应中国相对薄弱的企业基础和更符合世界协作创新的发展潮流,注定要在中国“创新升级”的道路上再露峥嵘。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特别是苏州等地的率先发展实践为对象,以产业集群为切入,围绕中国经济的“创新升级”,重点讨论叁个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第一,已被视为“东方硅谷”的苏州工业园具有怎样的产业集群型发展特点,其创新能力能否复制与推广；第二,如何以“产业集群”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产城融合”的江苏实践进行模型解释,其内在机理和运行要点是什么;第叁,江苏为平衡省域发展所推进的产业集群升级型转移是否成功,哪些做法具有普遍性意义。遵循“由点及面”的逻辑思路,本文的写作先园区、再城镇、后省域,以期用这样层层展开的手法,达到“由江苏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看中国经济的超越发展”之目的。此外,本文的分析每一章都力图体现“概念提出—理论抽象—模型推导—数据检验—案例详述”的技术路线,以尽量保证不同区域层面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适性。本文对上述叁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第一,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已发展为一个有特色的区域创新集群,其创新体系是一个(非平面的)网状结构,自下而上可分为叁个层次,分别是：企业创新层、产业创新层和社会创新层。其中,企业创新主要是以单个企业为主体的微观产品创新；社会创新主要是融合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与创新设施的宏观生活方式,在这种创新创业型生活方式的架构下,区域创新集群得以效率最大化；而产业创新喻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依赖于产业共性技术的突破,是沟通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桥梁。协同性和共享性是叁层次创新体系的重要特点。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C2R模型、BC：模型和SE-DEA模型所进行的创新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区域创新集群可对创新效率进行自适应式调整和优化,实现对外界冲击的自我修复。同时,经验理论和数据指标也可以论证区域创新集群具有可复制性,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经验推广的可行性基础。总结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在一定区域内复制创新集群的过程中,大致有五个注意点：其一,区域智力资本的积累必不可少;其二,产业共性技术是源动力；其叁,生活设施和消费型服务业至关重要：其四,社会创新是催化剂；其五,在一定阶段要适度弱化政府作用。第二,“产城融合”的外在表现是居住区、工业区与商贸区融为一体的城(镇)、园区建设；内在机理则为劳动力(“人”)、工业、服务业及住宅这四大关键要素在以“人”为核心关联基础上的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当一个区域实现“产城融合”式发展时,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在“人”这一连接要素的作用下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城市功能也将随服务供给的增加而日趋完备。此后,随着城市功能和产业繁荣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的聚集会带来对住宅刚性需求量的逐步增加和住宅价格的逐渐上涨。在住宅价格对工业和服务业产生不同程度挤出效应的循环作用下,“工业”向周边转移,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服务业兼具“产”和“城”的特质,“产城融合”效应能继续在工业转出地的服务业内部实现螺旋上升式展现,因此“产城融合”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来自江苏65个县(区)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江苏的工业发展程度超过了城市功能完善度,此时强化城市功能(服务业)建设对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直接发展工业本身。盐城环保产业园的案例除了为“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操作层的示例外,还带来了后发地区摆脱低端锁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其启示在于：产城融合不一定要遵循传统思维中从一产到二产再到叁产的发展路径,可以直接先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再由服务业反推制造业。第叁,在江苏目前为平衡区域发展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产业集群“北上”转移过程中(这一过程在原集群地形成了“腾笼换鸟”的空间,也使一些原集群地能实现产业升级),存在着因为要素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其一企业(产业)的转移和发展速度滞后于要素资源的迁移和积累速度,因此相比企业所需,经济先发地区苏南的资源配置不足,而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资源存在剩余；其二,在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的产业层次偏低,与要素资源存在结构性错位。而上述问题在中国产业集群由东向西的转移过程中同样存在。分析其根源可知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苏南创新主导产业并没有完全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有效替代,因此缺乏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推力”；第二,苏北地区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和科研人才储备均不如苏南,增加了转入企业的交易成本,苏北地区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拉力”不足；第叁,由于产业集群之间亦存在知识联系,苏南地区良好的集群基础形成了对产业集群的“区域粘性”。而始于2006年的“园区共建”措施,通过增强特定地区的硬件设施水平、构建特定地区与先发地区的知识传递渠道等措施,改变了先发地区要素资源流出的临界点和企业、要素资源的流向,加快了产业集群从苏南向苏北的转移。在具体操作方面,来自苏(州)宿(迁)工业园的启发是：成功的园区共建至少需要较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和政府、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不同行为主体(行为人)之间的畅通的知识交流。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整理了所在研究团队自2001年至2014年间先后调研的千余家企业及实地考察的80多个产业集群的历史资料,对一些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构建或是跨领域引入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证模型,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DEA)和计量经济学的GMM及空间计量方法,这些都是本文试图作出的创新之处。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试图回答中国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创新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因而无论从“改变发展路径,还子孙青山绿水”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提升产业国际地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角度,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毛广雄[10]2011年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的耦合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产业转移是导致区域综合实力变化的基本因素。鉴于其对区域经济实力、区域功能、区域就业、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产业集群成长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理应成为缩小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四波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以及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东南沿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先后崛起也在实践中印证了这一理论命题的可行性。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而联合起来,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作为产业优化配置的一种表现,产业空间集聚已成为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渐也呈集群化路径的规律与趋势。在此背景下,促进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的交互耦合发展逐渐成为理论界、决策部门和实业界的共识。相关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创新效应以及网络效应等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也是跨国公司投资和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珠叁角、长叁角的实践也昭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往往与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空间集聚联系紧密。可见,产业集群是产业转移的结果,产业集群本身包含着产业转移的因素,从而形成“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入产业集群—集群成长—吸引更多高质量的产业转移”的耦合发展效应。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表明,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均是区域发展图景中的重要因素,而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但隐含的问题是：二者交互耦合的机理是什么?能否从时空角度予以定量模拟?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实事求是予以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的宗旨所在。本文运用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借鉴国内外有关产业转移、产业集群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理论成果与先进方法,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空间分析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相结合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以分析其耦合机理为主线,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综合分析了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集群系统耦合的内容与路径、动因与驱动力机制、模型设计与度量及其效应。第1章为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介绍了研究方法和思路。第2章是有关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与进展的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从国外有关产业集群的创建性研究和国内的探索性研究入手,对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比对,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模式—产业集群化转移的概念、内涵、动因、模式及效应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3章是对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耦合的内容、模式和路径进行的深入分析。从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区域产业转移集群化的发展趋势出发,分析了区域产业转移系统和产业集群系统的复杂性,从集聚、非线性、流、多样性和创新角度阐释了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集群系统耦合的内容,指出产业集群化转移是承接地产业集群的重要实现途径,而承接地产业集群则是产业集群化转移的持续动力,因而产业集群化转移即是二者耦合的模式,而其耦合路径则是寻求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目标的内在统一。第4章对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集群耦合的原因和驱动力机制进行了阐释。分别从区域、产业和企业叁个不同视角,以空间相互作用、竞争优势及企业成长等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区域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集群耦合的原因及不同路径。指出市场力、制度力和承载力是二者耦合的主要驱动力。第5章是计量实证部分。以江苏省为例,总结了苏北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特点,设计了产业转移流强度模型,结果显示产业转移的核心区与节点区存在一定的非线性规律;从空间自相关角度分析了江苏省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产业集群成长的非线性规律;以淮安市为例,利用协整分析的相关方法,检验了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的耦合协调性,分析了其在增加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结构、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促进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效应。第6章是调查实证部分。以淮安市8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为中心,借鉴并修正Hayter的区位进入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一个区域产业转移的一般分析框架,验证了现阶段淮安市承接区域产业转移和当地产业集群的协调发展的状况。第7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不足及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1]. 苏南台资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D]. 范军军. 南京理工大学. 2003
[2]. 台资企业祖国大陆投资及区位选择研究[D]. 郭利田. 南开大学. 2013
[3]. 台商大陆投资产业集聚问题研究[D]. 涂汉兵. 江西财经大学. 2006
[4]. 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D]. 王剑. 东南大学. 2006
[5]. 台资对江苏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王春兰.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6]. 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D]. 赵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7]. 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D]. 袁泉.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8]. 大陆台资企业的区域集群与竞争优势研究[D]. 陈晓东. 厦门大学. 2009
[9]. 基于江苏产业集群演进的集群创新与升级研究[D]. 谢呈阳. 东南大学. 2015
[10]. 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的耦合关系[D]. 毛广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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