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宗教的传播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有“东方之珠”美称的香港，是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社会。其领土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等230多个大小岛屿，面积约1092平方公里，总人口600多万，有来自地球不同角落的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但其中98%是华人，香港土生者占57.2%，外侨占2%。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号称香港社会支柱之一的宗教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主要宗教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孔教、印度教、锡克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祆教等。信徒占总人口的2/3。近年来一些新兴宗教也传入香港，使其教派林立、名目繁多。香港成为“世界各宗教的缩影”。
一
佛教是香港历史最悠久、信徒最多的宗教，其传入可追溯到5世纪。据梁慧皎《高僧传》载，428年，中国南朝刘宋时期著名僧人杯渡禅师(380—458)来港弘法，在“交广之间”的屯门青山（又名杯渡山），建立杯渡寺（现名青山禅院），此后又修建了不少寺庙，著名的有宋代的灵渡寺，明代的凌云寺，佛教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841年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大批人口涌进香港，佛教各宗也相继传入，但主要以大乘汉地佛教为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佛教的松散组织，如1916年由潘达微、吴子芥、陆逢仙等人创办的佛学会；1918年出现了专以颂经念佛为业的极乐院。特别是1920年中国现代著名僧人太虚法师应香港佛教徒的邀请，在港涌名园弘法讲经，影响了大批香港民众，使佛教在香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太虚法师的推动下，大批佛学组织纷纷建立，如1925年成立的真言宗居士林，1928年成立的哆哆佛学社，1929年成立的香港女子佛学院，1930年成立的香港佛教联合会，1931年成立的香港佛学会以及1932年的佛教青年会和1935年的东莲觉苑和香海莲社等等。此后又不断有内地的高僧大德如茂峰、洗尘、通一、芝峰和虚云等人应邀赴港讲经弘法，一时间使香港佛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信众大增。到1940年，香港本地已有佛教寺院精舍上百座，佛教徒10余万人，僧侣100多人，佛教在港鸟初具规模。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佛教的发展受到遏制。1945年日本战败，香港佛教重又恢复活力，特别是内地的僧侣和佛教徒大批涌进香港，带动了港地佛教的发展。同时香港佛教界同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台湾的佛教界密切联系，举办各种弘法交流活动，使其成为中国大乘佛教向世界各地输出的跳板和桥梁，也使佛教传入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据1990年有关资料统计，香港佛教徒已达60多万，包括信仰佛教的人占香港总人口的70%，信徒分布于工、农、商、学等各阶层，有比丘约400人，比丘尼3000余人，寺院精舍400余座，佛教机构团体200余个，佛教成为香港最有势力的第一大宗教。著名的宝莲禅寺也成为“香港第一禅林”。
在香港众多的佛教机构中，最著名的有①香港佛教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佛教团体，成立于1930年，由优昙、筏可、陈静涛、黄学仁等发起成立，并于1945年在香港政府注册。这是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组成的净土宗组织，现有会员2万余人，会产数千万元。会长觉光法师是香港佛教界的领袖。他是辽宁营口人，天台第46代祖，1939年到香港，现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副会长黄允畋，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香港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1960年出版会刊《香港佛教》。该组织注重同国际佛教组织的交往，1972年加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是世界佛教僧伽会和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会员。②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是香港的佛教僧侣组织。1960年由首任会长优昙和觉光法师倡议成立，1963年获准注册，会员有百余人，办有能仁书院等研究机构和学校。1964年加入世佛联，1972年开始发行《内明》佛教学术刊物。现任会长宝灯法师。
据《1996年香港天主教手册》统计，截止到1995年8月31日，香港共有天主教徒238,869人，其中香港区82,565人，占教徒总数的34.78%；九龙区101.481人，占教徒总数的42.74%；新界区53,370人，占教徒总数的22.48%。堂区62个（香港15个，九龙30个，新界17个），其中25个属教区神父管理，37个属修会神父管理。共有教区神父71位，其中，华籍神父70位。修会神父247位（华籍69位，其他国籍178位，分属16个不同的修会）。香港教区主教公署为教区最高权利机构。在港的男女修会和各类传教会共42个。
香港的天主教最早是由澳门传入的。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军占领了香港，第一批传教士也于1841年由澳门进入香港。同年4月22日香港脱离澳门教区成为监牧区，由瑞士籍教区司铎、传信部驻澳门代表若瑟神父任宗座监牧，主要为抵港英军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服务。自天主教传入到现今150多年的时间里，香港天主教的发展大约分成6个时期：
(1)监牧时期(1841—1874)。这一时期是香港天主教会的初创阶段，教徒、传教士都很少。1842年1月22日，西班牙籍圣方济会纳华路神父到港，成为第一位居港的天主教司铎。6月7日香港第一座教堂奠基，定名为圣母无原罪堂。1846年成立了第一所本地修院。1847年10月5日日本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科蒙席被委任为香港代监牧，由此开始在香港大力传播天主教。1848年9月12日，第一个女修会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抵港，负责照顾弃婴、老人和病人的工作。1860年4月12日，第一批嘉诺撒修女到达香港，开始从事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不久华籍女子加入，成为该会第三会会员（后为耶稣宝血会修女）。1861年道明会神父抵港进行传教工作。这个时期天主教各传教团体相继进入香港，传播天主教教义，扩大天主教影响，在香港居民中发展教徒。
(2)代牧区前期(1874—1910)。1874年11月17日香港监牧区升为代牧区，范围扩展到包括新安县、惠阳县和海丰县。高神父(Fr Timolen Raimondi)被委任为首任宗座代牧，并于同年11月22日祝圣为主教。1875年5月9日代牧区首次召开会议，将香港代牧区划分为5区，扩大传教范围。1877年9月香港天主教英文周刊创办。次年12月7日无原罪总堂落成祝圣，成为主教座堂，这一时期，香港天主教发展迅速，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到19世纪末，在香港约30万人口中，天主教徒达到8000人。
(3)代牧区后期(1910—1946)。这一时期是香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军阀割据以及抗日战争等战乱也波及到香港，引起香港的混乱。特别是香港又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的3年零8个月，更是“元气”大伤。天主教会同样受到极大打击。这期间，天主教会开始注重向华人社会传播教义，促使教会本地化。1922年国籍宝血女修会成立，1928年8月4日中文《公教报》创刊。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占领香港期间，教会活动陷入瘫痪状态，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或被拘捕或被驱逐，教徒也纷纷逃离香港，使香港天主教遭到极大破坏。
(4)教区建立时期(1946—1967)。战后，天主教恢复正常活动。1946年英文《公教报》面世。同年4月11日教会圣统制在中国建立；香港代牧区晋升为圣统制主教区。1948年10月31日恩理觉正式升为教区首任主教。1958年“香港明爱”作为香港天主教会正式的福利机构宣布成立。这一时期天主教在香港全面发展。梵蒂冈将其视为影响东南亚华人及中国大陆的重要基地，派遣天主教各修会组织到港传教，天主教徒剧增。到60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将近30万人，占全港人口的8%多。
(5)更新与本地化时期(1967—1975)。这一时期是香港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与更新时期。1968年徐诚斌神父被委任为署理主教。次年10月就任香港教区第三任主教，至此教区开始由国籍主教和神职人员接管。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影响，香港天主教开始注重内部革新和本地化运动，使教会更接近当地的文化氛围，注重与基督教其他教会的联系，并积极开展国际交往。1970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访问香港，称其是“一个成就超卓、充满活力的教会”。
(6)富裕社会中的教会（1975至今）。1975年胡振中主教被委任为香港教区主教。这个时期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逐渐走向富足，香港也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天主教在香港稳步发展。1988年胡振中主教被罗马教廷提升为枢机主教。1996年罗马教廷又任命两位熟谙中国教会情况的陈日君神父为香港教区助理主教，汤汉神父为辅理主教。由此可见，香港教区正日益得到罗马教廷的格外关注。
香港天主教刊物主要有《圣经双月刊》、《天主教周刊》（包括中英文两种《公教报》）、《主爱中华》、《神思》、《鼎》、《良友之声画报》等。宣教机构主要有“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公教教研中心”、“圣母圣心会教研中心”、“亚洲主教团协会”、“天主教国际电视协会”、“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主教国际广播电视协会”等。
据统计香港目前拥有新教教徒约30万，教牧人员1668位，教堂924间，其中中文教堂900间，英文教堂24间。
香港的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一样，也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从澳门传入的。1842年1月美国浸信会牧师叔未士和罗孝全首先踏上香港的土地，并于7月21日在中环建立了香港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教会“皇后道浸信会”。1843年伦敦传道会势力深入香港，先后建立了“真言堂”和“福音堂”，并将其在马六甲的总部迁至香港。同年德国人原荷兰会教士郭士立赴港任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在港建立“福汉会”，发展华人教徒，积极向中国内地传教。同时他给德国三巴传道会写信要求派遣传教士到华工作。1847年三巴传道会（今礼贤会、崇真会、信义会）先后派出传教士到港发展势力。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香港，并将其作为向中国内地传教的大本营。到1883年为止，香港已有各派系组织13个，教会学校18所，在香港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基督教新教传入香港的150多年的历史中，其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西方教士治会时期(1842—1883)。这一时期是新教各派在香港的初创阶段。各教派如浸信会、美部会、伦敦传道会、圣公会、礼贤会、崇真会、巴陵会等先后在港设立教堂、学校和传教机构。西方传教士掌握着香港新教各派教会的领导权，华人传教士很少。这个时期新教各派在港创办了各类学校如“宏艺书塾”、马礼逊纪念学校、浸信会女校、英华书苑等18所学校，为香港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据统计，1880年香港总人口16万，华人基督徒有800余人。
(2)华人教会成立时期(1884—1914)。在港的华人基督教徒因长期受制于西方传教士的欺凌，发出了要求中国牧师自己主持教务，建立中国人的教堂的呼声。1884年圣公会华人邝日修被按立为首任中国牧师，负责处理华人教务，同年梁安统牧师自澳大利亚回港，创立了“循道卫理联合会香港堂”华人教会。第二年伦敦会华人基督教徒推举礼贤会王煜初为主任牧师，并建立了“华人自理道济会堂”。自此中国基督教徒开始自立，香港华人开始自己管理教会。到1914年香港华人教会组织已达25个，分属于圣公会、伦敦会、巴色会、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巴陵会、美以美会等9个大公会。同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美国五旬节圣洁会也相继传入，香港新教教徒剧增，至此香港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3)华人教会自理时期(1915—1940)。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香港也备受影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15年4月8日正式成立了香港基督教联会，联会章程规定凡参加联会的组织，必须有3年以上的历史，有教徒50人和拥有自己的教堂、主任牧师或主任传道。联会的建立，改变了香港基督教界存在的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加强了各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到1940年底，香港基督教新增教会27个，救世军在九龙建立了第一个活动点。基督教在香港继续稳步发展。
(4)日治时期的教会(1941—1945)。1941年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大批居民逃离港岛，基督教受到严重打击，教会活动陷入低潮。此时香港教会组织仅存49个。1945年日本人为控制香港基督教的活动，扶植成立了伪“香港基督教总会”借以取代“香港基督教联会”。日据时期，香港基督教受日本军政的监管，教会工作主要是救济难民。
(5)战后教会复元时期(1946—1949)。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逃离各地的难民陆续返港，香港基督教开始复苏。大陆移民不断涌入香港，内地教会也纷纷迁往香港，一时间香港基督教徒倍增，大大刺激了基督教的发展，到1949年新增教会组织21个。
(6)香港繁荣时期的教会（1950—至今）。50年代以后，香港基督教持续发展，逐步迈向繁荣阶段。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香港倍受世人关注。许多基督教派别利用一切手段扩大自己的在港势力，并以此向中国内地和东南亚一带扩张势力。这一系列因素促使香港基督教迅速发展，教会刊物、出版物、电台以及学校、慈善事业蜂涌而起。据统计，目前香港有50多个教派180多个分支机构。其中主要教派有：
圣公会：1842年入港传教，1849年成立圣公会港澳教区，并成为中华圣公会的一个教区。1951年脱离中华圣公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目前香港圣公会港澳教区共有22,000多人，神职人员80名，教堂35座。现任主教邝广杰于1981年被任命为港澳教区第9任主教，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和特区第一任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信义宗：拥有43,000名信徒，教堂及布道所128个，神学院2所，神学生200多名。
浸信会：拥有45,000名信徒，教会55间，福音堂26所，神学院1所，专科学院1所。
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信徒11,402人，礼拜堂12个，布道所5个。
香港救世军：设有19支部队，1700多位军兵。
香港五旬节圣洁会：信徒4000人，教堂17间。
基督复临安息会：信徒3500人。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信徒14,000人，25个支分会。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信徒25,500人，32个堂会。
基督教宣道会：信徒11,000人。
基督教圣约教会：信徒790多人。
香港基督教新教可谓教派林立，组织繁多，但基督教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只设立一些跨机构的教会联合组织，著名的组织有香港基督教协进会，1954年成立，是香港基督教各主要教派及堂会的联合组织，也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地方性机构。现有11个宗派会员，7个独立基督教机构参加。其宗旨是联络、协调香港各基督教会的活动，出版和交流思想，关注社会问题等等。该组织下设教会合一委员会、世界公祷日筹委会、宣教事业委员会、社会关注委员会、妇女事业委员会、青年事业委员会、《信息》编辑委员会、五饼二鱼运动、传播事业等机构。该组织代表基督教参加“六大宗教领袖联谊会”。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创立于1915年，是一个以基督教堂会为成员基础的联合组织。目前拥有286个会员堂，分属不同宗派和独立教会，信徒总人数约25万人，占香港基督徒的80%左右，是华人基督教会中最大的组织。联会宗旨是“联络本港华人基督教教会，宣传福音，办理教会之共同事业。”下设传道部、教育部、慈善部、出版部、公坟部、调查部等，出版《基督教周报》。
伊斯兰教传入香港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16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香港，随船而来的许多印度籍穆斯林商人和海员，成为最早踏上香港的穆斯林。1830年4月19日，英国派遣6艘汽船首次强行在香港停泊，船上的海员大部分由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孟加拉等地招募的穆斯林担任。这部分人后来定居下来，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也留传下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内地广东省广州市和肇庆市的回族陆续前往香港经商谋生，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穆斯林社团。1870年在些利街兴建了香港最早的清真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地大批穆斯林逃往香港，使香港回民剧增，此后又有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以经营珠宝和手工艺品的穆斯林迁往香港，刺激了香港伊斯兰教的发展，并壮大了华人穆斯林社团的力量。
目前香港穆斯林主要有两大系统组成，一是外籍穆斯林，其包括三部分，一是英国及其原殖民地的穆斯林海员，他们逐渐在“摩罗庙”一带形成聚居区，按照教法和教规在港过宗教生活；二是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他们多是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殖民地招募来的携家眷在港居住；三是被香港当地人称为“摩罗”的穆斯林，大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在香港以当警察和守门人、小商人为生，在港定居，并逐渐形成穆斯林聚居区。另一大系统就是华人穆斯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香港穆斯林约有5万人，其中华裔穆斯林3万余，占穆斯林总数的70%，外籍穆斯林1万多人。
近几十年来，香港伊斯兰教稳步发展，因其信徒多为商人，经济实力雄厚，虽然信徒少，但影响很大。目前在香港有5座清真寺，其中最大的一座是九龙清真寺，也是东南亚一带最雄伟的清真寺，可供2000多人同时礼拜。主要机构组织有11个，即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会、香港回教妇女会、香港伊斯兰教青年会、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香港伊斯兰联会、香港巴基斯坦协会、香港印度穆斯林协会、达吾德·布哈里协会、国际伊斯兰教协会和国际伊斯兰教服务团等。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何时传入香港，目前没有明确的考证。但早在南宋时期，香港就有了颇具规模的天后庙，俗称“大庙”。到明清时期，道教各派在香港民间广为流行，宫观庙堂随处可见。香港开埠以后，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目前道教在香港普遍流行，信徒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其领袖人物大多是工商界的名流或社会威望较高的人士。因道教常与佛教、儒教混为一体，信徒难以统计。据估计，信徒达数十万之多，道士女冠达千人。大小宫观120多处，分布在香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等地，著名的有青松观、圆玄学院、蓬瀛仙馆等。香港道教派别林立，但主要分为纯阳派、全真派和先天道派等。香港的道教团体都要向香港政府申请注册，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公开活动。香港道教联合会是香港道教的最大组织，1965年成立，目前道联会有61个团体会员，占全港道堂总数的一半以上，香港著名的道教宫观大多都是其会员。
孔教是指尊孔子为教主，以“仁”为中心教义，四书五经为教典，推行儒家思想的一种宗教，是香港六大宗教之一。该教将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均视为孔教徒，每年农历8月27日和4月初二举办孔子和孟子诞辰的盛大典礼，孔教没有入教仪式，因此信徒数字无法统计。
目前香港著名的孔教团体有4个，即孔圣会、中华圣教总会、孔圣堂和孔教学院。其中以孔教学院最为活跃。孔教学院1930年由陈重远博士创立，以兴学育才，弘扬孔道为宗旨，名为学院，实际是一个宣教机构，经常举办学术讲座、讲演、出版报刊书籍、立孔子像等宣教活动。近年来孔教学院与内地联系十分广泛
香港的印度教主要是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从巴基斯坦移民而来的印度籍信德人。1952年在跑马地黄泥涌道建成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印度教寺庙。此后马温尼(F.T.Melwani)创立了“香港印度教协会”，这是香港印度教唯一的一个印度教组织，有会员500多人，该组织内设一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委员会每年改选一次。任何年满21岁的教徒都可以成为会员，协会开设两个儿童班，每班50人，教授印度文化。
目前全港有印度教徒约万名，大部分是商人，其主要活动场所是由香港印度教协会负责管理的印度教庙。该庙祭司是香港印度教的最高领袖，由香港印度教协会负责委任。
19世纪中叶，锡克教徒从印度旁遮普邦到香港，以担当警察和公务员谋生，此后不断有锡克教徒留驻香港。1901年在湾仔皇后大道建立一座锡克教庙，使其成为锡克教徒的活动中心。该庙由600人投票选出13个小组，负责庙内事务，小组委任的锡克教主祭，必须出身于旁遮普望族，通晓锡克教教义，并懂得乐理和弹奏乐器。目前香港锡克教徒约有5000多人。
1880年巴哈伊教徒到达香港。以后不断有巴哈伊教商人赴港经商，遂使巴哈伊教传入香港。1958年5月29日香港的巴哈伊社团注册为宗教团体。到1965年共有37位教徒，分布在5个区。1974年巴哈伊教香港总灵体会成立，并成立了6个地方灵体会，选出9位委员组成第一届总灵体会。1976年12月在香港召开了巴哈伊教国际传道大会，数千名世界巴哈伊教徒参加此次大会，促使了香港巴哈伊教的发展。目前香港巴哈伊教拥有信徒2500多人，地方灵体会22个。
1850年英国女皇将香港跑马地一块墓地拨给犹太人，自此犹太教传入香港。1901年香港建立了第一座犹太教堂。目前香港大约有300个犹太家庭，10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大多属于正统派，也有改革派和其他教派。现任拉比巴以信，由以色列总拉比委任。香港的犹太教徒大多从事工商业，生活富足，但很少参加香港的社会活动，他们与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徒建有联系，尤与澳大利亚犹太教关系密切。
祆教在香港称为“白头教”。19世纪初一些祆教徒到港经商将其传入香港。1842年创立了“港澳白头教慈善基金会”，后又成立了“白头教联合会”，并修建了一座祆教活动场所——湾仔白头教中心，作为香港祆教徒的主要活动地点。
“白头教联合会”由5名信托人组成一委员会，是祆教信徒中的代表人物，该委员会自给自足，负责支配基金的使用。教会内有一名祭师，该祭师由白头教联合会委任。现全港拥有祆教徒170多人，主要进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其与印度祆教组织有密切联系。
由于香港是个东西方文化兼容的多元化社会，所以近年来在世界普遍流行的各种新兴宗教在香港也都能找到其踪影。80年代中期，香港新兴宗教徒有14万人。如国际克里希那知觉协会于1980年12月在香港正式注册登记，目前在港建有一所寺庙，设有主持、副主持、干事各1人，教徒约万名。天德圣会，目前在港已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新兴宗教运动，自称在港有10万信徒。世界红字会，属新兴的中国民间宗教，在香港设有一个分会，其总院也设在香港。
二
走在香港的大街上，宗教建筑物比比皆是，据说在香港平均不到一平公方里就有一处宗教场所，可见宗教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在这座国际自由港内，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既反映了这个城市广泛的国际联系，更反映了住在这座城市复杂的人口构成所需要的精神慰籍。长期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由于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扶植，一直处在较为优越的地位，成为当权人士与富有阶层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人数不多，但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拥有较强大的财力和物力，与当权者关系密切，同英国及欧美教会建有联系，受到种种优待，在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中拥有强大实力，实际上成了香港社会的主导社会文化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组织把香港视为了解内地，向内地传教的基地，这也是香港天主教、基督教发展的原因之一。佛教、道教、孔教则主要是华人的宗教，尤其是中下层华人的主要精神信仰，同华南地区、台湾及东南亚华人社会有密切的联系，信仰相通，表现出较大的功利性与泛神性，人们只是为了某种功利需要进庙烧香，没有固定的信仰。这三种宗教也是香港六大宗教中的三种主要宗教，但很难分清谁是佛教徒、谁是道教徒，或者是孔教徒，大多数庙宇也都是三教合一的。著名的蔷色园（俗称黄大仙），同时供奉着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而著名的圆玄学院，即取名于佛（圆）、道（玄）、孔（学）三教。长期以来，佛教、道教与孔教，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及传统信仰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印度教、祅教、锡克教、犹太教等则是移居香港的各国移民，赖以维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维系少数民族居民的重要手段。
香港的各大宗教都利用其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办各类学校、医院和慈善、福利事业。其中以天主教和基督教表现最为突出。据《1996年香港天主教手册》统计，天主教会共创办了39间幼稚园，154所小学，77所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9所职业先修学校，9所专业学校，26所成人教育学校，5所夜校，8所特殊学校。其中教区学校131所，明爱学校48所，男修会学校64所，女修会学校82所，其它2所。天主教会创办的各种慈善事业及机构有14个社会服务中心，6家医院，13个诊所，21所幼儿园和幼儿中心，2所女孩护养院，29所老人院，12个老人中心，6间康复中心，7间宿舍及旅馆。其中“香港明爱”有员工4,000多名，每年经费达数亿港币，共有13个多元化服务中心，200多个单位，分布在全港各地，是天主教会最著名、影响最大、服务最广泛的慈善机构。基督教新教提供的社会服务更多，办有各类神学院和圣经学院15间，宗教出版机构16个及56个基督教书店，大专院校2所，中、英文中学100多所，小学186所，幼稚园74所，托儿所21所，医院8家，各类儿童服务中心、青少年中心、孤儿院、育婴院、老人院等80多家。佛教在本世纪50年代前，其活动与内地一样，主要是弘法兴庙。60年代前后，香港走向国际化大都市，为了适应香港这一商品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需要，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开始学习天主教、基督教会的做法，创办了一些社会教育与服务机构。目前，香港佛教界共办有各种医疗、福利教育机构达80余处，仅小学就有8所，在校学生逾万人。安老院10余处，收养孤寡老人2000余人。佛教联合会在1970年创办的佛教医院，以佛教的“爱佛教、爱德、爱人”为服务宗旨，除分设各科诊室，拥有500张病床外，还设有佛堂、健康教育组、图书馆、安老服务、临终助念等活动。伊斯兰教也开办了6所学校，建立与管理着两处穆斯林坟场。道教同样举办了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安老院等多处社会服务及教育机构。孔教组织力量相对不如其他宗教，但也开办了大成中学、孔教大成小学、三乐周沕桅学校和大成夜中学等4所学校，在校学生达4000余人。香港宗教界人士自豪地说，在香港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都可以说得到社会的服务与帮助。各教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将这些地方变成他们传教的点，从而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香港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的佛教、道教和孔教都是从内地传入的，其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就广东省来说，在港澳600多万同胞中，原籍广东的就有400多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信教者。伴随着97的临近，香港宗教界与内地宗教界彼此要求了解和沟通的愿望日益迫切，近年来，两地宗教交往不断加强。1990年至1995年仅广东省基督教两会每年接待来访的境外宗教人士达600多人次，其中9成以上来自港澳地区。香港与内地各宗教都派出代表团进行互访，彼此增加了解，建立感情。如1982年6月宝莲禅寺原任方丈慧广法师和继任方丈圣一法师率102人的“香港宝莲寺迎请大藏经代表团”到北京；1982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专程护送“清藏”赴港，永远供养在宝莲禅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地佛教界首次组团访问香港，受到香港佛教界的热烈欢迎。随着两地交往的增加，内地和香港的佛教界也增加了合作。如内地的一些年轻法师到香港的寺庙里当住持，内地的法师为香港的寺院开光等等，特别是1993年底建成的天坛大佛更是体现了香港与内地佛教界的精诚合作。天坛大佛位于大屿山，是仿照北京天坛圆丘设计，由中国航空航天部所属的科学技术咨询公司等单位制作的，大佛高26.4米，重250吨，由222块青铜铸造，耗资达6000万港币，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释迦牟尼青铜像。天坛大佛的建造成为香港开埠150周年来佛教界最大的盛事，也是文化史、艺术史、铸造史上的一次壮举，成为香港的标志和安定繁荣的象征。再如香港道教界捐资修缮内地道教宫观，并资助中国道教协会创办道教学院。1993年香港青松观与2内地和台湾指南宫三家联合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了“罗天大醮”，产生了较大影响。香港的基督教协进会同内地基督教协会，很早就建立了联系。香港一些基督教教派原来就同广东省基督教会同属一个教会，由于语言、习惯的相通，来往更为密切。广州市基督教会每年荔枝节邀请香港基督教界到广州聚会，已成为一种惯例。天主教之间的来往，也十分频繁。香港胡振中主教曾多次被邀请到内地访问探亲，现任助理主教的陈日君、辅理主教汤汉更是内地的常客。陈日君主教曾在内地的北京、沈阳、上海、武汉等多所神学院教学。此外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同香港宗教界的来往也很多，多次互邀对方，建立良好关系。1995年底，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一行30人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的邀请到北京、济南、曲阜等地进行了友好访问。
1997年7月1日即将来临，届时在香港飘了156年的英国米字旗将从香港总督府楼顶落下，五星红旗和五星花蕊紫荆花图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将冉冉升起。香港宗教信徒也同香港人民一样，急切盼望着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此香港宗教界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各主要宗教团体积极倡导信徒投身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为97作出贡献。早在1978年香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孔教六大宗教联合成立了“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每年举行两次香港宗教界最高层次的聚会，探讨香港的社会与宗教问题，对97问题给予特别关注。1996年六大宗教联合会举行国庆活动，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之情。
香港佛教界领袖觉光法师高兴地说，“我19岁由国内来香港定居，至今已有57年之久了。我看到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又亲自看到香港主权回归祖国怀抱，这是光辉的历史时刻！我有缘参与其间的一切运作，充当历史的见证人，能为香港佛教说话，能为其他宗教讲话，这是历史使命，感到非常满意！”觉光法师表示，香港佛教界对中国政府是充满信心的，对香港繁荣稳定也是充满信心的。为迎接97回归，佛教界还举行了专门研讨会，探讨佛教在97之后如何继续发挥影响，为香港的繁荣和社会的净化作出贡献。香港道教界在97回归之时也将举行大规模祈福法会。伊斯兰教界更是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举行国庆活动。对于香港天主教界来说，1987年就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研讨教会如何向97过渡及97后的展望。1988年8月香港天主教区将关于《未来十年路向》的咨询文件，交付全体教徒征求意见，文件要求信徒要“植根于香港”、“参与香港的建设”、“维持香港的稳定”。在教区成立150周年时，天主教又提出“承担与同行”的主题活动，号召天主教徒要与港人一起，“共同面对97过渡的历史挑战，不逃避、不推脱、不作旁观者，要与主同行，与港人同行，把香港建设成为美好的家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立时，天主教界推选了10名信徒报名参加“推委会”的选举，表现了天主教会参与香港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胡振中主教曾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有信心，香港的中国教会前景乐观。”香港基督教界也积极开展了迎97的各项活动，在1996年10月香港基督教界人士提出了筹办国庆活动的倡议，表现了爱国热情。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主办的《信息》刊物为回应回归热潮，还创办了主题为“关怀中国教会”的专刊，认为中国内地教会与香港教会“血脉相承、息息相关”。该组织自1994年以来全面推展“尼希米工程”，即关怀中国山区教会的重建和修建新的教堂，至此已建成了9间内地农村及山区教堂。此外基督教界的“五饼二鱼运动”，几年来向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受灾省份赈济了大批的财物，体现了香港教会对大陆同胞血浓于水的关怀之情和赤诚的爱国之心。与此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为迎接97回归，大力推行教会本地化，积极培养华籍神职人员，推广普通话，制定97后的传教规划，利用现代传播媒体大力开展传教活动。
1996年6月，以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香港，受到了香港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叶小文局长阐述了中国政府在97之后对待香港宗教的态度和有关政策，强调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要遵循的“三互原则”，他的讲话博得了宗教界的阵阵掌声。
97已经临近，我们期待着香港的回归，也期望着香港宗教界为香港的平稳过渡、繁荣昌盛继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