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五个视角
金灿荣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过去的世界格局也正在转型，而新秩序和新格局目前尚未形成。面对此番“大变局”，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轻易选择逃避，也没有哪个大国可以单独面对。人类必须要有前瞻认识和对策调整。深刻洞察“百年大变局”，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其走向，并做出合理的应对之策。解析“百年大变局”的量变与质变，可以从以下五个视角展开。
第一，世界权力重心正在东移，旧的国际秩序已表现出衰弱甚至瓦解迹象。过去五百年，随着西方率先进行几次“工业革命”，西方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奠定的国际秩序也就有了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不啻是西方列强在争夺国际空间。二战后，亚洲国家日本虽然实现经济腾飞，但也只是自觉成为西方一部分而已。然而，近年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国家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有些学者更直接将这一进程称为世界“权力重心”东移。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仍将迅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3. 《陆游年谱》(于北山著)，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曾幾为礼部侍郎，有贺启。八月，王师心来为绍兴守，对务观颇加礼遇，陈棠由山阴应召赴临安，赋诗送之，……。冬季，始出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簿。”⑤
二战结束以来，在美国主导下，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主要依托构建起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辅之以北约为依托的安全盟约体系，这一套被称为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秩序。体系中的后来者，即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处于体系边缘，而且基本上缺失话语权。这也是为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强调“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原因。现在，随着东西方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平衡，原先国际秩序已经表现出衰弱甚至瓦解的迹象。然而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当前提到“推动新国际秩序”时，“喊声最高”的并非新兴工业国家，而是“因为权力重心东移而产生强烈不安全感”的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不断“退群”，美国先后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及“美俄中导条约”等，甚至还提到要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特朗普一系列举动给未来世界秩序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2.注重战略实践与组织机构创新相匹配。企业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竞争，过时的经验和技术是不够的，核心就是要创新。企业战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都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必然会引发变革。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组织机构根据环境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活动，特别是技术创新活动，学习先进的新技术、新知识，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最终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变化的环境中抓住机遇。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战略及组织机构三者是相互影响的，需要由组织机构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等实践将战略落实到位，匹配企业战略的创新，提高战略变革的附加值。
坦率而言，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强调资本效率，很容易导致财富累积、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物质财富增加，这些是其优势所在。然而，这样的道路也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全球产业分布严重不均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发言权的日益丧失。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普遍较高，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又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类似于眼下英国国内“脱欧”争议和法国日益暴力的“黄马甲抗议”，这些都说明了社会共识度在不断降低。而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却依然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道路”的政府主导、稳定高效、确保社会最低保障、大力开展一系列民生工程建设等，均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道路”以尊重各国国情为前提，强调多样化发展道路，不干涉别国内政，强调互利共赢，这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的选择。正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并没有赶上前三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进步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恶补以前的作业”。然而今天，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正在悄悄地不断追赶，甚至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警觉。2018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以及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的打压，背后体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高新产业界的“围堵”。美国要求其盟国，先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下来是欧盟各国表态“不使用华为的5G技术及其产品”，招致越来越多的抵制。多数欧洲国家正如2019年3月德国外长马斯的态度，“德国拒绝他人干涉德国内政，德国将自主做出决定”。此外，美国针对中美两国科技人才交流设限越来越多，将来不能排除美国针对中国进行所谓“科技冷战”。总之，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并不占优，各个国家处于更加平等的竞争态势，中国获得上风的可能性在增大。
最终，全部渔具均被收缴。“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在巡视中经常会有人犯险偷偷捕鱼，每天都会有小摩擦。”提起这件事情，周家喜笑笑说，这些人都是以前和他一起捕鱼的伙伴和朋友，但是身为巡护员，他有他的职责。
第四，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前所未有，而新的秩序、制度、伦理和规范尚未建立起来。网络是新生事物。全球互联网的开通不光实现了好似“天涯若比邻”一般的通讯便捷，还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实现物联网，所以说，人类生活圈的物理边界在不断扩大。然而，网络时代也有其负面性，不光是民众的各项隐私容易受到威胁，甚至于危害社会安全和民众健康的“恶力量”也会利用网络发展壮大自己。譬如，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会很快扩散，甚至恐怖分子会利用网络传递“恐怖袭击”的相关情报。更有甚者，在2019年3月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极端种族主义者竟然通过脸书等网络社交工具进行直播。事件后，人们纷纷质疑网络平台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规范问题。此外，最新的科技发展也在拷问科技伦理的规范和科学实践的边界。譬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否突破了学术道德伦理底线，未来机器人是否会衍化出独立智能，一些国家妄图将外太空军事化是否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军备竞赛等等，这些挑战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在不断膨胀、跨越国界，表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
第二，西方国家随着当前陷入一系列问题和目睹新兴工业国家不断崛起，针对现代化道路出现了多样化选择。西方发展道路有其典型的历史路径。各国在历经与保守王权的斗争之后，一方面推崇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随后几百年，在西方已占据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只能收获不公平和不合理，甚至西方资本力量对发展中国家内政肆意干预还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而是成为资本控制下的附庸。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有机会，中国当然也在力争占领制高点。回顾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带来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哪一国抓住了机会，哪一国就在世界产业链中居于顶端。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大力推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也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经济基础。19世纪中后期，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欧美各国国力大增，纷纷加快对外扩张步伐。20世纪40、50年代，在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展示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应用能力，引领世界产业潮流。今天，包括人工智能、3D打印、5G、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正向人类走来。这次“工业革命”极有可能将过去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打乱重组，因此各国争夺高科技革命制高点的竞争将异常激烈。
第五，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多边主义”。然而，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倾向却有增无减，这将加剧人类已经面临的各种危机。过去几百年来，发达国家应对各种危机的方式常常是以邻为壑，通过转嫁危机来躲避危机，或是推行“炮舰外交”，强迫别国“吸纳”危机。不得不说，发达国家的“零和博弈”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当前，关于“挑战国”与“守成国”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大行其道，仿佛国际社会的明天“注定是悲剧”，这说明了美国的知识困境和理论困境。
试验草鱼购于武汉市柏泉农场草鱼养殖基地，并在武汉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的养殖基地中完成养殖试验。试验分为三个组（阳性对照组、阴性对照组及CLA组），其中阳性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用对照组饲料投喂，CLA组草鱼使用试验组饲料喂养，将试验鱼养殖在网箱中，每个网箱随机分配30尾草鱼（7 g/尾左右），每个试验组有三个重复，共计9个网箱。养殖周期为35 d，养殖周期内，水温为25～30℃，pH值约为8，溶氧约为7.7 mg/l。
针对全球各地问题频出，中国积极倡议各国应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也是人类未来走向光明前景的重要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不仅有可能避免某些国家“单边优先”的狭隘民族主义，还可以使得国际社会走出国家间军备竞赛和恶性竞争加剧的悲剧。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必须直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就是重视周边发展的产物。自提出至今近六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区域共同发展，所以受到沿线各国普遍欢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愿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拥抱“多边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中国理念引领国际合作的新态势。
总之，今天的世界正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新变量的出现正在加速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领导人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世界舞台上不论是“黑天鹅”现象还是“灰犀牛”现象，人类社会目前的相关研究是严重不足的。虽然有些全球性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普遍关注，但在处理应对方面各国仍未达成共识。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国际上的认知分歧就十分严重，遑论统一应对。
就中国而言，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因此说，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当前国际环境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应当充分抓住当前战略机遇期，尽快完成本国经济结构改革，做好国内外自己分内的事情，力所能及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引领“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推进。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李 冰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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