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书信论文,类别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创造的文字有四个基本功能：交流、记事、传递信息、抒发情感。诚然，记事、传递信息、抒发情感本质上也是交流，记事是与非当事人交流，传递信息是与信息接收者交流，抒发情感是与自己内心以及知己者交流。这里与其他三项功能并列的交流，是指直接的互动的交流。承担这种文字交流的载体就是书信。书信，古代多称为“书”或“书翰”、“书札”、“书疏”、“尺牍”。书信作为一种人际交流方式，到魏晋南北朝时较先秦秦汉更为成熟，随之而来的是书信礼仪越来越系统化。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是了解书信礼仪系统化重要的历史背景，是认识书信礼仪为什么会形成一套体系的关键一环。 从单一的“书”到多种分类 《文心雕龙》说：“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这种任气怿怀、酬答心声的文体，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角度可做不同的分类。 秦汉以前，不论是臣答君的回信，抑或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如战国时，燕惠王中齐国反间计，导致大将乐毅去燕归赵。后来惠王悔悟，派使者给乐毅送信，一方面责备他辜负先王，一方面表示悔意。乐毅便回复了“遗燕惠王书”②。如果说乐毅致书时已与燕国脱离关系，以下致上曰书尚不典型，那么魏国范座致魏安厘王书则是纯粹的臣子致君王。赵国以送给魏国百里之地为诱饵，要求魏安厘王杀死魏相范座。范座知道后，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③春秋时，晋国范宣子主政，身为霸主，对各国收取贡品过重，公孙夏陪郑伯出使晋国，子产便“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④，即托公孙夏给范宣子带去一封信，晓以过重收取贡品的害处。郑国铸刑鼎，晋国大夫叔向给郑国子产写信，说这样做会使“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是郑国将败亡的征兆。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⑤此为异国之间君臣的通信。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王灭吴，称霸中原。在回国途中，陪同他的范蠡给文种写信，告诉他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⑥；用鸟散弓藏、兔尽狗烹的道理，劝文种功成身退。上述诸例，有同国君臣的书信往复，有异国君臣的通信交流，也有同国臣下之间的信件往来，无论何种一律称“书”。 这种情况至秦汉时发生变化。皇帝给臣下的书称“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上书”、“上奏”。“书”、“奏”加“上”，强调了以卑达尊之意⑦。《文心雕龙》将这种情况概括为“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⑧，是十分准确的。“表”和“奏”都是指臣下对君王的上书。李善对“表”的解释说： 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谓之敷奏，故《尚书》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为表，总有四品：一曰章，谢恩曰章。二曰表，陈事曰表。三曰奏，劾验政事曰奏。四曰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六国及秦汉兼谓之上书，行此五事。至汉魏已来，都曰表，进之天子称表，进诸侯称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⑨ 对李善的这个解释有一点还需要指出，三国以后，进天子称上疏仍没有绝迹。东晋初，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王导等甚不平之。王敦上疏说王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如果疏远他，“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⑩。刘宋元嘉中，王玄谟领汝阴太守，北魏军攻陷滑台，俘虏守将朱修之，王玄谟上疏陈述选良将固根本之策(11)。萧齐有王僧虔上疏请禁上汤杀囚(12)；南朝梁徐勉上疏请求禁止将死者火速入殓(13)；南朝陈傅縡狱中上疏后主“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14)。在北朝，北魏孝明帝时，宗室元晖上疏论三条为政之要(15)。北齐武定年间，文襄普令内外极言得失，崔昂上书言屯田、刑狱二事(16)。北周保定三年，春夏大旱，黎景熙上疏武帝，请求息民省役，以避天谴(17)。可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上疏与上表之称共存。 与表奏同时期出现的文字交流载体还有“笺”。东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出内诏命”。崔骃写信告诫窦宪要戒骄傲、慎言行、勿懈怠，勿荒政，如此才能“百福是荷，庆流无穷”。这篇文字，《后汉书》称为“献书”，而崔骃告诫窦宪的另外两篇文字，《太平御览》则称为“笺”(18)。崔骃当时是窦宪的幕僚，其给窦宪写信称“献书”，已与前述范座献书魏王大不相同。这里的“献书”与“笺”是同等意思，即臣下对君主之外以下达上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笺”这种文字交流的载体连结着各种各样的上下关系。 给太子的书信。济阴人吴质，以才学通博，被曹丕及曹氏众兄弟所礼爱，吴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19)。曹丕还在太子位期间，曾多次给吴质写信，吴质所答书信有：《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等(20)。 给皇室诸王的书信。杨修深为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喜爱，“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21)，杨修也多次作答。《文选》载有杨修《答临淄侯笺》(22)。 百官给后妃的贺信。南朝梁武帝的儿子萧统定太子位，有司奏：“宫阉施敬宜同吏礼，诣神虎门奉笺致谒；年节称庆，亦同如此。妇人无阃外之事，贺及问讯笺什，所由官报闻而已。”(23) 朝廷官员给丞相的信。蜀汉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受到丞相诸葛亮的责备。刘琰与诸葛亮笺说：“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24) 幕僚给府主的信。谢朓任随王萧子隆府文学，后武帝改任谢朓为新安王中军记室参军。谢朓“笺辞子隆”，有“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朱邸方开，効蓬心于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之语(25)。 下属给长官的信。南朝萧齐末，萧衍任大司马，都督军事。当初萧衍与任昉在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共事，闲聊时萧衍对任昉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因此，萧衍兑现当初的诺言，以任昉为记室参军。任昉奉笺，有“府朝初建，俊贤骧首，惟此鱼目，唐突玙璠。顾己循涯，萛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之语(26)。 布衣给刺史的信。南阳人刘廙的哥哥刘望之任荆州刺史刘表的从事，后因正谏不合刘表之意辞职告归，不久被害。刘廙惧祸，逃奔扬州，在途中为笺谢刘表说：“兄望之见礼在昔，既无堂构昭前之绩，中规不密，用坠祸辟”，“考稤之爱已衰，望之之责犹存，必伤天慈既往之分，门户殪灭，取笑明哲。是用迸窜，永涉川路，即日到庐江寻阳。”(27) 向对方表示降服的信。北魏慕容白曜率军南征刘宋，军达升城，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宁朔将军张元孙奉笺归款，请军接援(28)。韦彧任东豫州刺史，善于安抚境内的蛮族，蛮人首领田益宗的两个儿子田鲁生、田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复为害”(29)。 诏、笺、疏、表、奏、章的区别，是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的出现而产生的，其特点就是突出尊卑上下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书信礼仪产生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公文与私信比重的巨变 从先秦的“书”到秦汉以后书、奏、章、表、笺的严格分类，书信的类别划分得越来越细。从书信构成看，各种类别的书信又可分为公文和私信两大类。奏、章、表、笺为公文或具有公文性质，而私人往来的信件大多称为“书”。 公文和私信两大类的构成，从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过程。魏晋南北朝以前，人们往来书信中，私人书信占比重不大。所谓私人书信，或交流于关系密切的个人之间，或沟通私人情感处理私人事情。按照这个标准，先秦时期许多名为“书”者都不是私人信件。如春秋晋献公时国家内乱，公子重耳、夷吾逃亡他国。晋献公死后，里克掌握朝政，派人迎请在梁国的公子夷吾回国，夷吾接受谋士的建议，一方面以土地贿赂秦国，取得其支持；一方面给里克写信说：“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30)里克与夷吾为政治利益关系，这封信的内容所谈为国家大事，显然不属于私人书信。战国时候，鬼谷先生给苏秦、张仪的信说： 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权，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尺之阴，身被数千之痕，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根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受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哉?盖所居然也。(31) 鬼谷先生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师生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信中内容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因此，应当属于私人信件。查记载先秦史实的《左传》、《战国策》、《吴越春秋》、《史记》、《韩非子》、《古列女传》、《新序》、《说苑》、《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献典籍所记载的书信中，像鬼谷先生这样的信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两汉时情况有所变化，私人信件开始增多，最著名者，莫过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任少卿是司马迁的朋友，因罪下狱被判死刑。他写信给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然而此时的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的近臣，实际地位与宦官相近。所以司马迁感到很为难，在任少卿临近行刑之际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向朋友诉说了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信中感情真挚，字字泣血，声声催泪，其感染力一般公文信件绝不能望其项背。 还有一类信件所谈事情纯粹是个人家常，如汉元帝赐婕妤书： 问飞燕赵婕妤，夫上有诚，必应以实，愤懑充中，必形于色。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犹此言之，真伪之效难以欺矣。夫君子贵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华辞哉!自以亲婕妤异于他人，故不能无言，亦不以深相过望。前数以颜色不平，应对舒迟不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见亲幸之时，老母在堂，两弟皆簪金貂，并侍于侧，同列比舍，岂不谓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谴，独谓老亲两弟何? 后来有人将此信与汉成帝赐班婕妤书相比，班婕妤写信给子侄说：“记言属见元帝所赐赵婕妤书以相比。元帝被病无悰，但锻炼后宫贵人书也。类多华辞，至如成帝则推诚写实，若家人夫妇相与书矣，何可比矣?故略陈其长短，今汝曹自评之。”(32)这样的信虽然发生在皇亲贵戚之间，但所谈之事却为夫妇情感，亲戚家常，属于私人通信。 孔臧给儿子孔琳的信也具有典型的私信特征： 告琳，顷来闻汝与诸友，滋滋昼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饰百行也。侍中子国，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故虽与群臣并参侍，见待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此汝亲所见。《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则不远。”远则尼父，近则子国，于以立身，其庶矣乎。(33) 上述三封都属于私人交流的私信，类似这样的书信，还有很多，如西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邹长倩给公孙弘的信(34)、缯它与杨王孙之间的通信(35)、张敞答朱登送蟹酱信(36)、谷永戒段会宗书(37)、东汉马融与窦章书、延笃答张奂书、张奂与阴氏书(38)、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与宣孟书(39)、桓俨遗陈业书(40)、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41)、李固遗黄琼书等(42)，从以上不完全统计中，已见私人书信的比重有所增加。 私人书信的比重猛增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私人书信数量之多，不可能一一列出，只就文献典籍中有关三国时期的私人书信列举如下： 曹丕答繁钦书(43)、曹丕九日与钟繇书(44)、曹丕贺钟繇铸五熟釜鼎成书(45)、曹丕与钟繇赞玉玦书(46)、钟繇复书(47)、钟繇与曹丕报孙权称臣书(48)、曹丕回书(49)、曹丕借取廓落带嘲刘祯书(50)、刘祯复书(51)、曹丕与吴质书忆南皮之游(52)、曹丕再与吴质书(53)、曹丕即王位又与吴质书(54)、曹丕感疠疫大起致王朗书(55)、曹丕与王朗书论诛杀宋忠之子(56)、曹植迎请杨修书(57)、桓范请见管宁书、管宁复桓范书(58)、张就请父舍子进兵书(59)、毋丘俭与弟书(60)、王修诫子书(61)、王弼答荀融难《大衍义》书(62)、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63)、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64)、嵇康家诫(65)、诸葛亮答关羽书、诸葛亮答李恢书、诸葛亮与刘巴书、诸葛亮与刘巴论张飞书、诸葛亮答李严书、诸葛亮又与李严书、诸葛亮与张裔书、诸葛亮与张裔蒋琬三书、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诸葛亮与孟达论李严书、诸葛亮与孟达书、诸葛亮与步骘书、诸葛亮与陆逊书、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九封、诸葛亮诫子书二封、诸葛亮诫外甥书(66)、秦宓答王商邀见州尊书(67)、秦宓与王商书(68)、马良与诸葛亮书(69)、马谡临终与诸葛亮书(70)、孟达在魏与刘封书(71)、孟达叛魏与诸葛亮书(72)、彭羕狱中与诸葛亮书(73)、李严与孟达书(74)、向朗遗言戒子(75)、张裔与所亲书(76)、张嶷戒费祎书(77)、张嶷与诸葛瞻书(78)、姜维报母书(79)、孙登与步骘书(80)、张承与吕岱书(81)、诸葛恪与陆逊书(82)、诸葛恪与弟诸葛融书(83)、谢承与步骘书二封(84)、虞翻与客书(85)、虞翻与丁固同僚书(86)、虞翻与徐陵书(87)、虞翻与所亲书(88)、虞翻与某书(89)、虞翻与弟书二封(90)、陆瑁与暨艳书(91)、陆景与兄书(92)、羊衜与太常滕胤书(93)、聂友与滕胤书(94)、聂友与诸葛恪书、诸葛恪报聂友书(95)、闵鸿与刘子雅书(96)。三国是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的开端，其历时只占这个时期的十分之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却涌现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的私人通信，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通信的增量可想而知。 私人书信猛增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通信比重猛增，既有当时物质条件原因，也有具体的社会原因。 众所周知，纸的发明是在东汉，在此以前，人际间文字交流的物质载体是简牍和帛。杜预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97)策为大竹，简为小竹，牍为木板(98)，策长二尺到二尺四寸，简更短些，牍是方木板，比简宽。“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99)一封洋洋洒洒舒布其言的书信不知要用多少块简牍，且传递起来亦十分困难。绢帛倒是很轻便，但价格昂贵，也不适宜广泛用于书信材料。这种情况必然限制了私人信件往来的数量。西汉时期，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纺织业的发展为绢帛在书信中的使用提供了条件。汉哀帝时，司隶解光上书揭发赵昭仪与掖庭狱丞籍武合谋害死成帝与曹宫所生子，赵昭仪曾给籍武“赫蹄书”。对“赫蹄书”的解释，孟康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邓展说：“赫音兄弟阋墙之阋。”应劭说：“赫蹄，薄小纸也。”晋灼曰：“今谓薄小物为阋蹄。邓音应说是也。”颜师古说：“孟说非也。今书本赫字或作击。”(100)可见西汉末期薄而小的纸已作为书信载体。东汉马融与窦伯向书说：“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101)西汉“赫蹄书”写十六个字(102)，东汉时写信用的纸能写五十六个字，可见比赫蹄书用纸大多了。然而，仍不能过高估计两汉时期纸张在私人通信中的应用。马融的学生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103)。纸张的数量满足不了抄写经书的需要，更遑论私人通信的需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生产规模也比两汉大。南朝梁袁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104)。相比东汉用废笺记抄书，袁峻给自己规定每天必抄50张纸，不达规定便不罢手，可见纸张供应之充足。这也导致了纸张的普遍应用。皇帝诏书用纸(105)、州郡公文用纸(106)、安抚信用纸(107)、求情信用纸(108)、写遗书用纸(109)、记事用纸(110)、著书用纸(111)、私人之间的通信也几乎全都用纸。赵至与嵇康兄子嵇蕃友善，即将远适，乃与嵇蕃书叙离，信末尾有“临纸意结，知复何云”之语(112)。南朝刘宋桂阳王刘休范给袁粲等人的信中末尾有“临纸荒哽，言不诠第”之语(113)。袁昂丁内忧，服未除而从兄袁彖卒。袁昂幼孤，为袁彖所养，乃为之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信中有“临纸号哽，言不识次”之语(114)，可见这些书信都是写在纸上。以纸作为书信载体，极大方便了书信的传递。殷羡任豫章郡守离任时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115)一个人可带一百多封信，这在用竹木材料时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私人通信大发展的又一因素。两汉时期的社会环境也是限制私人通信发展的因素。秦代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不但紧紧地控制百姓，也牢牢地控制着百官。这套制度被两汉所承袭。在简牍不便纸张稀缺的秦汉时期，社会上层官僚士大夫应该是享有私人通信物质特权的主体。但是由于中央朝廷对百官的控制，使得百官们不敢轻易私下交通。如东汉李咸，“建宁三年，自大鸿胪拜太尉。自在相位，约身率下，常食脱粟饭、酱菜而已。不与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笺记，非公事不发省。”(116)陈留长垣人吴佑，任齐相、大将军长史，与同僚之间“无私书之问，上司无笺檄之敬。在胶东书不入京师”(117)。灵帝时，太尉陈球下狱致死，罪名就是“交通书疏，谋议不轨”(118)。蜀郡太守通过上计吏给在京师的曹腾带去一封问候信，在过函谷关时被搜出。益州刺史种詗边上奏朝廷，弹劾曹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119)。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私人之间的通信发展自然受到限制。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只有西晋不到四十年的短暂统一，余下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不同政权之间的战争、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同一政权中统治者的倾轧战争、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的战争不断发生。战乱加天灾，使社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把人们抛到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地域内。分散在不同政权不同地域的朋友、亲人之间，需要往还信件来联络友情亲情。三国时期王朗与许靖之间的通信就是友情联络的典型。王朗与许靖在东汉末期就是好朋友，后来王朗任会稽太守，许靖也到了江东。孙策开拓江东，王朗被孙策打败，被迫投降。后来历时一年，辗转到了许昌，投到曹操帐下。而许靖则南下交州，后来又辗转至益州，投奔刘璋。刘备进入益州，许靖又在蜀汉政权中任职。王朗多次给许靖写信，友情洋溢，跃然纸上(120)。通信以叙亲情，则以北周宇文护与其母阎氏的书信为典型。北魏分裂，先为东魏西魏，后为北齐北周。北周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及皇第四姑流落在北齐，宇文护多次派人寻求，莫知音息。后来宇文护位居宰相，齐主以宇文护当权位重，便放皇姑至北周，并带回阎氏给宇文护的信，信中说：“天地隔塞，子母异所，三十余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宇文护答书说：“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于拜见，事归忍死，知复何心!”(121)仅此所摘只言片语，足见宇文护母子情深。 魏晋南北朝又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两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说学派纷纷出现，被学者称为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书信担当起申述观点、阐明立场、标榜技艺、宣扬思想、交流学术等功能，因而被人们广泛使用。 注释： ①⑧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卷五《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933页。 ②《史记》卷八○《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30～2431页。 ③《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56页，《战国策》卷二一《赵策·虞卿请赵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49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9页。 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六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4～1277页。 ⑥《吴越春秋》卷一○《勾践伐吴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蔡邕曰：“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7页。 ⑨《文选》卷三七《表》上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7页。 ⑩《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57页。 (11)《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3页。 (12)《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95页。 (13)《梁书》卷二五《徐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8页。 (14)《陈书》卷三○《傅縡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05页。 (15)《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附元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0页。 (16)《北史》卷三二《崔昂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0页。 (17)《周书》卷四七《艺术·黎景熙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46～847页。 (18)前者见《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9～1721页；后者见《太平御览》卷四五七《人事部·谏诤》引崔骃《与窦宪笺》，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04页。 (19)《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7页。 (20)(22)《文选》卷四○《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5～1828、1818页。 (21)《三国志》卷一九《陈王植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8页。 (23)《梁书》卷七《高祖丁贵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0页。 (24)《三国志》卷四○《蜀书·刘琰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1～1002页。 (25)《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5～826页。 (26)《梁书》卷一四《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3页。 (27)《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刘廙传》及注引《廙别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3～615页。 (28)《魏书》卷四二《郦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50页。 (29)《魏书》卷四五《韦阆附韦彧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5页。 (30)《史记》卷三九《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50页。 (31)《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隐逸》引袁淑《真隐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0页。 (32)《太平御览》卷一四四《皇亲部·婕妤》引《妇人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4～705页。 (33)《孔丛子》卷下《连丛子·与子琳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第695册，第361页。 (34)《西京杂记》卷五《邹长倩赠遗有道》，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页。 (35)《汉书》卷六七《杨王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7～2908页。 (36)《太平御览》卷四七八《人事部·赠遗》引《张敞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92页。 (37)《汉书》卷七○《段会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29页。 (38)《艺文类聚》卷三一《人部·赠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0页。 (39)《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3～1005页。 (40)《艺文类聚》卷三一《人部·赠答》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5页。 (41)《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8页。 (42)《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2页。 (43)《艺文类聚》卷四三《乐部·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8页。 (44)《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九月九日》，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 (45)(46)(47)(48)(49)《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裴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5、396、396、396、396页。 (50)(51)《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1～602页。 (52)(53)(54)《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7～609页。 (55)《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页。 (56)《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尹黙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6页。 (57)《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8～560页。 (58)《艺文类聚》卷三七《人部·隐逸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66页。 (59)《三国志》卷一八《阎温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50页。 (60)《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彩》，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19页。 (61)《艺文类聚》卷二三《人部·鉴戒》，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23页。 (62)《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5页。 (63)《晋书》卷四九《嵇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0～1372页。 (64)《嵇中散集》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第1063册，第344页。 (65)《嵇中散集》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第1063册，第386～388页。 (66)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111页。 (67)(68)《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2～973页。 (69)《三国志》卷三九《蜀书·马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2～983页。 (70)《三国志》卷三九《蜀书·马良驸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4页。 (71)《三国志》卷四○《刘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2～993页。 (72)《晋书》卷一《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页。 (73)《三国志》卷四○《彭羕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6页。 (74)《三国志》卷四○《蜀书·李严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9页 (75)《三国志》卷四一《向朗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0页。 (76)《三国志》卷四一《张裔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2页。 (77)(78)《三国志》卷四三《张嶷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53、1054页。 (79)《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4页。 (80)《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7～1238页。 (81)《三国志》卷六○《吴书·吕岱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6页。 (82)(83)《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2～1433、1434页。 (84)《太平御览》卷二九七、六九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 (85)(86)(87)《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7、1324、1324页。 (88)《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4页。 (89)《太平御览》卷四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 (90)《太平御览》卷五一一、九七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 (91)《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7页。 (92)《艺文类聚》卷二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 (93)《三国志》卷六○《吴书·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94页。 (94)(95)《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3、1437页。 (96)《太平御览》卷三五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 (97)(9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4页。 (98)《六臣注文选》卷四五《序·春秋左氏传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第1331册，第218页。 (100)《汉书》卷九七《外戚·孝成赵皇后传》颜师古注，第3992页。 (101)《艺文类聚》卷三一《人部·赠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0页。 (102)《汉书》卷九七《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赵昭仪给籍武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不算标点16个字。 (103)《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3页。 (104)《梁书》卷四九《文学·袁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8～689页。 (105)《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载，魏明帝病重，刘放孙资侍疾，“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9页。 (106)《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载，西晋刘琨任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奔赴，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5页。 (107)《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吕凯传》载，蜀汉刘备去世，南中首领雍闿叛乱，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7页。 (108)《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欲杀道士于吉，众人上述为于吉求情，孙策说：“今此子已在鬼路，勿复费纸笔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0页。 (109)《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杨骏被杀，裴楷“以婚亲收付廷尉，将加法。是日事起仓卒，诛戮纵横，众人为之震恐。楷容色不变，举动自若，索纸笔与亲故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9页。 (110)《晋书》卷九二《文苑·左思传》载，左思做《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111)《晋书》卷八二《王隐传》载，王隐著《晋书》，“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3页。 (112)《晋书》卷九二《文苑·赵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9页。 (113)《宋书》卷七九《文五王·刘休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0页。 (114)《梁书》卷三一《袁昂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52页。 (1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任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6页。 (116)《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注引《谢承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1页。 (117)《后汉书》卷六四《吴佑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2页。 (118)《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34页。 (119)《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 (120)《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7～969页。 (121)《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69～172页。标签：魏晋南北朝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论文; 汉朝论文; 史记论文; 后汉书论文; 太平御览论文; 艺文类聚论文; 魏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梁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