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振兴——以城市有机集中发展理论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南京论文,民国论文,段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之城市文化功能评价
虽然城市并不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才诞生，但是城市的出现的确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进程。“在远古时代，人类从茫茫的荒野之中走进城市，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正是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走进城市，使城市文明成为划时代的界标”①。对于任何城市，历史都是最具有个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精华就是包蕴其间的独特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书写在历史书上，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市民的集体性格之中②。
中国传统城市文化历经了20余个王朝的更替，无论其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可以说是超稳定的一元化模式。直到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时期，西方城市文化进入并冲击着传统模式。此时，城市文化潮流的开放多元、建筑风格的频繁更替，为中国建筑历史之仅见。可以说，近代建筑历史遗产对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城市的巨大影响是古代城市及建筑所无法比及的。对于南京这个城市而言，意义更不同寻常。民国政府建都南京，制定并实施的《首都计划》，对南京的城市营造甚至今天城市文化的积淀、保护与利用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
南京作为原民国首都，积淀了丰厚的民国历史文化遗存，目前保留下来的民国建筑有数百栋之多。这些建筑可分为行政建筑、文教科研建筑、官邸建筑等10大类，并明显呈现中国传统宫殿式、西方古典式、新民族形式及早期西方现代派四大风格。与精美的建筑单体相比，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更加难能可贵。早在1928年，民国政府就制定了《首都计划》，其中包括南京史地概略、南京今后百年人口推测等28项内容，附图59幅③。《首都计划》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④，并规划分区为：中央政治区、城市行政区、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⑤。
在今日南京城，以中山陵园为核心的紫金山民国建筑群、以中央大学礼堂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建筑以及以总统府为核心的民国行政建筑等城市空间段落已成为体现民国历史与文化特色的无法替代的城市名片。《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与现代城市设计衔接之研究》项目(09YJCZH63)课题组针对南京民国建筑与街区共计175个案例⑥做了调研和评价发现：南京民国建筑与街区遗存与很多其他的历史街区不同，其建筑并不是单个地、零散地出现，而是与街道的空间秩序呈现异常紧密的联系，或者成片的、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的建筑群一同被保留下来，并在现代城市文化生活中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可称之为“南京民国空间段落”。芒福德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⑦。单霁翔更是将城市称为“文化的容器”，他认为城市不仅是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它的变迁和发展，就是与城市有关的人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本身⑧。如果我们对照芒福德所提出的城市空间的三项功能理论，那么，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物质实体，即建筑与街区空间遗存就是城市历史文化贮存的容器，建筑与街区中无论是硬件还是其使用途径的更新便是城市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信息固化，而它们在今日城市所呈现出的活力正是城市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最好印证。所以保存完好程度、更新程度、城市活力度这三个方面可以相当全面地对历史空间段落在城市中所发挥的文化功能进行评价(详见表1)。
由表1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南京民国建筑与街区保留原始风貌情况较为理想，其中86.8％的建筑保存完好程度得分在6分以上，它们整体框架保存完好，建筑的外饰面全部或部分地保留了民国风貌，建筑的室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翻新，能够基本保持原貌；
建筑的更新程度主要从硬件的更新和使用性质的改变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从表中可以看到：该项得分在4—7.9分的占所有调研对象的55.8％，即南京民国建筑与街区在硬件方面及使用性质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更新，标志着建筑当前被比较有效地利用。
城市活力度的评价分值主要来源于有关市民认可度的调查问卷(见表2)，在有关“市民认可度”的2574份的有效问卷中，九个问题的积极答案次达到了12911次，占全部问卷所有答案的56％，消极答案次为6861次，占所有答案的30％。特别是第五个问题“您喜欢这个建筑吗?”第九个问题“您认为它是一幢有活力的建筑吗?”的积极答案与中立答案之和在所有问卷中占了绝对的优势，而消极答案分别只占了8％和14％。这充分显示了南京市民对现代城市趋于雷同、丧失个性表示担忧，并抵制不断增强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的同时，对民国建筑的认可度整体呈现积极满意的态度。活力度评分在6—10分的占所有调研对象的57.9％。可见南京民国建筑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市民的心目中，它们并不是古老陈旧的摆设，而是能够融入城市生活的场所与空间。
总体来看，大部分的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既保留了比较地道的历史风貌，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与完善，并保有相当的城市活力度，即它们在“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⑩这三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
二、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之空间有机疏散功能
历史街区的文化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在现代城市中得以保存与延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惑便是它的低密度的空间特点能否与城市集中化发展的趋势相辅相成，即低密度的历史空间段落在现今高度集聚发展的大都市中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如何?
(一)有机疏散与有机集中理论
规划理论的出现总是旨在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所以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问题时，诸如“分散”与“集中”这样看起来完全对立的观点就应运而生(见表3)。
所谓城市规划，是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城市进行改造、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干预。这种改造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洲。工业革命中的新生城镇凌乱而肮脏，因而出现了疏散的规划主张，这便是最早的城市分散论。霍华德和他的《田园城市》虽然对后来极端的分散派与集中派理论的形成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但一般来说还是将霍华德及其追随者们归入到“分散论”的阵营中去。有别于霍华德，分散论更加极端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赖特，他所构想的“广亩城市”将城市的分散从小社区推演到了每一个家庭。相同时期的规划史上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区域规划运动，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其主旨在于把任何的地方性都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及形貌的背景中去考虑。典型的案例有托马斯·亚当斯对纽约城的规划(1927—1931年)及阿伯龙克比在1945年提出的大伦敦规划方案。(13)
城市集中论最先锋最极端的代表人物应该算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摩天大楼高唱颂歌而备受责骂的勒·柯布西耶。与分散论者的观点不同，柯布西耶认为解决城市问题的途径是提高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而高耸的塔楼将会扩大开阔地的面积并改善交通面积。1971年英国刊物《建筑评论》出版了名为《城市化》(Civilia，德-沃夫勒)的书，其中提出了对高密度的城市形态的构想，它体现了对“城乡一体化”及分散化规划理念的驳斥与修正。具体的措施有遏制城市扩张及小汽车的发展，促进城市再生，提高城市密度。今天的集中论者依然视《城市化》为一部简述斐然的专著。简·雅各布斯是20世纪60年代集中派的主要代言人，她主要反对和抨击的都是传统的分散论者，她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城市改造方案实际上映射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权威心态。她主张提高城市密度，并深信正是密度造就了城市的多样性。(14)
20世纪30年代，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它区别于之前的“分散主义”理论，指出要将城市中各功能相对集中，分散布置，简言之即“分散功能，留出发展空间”(15)。上世纪下半叶，世界城市中心化、都市化、区域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单纯的集中理念或分散原则都很难指导新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有机集中的理念应运而生，它汲取了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的思想、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思想等，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发展的耦合，注重经济、人文、生态等的协调，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指导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的实践(16)。
(二)南京民国城市规划的“分散主义”思想背景
应当说，作为现代城市，南京的城市规划当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首都计划》，于1929年12月完成。从表3来看，《首都计划》在时间上早于柯布西耶的拉·维勒·拉迪尔斯城市规划及赖特的“广亩城市”设想，而处于霍华德所引领的花园城市运动之后不久。细读《首都计划》的文件，其中确实秉承了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带有分散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思想，我们可从以下文字中找到证据：
《首都计划》中“道路系统之规划”的章节中提到：所拟道路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内街”五种。有关环城大道，《首都计划》上是如此表述的“凡优良之都市，多筑环城大道……一方使市民往来不致必经城市中心……一方亦使当地风景，往来者随时得有赏玩之机会。”“其界内中部，筑有城垣……得用之以为环城大道，实最适宜。”(17)
《首都计划》中“建筑形式之选择”的章节中对于城市建筑形式的选择与控制有这样的叙述“总之国都建筑，其应采用中国款式，可无疑义。……并非尽将旧法一概移用，应采用其中最优之点……外国建筑物之优点，亦应多所参与。”“务须鼓励平面之发展，而限制高面之发展”“且纽约市高大建筑物不良诸点，如障蔽日光之照射，如妨碍空气之流转，如火患时危险之增加，更不难发现于南京也。”(18)这里对纽约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集中主义城市风貌有所批判。而其中对于采用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理由特别要提到的是“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业也”。(19)
可以说，《首都计划》在城市设计方面体现了分散主义思想。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最早是在完整的城市规划书《首都计划》的规范下，在分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
(三)南京当代城市集聚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分散论与集中论都是城市规划史上比较极端的理论，两派之间也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然而现实中城市的发展却在沿着折衷主义路线前行，对集中与分散结构振荡的调整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的优化成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中的主旋律(20)。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人们越来越相信集约的、紧缩的发展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信念来自于集中发展所带来的对城市空间的更加高效的利用，并相应地能够对城郊土地与乡村土地特别是耕地起到保护作用。
就南京而言，城市集约化发展的趋势显而易见。《首都计划》在制定时对于城市日后的发展以及单个建筑未来的扩张都已有所预见并提前做好准备。但是，从城市发展的轨迹来看，城市的集聚趋势不可逆转：首先，就人口规模来看，1928年，南京人口数为497，500，到2007年，常住人口达到7，410，000，增长了近15倍，早已远远超过了《首都计划》中的预测：“估计南京百年内(1928—2028)之人口，以二百万人为数量”(21)。而今日南京的城市范围与《首都计划》中所规划的城市范围在面积上甚至在区划的形状上面都没有很大的出入，可以见得人口密度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迅速增长。其次，从城市空间来看，《首都计划》中明确提到都城的建筑“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有关建筑物高度的限制，也有如下的阐述：“南京地方辽阔，空地尚多，故关于房屋之高度，应有适宜之限制。务须鼓励平面之发展……”(22)而今日南京城高楼鳞次栉比，虽然有关南京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的争论一直也没有停止，但是城市集聚发展的大趋势难以扭转。
(四)民国城市空间段落在城市有机集中发展中的有机疏散作用
南京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恰好印证了城市集中与分散理论的发展历程，即：分散——集中——有机集中，城市空间的发展包含着必要的集中以及适当的分散，但其总体倾向是有机集中。有机集中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典型特征就是城市功能空间以组团形式簇状布局，谨慎处理空间连续与空间间隔的尺度比例；城市功能区结构实行单一功能向多功能、混合功能的转化；以组团布局及开发垂直空间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以往“摊大饼”及“马赛克”式的蔓延和“抱团”，使所有城市居民既可享受人文关怀，又可获得自然关怀(23)。
学者将南京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布局与城市设计的有机集中理念作了如下的论述：多中心功能综合的组团式空间布局是实现空间有机集中的基础；网络伸展与网络结构是空间有机集中实现的保证(24)。以颐和路民国住宅区、长江路民国文化区等为代表的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恰恰就是城市空间中一个个带有特定的文化意味与空间特质的组团，它们与以高层建筑为核心的现代都市文化组团跳跃地穿插在一起，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使得城市有机集中与有机疏散的力量互相制约、互相抗衡，具体的来看：
首先，在道路系统方面，现代城市的集中效应所带来的交通压力如今被城市外围的城东、城西快速路及绕城公路所缓解，而主城核心区的道路框架并未作大的改变，今天的城市干道诸如中山北路、中山南路、汉中路、中山东路、北京西路、北京东路仍沿用了民国城市道路系统，并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南京城市风貌的一大特征便是主城区仍然保留有宜人的街道空间尺度。
其次，基于分散主义思想的低密度的民国城市空间段落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空间的重要组团，其中包括颐和路民国住宅区，长江路梅园新村、1912街区等，高校校园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紫金山民国建筑聚集区等。这些力图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25)的低密度的历史建筑和带有宜人尺度的空间段落在高度集聚的大都市中并没有阻碍城市的发展，而是和城市中心如新街口、鼓楼、山西路一起成为活跃的都市空间。
三、有机集中：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振兴的基本思路
上个世纪的城市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物质规划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本质是把城市看做一个相对静止的事物，希望通过对物质环境的设计解决城市中所有的问题，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旧城改造实际上就是这些思想的直接后果。虽然对旧城的彻底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重建，强化了城市中心的土地功能，也一度带来了迅速的城市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加剧了人们不断逃离城市生活的倾向。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探索城市复兴之路，从主张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的大规模改造逐渐转变为主张目标广泛、内容丰富、更有人文关怀的城市更新理论(26)。
城市的分散—集中—有机集中的发展历程，正是城市更新轨迹在物质空间的表现形式。大规模的旧城推倒重建的活动正是源自于城市中心土地价值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城市的绝对集中的追求。而城市有机集中发展的理念基于对城市这个综合系统的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城市维系和发展所依赖的三个系统，除了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和城市的关系，芒福德在他的《城市文化》一书中做了非常系统和深刻的剖析，单霁翔在《“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一文中更是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城市”与“文化”是两个如影随形的概念，两者的联姻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产物，今天，“城市”与“文化”两者共同滋养着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27)
令人欣慰的是，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并融入了现代城市生活。作为城市文化遗产，它们既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又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在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并遗留至今的民国空间段落，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结晶，又是城市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28)。因而，南京民国城市空间的活跃与振兴最终应归结为“文化振兴”。
芒福德说：“城市可以显现出断裂生长、局部死亡和自我更新的现象。”(29)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与痕迹，是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成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象征。(30)从《首都计划》到今日之南京，城市历经了战火、政变以及革新，正如芒福德所说，民国建筑与街区是当年完整的城市结构经过断裂、局部死亡以及自我更新而留存于城市的空间与历史段落。
单从空间形态来看，南京民国空间段落建筑密度低，呈现比较疏散的状态，但是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它们恰恰是城市历史文化高度浓缩和集中的场所。作为民国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的城市历史记忆在那一个篇章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性城市，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其他任何地方保留着更多的文化标本珍品。”“城市是一种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31)民国空间段落对历史文化的容纳和贮存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静态的、有形的，建筑及街区的总体风格特征和建筑的细节符号传达着街区空间的历史讯息，昭示着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性格；另一方面是动态的、无形的，城市文化虽然可以由一些物质形态的建筑或街区进行固化，但是就文化本身的含义来看，它应该是包含了文化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即市民对于街区空间的认同和理解。这里以南京长江路民国建筑集中片区为例加以说明。表4所呈现的是南京长江路片区主要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评价的情况。在这一区域内，除了住宅街区的遗存，还有诸如总统府、国立美术馆(现江苏省美术馆)、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中央饭店(现中央饭店)、国民大会堂(现人民大会堂)等民国公共建筑。如今，这些建筑都被无一例外地贴上了城市历史文化的标签：除了建筑的使用大多呈现文化功能之外，以1912街区为核心的长江路景观大道已成为南京民国风貌保存最完整、民国建筑利用最完善的街区之一，并在城市生活注入居住、娱乐、文化、教育、旅游等各方面都成为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与空间特征的城市空间。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历史建筑在“活力度”一栏均获得了比较高的评分，特别是“物质空间开放程度”和“服务对象广泛性”这两项都得到了相当高的指标值。由此可见：在集聚发展的现代都市之中，低密度的民国空间段落的活力度丝毫不逊色于高楼林立的集聚空间，宜人的街道、青砖青瓦的坡屋顶建筑，还有建筑内部幽静闲适的特色空间反而成为历史文化意向非常强烈的城市段落。城市集中发展的含义除了空间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还包括生活节奏的紧张、过量信息资源的被动接受以及文化泛滥。在这样背景下，作为历史证据的街道空间对于人们建立文化认同感，延续与某个特定场所或个人有关的记忆都具有教育意义。历史街区的文化记忆价值来自于它的场所记忆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庇护感，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稳定不变、可见而有型的历史参照物，它可以减轻人们对变化即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感(33)。
今日南京的民国历史空间段落脱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分散主义思想，又活跃于集约发展的现代城市空间，无疑它对城市的有机集中发展有着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物质空间还是从文化价值方面，南京民国街区在现代城市中都起到了对于过分集中的有机疏散作用，从而达到城市发展的有机集中。这种疏散对于现代城市高度集中发展所起的作用并非单一、片面，相反是具有空间疏散与历史文化疏散的双重价值。
四、文化品质提升：南京民国城市段落振兴的关键
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是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签，是以有机疏散的空间角色推动城市有机集中发展的重要力量，已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大整体性保护力度，寻求文化延续与文化发展的最佳平衡，是南京民国城市段落振兴中文化品质提升的关键。
(一)进一步加强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整体性保护规划
正如国际城市规划界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策略发展一样，南京对民国空间段落的保护与利用也经历了由单体到街区、由静态到动态的过程。目前的保护与利用规划已不再局限于单体建筑，而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街区规划设计。其规划理念也已经从对建筑的静态修复发展为全方位的保护利用。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最大的优势便是它有《首都计划》这样一个系统而科学的体系的支撑，今后应该更加重视所有的空间段落在全城范围内的整体耦合，使其对于现代都市空间的“有机疏散”能够起到更加全面而立体的作用。
具体来说：处于主城周边地区的民国空间段落有待进一步保护与完善。在调研中发现：鼓楼区、玄武区的民国建筑数量多、保护好、利用率高，而位于主城周边例如栖霞区、江宁区、下关区的民国建筑街区的保护与利用状况相对较差。今后必须加强主城区周边的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将那些“片段”能够整合成为相对完整的空间“段落”，才能够更加有利于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成为城市有机疏散的系统化的力量。另外，应进一步保留并完善城市林荫道并作为主城区的道路框架。林荫大道是《首都计划》中关于南京城市道路系统规划的重要原则(34)，也是民国城市空间的重要特征。虽然民国的道路框架被大部分保留，然而交通压力的增加使得城市道路一再拓宽，诸如中山东路、中山北路的主要干道上具有强烈的民国特色及标志性意味的法国梧桐也由原先的六行减少为两行。保留和完善民国城市林荫道一方面有利于保留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另外一方面有利于在主城区营造尺度宜人的道路空间。
(二)注重文化延续与文化发展的平衡
早在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在社会、历史和实用方面具有普遍的价值：“历史地区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宗教及社会的最生动的写照，必须延续到后世，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开发的基本要素。”城市历史空间对于文化的容纳和贮藏是兼具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价值。一方面要以物化状态延续历史文化风貌；另一方面要将历史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使其真正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的有机段落。简言之，既要做到“文化延续”，又要做好“文化发展”。
延续与发展是一对矛盾综合体，在城市历史空间段落，单一的文化延续虽然可以最原真地保有街区原先的使用功能和街区文化，但是其原真文化在现代城市生活的生命力令人担忧。例如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虽然当时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在国际获奖，但是这种历史住宅街区的改造模式后来并没有得到大力的推广。对于历史空间文化的有序开发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历史街区的活跃程度。例如南京1912街区，都是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街区原先的使用功能，并植入了诸如房地产、零售业、餐饮业甚至旅游业等产业，这些都是现代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们的进入给历史空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但是原街区使用功能的彻底改变势必会对原先的建筑风貌、街区肌理提出挑战，也有人担心文化的颠覆性发展会影响到其原真文化的延续(35)。学者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36)。城市历史空间段落作为城市有机集中发展的组成单元承载着历史文化，也是城市文化展示的舞台，只有找到城市历史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平衡点，它们才能够容纳并贮藏文化、传播并交流文化、发展并创造文化(37)，从而达到其真正的“文化振兴”。
有机集中的发展趋势来自于现代城市多元而纷繁复杂的生态、人文及经济背景。处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历史空间段落疏散了由于过分集中而造成的密集压抑的物质空间，也提供了带有安全感和庇护感的心灵疏散场所。南京作为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都市，集中发展的趋势毋庸置疑，而城中遗留的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由于其产生的背景、历史的渊源等种种情况在今日南京得到了比较完善的保护和利用，至今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活跃机制，在城市有机集中的发展背景之下起到了有机疏散的作用，成为城市中兼具物质空间与历史文化特色的非常珍贵的空间段落。因此，如何挖掘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的文化品质，并为文化延续与文化发展的平衡寻找支点，就成为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振兴的关键。
注释：
①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②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③(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第2006年，“呈首都建设委员会文”，第1-2页。
④(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首度计划》导读”，第2-3页。
⑤(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239页。
⑥苏则民编著：《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342-347页。
⑦[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⑧参见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⑨数据来源及表格绘制：《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与现代城市设计衔接之研究》(09YJCZH63)课题组。
⑩[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295页。
(11)数据来源及表格绘制：《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与现代城市设计衔接之研究》(09YJCZH63)课题组。
(12)参见[英]迈克·詹克斯等：《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周玉鹏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13)[英]迈克·詹克斯等：《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第16-18页。
(14)[英]迈克·詹克斯等：《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第18-22页。
(15)张瑜、黄耀志、杨海明：《从有机疏散到生态城市规划》，《山西建筑》2007年第6期。
(16)朱喜钢：《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7)(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66-72页。
(18)(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60页。
(19)(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61页。
(20)[英]迈克·詹克斯等：《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第34页。
(21)苏则民编著：《南京城市规划史稿》，第342-347页。
(22)(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62页。
(23)朱喜钢：《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第115-116页。
(24)朱喜钢：《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第175-176页。
(25)(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60页。
(26)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发展路径辨析》，《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27)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8)赵夏：《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城市问题》2008年第4期。
(29)[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332页。
(30)张松：《历史城市学保护导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3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295页。
(32)数据来源及表格绘制：《南京民国城市空间段落与现代城市设计衔接之研究》(09YJCZH63)课题组。
(33)[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英]蒂姆·希思、[土]塔内尔·厄奇：《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张玫英、董卫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5-16页。
(34)(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第71页。
(35)翁达来、郝淼：《浅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江苏城市规划》2011年第11期。
(36)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3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