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及其对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东北地区跨区域与区域内流动人口的比较
张幸福1，2，王晓峰1
（1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长春130012；2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30）
摘 要： 东北地区跨区域与区域内两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选择均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户口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同因素对不同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性别仅对区域内流动人口有显著影响，流动范围与自雇就业选择呈反向变动、与受雇就业呈同向变动。同时，因为流入地的融入成本和流出地存在地缘情结，无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流动人口，自雇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均强于受雇者，但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要滞后于融入能力，且自雇就业者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可能性更大，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要弱于非农流动人口。
关键词： 流动人口；就业身份；城市融入；东北地区；受雇就业；自雇就业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就业驱动型人口流动。而流动人口选择受雇就业还是自雇就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是人口学因素。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更多的歧视，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工时灵活的自雇就业[1]。年龄与自我雇佣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2]。年龄越大，个体的风险偏好越低，选择进入自雇就业的概率也就越小[3]。与未婚者相比，已婚者承担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更可能得到家庭的情感支持，因此更有可能自雇就业[4]。二是人力资本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工作技能等方面的限制，移民往往无法跨越主要劳动力市场受雇就业的门槛，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收入部门或选择自雇就业[5]。而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有更多的选择，但自雇就业的机会成本也增大了，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而会阻碍他们自我雇佣[6]。工作经验是专用于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有助于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物质或非物质方面的激励，从而降低个体自雇的概率；但另一方面，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劳动者自我雇佣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个体选择自雇就业[7]。总体上看，人力资本对就业身份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8]。三是家庭禀赋条件。家庭可以为自雇者提供物质资本、技术、经验以及情感支持等，有助于自雇就业[9]。家庭财富与自我雇佣的概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四是宏观经济环境与制度因素。经济结构、经济周期、技术变迁、产业集中度、产业布局、税收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受雇率和自雇率的构成发生消长变化。总体上看，经济发达国家的自雇率低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发达阶段的自雇率低于经济不发达阶段[11]。五是迁移流动理论认为，流动范围对人口素质具有选择作用，流动范围越大，流动者素质越高，从而影响就业决策。杨肖丽、景再芳的研究认为，随着农民工的就业身份由自营劳动者（力工/零工）到雇员（销售服务人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再到雇主（私营）依次上升，流动范围会显著扩大[12]。
受雇就业和自雇就业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效果。学者们通过对农民工/移民的就业身份研究发现，受雇者就业更稳定、社会保障更全面、社会声望更高，但月平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低于自雇者[13]。而自雇者存在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娱乐时间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但收入一般较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14]。但是这种较高收入是延长时间工作的结果，其平均小时工资可能还要低于受雇者，这种自雇就业是在无法获得受雇就业时的一种替代选择[15]。
融入城市是许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就业后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定位。然而，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与本地市民相比，既有户籍类型“城乡差分”（农村与城镇）的乡—城流动人口，又有户籍地“内外有别”（本地与外地）的城—城流动人口。一方面，尽管城—城流动人口也属于外来人，但其个人发展能力、城镇户籍及其衍生因素使其在流入地比乡—城流动人口在经济生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城—城流动人口相对于流入地居民而言也是外来人，流入地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同样使他们面临融入的问题。从融入情况看，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很好，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较差[16]。流动人口也是一个就业身份分化的群体。自雇者和受雇者由于不同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差异，导致其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也不相同。朱志胜认为，与受雇就业农民工相比，自雇就业农民工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同时，他们也更有可能做出实际的城市融入行为，但在地理位置上，更多的是计划或已经在老家所在的城镇购房，而并非当前就业所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农民工想要实现城市融入需要承担的成本依然较大[17]。
3.调——调整布置方式，变被动为主动。过去的课堂作业多为教师布置什么，学生就做什么。教师对课堂作业的数量、难度以及完成的形式，有着决定权，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我尝试让学生对自己的课堂作业进行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解答，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动者、探索者。
以上研究详细探讨了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就业身份的经济社会后果以及不同就业身份、不同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而针对包含非农业户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东北地区① 本文中“东北地区”特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下滑、现代农业发展以及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和城镇剩余劳动力均大规模外流，而且，流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占比较高。2015年，占比高达约3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7倍。② 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本文的非农业流动人口包含非农业转居民，农业流动人口包含农业转居民。 另外，现有文献针对流动范围与就业身份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显薄弱，那么，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是否有差异?流动范围本身对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是否有影响?哪种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实现城市融入?在什么地方更易实现城市融入?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为政府促进流动人口就业创业、支持和引导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市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研究使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就业身份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为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户籍类型、家庭禀赋条件四类。同时，加入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对数来考察家庭财富对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
三、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了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抽样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样本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就业身份分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四类。本研究选取户口为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根据流动的区域划分为跨区域流动人口即流出东北地区的人口和区域内即在东北地区内流动的人口两部分。剔除就业身份为“其他”的样本，③ “其他”在问卷中是指除雇员、雇主和自营劳动者以外的其他就业身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且其他就业身份样本量较少，不足以支撑本文研究，故删除相应样本。 共得到11952个样本。其中，跨区域流动3443人，占比28.81%；区域内流动人口8509，占比71.19%。
采用上述开发模型，既实现了视图层、控制层与模型层的分离，又实现了业务逻辑层与持久层的分离。这样无论前端如何变化，模型层只需很少的改动，并且数据库的变化也不会对前端有所影响，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复用性。不同层之间耦合度小，有利于团队成员并行工作，大大提高了开发效率。
（二）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比较
2.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比较
社会治理在乡镇土地管理中的运用（李昊 ） ..................................................................................................2-31
观察组采用早期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通过头颅CT确定穿刺点、穿刺方法及穿刺深度，患者局部麻醉之后以血肿中心作为靶点，在电钻驱动下将穿刺针穿透颅骨及硬脑膜，然后使用内置硬导丝、带刻度的引流管穿刺至血肿腔，并将硬导丝拔出，引流血肿腔内液态部分，在无液态流出后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取30 000 U尿激酶注入血肿腔内，夹闭3 h然后持续引流。术后每日CT检查颅内情况，可反复注入同剂量尿激酶，在血肿清除90%以上时治疗完成。
瓦格纳作为格鲁克的绝对追随者，他同样认为戏剧大于音乐，音乐是为戏剧服务的，正是这种回归早期的歌剧特点成就了他的“乐剧”，使他长期活跃在19世纪欧洲歌剧的舞台上。
表1 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Exp（B）
从人力资本因素看，初中、高中/中专受教育水平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有正向影响，但仅有初中受教育水平对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大学专科及以上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均具有负向影响。教育具有“羊皮纸效应”，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位和经济回报，同时还会增大由受雇向自雇就业身份转换的机会成本。工作经验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通过学缘所积累起来的专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通过由雇员到雇主的就业身份转换、实现经济向上流动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
比较表1中模型1和模型2，从人口学因素看，性别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的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都不显著，这是符合预期的。“雇主”属于发展型自雇，主要和人的经营管理能力有关，和体力的关系不密切。而男性相对于女性主要是体能方面的优势，因此，性别的影响不显著是合理的。年龄对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年龄平方项影响为负，说明影响是非线性的，即呈倒“U”型关系。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小者劳动技能、社会经验不足，年龄较大者由于精力限制加之风险厌恶效应，从而更不可能成为雇主，而中年人更具有选择雇主身份所需要的技能和资本优势以及较强的企业家精神。但年龄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有配偶对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从户籍类型看，非农业户口对区域内流动人口选择雇主身份的影响显著为正，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受教育程度及经营管理能力较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在流动范围较小的区域内更可能获得发展型自雇的机会。非农业户口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从家庭因素看，家庭月均收入的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选择雇主的可能性分别为原来的3.37和5.71倍。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是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3人及以上家庭规模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有正向影响，表明较大的家庭规模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支持。2人及以上家庭规模对区域内流动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发展型自雇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有较高的要求，仅有简单劳动力是不够的。
1.雇主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比较
比较表1中模型3和模型4，从人口学因素看，区域内男性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身份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15倍，而性别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身份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与Carr的研究结果不一致[1]，这或许与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全国最低、女性照料家庭的负担较轻有关。
年龄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都具有正向影响，且年龄平方项系数均为负，说明影响是非线性的，即呈倒“U”型关系，与宁光杰和Kidd的研究结果一致[2，3]。有配偶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与Borjas的研究结果一致[4]。
表2 不同流动范围对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Exp（B）
从人力资本因素看，初中和高中/中专受教育水平对跨区域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身份均有正向影响，但高中/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初中和高中/中专受教育水平对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区域内中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雇员身份。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身份选择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有更高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受雇就业。工作经验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的正向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燕麦种质资源引进与主要农艺性状比较研究………………………………………… 赵彦慧，王照兰，杜建材，刘佳月，李景环（1）
（四）强化委托执法保障。一是区（县）政府及各委托执法单位、受委托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行政委托执法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解决委托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各受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和“一岗双责”要求，分别落实责任领导和具体执法单位，确保委托执法工作有人管、有单位抓，做到责任落实、任务落实。三是区（县）政府要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委托执法工作所需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大财政经费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委托执法的办公、办案环境和条件，确保委托执法工作正常开展。同时，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委托执法经费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从户籍类型看，非农业户口对跨区域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有负向影响，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选择自营的可能性是农业户口的0.83倍，这表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不太可能选择自营就业。非农业户口对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从家庭因素看，家庭月均收入的对数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家庭财富均会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从事自营劳动提供经济支持，或者说家庭财富可以为流动人口抵御自营劳动行为带来的经营风险，与Blumberg，Pfann的研究结论一致[10]。家庭规模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成员对流动人口从事自营劳动能够给予更多的帮扶和支持。
（三）流动范围对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
1.基本估计结果
目前，很多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却在流出地的中小城市购房置业，但又不在流出地生活，而主要将其作为自己养老的归宿。因此，考察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问题，能较好地反映流动人口的有效城市融入意愿，即较高融入能力约束下的城市融入意愿。本部分从上述11952个样本中选择仅在各省（区、市）省会城市及五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就业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共筛选出7007个样本，占全部样本的58.63%。其中，跨区域流动的占29.11%，区域内流动的占70.89%。
2.稳健性检验
以上运用跨区域和区域内的比较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不同的流动范围?我们通过将流动范围进一步细分为跨区域流动（流出东北地区）、区域内跨省流动（东北三省之间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来进行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把流动范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省内流动作为参照变量，赋值为：跨区域（2）＝1，区域内跨省＝2，省内＝0。控制变量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户籍类型、家庭禀赋条件的处理与模型1～4相同。结果表明，流动范围越大越不利于自雇就业，跨区域和区域内跨省流动人口选择雇主可能性分别是省内流动人口的0.65和0.69倍、选择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分别是省内流动人口的0.83和0.84倍（表2模型7、模型8）。从跨区域流动、区域内跨省流动的数值看，呈现出流动范围越大越不倾向于自雇就业的特征，这说明流动范围对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是稳健的。
（2）硬度检测 对剥落块从表面到内部检测，为减小测量误差，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每个区域测量5点。该支承辊低倍试片从原始工作表面到剥落断口面最大距离约70mm，将低倍试片放置在洛氏硬度计上进行硬度检测，检测位置沿着图4硬度检测线所示，同时将洛氏硬度检测结果查表转化为肖氏硬度，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四、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为了考察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流动范围对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影响，我们将跨区域和区域内的样本合并在一起，把流动范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区域内流动作为参照变量，流动范围赋值为：跨区域（1）① 为了和下面细分的流动范围区别，这里的跨区域流动用“跨区域（1）”表示，细分组的用“跨区域（2）”表示。 ＝1，区域内＝0。 控制变量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户籍类型、家庭禀赋条件的处理与模型1～4相同。结果表明，跨区域流动不利于自雇就业，跨区域流动人口选择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身份的可能性分别是区域内流动人口的0.71和0.86倍（表2模型5、模型6）。
城市融入可以用城市融入意愿和城市融入能力两个指标来进行测量。城市融入意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反映，“打算”表示有城市融入意愿，赋值为1，将“不打算”和“没想好”赋值为0。城市融入能力在本研究中指跨越城市融入门槛的经济承担能力[18－19]，城市融入能力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年均收入水平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表示。比值大于等于1，表示有城市融入能力、赋值为1，小于1表示缺乏城市融入能力、赋值为0。就业身份、户籍类型和住房支出为主要解释变量，人口学因素、人力资本水平为控制变量。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表3中模型13、15的结果表明，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是雇员的1.76和1.18倍。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7.51和2.13倍。这表明，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都高于雇员，流动人口中自雇就业者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较大。从户籍类型的影响看，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及融入能力和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就近融入的意愿和能力较强，而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就近融入的意愿较弱。
表3中模型9、11的结果表明，雇主的城市融入意愿是雇员的1.77倍，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与雇员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8.54和2.35倍。这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都高于雇员，是城市融入政策最应该关注的群体。而自营劳动者城市融入意愿滞后于城市融入能力，说明其对城市的认同度较低，仍把自己看作城市的“无根”人群，也反映出城市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文化差异等方面对自营劳动者城市融入的不利影响。从户籍类型的影响看，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都高于农业户口流动人口。
新课标改革后，高中教育重视思维品质的培养，在高中地理学习中，无论是学业水平考试还是高考，都有较多的考查学生地理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包括学生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跟分析能力和地理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在高考考核要求“认证和探讨地理问题”方面，明确要求学生“能够发现或提出科学的、具有创新意识的地理问题；能够提出必要的论据来认证和解决地理问题；能够用科学的语言、正确的逻辑关系，表达出论证和解决地理问题的过程与结果；能够运用正确的地理观念，探讨、评价现实中的地理问题。”因此，掌握正确的地理逻辑思维能力是对高中学生的一项必备的能力要求。
在表3中基准模型9、11、13、15的基础上，模型 10、12、14、16加入住房支出变量（以 500元以下为参照，下同），与基准模型相比，新模型的伪R方在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增强。表3中模型10、12的结果表明，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雇主、自营劳动者和非农业户口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的影响在减弱，这表明忽略住房支出变量会高估上述变量对跨区域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影响。表3中模型14、16的结果表明，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雇主、自营劳动者和非农业户口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影响在减弱，这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但是，自营劳动者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在增强，这可能是因为区域内自营劳动者本身有较强的就近融入城市的意愿，相对于受雇者较强的住房支出能力会正向影响其城市融入意愿。
把跨区域和区域内数据合并在一起来考察流动范围、就业身份、户籍类型和住房支出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流动范围的处理与表2中模型5—8相同，就业身份、户籍类型与控制变量的处理与表1中模型1～4相同，住房支出变量的处理同表3中模型10。
表3 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Exp（B）
表4中模型17、18的结果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仅为区域内流动人口的0.69倍，城市融入能力仅为区域内流动人口的0.43倍，表明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小；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是雇员的1.74和1.15倍，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7.65和2.16倍。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是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1.164倍，城市融入能力是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1.153倍。
在表4基准模型17、19的基础上，模型18、20加入住房支出变量，与基准模型相比，新模型的伪R方在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增强。更深入地分析，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跨区域流动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在减弱，这表明住房支出会抑制跨区域流动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雇主、自营劳动者和非农业户口变量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影响与表3模型14、16 一致。
表4 流动范围、就业身份、户口和住房支出对城市融入的影响：Exp（B）
表4中模型21、23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仅为省内流动人口的0.72倍，城市融入能力为省内流动人口的0.41倍，与模型17、19的结论一致；区域内跨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为省内流动的1.23倍，城市融入能力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这是符合预期的。这是因为区域内跨省流动人口的素质可能更高，文化融入的障碍较小，从而有更强的融入意愿，但是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区省内流动人口差别较小，因此，融入能力的差别统计上不显著；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是雇员的1.76和1.16倍，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7.63和2.15倍。结合上文的分析，流动范围有可能是通过影响就业身份选择决策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是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1.153倍，城市融入能力是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1.240倍，这是符合常理的。
在表4基准模型21、23的基础上，模型22、24加入住房支出变量，与基准模型相比，新模型的伪R方在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增强。比较模型21和模型22、模型23和模型24，在控制住房支出变量后，跨区域流动、区域内跨省流动、雇主、非农业户口等变量的城市融入能力风险发生比变化方向与模型18和模型20相同。这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就业身份和流动范围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主要有七点研究结论：第一，流动范围对自雇就业身份选择决策有负向影响。跨区域流动人口倾向于受雇就业，区域内流动人口则更倾向于自雇就业。第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对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工作经验的影响不显著。第三，性别仅对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就业身份选择决策有正向影响。年龄与跨区域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以及区域内自雇身份选择均呈倒“U”型分布。有配偶对跨区域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以及区域内自雇身份选择决策均有正向影响。中学受教育水平对区域内流动人口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户口不利于区域内流动人口雇主身份选择决策。家庭规模与跨区域自雇和区域内自营劳动者身份选择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区域内雇主身份选择有负向影响。第四，自雇就业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都高于受雇就业流动人口。第五，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有负向影响。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低于区域内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就近就地融入。第六，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弱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但这主要反映在跨区域流动人口中，区域内流动的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就近融入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可以推断，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可能融入流出地城市。第七，住房支出减弱了跨区域流动、雇主、非农业户口等变量对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的影响。
由此，本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在提升流动人口就业创业能力、加强公共产品共给方面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第一，做好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中职、中专教育的培训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结合市场和流动人口的服务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创新教育培训形式，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决策的能力和就业创业的质量。第二，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平可及的小额金融服务，帮助有自雇意愿的流动人口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实现创业发展。第三，把流动人口纳入当地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养老等保障范围，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第四，东北地区地方政府更应该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向本地流动人口倾斜，尤其是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促进本地流动人口就近融入城市。当然，需要同样重视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创业和城市融入促进工作。第五，东北地区应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使东北地区重新成为流动人口就业创业和城市融入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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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徐建玲：《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9期，第65－70页。
[19]周密、张广胜、杨肖丽，等：《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1期，第54－63页。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3－0035－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日韩应对老龄化政策比较研究”（15JJD810009）；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委托项目“东北地区人口与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张幸福，1971年生，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晓峰，1967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 张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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