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论文,居民收入论文,差别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原因分析
对于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原因，研究者们采用各种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寻求答案。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体制模式的双重过渡时期，因而造成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原因必然呈现为多角度、多方面的。但总体上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
1、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制约因素。陈宗胜(1991,2000)提出和讨论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指出在公有经济条件下，收入差别的长期趋势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规律性的变动。在低收入阶段，收入差别虽较大且变动不大；在中下收入阶段，收入差别较高且变动速度加快；在中上收入阶段，收入差别开始逐渐变小，变动速度相对缓慢。这一理论为从宏观上解释中国城镇收入差别的扩大趋势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它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正在从改革初期的低收入型过渡到中等偏下收入型，在此过程中即便不考虑体制改革因素，收入差别也应当处于一个快速扩大时期。
2、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影响因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一般被认为是导致城乡及农村收入差别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实等人把这种影响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过程在城镇内部表现为产业升级，而新兴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而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则是相对有限的，从而提高了技术人员的工资率，在收入分配上也就表现为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之间工资收入的差别。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使得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大了城镇内部技术职工和非技术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同时，农村劳动力对城镇非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这样城镇的失业率会由此上升，从而使城镇内部收入差别扩大。
3、作为发展因素的家户特征对收入差别的影响。陈宗胜等人还把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因素具体归纳为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两个大的方面，其中经济发展因素主要是从家户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体制改革因素则从收入来源角度进行分析）。家户特征包括就业人数、文化水平、行业结构、职务职称、年龄档次以及性别差别等。这些家户特征既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居民家庭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
1、收入差别阶梯型变异因素。在“倒U”理论的基础上需要引入体制变革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混合经济中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变量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趋势性，而且是光滑的、连续的，因而是沿着原有经济体制所制约的倒U曲线在线上的前后或上下运动，而体制变革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是跳跃的、非连续的，从而会产生一条更高的倒U曲线。当二者同时发挥作用，收入差别就会表现出阶梯型的变动轨迹（见图1所示）。我国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市场化程度正逐年加深，体制改革中的各种因素如制度变迁、资本积累、劳动供求、收入调节政策等都对人们的收入差别产生影响。应当说，阶梯型变异模型为从体制改革方面解释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跳跃式上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当然体制变动的具体原因还须细化。
2、非国有经济成份扩大的影响。在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下，非国有经济成份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收入差别的扩大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这一原因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图1 混合经济中收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
资料来源：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P29,2000年第1版，南开大学出版社
表1 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的分布（按五等分组，1996年6月30日）
城市家户按五等分户均金融资产（元）
占居民金融资产
组组序（从高到低）
总额的比重（%）
1（最高）
74359 48
2
35629 23
3
24786 16
4
13942 9
5（最低）
6192 4
资料来源：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李实等(1999)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们把非国有部门对城镇收入差别的影响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国有部门内部的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导的，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个人收入也不是单一地表现为工资形式，还包括资本收入、经营风险收入等，因而其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远远高于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就职于非国有部门职工的比例的增加也会带动城镇内部总体收入差别的扩大。
当然，也有些研究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7）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的货币工资差虽然很大，但如果考虑到国有单位职工尚未货币化的住房、医疗保险等各项福利待遇，以及在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作比较辛苦等因素，国有单位与其他非国有部门的实际收入差别并不象货币工资所反映的那样大。
3、财产积累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积累迅速增加，并且分布也极不均衡。陈宗胜在以天津市为例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分解后得出，1988-1995年间天津市城市居民各种收入的分配差别对总收入差别变动的贡献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力上升势头很猛，从0.3%提高到4.4%，增加了4个百分点。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也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快速积累，并开始向部分家庭集中。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则把居民的财产收入、补贴及自有住房租金估价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得出城市居民财产收入从1988年占个人收入的0.49%上升到1995年占个人收入的1.3%。除了公有住房改革一次性地将公有财产转化为个人财产，从而产生了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之外，其他形式的财产收入如利息、红利、租金等分布也极不均等。以金融资产为例（见表1），1996年6月末，按五等分组的2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金融资产为最低收入家庭户均金融资产的12倍。可见，财产分布的不平等对中国城镇收入差别的扩大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而由于财产积累具有“滚雪球”效应，所以它必将成为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4、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及人力资本的影响。很多研究者认为企业制度的改革也是导致城镇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之一。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认为企业制度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即收入决定机制的市场化引起了不同职工收入差别的扩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企业拥有了自主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权利，因而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如经营者年薪制、股票期权等新的激励制度得以切实发挥作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这使得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收入差别显著拉大。很多研究者开始把它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例如赖德胜等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逐年提高，并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将会日益显化，甚至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人力资本将是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的主要因素。教育收益率的提高使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别显著拉大，这是导致城镇收入差别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表2 中国城市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泰尔I(O)系数
资料来源：魏后凯：《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分解》，《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P66-73。
5、地区之间差别的影响。中国城镇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见表2）。城镇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急速扩大也是造成城镇总体收入差别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造成城镇地区间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不少学者从地理环境差异、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素质和改革开放力度等方面寻求解释。但近几年来逐渐取得认同的一点是，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别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开放力度的不同。1978年以后国家投资的重点逐步从中、西部移至东部沿海，到1990年在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中，沿海省区占49.3%，内地省区占43.2%，不分地区的占6.9%。连续多年的投资重点倾斜，使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又是一条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即先东后西，由沿海到内地的剃度开放发展模式，这使得先行地区获得了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运行机制双重的收益，相反中西部地区却间接受到一些损害（靳共元，1996）。这些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城镇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逐步扩大，进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别也随之扩大。
6、行业差别的影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探讨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研究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文献中，正如靳共元(1996)所指出的，行业收入差别的形成取决于行业脑力劳动程度、行业人均资产占有量、国家行业政策、行业产品或服务的短缺程度等多种因素。但归根结蒂还是因为行业市场化程度不够，而人为的垄断更造成某些行业的利润率居高不下，致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有增无减，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行业收入差别问题依赖于行业市场介入程度。国家体改委分配司“收入分配课题组”(1998)也认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产生于垄断，垄断排斥竞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些问题和单位凭借行业垄断构筑市场准入壁垒，造成企业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平等；二是某些部门和单位在吸纳就业方面采取垄断措施，造成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平等。在这些部门和单位，即使勤杂工的收入和待遇也很高，人工成本直线上升。行业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致使供职于不同行业的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不断扩大。
此外，还有一部分收入差别扩大则是由非法和非正常收入所引起的，很多研究者都对此给予了分析。赵人伟等(1999)也提出了体制变迁中的无序因素即寻租、内部人控制和垄断。张维达等人(1995)认为收入差别扩大的不合理因素有：市场发育不健全造成的过度投机炒作；非法经营、谋取暴利；分配秩序紊乱，滥用分配权；体制转轨中不平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由于非法和非正常收入所引起的收入差别扩大可能从数量上来看对全国收入差别的效应不是很大，但在政治上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不满效应却是巨大的。
二、关于缩小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对策的观点评述
（一）做大“蛋糕”，深化改革。多数研究者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是使收入差别合理化的根本途径。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指出，只有“蛋糕”做大了，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对于行业垄断问题，国家体改委分配司“收入分配课题组”指出，对新兴产业采取扶植和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但要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更不允许凭借行业垄断获得个人或集团额外收入。对于城镇地区间的收入差别，靳共元指出宏观调控部门要主动调整区域经济政策，要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明确各个区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目标，逐渐减少对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而对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则无疑也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别。
（二）增加就业，降低贫困。陈宗胜(1997)认为，在经济处于较快发展的时期，政府无须过多注意正常收入的相对差别扩大，在这个时期，收入差别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收入来源合理合法，即使差别扩大也是正常的。所以政策关注的焦点应当是两头，即消除非法收入和提升贫困阶层。在降低贫困方面，他认为通过增加就业来消除绝对贫困是首选的方法。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全面的信息服务消除失业与职位空缺共存的现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提供转业或再就业培训；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很多研究者都以此作为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的一条重要措施。例如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理顺分配关系“当前应以反贫困和调节高收入为重点”。在反贫困方面，他们提出推行和改进两条保障线制度，保障金应主要由各级地方财政负责；对老工业基地和贫困地区，可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程学斌也指出应当建立全国性的劳动保障系统，切实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线制度。健全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制度，对低于贫困线下的贫困者实行社会救济。
（四）理顺工资分配关系。理顺工资分配关系是使收入差别合理化的一条重要措施。例如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现利税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双挂钩办法。亏损企业要实行工资总额与减亏指数挂钩。对重点行业的工资收入实行监控制度，各种垄断性行业及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收入，都要纳入劳动部门统一管理。在机关事业单位，推进“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发放规范化”的改革进程，疏通合理的工资增长渠道。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发放的工资外收入，要查清渠道，分别治理。保留保护合理、合法收入，整顿取消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清理“小金库”。
（五）健全税收调节机制。税收是调节高收入的一种有力手段，所以在诸多研究者的政策建议中，把税收调节提到很重要的高度。国家体改委分配司“收入分配课题组”指出，当前应建立和完善对高收入者在收入、消费、财产诸方面进行全面有效的税收调节机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探索在消费、财产等环节开征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的问题。比如，对只有高收入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或高档消费品，要开征特种消费税；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开征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可以看出，其中某些建议已经被采纳，如利息税的开征政策。
（六）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能仅以非法和非正常收入为统计对象而画出洛伦兹曲线的话，那么基尼系数大概不会低于0.9（纪玉山，1996）。因此，研究者们普遍主张要坚决打击、严格限制非正常收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机制，依靠法律解决非正常性收入所形成的两极分化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获利者，彻底消灭各种“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