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学、现代化及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儒学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B2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11-0054-05
国内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视野正在不同方面得以拓展，这表现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进行种种阐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展开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本文就此方面的研究作以下评述。
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具有某种契合性，这引起了论者们的关注和探讨。其中，尤其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同异关系，以及对此应该采取的态度所作的讨论，更为引人注目。
在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同异比较方面，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之间的相通之处表现为：第一，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启蒙理性，弃置境式哲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主客二分，寻求人与世界和谐的理论意向，与现代新儒学之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有某种契合；第二，在对待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态度上，它们都力图批判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保持着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但是，二者在哲学取向上具有重大差异：首先，后现代主义力图摧毁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否定作为世界本体存在的终极实在，放逐永恒精神家园的追求；而现代新儒学的意旨则在于，通过显发精神实体“仁心”和“仁性”的现代意义，为现代人类确立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源。其次，后现代主义在弃置本质主义的同时，也弃置现代知识论哲学，否定主客二元对立，否定再现外界本质的客观性，把科学只看作是主体间的协同性，真理只是适合人们相信的东西，因此，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不再需要，后现代文化力图走向人与自然交融为一的内在性；而现代新儒学则试图在缺乏认识论传统的背景下，在以天人合一、主客冥合的境界中，建构以主客对置为基本特质的现代认识论，使德性与理性相联盟，最终达到和理性主义主导的科学民主的现代文明世界相衔接。就上述而言，后现代主义所要弃置的，正是现代新儒学所要建立的。
也有论者具体分析了二者在同中包含的不同，指出现代新儒学有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及西方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价值，并努力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同现代化的契合与一致；二是关注西方工业文明或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强调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方的技术理性和主体精神，以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前者的取向重在儒家哲学的重构，后者的取向则重在儒家哲学的复兴。在当代背景下，后一种文化信念呈现出了加强的趋势。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致力于否定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和负面效应，颠覆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主义精神。这种价值取向虽然与上述新儒学的后一种价值取向之间有着契合之处，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现代新儒学所固守的儒家文化精神在本质上依然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二者在文明发展时代存在极大落差。
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回应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在西方人痛感主客二分的发展导致人与自然分裂以及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进而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的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必须继承并弘扬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中国当代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和主体性原则，惟此才能推动科学思维和民主意识的发展。这是首要的。其次，后现代主义反普遍性、反整体性、维护差异性、否定终极真理和超验性，倡扬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的反传统精神，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精神，应把前者引入后者，以克服传统文化对个性和人欲的压制，冲破天理观、天道观的束缚。不过，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理性，否定主体性、普遍性，否定超验性和确定性的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既要在某些方面与之联盟，又不能全盘照搬。中国哲学的发展前途应该是既要召唤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发展科学、发扬民主，又要超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交融的高远的自由境界。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代新儒学的目标是进入启蒙理性的现代框架，它与近代主体哲学相结合，将本是主观历程的修养功夫放入主体哲学的架构之中，得以理性地验证或完成。如唐君毅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方法，把人生种种现象视为一精神本体“仁心”的实现过程。牟宗三则依康德的知识论来讲“认识心”，再由道德主体的建立达到形而上本体。这种以道德自我和道德主体为核心的思想，在文化上强调人文主义，将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套在中国哲学上，结果把中国哲学放入了启蒙运动的框框中，这在现代世界是适宜的。然而，后现代主义则要由现代启蒙理性进入后现代观念，破除人性、人的主体性以至否定启蒙运动，与现代新儒学已很少有共同语言。现代新儒学已难再称“新”，若不被时代所遗弃，就需要重整中国哲学的基本预设，摆脱启蒙时代人文主义和主体哲学的框架，从起点上摧毁主客对峙的假设，由宇宙全体角度给人定位，通过一种全盘自省和解构以确立“后新儒学”，来回应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
可以说，上面这种观点立足于当代视野回审现代新儒学，其见解是前卫的。但同时也应指出，这种思考显然是依据西方挑战一中国回应的模式进行的，难免带有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味道。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即现代新儒学是否能成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表现形态，如果不能，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通过否定现代思维模式去回应后现代也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从总体上看，论者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的理解有异有同，同在肯定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某种一致性，即它们都力图批判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谋求主客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异在理解现代新儒学之精神的时代属性时有根本区别：或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纳入启蒙运动的框架中，它所建立的是以人的理性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精神；或认为，现代新儒学从根本上说，无论如何也是固守着一种前现代文化精神，即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或认为，现代新儒学在整体价值系统上还有前现代的痕迹，但又具有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意蕴。由于诸多理解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如何确定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传入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某种挑战性。那么，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就成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探讨，视角不一、观点有异，发人深思。
有论者以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结合为切入点，来探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基本看法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的对接，将有可能消解并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以至干扰或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后果。这是因为，中国当下迫切需要实现的是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需要确立的是以技术理性和人本主义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而现代新儒学代表的是前现代文化精神，它所塑造的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行为模式，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创造本性格格不入，正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障碍。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工业文明和现代性在西方经过高度发展以至出现弊端和危机，而试图超越之的产物。二者的对接势必使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在中国未经充分发展，便过早地展开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中国在现代化发展尺度上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断送现代化的前程。因此，从总体上讲，不能接受和高扬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这两种文化精神，必须把现代文化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
还有论者在剖析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消极影响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既与文化自由主义联姻，又与文化保守主义联姻，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面加击和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消解。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的否定之否定，仿佛回到传统和前现代的出发点，导致强化后现代和传统文化意识，淡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拓展。文化保守主义侈谈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辅助作用，以至造成“主体错置”和“价值迷失”。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远未完成，国人的科学、理性等现代素养仍很欠缺，在这种现实情境中决不能侈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中国的文化处境决定了，在西方已经过时、应当成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在中国却正是需要追求、倡扬的东西。因此，如果在前现代文明处境中的中国去拥抱后现代主义，则不仅误读了当代历史和文化现状，而且也不会使我们得到超越于现代化、优越于现代化的东西，而只会引领我们走上文明的歧途。
对此，另有一些论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用前现代和后现代来简单判分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是不合适的，把二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仅仅归结为从前现代和后现代出发去消解现代性，也是不合实际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现代思潮，虽然还有一定的前现代性，但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为谋求更健全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也并非只有批判现代性的一面，它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继承了现代化的成就与问题。因此，不能认为现代性已经是一个完备而封闭的价值系统，而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只有按照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来重建，而不是消解或拒斥现代性。事实上，这种单方面注重外在重建的文化路向，并非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西方已开始反省自身现代化的缺失而更注重价值安顿的今天，我们为何不能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避免其走过的弯路，并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资源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呢？
也有论者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或中心文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对此也应抱持一种审视乃至警惕的态度。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作为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作为一种秉持多元化的知识态度，作为一种挑战主流文化的边缘话语，自始就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一种警示或启示作用。此外，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但同样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东方第三世界，因此，它可以成为东方第三世界国家批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策略。
上述可见，对于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以及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的看法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笔者看来，消极论者似乎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效应。从理论上说，在现代主义精神已出现弊端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又获得了一种新的思维起点或思维视野，它可以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的得失为参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对接所产生的也并不一定只是消极的后果，也有可能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之长，避西方现代主义之短，从而成就更健全的现代化事业。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一面，也应予以充分关注，对于中国需要建构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依然是现代性精神，无疑也是要明确肯定的。从实践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奋力推进，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无论其积极面还是消极面，也许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产生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的现代化主流之间，毕竟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哲学
探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马克思研究中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方向、新视角，虽然刚刚开始，却很值得关注。因为，这对于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汲取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具有建设性意义。
有论者指出，马克思哲学活跃在后现代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代名词。因此，当后现代主义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在后现代语境中凸现出来。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到其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给予充分重视。在后现代语境之中，向来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忽略、抑制乃至遗忘的部分，如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存在论意义等，得到了彰显。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也批评马克思哲学虽然具有怀疑和批判精神，却又被共产党人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难逃保守和封闭的命运。不仅如此，马克思哲学虽然倡导实践的首要性、人的现实性和生活的多元化，但其阶级斗争学说和人性解放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因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虽然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又过于迷恋和依赖作为认识范式的结构，以至甚少涉猎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由此论者认为，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片断而非整体。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统一。
在论者看来，不仅马克思哲学活跃在后现代语境中，而且后现代意蕴也包含在马克思哲学中。例如马克思对后现代主义所谓“元叙事”，即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亦即对现代性及其负面效应的批判，都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一致性。不过，马克思视野中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后现代存在着重大差异。后现代主义在消解种种二元对峙时，旨趣偏重于非基础性、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肯定的只是片断的、无深度的、不确定的生活模式的意义和价值。而马克思哲学中的后现代，既表征着一种对现代神话进行质疑和解构的知识态度，又表征着一种我们这个时代据以生存并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境遇。同时，虽然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哲学都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进行批判，但前者着眼于微观分析，后者着眼于宏观批判；前者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后者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
论者认为，由于二者都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进行批判，因而双方在当代得以相遇。这种相遇在理论上值得注意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和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关于人在实践中自在自然变为人化自然与自然对人的报复、人应按照内在和外在之双重尺度改造自然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批判人的异化，提出“人的终结”，要求重新反思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思想；又如马克思在剖析西方社会、研究世界历史以及探讨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普适性、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普适性、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适性的解构以及对西方经济和政治霸权的解构，一句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与后殖民主义对于伴随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扩张，而在文化层面上形成的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的解构之间具有共识。当然二者关注的重心不同，前者关注西方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实际消除，后者关注西方文化霸权在语言上的解码。
通过探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论者的结论是，我们由此发现了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竟有许多成分长期以来游离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异质成分”往往又契合着当代社会问题，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因此，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和当代发展，就必须关注并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些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异质成分”。
应该说，上述研究颇富创新意义，一方面，它使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免于奢侈的贵族话语而更富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生长点。事实上，只有站在时代及其理论的前沿，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回视马克思，才能发现和发展当代的马克思。同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关系的探讨，也可以促使我们去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进而在新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下，去更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1999-09-02
标签：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儒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