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危险及其消解的策略——论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农民工论文,危险论文,危机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09）05－0017－03
是否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是否走城市化道路，这些曾经困扰中国多年的问题早已不成为问题了，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到城市社会中。[1]这种看法无疑是精辟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种认识仍然显得有一些粗浅，因为它容易使人只注意农民工如何融入到城市的问题，忽视了农民工子弟的身份认同问题。农民工子弟正跟随着父母在城市里生活、学习，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他们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一个群体有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为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体制。[2]如果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应对他们的身份认同需求，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内卷化”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集中表现为“内卷化”现象。所谓的“内卷化”，是指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认为自己不应该是农村人，但他们又不被城市人所认可，他们只能被认同于“农民工”这个特殊的流动群体。因而，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在外流动。这种“内卷化”现象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众所周知，我国既有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弟的束缚已经松动，其限制已经弱化，农民工子弟可以进城入学和生活。但是，这群“小移民”已经不满足于父辈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有着长期留在城市的打算，不准备像他们父辈那样随时准备来，随时准备走。然而，城市人，尤其是他们的同龄人对他们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可与过度敏感，这使打算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不可能或短期内不可能在心理上嵌入城市社会。
其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生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从小随父母来到城市，他们成长的关键期都在城市度过，有的甚至在城市出生，他们根本不会务农技术，因而他们害怕回到农村生活。城市长期滞留的经历也使他们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对家乡的依恋在减少。更何况，正如有的人通过访谈发现，接受了大量城市文化及其规则的他们，即使对农村留有很好的印象，但是由于嫌弃农村的贫穷，他们基本上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去。[3]同时，土地的流转、出让或被征用以及乡亲的社会期待，强化和逼迫着他们要融入到城市中去。
再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只能认同于自己所交往的狭隘群体。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无法与城市人及其子女进行广泛的交往，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为了获得归属感，他们只能认同于自己所交往的狭隘群体。一项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对自己群体的认可主要表现为朋友圈限于农民工子弟，生活圈限于打工居住地，而少有城市朋友或与城市人的交往。”[4]显然，他们的生活非常地狭隘。
二、“内卷化”身份认同的危险性分析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经常会因为他们父母不断地更换工作而不断迁移。而且，他们的父母经常失业，国家又没有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生存保障体系，因而，他们所认可的狭隘群体也在不断变化。更由于他们既不能在城市立下根，又不愿意在农村立下根，他们成为了真正无根的、漂泊的一代，他们游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所以，长久以后他们都有了一种人生的“漂泊感”。这种“漂泊感”会导致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份只是一种游民。而一旦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进而产生边被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这会阻碍他们重新回归主流社会的步伐。[5]而且，心灵的长久漂泊会使人出现心理疲惫、变态，呈现大量的短期行为、颓废行为、无政府行为，以及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种种非理性行为。[6]
赫兹曼认为：“假设我驾车行使在封闭的隧道里，隧道是两道的向同一方向行使的道路，相互之间禁止越线，我在左道上，前方车辆双道都堵塞，大家都不能驾驶，我感到很沮丧，但是，也只好等着。这里，我看到车辆开始行驶，于是我认为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期望受阻，即右道的车辆不断前进，但左道始终不能前进，这时，我就会感到很愤怒、感到不公正，甚至会采取违规行为，试图跨过不许跨越的双线，进入右道。”[7]按照赫兹曼的理论，农村人（包括农民工子弟）和城市人由于中国以前的政治制度设计，他们在两条封闭的互不相交的隧道里各自运行着，相安无事，其参照系是各自隧道里的农民或市民，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涌入到城市以后，这种互不相交的状态被打破。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开始在同一条封闭的隧道里运行，农民工、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的参照系集中投向处于同一隧道里面的另一道的城市居民及其子女，他们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意感。这种不满意感又进一步使他们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来。
农民工聚居区的黑社会组织，进一步诱发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来。在中国，农民工聚居区、“城中村”虽然没有蜕变为“贫民窟”，但却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产生孕育了土壤。当弱势的农民工频繁在劳资关系中合法权益受损而又因根本不能获得政府援助和法律救济，或因维权成本太高时，他们会寻求其他极端手段的替代。这时，江湖思想意识浓厚，各种“同乡会”就有可能蜕变为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组织。[8]由于“内卷化”的身份认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必然会受到其父母群体的这种行为的强烈影响，他们即使没有直接加入“黑帮”，也必然受到“哥们义气”的影响，这都很容易促使他们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来。
有人通过访谈已经证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的确难以管理，他们不仅比较普遍地在低年级谈恋爱、喝酒、抽烟，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经常会出现打群架、斗殴等违法乱纪的问题。[9]有人通过数据分析发觉，虽然其它学校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现象，但是，很显然农民工子弟学校发生这样事情的频率更大、危害程度更高。[10]
三、消减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具体策略
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对于消解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无疑具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在短期内完成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即便取消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却很难取消城乡隐性的身份壁垒和经济差异。因而现实而理性的举措之一是使农民工子弟看到教育可以有效并稳妥地使他们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或至少通过教育能够使他们从“城市神话”中清醒过来，从而帮助他们逐渐走出身份认同的危机。
首先，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农民工子弟都能够公正地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在现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为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应该尽早取消它，因为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会非常严重——加剧“内卷化”身份认同危机所产生的危险。农民工子弟学校处于三不管的地下状态，大部分学校是关起门来办学，与平行的其他学校之间缺乏联系，与上级的主管部门之间也缺少联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封闭不仅仅表现在空间意义上，而且还表现在交往空间和自我定位上——社会和这些学校的学生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只会招收特殊的学生，这种特性会使身处这种学校空间的学生感觉到：我们只是特殊的群体，我们游移在社会的边缘。一些学者通过调查研究也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他们认为，“公办学校中的流动儿童所感受到的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要大大少于简易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与简易学校的‘高封闭性’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11]如前所说，边缘化的感觉会使这些学生认为他们基本不可能与城市人及其子弟“在同一车道”运行，从而产生不公平感和愤怒感，乃至产生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农民工子弟都能够公正地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就读。
其次，使教育走进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世界。尽管新课改主张“教育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但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同其他学校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因而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致力于回归一般儿童的生活世界，城市里的学校教育根本没有走进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世界。因此，这会导致学生对自己的现实生存缺少问题意识、缺乏理性认识、对困难估计不足，从而过于感性而不是基于现实去设计自己的理想，过于乐观而不是充满危机感地去践行自己的思想。所以，无论是现今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今后把其合并入公立体系的学校，都应该适当地走进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世界，让农民工子弟了解自己的现实情况，使他们能够立足于现实、并通过学业的成功或其它途径，有目的地追寻身份认同。
再次，使农民工子弟和城市同龄人进行日常生活式的交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农民工子弟的聚集地，由于缺乏与城市学生的日常接触，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的相互感知不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把对方当作一个抽象的群体来对待。这种感知方式会使彼此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外在形象上，农民工子弟会认为城市同龄人富足而傲慢、娇气而讨厌等，城市同龄人会认为农民工子弟贫穷而肮脏、蛮横而尖刻等，正因为此，他们可能彼此有很多的误解、敌对乃至仇视。日常交往有利于个体之间深层次的了解和理解，可以避免农民工子弟和城市同龄人之间由于隔阂而产生的误解，因而我们应该创造各种机会使他们进行日常生活式的交往，使他们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相互信赖、相互支持。重视日常生活交往，还能够帮助“小移民”找到的一种生存论的意义。日常交往能为人们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从而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自在的、原初的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劳累一天的农民工回到租住地以后，往往不会主动与他们的子女进行交往，即使进行了交往，由于受到乡村文化的影响，他们都很强调身份等级，所以他们与子女的交往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进行真正心灵层面上的交往。因而，与城市同龄人的交往可以弥补农民工子弟交往方面的缺憾。
第四，帮助农民工子弟从“城市神话”中清醒过来。现代媒介塑造着一个“城市神话”，说起城市，就意味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高楼大厦、香车美女、发达的通讯、便利的交通、有品位的人际交往等。既不想回到农村、极度渴望获得城市身份，又被城市所拒绝的农民工子弟更是迷恋上了这个神话。其实，媒介在创造“城市神话”过程中，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城市“半边脸”，掩藏了城市的另外的半边脸。其实城市有很多阴暗的一面：被污染的空气、灰色的天空、拥挤的住房和交通、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呆板的工作程序……也许在这当中，最可怕的可能是冷漠、单调、无聊与焦虑。教育要尽可能帮助所有的人，特别是农民工子弟清醒地认识到，在城市中，身边的每一个人、远处的每一排排房门，既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冷漠的拒绝，从而帮助他们从城市的迷恋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农村生活也有其美好的一面。如果每一个农民工子弟都能够清醒地直面“城市神话”，那么，即便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通过教育或其他途径融入城市，他们至少也不会因此而对生活产生彻底的失望或极度的愤怒。特别是当一些城市的人，通过教育认识到“城市神话”的虚幻性，从而群体性地主动走向农村的时候，消解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希望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