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学研究
·汉语语法修辞研究专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汉语代词研究
曹 炜，SOLNYSHKO Viktor(维克多)
(苏州大学 汉语及汉语应用研究中心/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是汉语代词研究的繁荣鼎盛期，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少成果积极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不断丰富汉语代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二、在特定类别代词的研究方面不断拓宽，涉及不少此前尚未论及的代词类别。三、单个代词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四、方言代词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
[关键词] 汉语代词；20世纪90年代；研究史；繁荣鼎盛期；概论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汉语代词研究初步走向繁荣的时期，[1]那么，进入90年代，汉语代词的研究则进一步得到强化，研究成果呈井喷态势，真正进入繁荣鼎盛期。具体表现为：一、不少成果积极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不断丰富汉语代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二、在特定类别代词的研究方面不断拓宽，涉及此前尚未论及的代词类别。三、单个代词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四、方言代词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
一、关于代词整体研究的成果激增
20世纪90年代对代词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大多为专书的代词研究或历史上特定时段的代词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福祥、郑良伟、卢烈红以及俞光中、植田均(日本)等的成果。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的“称代篇”对《敦煌变文》中出现的代词进行了计量研究。[2]作者在计量统计得到各个代词使用频率的基础上，还详尽地分析了其从先秦到敦煌变文时期发展变化的原因，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代词系统有了更深的认识。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对《古尊宿语要》的代词在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静态描写，溯源讨流，长跨度地进行历时比较，是一本汉语代词和助词研究的专书，对于我们了解唐宋时期汉语代词系统的实际面貌有重要意义。[3]俞光中、植田均(日本)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立足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对近代汉语中出现的代词进行了分类讨论，且与作者的家乡方言相结合，在语音特点的描写上独具特色。[4]
90年代初期，孙学钧将萨莫斯的代词理论介绍进来且作了评述，[5]通过孙氏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萨莫斯把代词看作由量词和代项组成的复合表达式，并结合语境把代词分为了四类，孙氏分别从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讨论了萨莫斯的代词理论，这也是学界为数不多的对代词理论的介绍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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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国内外的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都发现了它与不同领域的关系，其中代词所指这一语言现象也一直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国内关于代词所指的研究始于80年代，范继淹等的RJD-80和李家治等的ACLUS系统，以实验验证了句内代词所指的理解层次；倪子伟、李堂秋的XMMT系统，则运用组合途径对系统中的代词所指问题作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6]。王苏仪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语料库和基于规则相结合”[6]的研究设想，并一一作了介绍，这就为计算机理解汉语代词提供了一种有效可行的处理模式。此后，缪小春也对代词所指的确定因素进行了考察，并提出“语义是影响代词加工的主要因素，被试基本上根据语义信息确定代词的所指。代词和先行词在句子中语法功能一致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在一定条件下加快代词先行词的确定。先行词是否是句子的主语或首先出现的名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先行词的选择和选择的速度，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被动句中”[7]。同时，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就句子语义、代词和先行词的距离对代词加工的影响作了研究。[8]
这一时期学界对单个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先培、谢俊英、俞理明和平山久雄。夏先培主要从语法特点、感情色彩两方面对《左传》中的称谓词“子”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子”的词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子”不是代词，而是名词。[47]在感情色彩的考察中，夏氏通过计量发现“子”主要用于平等身份者之间，并不仅仅用于礼貌称呼中。文章对“子”的讨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在“子”的语法特点的考察上并不准确。据我们考察，“子”在《左传》中有3例作兼语的用例[48]，夏氏并没有指出，而将其归为其他用例。谢俊英从历代俗文学作品中“您”的使用情况和现代方言中“您”的使用情况出发，考察了“您”与金元时代就有的代词“您”的语义联系及其变异情况。俞理明对于“乃”由最初的第二人称代词发展出敬辞等用法的过程作了梳理。平山久雄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从音韵学角度讨论人称代词的学者。作者首先通过《毛诗音》等材料补充证实了前辈“鱼韵属开口”的说法，接着用朝鲜译音、越南译音、现代闽方言音以及中古汉语内部的材料对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之间音韵特点的联系提供了依据，由此提出了“第二身代词‘你’看做是‘汝’的弱化形式，它并不一定是由‘尔’变来的”[49]的观点。
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说：“在上古时代，领位不加‘之’字，不能说‘吾之’、‘我之’、‘予之’、‘汝之’、‘尔之’等，到了后代，才有加‘之’字的。”[27]47“人称代词用作定语，一般不用‘之’字为介。我们看见有极少数例外”[27]139，李锦望在对先秦著作的用语事实考察以后发现：“‘人称代词+之+名词’的结构是存在的，且数量不少。”[28]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商榷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董志翘等人的成果。董志翘《近代汉语指代词札记》提出了一些与《近代汉语指代词》不一样的想法，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伊”在金元人曲文中表现出第二人称用法的原因问题。吕叔湘认为“伊”字在曲文中用作第二人称代词，是想要“利用‘伊’字的平声来协律，因为‘你’没有一个平声的同义字，不像‘我’字可以利用咱字”。董志翘则提出，“伊”作“你”用，从六朝时期就开始了，因此，曲文中的“伊”字应该不是为了协律，而是真正的第二人称代词。董氏又相继分析了“彼”“渠”等字，发现“‘伊’、‘彼’、‘渠’在上古都是指示代词，后来转为第三人称代词。到了中古，又都产生了第二人称的用法，不过，一般都是出现在对话的场合。这正与上古汉语中‘之’、‘其’原本都是指示代词，后转为第三人称代词，在对话环境中又可临时活用为第二人称的情况相类似”[13]。对于这一问题，俞理明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渠’表示第二人称应该有声律以外的原因。它们原来的意义和用法，妨碍了它们作为一个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渠’可能受了‘其’的直接影响，‘伊’的指示代词用法在文言中一直残存”[14]。二是关于“几”“多少”的问题。吕叔湘认为“‘几’是问数量的，那么‘几时’应该是问时间的久暂”[15]，而董氏提出，“‘几时’作‘何时’，杜甫诗中已多见”[13]，认为这里的“几时”应为“何时”义。接着，董氏对“多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如“多少”作状语时可表示数量较少或程度轻微，自魏晋起就很常见，“魏晋以降，由两个性状词合成一个词用以询问的情况渐多，最常见的是多少、大小、早晚。除此之外还有多种形式，出现较为频繁的是‘远近’或‘近远’。”[13]
同时，这一时期学界开始关注儿童语言中代词的使用。较有代表性的是孔令达、陈长辉的研究。孔令达、陈长辉通过调查说明了儿童语言中代词的发展顺序，并从认知和功能的角度解释了其合理性，提出了儿童在习得各种语言成分时间早晚的制约因素。[16]这也是学界对儿童语言中代词研究的最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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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称代词依然是代词研究的主要议题
这一时期人称代词仍然是学界代词研究的主要议题，研究的范围上迄甲骨金文时期，下至现代汉语中的人称代词。继60年代黄盛璋对上古人称代词的“格”问题进行讨论后，赵世举以《尚书》和甲骨金文为例，对这一时期人称代词的“格”问题进行了分析。赵氏比较分析了《尚书》和甲骨金文中人称代词在格位使用上的特点，对学界提出的上古人称代词有变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至少在殷商甲金文及《尚书》时代人称代词不存在所谓变格现象”[17]。之后，钱宗武以《尚书》为例，对早期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第一身代词“我”“吾”“朕”“卬”“台”“予”称为“自称代词”[18]，并对《尚书》中的自称代词作了计量统计，同时，钱氏对各个自称代词的特点及其原因也进行了剖析，使我们对《尚书》时期的自称代词系统有了深入的认识。
黄宇鸿对《诗经》中的人称代词进行了分类计量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注意到了《诗经》中同义人称代词的声韵特点，按其声韵特征进行了分类。此外，黄氏根据《诗经》中人称代词的特点，也对这一时期不同人称代词的起源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上古第二人称代词的起源都是由假借义而来的”[19]之观点。同时，作者注意到了上古汉语往往用几个代词来表示同一人称，提出这样的解释：“上古人称代词最初都是一元的，后来由于假借，形成了字形的多元；由于声转，形成了字音的多元。”[19]
徐适端则对《韩非子》的人称代词系统作了详细的描写，总结了这一时期的三身代词各自在使用上的特点。同时，徐氏注意到了三身代词发展到战国末期在感情色彩上的变化，如“吾”在早期一般有自谦意味，而到了这一时期即使说话者在盛怒之时仍以“吾”自称；徐氏也认可“子”在这一时期发展为第二人称代词，且提出“子”“与‘女(汝)’系代词之间在使用对象上的分工是必然的”[20]之观点。
赵小刚考察了《庄子》中第一、二人称代词在语义、语法等方面的特点，并对同义代词在使用上的差异作了对比。[21]
夏先培一直致力于人称代词的研究，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均是关于先秦时期人称代词的研究。夏先培讨论了从西周金文到《左传》再到《孟子》、《韩非子》时期人称代词感情色彩的发展演变，并注意到了人称代词感情色彩和“数”的关系。[22]之后，他在《避复用法与先秦人称代词的繁复现象》一文(《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中总结出六条先秦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且指出避复用法是繁复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吴福祥以《敦煌变文集》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唐五代其他文献，考察了敦煌变文时期人称代词的用法和功能，值得关注的是，吴氏将“儿”“奴家”“某”和“某乙”等代名词也归入了第一人称代词中。李崇兴《〈元典章· 刑部〉中的人称代词》(《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4期)，归纳了元代北方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分第一人称“我”“俺”“咱”，第二人称“你”“您”，第三人称用“他”，分别论述了不同人称代词的形式、用法等。张惠英对《金瓶梅词话》中带词头“自”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考察，发现在《金瓶梅词话》中“自我”用作“我”“自你”用作“你”“自他、自伊”用作“他”。此外，张氏发现，《金瓶梅词话》中这种用“自”作人称代词词头的语言特点反映了吴方言的特点，且特别指出敬称“自恁”是“模仿北方话的敬称‘您’再加上吴语的人称代词词头及其构造方式配制而成”[23]。
以上均为专书人称代词的研究。除了专书中人称代词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对人称代词的整个发展史进行了考察。
李作南、李仁孝对汉语从上古发展到宋元时期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变化作了总结，同时叙述了蒙语在这种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24]之后，俞理明对现代汉语称人代词内部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首先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将汉语代词分为泛指事物的指示代词和专门指称人的称人代词，又将现代汉语的称人代词分为三身代词和话题人物代词。[14]接着，俞氏分别论述了三身代词，旁称、己称、统称代词的发展演变过程，重点对第三身代词的孕育过程进行了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俞氏在研究中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如“侬”与“身”一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身代词，扩大了语料的选择范围，加入了汉译佛经中代词的讨论，出现了很多在一般文献资料中没有出现过的语言现象。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从语音角度研究人称代词的文章。徐世荣对北方话人称代词产生鼻韵尾的原因进行了猜测和论证，[25]为我们解决北方话尤其是北京话中一些特殊的口语现象提供了依据。竟成从语音结构出发对汉语人称代词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d系代词应属于借词，通过分析其语音结构回答了为什么汉语要借入一套代词以及从哪里借入的问题，且通过分析t、n、l类成分在不同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对代词后的附加成分进行了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语系”形成以前的语言状况。[26]
这一时期关于人称代词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人称代词本身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人称代词所处结构的特点，讨论人称代词所在的句法结构。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继超、李锦望和杨敬宇。刘继超从《金瓶梅词话》等文献中的一种动宾结构式出发探讨北方话人称代词宾语语序的发展，刘氏以《金瓶梅词话》《水浒传》和《红楼梦》中都存在的一种人称代词宾语放在重叠的动词中间的VOV形式为例，论述了VOV形式的兴盛时期及变式，进而论证了北方话中人称代词宾语的语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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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敬宇分类举例讨论了“人称代词+指人名词”这一形式会产生的歧义，并分析出现歧义的原因。首先因人称代词的单复数的不同对“人称代词+指人名词”结构义的影响作了分析，其次杨氏将“人称代词+指人名词”的组合能构成的语法关系总结为三类：偏正关系、同位关系和主谓关系，重点讨论了前两种语法关系，随后讨论了人们应对这两种歧义结构时第一反应有所不同，且认为“这种不同倾向的反应可能与两类指人名词的[+关系]语义特征的强度不同有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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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学界对人称代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人称代词的研究，但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且大多都从语义、语用和修辞的角度进行考察。崔希亮以人称代词“我/我们”为例，对“PP与N的语义关系与‘的’的隐现”，“‘的’的隐现与语义重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沈志刚认为，人称代词除了具有指代人或事物名称的一般意义，还能产生“语境意义”，沈志刚总结了“语境意义”三种表现形式，并就每一种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王桂安“人称代词活用”是句子语法学提出的概念，文章用分析推理的方法，从字面意义虚化和“数”“身”换指的角度描绘了“人称代词活用”，指出这种活用属于语言义与语境义的关系，揭示了活用的本质与特点。[30]王聿恩和袁世全均从修辞学角度出发来考察汉语中的人称代词。王聿恩举例分析了句群中“前词→代词”的常见的四种形式，并且说明了具体在使用时要做到语言简明且不混乱等。袁世全列举分析了一些文学作品段落中人称代词出现频率高从而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文章单调、赘余和增强文章表现力，说明了重复与反复的区别。
与80年代单个代词的研究相比，90年代对反身代词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代词研究的特点。较有代表性的是许和平、吴福祥和程工等。许和平把反身代词分为“指代用法”“强调用法”“同指用法”和“方式用法”等四类，讨论了“自己”“本人”“本身”及“自身”等反身代词在这四种用法中的分布特征，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反身代词的辨别使用有重要意义。[57]吴福祥讨论了敦煌变文中人称代词“自己”和“自家”的异同，同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们在唐宋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讨论了“自家”和“咱”的联系[58]，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唐宋时期“自家”“自己”的使用面貌和发展演变情况都有很大帮助。程工通过分析代词与反身代词的区别，“自己”的历时演变，探讨并阐述其性质，论述了汉语中的“自己”一词不是纯粹的反身代词，而是复合词，由一个反身代词和一个泛指代词构成。[59]
三、古代汉语指示代词研究成为新热点
这一时期学界也致力于古汉语中指示代词的研究。段德森探讨了古汉语指示代词转化为其他代词、连词、助词等的情况，并总结了发生转化的原因。[31]崔立斌对《孟子》中的指示代词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将其分为近指代词、远指代词、特指与泛指代词、谓词性代词、特殊的指示代词、不定指代词和辅助性指示代词等七大类。[32]
这一时期吴福祥和卢烈红均关注到了唐宋时期近指代词系统的发展变化。吴福祥以《敦煌变文集》为调查对象，讨论了敦煌变文中的近指代词。吴氏将敦煌变文中的近指代词系统分为A类和B类两类，A类是古汉语中即已使用的近指代词，B类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指示词。通过对变文中这两类词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变文近指代词系统中，上古汉语产生的近指代词在频率、用法上仍占较大优势，而近代汉语里出现的近指代词尚处于从属地位”[33]。随后，吴氏分析了“这”“这个”“这般”“没”“只没”等近指代词的语义及功能，在分析的过程中不仅仅以变文为考察对象，且加入了唐宋时期其它的口语性文献。之后通过对唐五代几种文献近指代词频率、用法的考察总结了唐五代时期“这”系指示词的发展演变状况，从而发现“晚唐五代时期，汉语近指代词已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文、《祖堂集》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反映出其时东南与西北地域方言间近指代词发展的不平衡性”[33]。卢烈红则以南宋初年的禅宗语录总集《古尊宿语要》为考察对象，讨论了其中的近指代词。卢氏将《古尊宿语要》中的近指代词分为三组，分别是：甲组唐宋时新产生的、乙组六朝时产生而《语要》袭用的、丙组先秦时产生而《语要》袭用的，且分别就这三组近指代词的语法功能进行了逐一分析。随后卢氏总结了从先秦至唐五代时期近指代词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分析的过程中对各个时代代表性文献中的近指代词都作了计量统计，同时参考了吴文对敦煌变文时期近指代词的研究，得出“东南方言‘这’快于西北方言”[34]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卢氏经过考察发现了《语要》中“这”有了明显的较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开始占优势，也体现在“这”在《语要》中语法功能的拓展上，这也就意味着“此”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
观察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一是给予患者针对性健康宣教，护理人员要向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开展健康教育，对该疾病的相关知识、注意事项、病因等进行讲解，纠正患者错误的认知，让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二是环境护理。护理人员要保证住院环境的安静、舒适、卫生，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患者出现发热、感染等情况，将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1] 。
我们一般将指示代词按照其指示的远近分为近指、远指和中指，但也有学者依据指示的内容对其进行分类。陈文杰根据汉译佛典与其他语料，讨论了其中表示方所的指示代词“此中”“此间”“是中”“是间”“彼中”“彼间”的使用情况，总结出汉语在中古阶段表方所的指示代词的面貌变化，并讨论了汉语中表示方所的指示代词的发展情况。[35]之外，也有学者从语用出发对现代汉语中的指示代词进行了考察。石毓智讨论了指示代词“在回指前文所述内容的同时，兼任所在句子的成分，通常为话题或者小主语，与句子的其他成分发生语义或句法关系”[36]，石氏总结了两种不同的语序，即“指示代词+S+VP”和“S+指示代词+VP(AP)”，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语序，发现这种语序随着NP的不同会发生变化，即当AP是描写指示代词所替代内容的性质，指示代词居于主语之后；当指示代词与NP是施受关系，指示代词出现在主语之前。之后，石氏用汉语中存在的两种倾向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指示代词的两种语序的分工来自汉语更大的结构规律”[36]。石氏的研究也体现了汉语有严格的语言使用规律，将这种使用规律挖掘出来可以很大程度地促进汉语教学。
除了比较常见的近指代词、远指代词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隐名代词、旁指代词、兼指代词等的专门研究。最早关注到隐名代词的是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之后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重新讨论了隐名代词，对“某”“某甲”“某乙”“甲”“乙”等隐名代词进行了论述。周法高在《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中将隐名代词称作“无定代词”。而最早撰专文对隐名代词进行研究的文章则是刘忠信，刘氏对《祖堂集》中的隐名代词作了计量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刘氏虽以《祖堂集》中的隐名代词为考察对象，但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对《祖堂集》中的隐名代词进行研究，对先秦至汉唐时期隐名代词的发展也进行了梳理，基本上勾勒了隐名代词的发展演变史。
据我们的考察，最早关注到旁指代词的应是杨树达的《词诠》。杨氏提到了“他”“它”“佗”的两种用法，即“旁指指示代名词”和“旁指指示形容词”[37]。但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却将“他”“它”“异”等称为“他指指示代名词”。[38]最早撰专文讨论旁指代词的则是卢烈红，卢氏对《古尊宿语要》一书中的旁指指示代词进行了计量考察，分别对“他(它)”“别”“余(自余、诸余、余二、余外)”等旁指代词的用法作了说明。[39]
一般认为，汉语指示代词分为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两种(也有三分说，即加入了中指代词)，但洪波则认为先秦时期的指示代词应分为四种：近指代词、远指代词、中指代词和兼指代词。洪波提出了兼指代词的定义：“兼指代词是根据指代词指代远近的语义功能来分类的，是既可以指近又可以指远的一套指代词。”[40]洪氏首先分别从兼指代词的指近指远、实指虚指、回指与前指以及指示与代替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兼指代词的语义功能，接着对兼指代词的内部关系及其句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兼指代词在句法功能上的互补分布性，进而根据兼指代词在先秦时期的互补分布性，提出了“兼指代词在原始汉语中乃是一套具有格位分别的指代词”[40]的假说。之后，洪波又对兼指代词的特点和来源进行了说明，从西周铜器铭文、《诗经》《山海经》等材料中证明了兼指代词来源于周人母语，对人们重新认识兼指代词有重要意义。
教材有些更新不够快，上面也提高了会计准则这几年不断在改革，但是教材可能会没有及时更新，比如税收法律法规更新，但是教材会滞后1、2年才能全部更新，还有《中级财务会计》教材普遍性以最复杂的股份制(工业)为主导讲述对应的业务操作的，但学生们出去工作面向的大多数是小企业，事业单位等，这就形成了学习和工作的差距。
这一时期学界对疑问代词整体的研究较少，且大多从现代汉语疑问代词入手，较有代表性的是卫斓和胡松柏。卫斓将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分为三种格式：“疑问代词……都/也……”“疑问代词……疑问代词”以及“不论(不管、无论)……都/也……”探讨了这三种格式的周遍性、表态性和概括说明性等的语义特点，并讨论了其使用条件，即“只有在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时，对上下文进行补充说明或总述等时，并且需要强调范围广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出现’或在某种条件下才会产生某种结果时，常会用到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41]。胡松柏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疑问代词叠用的结构，分析了疑问代词叠用的意义，且根据组合段、结构成分在结构和表义上的特点，归纳了疑问代词叠用的常见类型。[42]
四、代词个案研究成果丰硕
90年代单个代词或几个代词的研究成果颇丰，且仍然集中在对人称代词的研究上。这一时期学界对第一人称代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研究上，最典型的是“吾”和“我”的比较研究。杉田泰史讨论了《论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吾”“我”的区别，将“吾”“我”分别命名为“先行型”和“消极型”，并提出了“吾”“我”的区别是“两种不同语法规则的交错现象”[43]。几乎同时，山崎直树、李运富考察了《左传》中“吾”“我”格表示的分裂条件，指出：“《左传》中的‘吾’‘我’在用于主语位置和名词限定语位置时，体现出格表示的分裂”[44]。作者分别从这两方面对这种分裂条件进行了说明。除了“吾”“我”的比较研究，也有对其它第一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洪波根据“余”“我”“朕”三个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指出这三个代词的“根本区别不在形式上而在意义上，在于意义上有谦敬功能的差别。‘余(予)’是谦称形式，表示谦卑；‘朕’是尊称形式，表示尊崇；‘我’是通称形式，既不表示谦卑也不表示尊崇”[45]。同时，洪氏考察了亲属语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发现亲属语言的人称代词也存在谦敬功能的分别，证明了这种现象并不是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中的一种孤立的现象。此外，刘乃叔根据词义“同步引申”规律, 考察了“朕”的词族系统，探索“朕”的源流关系，并参考 《尔雅》等，考证出“朕”的本义为“给予”。[46]
90年代中叶之后，学界对代词整体的研究注重总结代词发展的声韵、语义和语用规律。马思周则从近代汉语代词的音韵特点出发总结出了一套近代汉语代词分化的原则。马氏首先分别讨论了“怎、那、恁、宁馨、能”等代词的来源和分化，提出它们都是按上声、去声一分为二，上声用为疑问代词，去声用为指示代词，不分化的代词也按“上问去答”的原则改变读调的。接着论述了“上问去答”原则(即“凡问句用上扬语调，凡答句用下降语调”[9])的社会因素，指出这种变化“不是声调常规演变规律的内容，而是社会实际语言交际习惯制约的结果”[9]。高宁慧以篇章为角度，统计了学生的作文和他们在代词填空测试中所反映出来的代词偏误并对其进行分类，通过对代词篇章研究的结果，结合考察，说明和解释这些偏误，进而总结出了代词在篇章中的一些使用原则。[10]刘家荣、文旭从功能的角度，分代词的功能为指示和非指示两种，探讨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以及连接代词在英语话语中的功能，并且讨论了话语中代词的释义问题。[11]此后，毕海荣发现在一些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两种第二人称单数的称呼，而这两种称呼与权势和同等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毕氏根据拉丁文中表示熟悉和表示礼节的代词，对表示权势和同等关系的代词进行了分析。[12]
第一，主题和结构。中心突出，切合题意，能够紧紧围绕主题构思文章，没有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写作内容积极健康，材料丰富，文章思路和叙述顺序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
这一时期学界对第三人称代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它”“他”的探讨上。施光亨将“它”命名为第三身中性代词，就“它”的文体特点、语用功能、语义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且对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语料中的“它”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对比。[50]同样对“它”的用法进行探讨的还有王志[51]。王氏从使用条件、篇章结构层次、与“这”的比较这三个方面，初步探析了“它”在现代汉语篇章中的用法。
继80年代唐作藩、郭锡良等对“他”的用法进行讨论后，90年代末期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对“他”的来源和用法进行考察。李功成就人称代词“他”的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搜神记》中的例句，即“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李氏认为这例中的“他”“实代前文已经提到的‘置脯斟酒’的颜超，当为他称代词”[52]，并由此推出：“‘饮他酒脯’的‘他’正隐含着无定代词‘他’发展为他称代词‘他’的轨迹”[52]。而薛少春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53]整合了学界对这一例句中“他”的词性的看法。通过薛氏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最早引用这一例句的是高名凯的《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之后，郭锡良的《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和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也曾引用过。蒋绍愚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曾补充论证过这个“他”不是第三人称代词。
其次，从本地地方特色来看，我们高淳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化和特色就是我们应该弘扬的民族优秀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中职语文教学应成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阵地。
除了“他”和“它”，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其他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易敏考察了古汉语中“之”“其”指代说话人自己的现象，认为“‘之’‘其’自指并非它们不合常理地具有兼指若干人称的‘特异功能’，而是由语句内在的委婉修辞方式引起形式上的语法变化”[55]，并提出“应该从语法和修辞相结合的角度来观察‘之’‘其’自指现象”[55]的主张，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这种代词兼指现象。于其对一些辞书中关于“伊”字释义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指正，认为《世说新语》中的用例“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中的“伊”不是第二人称代词，而是第三人称代词，且分别从语言环境和“伊”“汝”用法的特点作了论证。[56]
五、反身代词研究异军突起
小宝宝可使用β内酰胺类（青霉素、头孢）、大环内酯类、磺胺类抗生素，常见的口服药如下，使用时注意说明书并遵医嘱。确认是细菌性的而抗生素使用没有效果，可能是使用的抗生素不是针对这种致病菌，或者致病菌对这种抗生素有耐药性，应该考虑换一种试试。
几乎同时，郭红也注意到了这个用例，并对学界流传的他称代词“他”的产生年代的两种说法进行了讨论，指出“汉语他称代词‘他’应该是在唐代才真正出现的”[54]。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代词的复数形式及代词前缀、语尾的研究。王宇对现代汉语中表统括意义的代词“大家”的演变作了考察，指出最初“大家”的意义是“王之子弟及公卿大夫的封地”[60]，随后引申出两个方向的意义，分别是：“士大夫之家”和“天子、主人等”，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众人”。王冬梅论述了指代词“人家”在表指示、替代和对待三种不同情况下的语法位置、指称对象和情感色彩。[61]关于“人家”一词的考察，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的“们和家”一部分已经作过论述，吕氏讨论了“人家”一词以人字为主体的意义，对其从泛指别人演变成专指别人里头的一个(意义等同于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
因此本文以永州市涔天河库区为研究区，利用能大范围、重复观测的卫星遥感技术，开展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监测，解析涔天河水库的扩建给区域带来的生态学和经济学效应，掌握库区生态、社会经济环境要素动态数据，为政府科学规划、管理库区提供数据支撑。
疑问代词和复数词尾是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江蓝生却发现疑问代词“麼”和复数词尾“们”是同一来源，江氏首先从连续式音变和叠置式变异两个方面解释了语源“物”与唐代以来的复数词尾用字“弭、伟、每”以及“懑、门、们”之间的音变关系；其次从文献资料和现代方言的例子入手说明了“麼”“们”之间的同源关系；最后总结了实词“物”语法化的四个特点，并得出结论：“复数词尾”‘弭’‘彌’是其语源‘物’脱尾音变的结果；‘每、伟’是‘弭、彌’的方言变体；而‘门’组字不是从‘物’纵向音变而来的，它是通过其白读音[mei]跟‘每’读音相同而充当复数词尾标记的，最后又以其文读音[men]取代了白读音[mei]。”[62]曹小云则列举了《西游记》中人称代词前面加“是”的例句，分析这类“是”所作的语法成分及其语法功能，在联系其他文献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之后，分析了此类句式中“是”为前缀，而非判断词。[63]
六、方言代词的研究有长足的发展
发展到90年代，汉语方言代词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从涉及的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汉语方言代词研究的论文集，李如龙、张双庆的《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本关于方言中代词研究的论文集，该书收集了多地区方言中代词研究的文章，共17篇，其中有5篇是吴语的代词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方言中的代词有重要意义。张惠英对汉语方言中代词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考察，并分五节加以叙述：疑问词和处所词，疑问词和指示词，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词“兀、那、个”。复数人称代词的词尾和指示词和量词；领属助词的关系，且以粤语、闽南语、晋语等方言中代词的使用为例分别作了说明，是对汉语方言整体进行考察的代表作品。[64]
我们统计了这一时期各地方言研究的成果，发现这一时期学界对山西方言的研究成果最多，约占全部研究成果的三分之一。对山西方言中代词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宋秀令、乔全生和李小平等。宋秀令描写了汾阳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发现了汾阳方言中有一些还保留着近代汉语的特点，之后又对汾阳方言的指示代词与疑问代词系统进行了考察，对整个山西汾阳方言中的代词系统进行了描写。[65]乔全生也致力于对山西方言的研究，乔全生论述了山西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在单数形式及表述意义上的多样性、复数词尾整齐、语音表现形式的复杂、内部屈折、单数的格等特点，对山西方言的特点进行了整理。[66]李小平考察了山西临县方言中的亲属领格代词“弭”，李氏简单介绍了“弭”使用例子和它普通话的对译，及其在临县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中的位置，从进入亲属领格位置的可能性、用“伢”印证和汉族古代婚育文化三个角度，重点讨论了“弭”的复数性。[67]除此之外，李改样[68]、郭校珍[69]、崔淑慧[70]分别对芮城方言、娄烦方言和代县方言中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考察。任林深[71]，杜克俭、李延[72]，杜克俭[73]分别对山西闻喜话、临县方言、交城话中的指示代词进行了考察。陈志明[74]则考察了山西临猗(临晋)话的代词系统。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界对北方方言的研究成果多于南方方言，除山西方言以外，还有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方言的研究成果。对河北方言中代词研究的代表是项梦冰、邹才河等。项梦冰从形式、语法功能和语用现象等方面对新城方言中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考察。[75]邹才河通过对廉北方言中“个”字的用法的研究，发现了“个”在古代汉语中可用为代词、助词，并从语音联系上解决了这一问题。[76]对山东方言中代词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冯荣昌、罗福腾等。冯荣昌则从语法功能、单复数使用情况等方面对潍坊方言中的代词进行了考察。[77]罗福腾则根据明清时用山东方言写作的文学作品和实地调查，分别分析统计了明清时和现代山东方言“ V 他 V ”结构的分布和使用情况，进而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78]对陕西方言中代词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则有张邱林等，张邱林介绍了陕县方言中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两个比较特殊的远指代词，并总结了面指和背指的使用选择的几种情况。[79]
有论者认为，沈从文有自己的情爱审美选择，其作品中的情爱的描写打破了长期统治中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摒弃封建文化核心——礼教，主张“忠、孝、节”奴性，扼杀个性自由［3］。从沈从文对男女之间的情爱论也许可以这么说，但在沈从文的血亲情理审美选择中，始终坚守民间精神立场的沈从文，其作品中的血亲情理的描写始终坚守着封建文化核心——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也就是传统儒家那种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坚持血亲情理精神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这种坚守，没有让沈从文在封建文化的熏染中消极与落伍，反而在这种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中滋长与怒放着文思与才情。
这一时期学界对广东方言中代词的研究成果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施其生、甘于恩和严修鸿等。施其生从人称代词的形式、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和人称代词在语用中的转义等三方面较全面地描写了汕头方言中的人称代词。[80]之后，又描写了汕头方言中的指示代词，施其生列举了大量汕头方言实例，分人或事物、处所、时间、方式和情状四类指示代词，并标注读音，对汕头方言中的指示代词的用法加以说明论证。[81]甘于恩对广东粤方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进行了考察[82]，严修鸿则借助于前人报告并结合实际调查，分析探讨了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方言特点、语法特征、来源及性质等，得出客家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单数的“领格”是实词语素的词汇合音形式，而不是“词形变化”和“内部曲折”。[83]
对湖南方言中代词进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建初、曾毓美和李蓝等。陈建初介绍了冷水江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代词系统，并以大量的例子论证了在具体使用时冷水江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语法功能。[84]此外，特别论述了冷水江方言中由指示代词参与构成的用来指称处所、时间、方式、程度的专用词。曾毓美借助文献与口语采集，讨论了湘潭方言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形式、作用等。[85]李蓝则通过介绍说明湖南城步的“青衣苗话”的音系、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总结出其音系可与汉语比较，人称代词也源自汉语，指示代词则保存着苗语的用法与特色。[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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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北方言中代词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有恒、程从荣等。陈有恒从蒲圻话中人称代词的声母、声调、变调和单复数等方面考察了湖北蒲圻话的人称代词。[87]程从荣则论述了浠水方言中家庭格人称代词入声调的由来、通格人称代词与家庭格人称代词的区别以及家庭格人称代词的具体使用方法。[88]
吴语中代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陈忠敏、方环海等。陈忠敏论述了吴语中的代词前缀应是“是”而非“自”，并对现今北部吴语中的代词前缀“是”的分布、保留样貌加以分析，总结出它们的一些特点。[89]关于“什么”一词的语源问题，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认为是“是物(勿)”，方环海作了补充说明，方氏通过对江苏省北部沭阳、东海、新沂等地区方言中疑问代词的考察发现，这些地区方言中有“是物(勿)”作疑问代词的现象，且认为“这一现象是保留了‘什么’一词的原始语源形式”[90]。
除了以上几个地区，还有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南方方言的代词研究成果，如研究江西方言的陈昌仪[91]、万波[92][注] 从形式、意义和用法等方面来说明江西安义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并就安义人称代词中声调感染作用、用声调区分单复数以及人称代词的本字等问题进行讨论。 等，研究浙江方言的孟守介[93]等，研究安徽方言的孟庆惠[94]等，研究广西方言的李连进[95][注] 根据实地调查，分桂南与桂北，初步描写了平话人称代词的单复数表现形式，并比较了桂南与桂北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的不同特点。 等，研究云南方言的李云兵[96]等。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的代词研究基本呈现全面开花的局面：无论是代词的整体研究，还是代词的个案研究，无论是代词的历时研究，还是代词的共时研究，无论是普通话代词的研究，还是各地区方言代词的研究，均在20世纪80年代代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正是汉语学界几代人的这种接力式的开拓努力，才使得汉语代词研究以傲人的姿态跨入新的世纪，并使新世纪的代词研究继续保持这种经久不衰的研究态势，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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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4-0145-14
[收稿日期] 2019-02-12
[作者简介] 曹炜(1963-)，男，江苏昆山人，汉语及汉语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汉语词汇学、语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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