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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界的一个热点所在，争论甚为激烈。笔者不吝浅陋，拟就此问题进行述评，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观点简述
（一）“九一八”说 中国抗战应以“九一八”为起点，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并已为较多人所接受的观点。理由有：①“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②“九一八”后，东北抗战、上海抗战、华北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③九一八事变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2]。④从战争性质上看，“九一八”后的抗战，属于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⑤从参战者和支持者看，“九一八”后的抗战，包括中央军、地方军、游击队和民众武装，带有全国的性质。[3]
（二）“一二·九”说 贾俊民等同志认为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4]。理由是：①“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虽开始上升，但到1935年华北事变前一直未能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同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仍是中国国内主要矛盾。②华北事变爆发标志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也就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主题。③一二·九运动是集中反映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
（三）“西安事变”说 黄爱军提出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5]。理由是：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项条件，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由“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化。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深入人心。
（四）“七七”说 董令仪等同志认为全面抗战应以七七事变为起点，这也是历年流行的传统说法。理由有：①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②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事实上的本质改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已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内容[6]。③七七事变大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7]。
（五）“八一三”说 周溯源提出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八一三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8]。理由是：①判断被侵略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的重要标志是执政党政府是否实行抗战。②日寇全面侵华野心的暴露有一个发展过程。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内阁才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实施全面侵华；同样，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全面侵华野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局面不能形成；七七事变后至八一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虽实行了口头抗战，但幻想妥协，抗战局面仍无法形成；八一三事变后，日寇侵华野心彻底暴露，使国民党政府从和平的幻梦中惊醒过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这标志国民党政府已真正下决心武力抗日，抗战局面也最终得以形成。
（六）“八一四”说 刘庆旻认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应以1937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的发表为标志[9]。理由有：①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中国并未出现全面抗战局面，并未实现主体抵抗。②所谓全面抗战应指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而《声明书》的发表，第一次明确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与决心。③《声明书》发表一星期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最后完成。④《声明书》表示了极大的抗日决心，国民党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的对日抵抗与妥协的分歧基本得到解决，抗日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
（七）“并存”说 王桧林认为“七七”和“九一八”两种起点说可以并存[10]。理由有：①抗战史有二层考察研究的范围：一是作为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即战争史、专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中国通史上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即抗日战争时期。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狭义与广义的关系，有区别但不矛盾、不排斥。②从专史的角度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直进行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一直持续不断。③从通史角度着眼，抗战应以七七事变为起点。因为七七事变以前的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内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并且这一阶段日本对华还没有采取一举灭亡中国的举措；此外国共两党政策重点都是对内；只有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进入抗战状态，抗战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
（八）“区别对待”说 吕梁等同志认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不能笼统地予以断定，而应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从“第二次中日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角度来看，抗战起点为九一八事变，但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角度来分析，抗战的起点应为七七事变[11]。理由是：①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部分抗日战事，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但只属于局部抗战，是全面性抗战的准备和前奏。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非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而是大体在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于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完成。③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民族奋起抗战，国民党政府也下定了抗战决心，并具体组织领导抗战。
（九）“对日宣战”说 徐公喜认为中国抗战开端的标志应是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2]。理由有：①划分历史时期应以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引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内涵与特征为标准和界标，两者缺一不可。②七七事变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③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表明中日间完全断绝了外交及其他关系，中日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中国社会也就具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内涵与特征。
（十）“不可定”论 王文泉认为中国何时实现了全面抗战，要作具体分析，很难以某年某月作出界定[13]。理由有：①全面抗战有二层含义，一是地域或空间范围上的全面抗战，二是政治意义上的全面抗战，全面抗战首先应是一个政治概念。②七七事变抗战只是地域上的全面抗战并未达到政治意义上的全面抗战。因为虽然当时参战的地域是全国性的，但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中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抗战，但这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且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情况有所区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和敌后战场是真正完全地实现了全面抗战；但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人民抗日活动处处受限制，抗战力量局限于单独依靠政府和军队，因此国统区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全面抗战。
二、成因浅析
（一）角度各异、标准不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按不同的标准来分析判断抗日战争的起点，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抗战起点问题的研究，传统观点都是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考察的角度，以“中日民族矛盾何时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为考察的标准。由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因此虽然考察的角度一样，但标准不一，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七七”说即为例证。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从另外一些新的角度，依据另外一些新的标准，对抗战起点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并形成一家或数家之言。王桧林从“专史和通史”的角度提出“并存”说；吕梁等同志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提出“区别对待”说；王文泉从“全面抗战的政治意义”角度，提出“不可定”论；徐公喜则依据新的标准提出“对日宣战”说。他认为划分历史时期应以“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引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内涵与特征为标准和界标，两者缺一不可”。笔者认为从新角度、新标准研究抗战起点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值得提倡的。
（二）概念分歧、不加分析 目前史学界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概念混淆不清，不加分析，这也是形成不同起点说的原因之一。
(1)“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专指一场战争，强调了战争的全过程，包括发生、发展和结束，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后者是一个时间概念，强调了战争的历史阶段，决定它的起点应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依据。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实则劳而无功。因为从“抗日战争”这个概念着眼，“七七”抗战不过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继续与扩大，因此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上限定在九一八事变更能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性，从这个意义讲，“九一八”起点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按照“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概念考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就全国来说它还是局部的，不能以此来决定当时全国历史时期的性质。它仍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只有在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上升为主要矛盾，以此为起点，“抗日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这样一分析，“七七”起点说也不无道理。因此笔者认为这两种起点说的出现，不存在孰对孰非的问题，原因在于具体所指的概念不一样，而研究者恰恰又忽略了这一个区别的存在，因此争议也就难免了。
(2)“抗战的起点”与“全面抗战的起点” 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两个概念属同一个范畴，二者实际上就是指同一个问题；因为习惯上人们在讨论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其内涵也就是指全面抗战的起点，二者是统一的。但是有一些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人为地将这两个概念分裂隔离开来，似乎中国有一个“抗日战争的起点”，还有一个“全面抗战的起点”，这样也就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多种起点说。他们认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以日本发动对华侵略为标志，对这一点的认识目前基本上一致，都认为是九一八事变；但在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问题上，由于各派研究者对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在认识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下文将要谈到），因此也就形成了多种起点说，如“九一八”说、“一二·九”说、“西安事变”说等等。其中“九一八”说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而人为地将争论复杂化。尽管笔者并不反对史学争论的存在，但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只能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
3.问题争议、难得统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起点问题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导致多种起点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1)中日民族矛盾何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对这个问题目前史学界争议最大，众说纷纭。“九一八”起点说认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就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而使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下降到从属的地位。“一二·九”起点说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范围仅限于东北四省，中日矛盾有所上升，但并不突出，直到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才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主题”。“七七”说则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由是：一方面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政策并非一举灭亡中国，而是激进的“蚕食”；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政府也认为日本不是最大威胁，中国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因此七七事变前中日双方形成了一种“默契”，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仍是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西安事变”说也提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上述四种观点哪种更有代表性，史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相信这种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演变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有个过程的，不能笼统地称某个时候民族矛盾就完全代替了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为如果照此理解，那么对甲午战后中日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及产生的一切矛盾将无法作出解释。
(2)全面抗战局面何时出现，对这个问题史学界也存在争议。“七七”说认为七七事变大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八一三”说认为国民党真正下定抗战决心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因此应以此作为全面抗战的开端。而“八一四”说则指出，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第一次以公文的形式表明政府抗战的态度和决心，因此以“八一四”作为全面抗战开端更为适宜。“不可定”论则指出，由于国民党始终未曾放弃反共立场，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尤其是在国统区，全面抗战局面一直到抗战结束都未曾形成。因此研究者指出，尽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中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抗战，但这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具体时间很难界定。
单纯就“全面抗战局面何时形成”这个问题而言，笔者比较趋同于“不可定论”的说法；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同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统一起来，笔者则比较赞同“八一四”说的观点。笔者认为，弄清“全面抗战局面到底何时形成”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此来断定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这个时间，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关系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两者间只是存在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同样的分析，对“中日民族矛盾何时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笔者也持此看法。
注释：
[1]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
[2]刘庭华：《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3期。
[3]卞直甫：《讨论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5期。
[4]贾俊民等：《抗日战争时期上限新探》，《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1期。
[5]黄爱军：《抗日战争的起点——西安事变》，《安徽党史研究》1993年4期。
[6]董令仪：《卢沟桥抗战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开端》，《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4期。
[7]杜绍敏等：《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北京师大学报》1987年4期。
[8]周溯源：《全国抗战应以“八·一三”事变为起点》，《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3期。
[9]刘庆旻：《中国全面抗战起点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3期。
[10]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史学史研究》1991年2期。
[11]吕梁等：《抗日战争史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概述》，《教学与研究》1990年1期。
[12]徐公喜：《抗战开端之我见》，《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1期。
[13]王文泉：《简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