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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郑重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 这一著名讲话被称为“科教兴国的动员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然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核心目标，指引着中国高等教育奋力前行。近年来，各大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达1000多篇。仔细分析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其理念不外乎两种：一是依附论，或者说接轨论；一是本土主义。这两种观点基于各自的立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其实，这两种观点都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为此，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提出设想：中国可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增加什么新的维度？[2] 基于当前中西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背景，笔者呼吁以“和而不同”为理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维度。
一、当前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反思
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我国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几乎没有人会提不同意见。然而，涉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问题，则意见纷呈，观点迥异，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依附论，一是本土主义。
美国著名比较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认为，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的支配地位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第三世界高等教育之于发达国家教育的关系的性质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在国际学术领域里第三世界之于发达国家的关系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教育的全球化更多地意味着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模式。阿特巴赫的理论被认为是依附论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部分中国学者也深受其影响，持这一理念的人在认识“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时，纷纷把目光聚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依葫芦画瓢，制定种种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并对照着指标体系寻找差距，如1995年就有大学提出用17年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世纪之初又有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参照美国模式进行教授聘任制的改革，引起一次大讨论。对于这种现象，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先生曾经形象地指出：在武昌办一所科技大学，努力赶上并超过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其文明史的地位和意义，不过是美国MIT的武昌分校[3]。确实，中国大学如果一味地靠模仿西方办学模式，按西方的办学理念与西方大学一拼高下，想当然地把西方甚至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当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类型”①，让西方发达国家一统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格局，不仅单调，而且“同则不继”。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准确定位，不能仅仅限于查找与现在西方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世界高等教育并没有明确的“轨”可接，现存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参照物，但并非唯一参照物，昨天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些已不再是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完美无缺，也未必就是明天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通过努力也可以为明天（甚至就在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做点什么。
当然，目前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同时还存在着一股比较典型的“本土主义”思潮或者说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如项贤明先生认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文化殖民化过程。大学这种精英层面文化的殖民化，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体系都有着十分深刻的侵蚀作用……大学教育的去殖民化和社会文化去殖民化是相辅相成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本土生长’是其根本的出路。”② 项贤明虽然也提出要以“和的模式”来构建比较教育学，但他又不加鉴别地认为，“不同民族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应当持续存在和发展下去。”[4] 这显然具有文化相对主义或者说文化孤立主义倾向。著名法学专家邓正来先生曾提倡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今世界结构下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的“文化霸权”[5]，提倡建立包括评价制度、学科及专业划分体系、学术研究机构设置制度等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6]。甘阳先生更是提出了“华人大学理念”[7]，认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可能把中国的大学变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并进而要求运用华人的大学理念改革北大，“尽快结束留学运动”，否则北大将走向“留美近亲繁殖”，永远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甘阳的理论与胡适1947年《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国家学术独立”论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今天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要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得遵循一个模式，当然，也“不可能置身于思想和行动的新潮流之外”[8]。
纵观历史，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百年前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等观点的延续。我们认为，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没有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问题。
二、和而不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维度的理念选择
今天，我们提倡“和而不同”，创建具有中国维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开放的胸襟辩证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优秀成果，打破曾经和现有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创建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为国际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增添新的视角，与其他模式一起共享和谐。
“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认为：和与同是一组相对的哲学概念，厨师烹饪时就是以和的方法“齐之以味”，也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异味相和。相反，“同”则好比“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是把同质的事物简单叠加，产生不了任何新质，就没有宇宙万物的存在。按孔子的说法就是：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又各具个性；小人之道，“同而不和”，曲意附和或强求“众人同于一口”。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周幽王时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庄子提出齐物论，“以不齐为齐”。《中庸》又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些都是在说，若万事万物“各于其所”，存其不齐，自然和社会人事，一切就都顺畅安宁、天下太平。
中国哲学中的“和”，在西方思想中并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和谐”，主要是“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丽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9]。他更强调不同事物或不同因素之间的斗争，通过斗争而使所有的事物遵循着同一个“道”。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和”是与“同”相对的，更强调“差异”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中期，后现代的哲学家才在另一个极端里提出了“差异”问题，然而他们刻意追求的差异又走向了“同”的极端。中西方的和谐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着根本不同[10]。首先，所讲和谐的核心问题不同。西方哲学对和谐的理解都源于对正义、善、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其核心问题是正义、公平。中国哲学注重追求融合、追求无为。其次，追求和谐的规则和方式不同，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哲学对和谐追求在规则上诉诸“理”（体现为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而中国哲学诉诸“礼”；二是西方哲学追求和谐的实践方式重“有为”，而中国重“无为而为”；三是西方哲学追求和谐的思维方式重“突出矛盾”，而中国哲学重“消解矛盾”。
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和而不同”理念追求的不是中西对立，也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是吸取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建独具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方面：
1.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要坚持自己民族的传统，自然要回顾和反思本民族的高等教育精华。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舶来品，但它是生长在中国土壤上的，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环境，而且中国还有几千年的高等教育活动，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必须认真研究、扬弃和创新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大学文化”。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的。今天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仅仅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民众的喝彩。
2.文化他觉。如果说文化自觉是要做到“自知之明”，文化他觉就是要做到“知人之明”。“和”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对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差异性的肯定和欣赏，它否定那种排斥差异性的直接同一。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除了要对自身深入反省外，应关注和研究不同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的制度、内容与方式的共同性，又要研究它们的差异性，并且努力揭示形成这种差异的历史与社会原因、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而不是习惯性地按照别国的教育模式去改造或同化本国的教育。“世界”其实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并非仅仅指美欧日，也并非仅指东西方，也包括印度、埃及、南非等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曾经的和正存在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一并考察、总结和借鉴。如建于11世纪的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为什么现在名落孙山了呢？19世纪德国大学经洪堡改革而领世界大学水平之潮头而20世纪何以落后于美国了呢？今天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是否就没有超越的空间了呢？等等。
3.文化间觉。除肯定差异性之外，“和”的哲学还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天地万物在冲突中融和，在融和中冲突，辩证发展，相济相成，达至中和。文化间觉可以有三种形式：文化借用、文化交流和文化杂合。“在文化借用中，一种文化会借用另一种文化中的文化形式以弥补自己所缺。跨文化交流包括了世界观、意义和问题集的变化，并由此带来文化间的杂合。这种文化杂合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联姻，并很有可能产生与母种文化不同的新的规范、价值观和思维模式。”[1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离不开与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相济相成，兼容和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维度，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文化间性”，需要对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差异性的尊重与理解，摈弃从整体上认为某国教育优劣的认识，从容接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高等教育，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增添新的维度，但也并不让中华文明独霸世界。“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12]
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维度的策略建议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共同事业。然而，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略问题并无突破性的进展，遑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维度。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笔者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维度的若干策略建议。
1.构建一流的符合国情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振奋人心的事业，但并不能因此而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应避免使高等教育走上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式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是否合理，往往体现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就当前来说，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障碍是劳动力整体文化层次偏低，知识型劳动力存量过少，中高层次人才、一线人才奇缺。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具有多样性。需要高精尖人才，同样需要大批量一线管理、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文化的普通劳动者。要完成这些使命，仅靠一个层次、几所学校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一个完善有效、健康合理的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结合全球化背景和我国实际，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应当呈现“宝塔型”或“金字塔型”结构：少量学术研究型大学，一批教学研究型大学，大量以育人为主的地方大学、职业技术学院[13]。少量学术研究型大学主要进行学术创新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教学研究型大学重点培养各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经济社会管理骨干，地方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则承担培养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和提升区域社会文化、生产水平的重任。各类型、各层次、各形式的高等教育应当协调发展，各展其强，互补不足，切忌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名而盲目升格，贪大求全，而应“各得其所”以求“中和”。
当前的主流思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我们要构建中国维度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前瞻性，应当认识到：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的任务，不同层次不同任务的大学都应当在各自领域内争当世界一流。也即我们除了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外，还要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和教学科研型大学，既能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性人才，也能培养世界一流的应用性人才，并最终形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14] 和办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责任担当。
2.建设有中国气派的现代大学制度。资源不足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障碍。然而，随着国家“985工程”的实施，资源对于中国不少顶尖级大学来说已不再是主要障碍。相反，在原有大学制度的基础上，资源的显著增加，并未导致满意的产出，折射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困境。王英杰教授认为[15]，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视现实中的大学危机：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而政府支撑能力不断下降；大学的商业化；大学的官僚化；大学的技术至上；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大学要走出危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而不是经费问题。他提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要包含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制定有关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有关法规；二是制定大学的基本章程；三是制定有关教师和学生的制度；四是制定职员制度。缺乏必要的制度建设，我国大学就不可能在国际知识体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还应注重融会中西大学精神。现时，尤应加强对传统和现代中国大学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梅贻琦说过，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我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先秦时期，自汉代以后形成了繁荣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唐宋以来，书院教育历时千年，深刻影响国人的精神。从教育制度、思想文化层面来看，清末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制度为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所取代，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受到削弱。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很好地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但却没有很好地承继传统的“大学之道”，这对于建设有中国气派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极其不利的。书院史专家李才栋就认为，书院办学特点可供当今高校参考和借鉴[16]：（1）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三次高潮（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2）书院为民间所办，故较能体现自主办学的精神。（3）书院多为社会力量办学，注重调动多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4）书院往往聘请名师任教，他们既为经师，亦为人师。（5）书院的教学形式多样，有“自行理会”、“升堂讲说”、“质疑问难”、“互相切磋”等等。
3.注重培育中国的大学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机制在于竞争，在竞争中取胜并经久立于不败之地的奥妙在于其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全球化无疑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带来了巨大压力，然而全球化也压缩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时空维度，为我们认识和利用国外教育资源提供了无穷便利。因此，全球化背景下，打造中国的大学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利用和整合校内外乃至全球范围内各种物力、财力和人力等资源以取得优质教学、科学成果及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检讨自身，放眼世界，培育我国大学的优质教学和科学等方面的持续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高校着力拓宽专业口径，积极推进课程国际化，初见成效。但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国际接轨”，也给专业、课程改革和学科建设造成一定危害。以课程和教材建设为例，当前存在着严重的“西主中附”现象。有人对一本具有相当影响的教材《政治学导论》进行了研究，发现该书主要讲述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只是零散地论及中国的政治发展；其引文和参考书目中西方论著占绝对主导地位[17]。其实，中国有许多让西方人都叹为观止的智慧。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就认为“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包含着大量精美的金玉良言、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价值规范评判体系。可以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拿来培养和教育西方的孩子”[18]。又以专业为例，许多专业，特别是人文社会类专业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当前的“国际规范”与“课程标准”，往往以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文化观念为基础，渗透着西方的文化意识，其实这种“国际”同样是一种地方性意识。如果唯西方取向是从，势必断送本民族传统，势必丧失自身根基，成为他人附庸，更何谈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在整合全球资源时，应当放弃“西方中心论”，不能把西方的学说当作普遍原理，不能忽视东方人本身的历史、文化与哲学，以及中国现实的需要与问题，结合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教育实际，增强其中国维度，而且这些也是我们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比较优势。
学科创新能力是打造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又一主要内容。有人认为，人类对科学理论的重大发现和发展是有边际的，21世纪的进展可能主要是在应用性学科方面，而不是原始科学理论创新方面。其实，大学是原始创新的摇篮，我们的大学建设应当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契机，从对21世纪科学发展重心和趋势分析中考察大学发展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突破口，既要做好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还要重视在科学技术上的原始性创新。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必须拒绝浮躁，无论是基础性课题，还是应用性课题，也不论其课题大小、价值高低，都不能没有原始的精神、诚实的态度和艰苦的努力。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认为：“在学科建设方面，要成为真正一流大学，是要让所有学科当被谈起的时候都有港大的份。”[19] 这一论述告诉人们品牌的意义，特色学科的建设过程是大学无形资产的积累过程，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过程。特色学科一经确立，就要以此为重点，集中力量建设，化特色为优势，并以此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促进学校办学水平和整体实力的提升。当然，学科创新不仅仅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并努力使二者优势互补，相互借鉴。
4.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导向。文化，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互相砥砺。瑞士教育家查尔斯·赫梅尔在《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一书中曾指出：“文化和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它们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确定教育终于何处和文化始于何处都是不可能的。企图去分离它们是荒谬的。”[20] 从本质上说，高等教育是一种高深文化的遗传机制或高深文化适应方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等教育，又以知识的形态、课程的形式，以教材为载体、以语言为媒介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内部。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洪堡特认为：“在所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21] 加强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是学习国外科学、文化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英语轻中文的倾向，学生的中文水准和传统文化素养呈下降趋势。就学术地位与影响而言，汉语仍处于劣势地位。海外华人学者如果用中文写作会让外国同仁吃惊，甚至于在写作时引用中文著作都被认为是缺乏水准的表现。这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他们的“歧视”有多少根据，从而把“偏见”和“轻视”区分开来，在借鉴先进的学术产品发表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中文学术产品发表制度，也即实现“体制转轨”而不是“语言转轨”[22]。当然，我们求助于他者的目的，不应是直接地用他者的眼睛来寻找和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探究形成新眼睛的可能性，提升和改进自身水平，以让他者知道“中文同样是学术语言”。我们在奖励教授时，不能仅仅看他们在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情况，也应重视以本国语言发表文章的教授。因此，维护教学和学术语言上的中西文化平衡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社会学的经典三大家之一韦伯，提出“理想类型”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概念工具，同时也认为，理想类型只是一个主观思维构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②项贤明.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J].学术界，2002（01）：34-39.项先生认为，“本土生长”，这是一种真正的本土态度，应当是立足于第三世界本土社会教育实际的“本土生长”，只有脚踏实地的“本土生长”才能看清各种文化实践到底是在化西方为本土还是化本土为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