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政治①——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从牯岭到东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资产阶级论文,东京论文,论战论文,序幕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也许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因而在对失败责任和原因的探讨中，有关中国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中国社会阶级的主体，以及中国现阶段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或半“现代”半“传统”社会的判定，成为各党派和知识界激烈论争的话题，并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崛起。② 但作为几乎与之同时发生，在主题及参与者方面也有若干交叉③ 的“革命文学”论争，却因为学科的壁垒，有关问题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讨论。这不仅制约了讨论的成色和规模，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对“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解。已有人注意到，对“国民革命”的“回想”(王宜昌语)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初期的重要性，④ 却无人意识到这与“革命文学”论争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文学)”辩论的关联。实际上，早在《蚀》三部曲中(1927.8—1928.6)，茅盾就借那些投身革命却倍感冲突，由幻灭、彷徨而至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遭际，检视过“国民革命”的败因。在《从牯岭到东京》(1928.7)中，茅盾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和社会作用，有过更为明确的肯定。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将起，陈公博在《贡献》连载《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1928.3.15—4.15)、子奇(邓初民)在《双十》发表《从中国社会史上说到中国革命》(1928.6)、陶希圣在《新生命》刊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1928.9)的时分，⑤《从牯岭到东京》完全应该作为开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文字。我们又何得仅将其塞入“对革命文学的意见”之中？⑥
这自然不是要简单地指责文学史研究的局限和缺失，蹈袭现有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泛泛之论，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由于“非政治化”进程(“全球化”、“经济化”、“政党国家化”等)的展开，“小资产阶级”已日渐被包裹为一种个人化的情调和风格(“小资”)。这与茅盾使用的那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包括“小资产阶级青年”，“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在内，对社会整体有着明确的感觉的“小资产阶级”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没有一种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的支持和对历史的总体把握，要重新体验茅盾所揭示的那种在“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所暴露出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被抛弃感觉，也就不再可能。但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成果之一的社会整体性观念的瓦解，却正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变化的最明显的特征。所以，在这里，无论是那种把“体验”和“感悟”作为文学特征，而无视时代观念和“知识气氛”对它的制约的“文学史”，还是那种把抽象的“主义”(ism)、“理论”(theory)或“概念”(concept)作为内容，而仅仅把文学作为“材料”的“思想史”，都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自然，这样的“思想史”，并不是什么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⑦ 这样的“文学史”，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史研究。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观照“作家”与其历史限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视力。本文基本的设计也因而是，通过展示包裹在《从牯岭到东京》之中的“革命文学”阵营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茅盾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来追溯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历程——这一过程既是他写作《蚀》三部曲和《王鲁彦论》、《鲁迅论》、《欢迎〈太阳〉》、《从牯岭到东京》的过程，也是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并整理他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之感觉与思考的形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一直建立在以“南昌起义”为开端的“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叙述上，茅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伸张，反过来，他不得不从很早就进行自我否定和掩饰。而由于与“秋白路线”的关系，作为被批评的直接对象的钱杏邨，也从来未敢言明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之前，其评论中并无否定茅盾的事实(这也包括“后期创造社”诸人)。这一相互的“配合”共同促成了对茅盾写作主旨的遮盖。所以，对《从牯岭到东京》等的理解也才一直陷于一些基本的错误而不被觉察。
如上所述，《从牯岭到东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本，将其限制在对革命“文学”的意见上，显然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不是说其中就没有包含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其中那些对有关批评的具体回应，也就不可能区分出那些真正属于茅盾自我主张的内容，从而丧失对其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理解。这是那些希望直接读到结论的读者，需要注意的。
《从牯岭到东京》共八节，对批评的具体回应，集中在第五节。但其他各节也有涉及。第一节中对“托尔斯泰与左拉”的去取，标示了茅盾文学观念的巨大转换，十分重要，将在完成对整个文本分析后进行讨论。第二节，涉及其“因病”滞留牯岭，未能携款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事，这是茅盾研究中聚讼纷纭的话题，也直接影响到对该文写作动机的衡估，本文将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打开这一禁锢。让我们从《从牯岭到东京》的第三节开始。
在这一节中，茅盾就《幻灭》、《动摇》和《追求》三者的结构关系进行说明。为了避免暴露小说的主旨，茅盾在文中大多数地方都极力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掩饰。因而，下面这些有关其“三部曲”性质“最初构思”的说明，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在写《幻灭》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动摇》和《追求》的大意，……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⑧
对白晖(朱自清)的《茅盾先生的〈幻灭〉》和钱杏邨的《〈幻灭〉(书评)》、《〈动摇〉(评论)》三文中有关“结构”的批评，茅盾坦然接受：“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总览全文，这是为茅盾接受的不多的几个批评之一。但他却马上用“人物的个性才是我最用心写的”，将话题转移到对小说中“几个特异的女子”的辩护上来。由于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其中是否存在“模特儿”，成为茅盾不得不辩的问题：
《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许有人要骂她们不彻底，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⑨
但“静女士和方太太”不过是虚文，“或许……”以下也无着落，只有“慧女士……”诸语，才是对钱杏邨“孙舞阳不过是点缀革命的浪漫新女子”，“孙舞阳不是革命的”⑩ 而发。但有意思的是，钱后来在《茅盾与现实》中对这些地方均未加改动，反倒是茅盾直到1933年还在《几句旧话》中为此再做解人：“这三种典型，我写来也有轻重之分。我注意写的，是静女士这一典型；其他两位，只是陪衬，只是对照。何况我又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应该挨骂的。”(11) 与此处自相矛盾。所以，有学者将苦苦追寻这些“化身”的人物原型。这虽不免拘泥，但三人尤其是“孙”以“象征”(allegory)而“征实”的功能，却属无疑。(12) 这将在下面再作解释。
第四节涉及对三部小说总的辩解，这里跳过，先谈第五节中有关《幻灭》和《动摇》的内容。首先，茅盾否认《幻灭》的主题是“描写恋爱与革命之冲突”，更否认其中有写到“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动摇”。对“革命+恋爱”一类的小说，茅盾有着一贯的反感，直到1935年仍借陈铨《彷徨中的冷静》的出版，以《“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加以讥弹。(13) 不过，钱文仅说：“(《幻灭》)是借两种的事实把这两种心理表现了出来，恋爱的事件表现了犹疑，革命的描写表现了幻灭。”(14) 并无茅盾忌惮的诸语在。其次是“静女士”的问题。对“静”的“小资产阶级”身份，二人并无异议；对她在革命中感到的“幻灭”也无分歧——茅盾说，“静女士当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则每遇顿挫便灰心；……她是不断地在追求，不断地在幻灭。”但是，对钱所指出的“游移”，则予以坚决否认：“幻灭的人对于当前的骗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它一脚踢开；踢开以后怎样呢？或者从此不管这些事，或者是另寻一条路来干。只有执着于那事物而不能将它看个彻底的，然后会动摇起来。”(15) 但这与《幻灭》中静女士的形象不相连类，明显是为了阻断读者在“幻灭”、“动摇”这些词汇之间产生联想。事实上，为此，茅盾甚至不惜说，《幻灭》的“题目是‘幻灭’，描写的主要点也就是幻灭。”“同样的，《动摇》所描写的就是动摇。”对《幻灭》和《动摇》的关系，完全加以拒绝。
钱、茅的另一个分歧在于，是否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感到对革命的“幻灭”。茅盾的答案是“否”。在他看来，“不但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有贫苦的工农”，都无不感到那种“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的幻灭。所以，当钱将茅盾对幻灭的“表现”理解为小资产阶级独有的感受，并进而引申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时，茅盾针锋相对地说：“我并不想嘲笑小资产阶级，也不想以静女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只写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一般人对革命的幻灭……”(16) 但，为什么在钱杏邨看来，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感到这幻灭？只有小资产阶级才会感到这幻灭？很明显，正是因为对此深信不疑，他才领会不到茅盾小说的旨趣，妄断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我们当然可以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很多有关小资产阶级易于“幻灭”、“动摇”的论述，这些论述也许影响到了他。然而，这对我们的问题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在以“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共合作”中被寄予重望，却终令“分共”并在随后谴责中共“不顾小资产阶级利益”，致使“国民革命”败绩的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左派”。对此，瞿秋白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代表这种市侩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衷心是反对和资产阶级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进，以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宽恕与恩惠。于是聪明的汪精卫便想出一种理论来说：不好说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应当说工农工商业者的联盟，‘革命要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幻想着：我们如此恭顺从命的替你们镇压工农运动，你们豪绅资产阶级总可以容我们当个‘领袖’罢……于是‘中国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当有革命的领导权’等一类半吞半吐的怪理论也发现了，其实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走狗，他还自己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是革命的领导者呢？”(17) 我们必须恢复这一应有的历史感觉。非此，我们无法理解钱杏邨对小资产阶级的感受力的完全消失，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茅盾之反诘的力量与困境。
这在有关《动摇》的内容中有更多的呈现。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的“主人公”问题。茅盾说，《动摇》“这篇小说里没有主人公；把胡国光当作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而以为这篇小说是对于机会主义的攻击，在我听来是极诧异的。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机会主义四个字在我脑海里闪过。”(18) 茅盾的“诧异”可以理解，因为钱虽未将胡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但确是将其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要求茅盾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机会主义”，是当时党内对武汉国共合作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路线、方针的批判性用词：(19) 在瞿秋白等看来，国共合作的失败，在于代表豪绅阶级利益的“投机分子”蒋介石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等人相继背叛革命，而陈独秀等无原则地坚持合作，不敢支持工农革命以争取小资产阶级，甚而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利益为根本，拱手将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这不仅是与机会主义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20)
以茅盾在党内的历史地位，不可能不知道这样重大的决策。事实上，他完全了解这一决策。(21) 因而，当茅盾说，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机会主义四个字在我脑海里闪过”，其原因也就不像他后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所说的“对外面情况不了解”，或者避免与党内斗争的纠缠，而在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理解与“秋白路线”的分歧。所以，文中那些看似技术层面的纠缠，实际上都内蕴着尖锐的对立。比如，在谈到对胡国光的处理时，茅说“小说的功效原来在借部分以暗示全体，既不是新闻纸的有闻必录，也不同于历史的不能放过巨奸大戆。所以《动摇》内只有一个胡国光；只这一个，我觉得也很够了”。(22) 即是因为，他并不以为，胡那样的投机分子，能对革命的失败负任何责任。这在茅盾表明“我当时的用意确实是要把他(赵按，方罗兰)作为《动摇》的一个代表”(23) 之后，变得极为显豁：
现在我们还可以正面来“描写”一个人物的政治态度，不必像屠格涅甫那样要用恋爱来暗示；但描写《动摇》中的代表的方罗兰之无往而不动摇，那么，他和孙舞阳恋爱这一段描写大概不是闲文了。再如果想到动摇所写的是“动摇”，而方罗兰是代表，胡国光不过是现象中间一个应有的配角，那么，胡国光之不再见于篇末，大概也是不足为病吧！
这当然有针对钱杏邨仅知把玩方罗兰恋爱中的“复杂心理”的地方。但既以方罗兰为《动摇》代表，对革命的失败的探讨，也就不得不转入到对方罗兰之所以“动摇”的原因的分析上来。茅盾说：
《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这动摇，也不是主观的，而有客观的背景；我在《动摇》里只好用了侧面的写法。
将革命的失败，归结为由客观环境导致的革命策略的动摇，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后，迅速为各方窥破，并发展成为钱杏邨批判茅盾的主要环节：“我想茅盾先生不攻击机会主义也是当然的事。据《从牯岭到东京》看去，茅盾先生正以不迁就当时的统治者的革命的势力为非呢！”(24) 不过，茅盾旋即在《读〈倪焕之〉》中进行掩饰，后来也逐渐被人忘却，以为是“极左”分子的造谣生事，吹毛求疵。(25)
但所有这些与茅盾在第四节中谈及《追求》时，对中共小资产阶级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仍是极为温和的。
在第四节中，茅盾写道“……《幻灭》等三篇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说他们是革命小说，那我就觉得很惭愧……”(26) 指出《幻灭》与《动摇》的“革命小说”性质的都是钱杏邨。(27) 但茅却不愿接受“革命小说”的称谓，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革命小说”所指的“出路”无异“绝路”：
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吧，我就不懂为什么像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这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但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给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28)
一般研究者认为，茅盾的批判乃是对“创造社”的主张而发。的确，“做一个留声机器”是郭沫若对“文艺青年们”的号召；(29)“思想动摇”一说，可能是就李一氓的《矛(茅)盾》而言；(30)“这是出路，往这边来！”也可视为对成仿吾“你到这边来，或到那边去！”(31) 的模仿。联系《从牯岭到东京》刊布后创造社在阻击中的一马当先，(32) 不妨说，“出路”一说，确有针对创造社的一面。
但在我看来，“出路”针对的主要却仍是钱杏邨。“出路”是钱最喜用的词汇之一——《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有14次之多，《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也有11次——而“没有暗示革命人物一条出路”，更见于其《〈动摇〉评论》：“这部小说的意义是不差的，只结尾处有些缺陷，作者没有暗示革命人物一条出路。”尤其是，按照他对小说的定性(“革命文学”)和定位(“三部曲”)，茅盾至少应在“幻灭”、“动摇”之后的《追求》中表现出革命新的希望来：
读者们，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革命的结果何如呢？“实在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的迷失在那里头了。”(chap.3)许多革命党人因此生了动摇。《动摇》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希望作者在第三部小说里把他们重行稳定起来，或者把这样的不彻底的改良主义人物送到坟墓里去，他们本已是陈死人了。(33)
但这却是茅盾无法实现的希望了。当此之时(1928.5.29)，茅盾的《追求》早已完成，(34) 并即将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而据茅盾自陈，“《追求》的基调是极端的悲观；书中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或大或小，都一样的不能如愿。我甚至于写一个怀疑派的自杀——最低限度的追求——也是失败了的。”这就不仅不能满足钱杏邨等人的期待，而且也与自己原来将写出“(在)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的构思，大相径庭。这一奇特的自我失败，是如何造成的呢？
既然小说“刚在发表中，还没听得什么意见”，又何必要站出来急于表白？如说是预留余地，那么，何不将这归为一时的失误？事实上，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之初，钱仍在有关《追求》的评论中保持了对他的希望：“在幻灭动摇之后，又加以最后的追求，可是这追求也失败了，走入了绝路，我不知道作者创作中的人物有没有绝处逢生的时候，有没有苏甦的希望。然而，我们是期待着，诚恳的期待着……”(35) 可茅盾为什么仍要说，“我仍要固执地说，我自己很爱这一篇”？
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苦闷时期……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36)
由于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公开了那令他苦闷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并说，“一些熟识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37) 我们可以想见，这从“旧友”处了解到的“痛心事”，不外“十一二月”间的“潮汕之败”、“广州暴动”，以及党内已经展开的路线斗争，如1928年春江苏省委被破、陈乔年等死事，以及稍后的罗亦农遇难。然而，这一影响到《追求》的“失望而发狂”的情绪，是否也影响到了《从牯岭到东京》的写作呢？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不正是他在上文所说已被证明得很明白的“绝路”之所指吗？实际上，如茅文标题所示，“从牯岭到东京”，不仅是一个囊括了其革命记忆的巨大时空，而且也是一个酝酿了他对革命之过去与未来判断的时空：
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后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
而且，他不也正是基于“亲爱者的乖张”的否定，才提出其有关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吗？
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现在差不多有一种倾向：你作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述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述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吗？他们不被压迫吗？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神圣的笔尖呢？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38)
实际上，这也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对茅盾的批判中被引用的最多的段落之一(其批评的合理性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因为茅盾在《读〈倪焕之〉中》否认自己曾有过“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这也成为后来经常被回避的段落。事实上，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以之代表茅盾对“革命文学”的“意见”，更不用说他对自己的文学主张了。(39) 但是，接下去，我们将发现，这恰好是茅盾从“阅读对象”、“题材”、“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化，并明确表示过的对自己文学道路的选择：
我相信我们的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情热……悲观颓废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继续下去，我们要有苏甦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神作我的前导。……(40)
必须指出，“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后的标点经常被改为“：”。这一改动显然试图使原文所明确指向的上一段中为那些“小资产阶级市民”而存在的文艺“(新)路”，弯曲向后。尤其是当茅盾主动将“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神”解说为“寓意盖在苏联也”以后，(41) 就更是如此。但这样的解释在文中太过孤立，不能找到任何的呼应。实际上，在文中发表对“国内文坛的意见”(第七节)之前，茅盾已说过“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很庄严的一个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所以，“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神”引导的，也同样不可能是别的道路。它只能是，那意欲将阅读对象从“青年学生”扩展到“小资产阶级”全体，“声诉他们的痛苦”，“激动他们的情热”，为他们而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道路。
李初梨当年曾质问茅盾，小资产阶级占“全国十分之六”人口的“统计”从何而来。(42) 茅盾也从未做出回答。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茅盾将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看法，就真的是无中生有呢？回顾“阶级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最早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陈独秀，即已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得出过“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的结论。而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重要文献中，则明确把“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归入“小资产阶级”。其“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除“贫农”外，也大都可以归入茅盾的“小资产阶级”范畴——毛泽东说，“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2.9亿)——“小资产阶级”(“一万万五千万”)、“半无产阶级”(“约二万万”，其中贫农“六千万”)——在总人口(“四万万”)中的比例(70％)，(43) 亦与茅盾的结论相去不远。
但探寻茅盾结论的来源，并不在于证明其分析的权威性。实际上，这一曾作为“国共合作”期间“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路线的合法性证明的分析，已因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和新的“路线”所否定。然而，茅盾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的坚持，是否只是表明了他与新的“路线”的分歧？他那种“说这是落后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让我们把问题集中在《从牯岭到东京》第二节，茅盾对他在牯岭作出选择时刻的反复叙述上。
对茅盾在牯岭“养病”，不能与同来的几位“更向深山探访名胜”的往事，钱杏邨当年即曾撰《从东京回到武汉》，以《留别云妹》(44) 为证，力言其对革命的过早幻灭。(45) 在“病情”的真假，“后山道路”的通否，以及对牯岭两诗(46) 的解读，已成为更复杂的纠缠的今天，(47) 本文愿以朱其华在《1927年的回忆》中有关茅盾上山日期的叙述，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问题。
我决定不去安庆了。因为我知道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今天——七月二十九日——由汉口到九江去了，九江不知又将闹出一点什么新花样来，让我到九江去看看吧。
二十九日的中午从汉口动身，三十日就到了九江。
南浔路车站对面的大东旅馆，在九江总算是最体面的旅馆了。许多朋友在这里住着。我从汉口回来后，在洗澡堂里与烟水亭转了一转就到大东旅馆去访友。
靖大康——武汉分校的活动分子——带了几位女同志在这里住着。他已经被派在二十四师政治部工作，今年就要赶到南昌，因为二十四师师部已经进驻南昌了。沈雁冰也住在此地，今天就要上庐山去。
雁冰是我在广州中央宣传部的同事，他是宣传部的秘书，但三月二十号中山舰事变发生过后，他就回上海。我初从南昌到武汉时，在武昌会到过他……这次与他同由汉口来九江，将同上庐山的，还有他的武汉国民日报的同事宋云彬，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在他房里谈了一刻，眼看着他们上庐山去玩，于是我也决定明天动身去玩几天。(48)
从后面的章节可以进一步确定，朱其华与茅盾见面的时间是7月30日“早上”。(49) 因为一天后就是南昌起义的日子——朱自己曾亲自参加——其准确性应是不成问题的。这不但将使研究者普遍采信的茅盾7月24日到九江，次日上山并于该晚作《云少爷与草帽》、26日作《牯岭的臭虫》等行为的真实性，都出现问题，而且使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茅盾牯岭诗文写作的目的。事实上，茅盾虽然是《中央副刊》“星期特别号”(《上游》副刊)的发起人，却一直很少在上面发表文章。(50) 此时连续刊出记述自己行止的新作，应该不是想念“留在汉口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简单，而可能包含着对其“秘密使命”的某种答复。不过，更改日期不等于说就是故意的欺骗或隐瞒——如果是这样，二文的刊布就自相矛盾。——当然，使命要求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在山中作扪虱(“臭虫”)之谈。茅盾的迁延不去，究竟是为了什么？
《1927年的回忆》涉及国共分裂的诸多内情，出版时(1933.5.15)曾引起广泛关注。茅盾对有关自己的内容自应有所了解，如系构陷，也容易有所表示。但目前不仅并未见到有关方面的记录，反倒可以在同年11月《文学》月刊发表的《牯岭之秋》中发现，茅盾对“牯岭故事”的又一次叙述。在《牯岭之秋》的第四章，当“老明”决定“明天”先上牯岭去看看之前，“云少爷”曾在“报屁股”的文艺栏中看到“高语罕的一份公开信”，并引起同行的“老宋”一番“冷冷”的评论：“总是这一套！你们就喜欢抬人。先抬了张三，‘革命领袖，革命领袖’，喊得震天响，抬到半路上看看不对了，你们就赶快丢掉张三，去抬李四……现在半路上看看李四也不行了，你们赶快再丢掉，再找第三个来抬罢？你们这样抬来抬去，‘革命’就被你们送终了！”(51) 据地方文史学者的考证，此处的“公开信”即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高语罕为《国民新闻》所写的《致汪精卫的公开信》：“攻击他，揭穿他背叛革命的阴谋。”而当时九江的街上、墙头也到处贴满了“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的标语，以“擦亮人们的眼睛”。(52) 高语罕《致汪精卫的公开信》笔者目前尚未见到，其发表日期不能妄作判断。但稍事比较也可见出，此非“老宋”的感慨所自而何？从广州时期的以蒋介石(“张三”)为“革命领袖”打倒国民党“右派”，到武汉时期的以汪精卫(“李四”)为“革命领袖”打倒蒋，现在又以“张总指挥”张发奎(“第三个”)为新的“革命领袖”来打倒汪，无不将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实力人物身上，而枉顾革命的社会基础，所以“革命”也就不免有“送终”之虞了。茅盾说，《牯岭之秋》在写出后，第五到八章“过了一夜，不知怎的，忽然不见了”，接下去有关“上山”的内容，也因此成了“阙文”。但他不仅懒得去找，在将小说收入《泡沫》集时，又将“高语罕的一份公开信”中的人名去掉，(53) 更进一步隐藏了重提这一“公案”的用心。但即便如此，前述内容也足以表明，茅盾在牯岭的称疾不去，绝不是什么畏死或逃避。(54) 而是在一个可辩护的空间中，对中国革命道路不同思考的委婉而公开的传达。我们不妨对其下山后不久所作的《鲁迅论》，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有趣的是，在《鲁迅论》开头，茅盾也提到自己“两月前，在一个山里养病”。而且在接下去重翻成仿吾有关《端午节》对“自我表现”的“努力”的老账之余，借方玄绰借钱未果的感受，掉笔捎打——(这)“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使我感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如果我嘴上说得勇敢些，像一个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赞美者还要多些罢；但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二者也是极为相似的。但最令人感兴趣的却是，茅盾在《鲁迅论》中对自己曾在《读〈呐喊〉》中所不断强调的“客观描写”的价值(“求真”、“科学精神”)的校正。我们来看看茅盾在《读〈呐喊〉》中对阿Q的论述：
《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绝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着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55)
而在《鲁迅论》中，茅盾的感喟却是：
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象阿Q么？……况且那中间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童”的“咸与维新”，再多说一点：把总也做了革命党，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举人老爷也帮办民政，然而不在把总眼里。……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陈事了，然而现在钻到我们眼里，还是怎样的新鲜，似乎历史又在重演了。(56)
感慨历史的重演，也许很自然。然而，他当年的文字就在他眼前——《鲁迅论》中唯一的参考书《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未名社刊行，1926)，收有他当年的《读〈呐喊〉》——作为“自然主义”的提倡者，茅盾不可能不明白，这正使他走在自己当年所批评过的“移情”的路上。但“移情”却不仅存在于《鲁迅论》。在谈到王鲁彦笔下的“乡村的小资产阶级”时，如《也许不至于罢》中的土财主因财产而不得不有的谦虚，因孤身无人分担的忧愁，都发动了他的感情；而对《黄金》中“乡村小资产阶级的产业观念”以及“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更说：“我看见静的悲剧的发展。……我们怀着沉重的心，跟随篇中主人公走到无形的悲剧的顶点，结果使我们对于这个平平常常的老头子发生了深切的同情。”
这样的变化，怎不令人深长思之？
在《从牯岭到东京》开篇，茅盾即表示自己在左拉和托尔斯泰的之间去就：“我爱左拉”，鼓吹过他的“自然主义”，但在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自己来作小说时，“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卢卡契《叙述与描写》的开头，也曾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与左拉《娜娜》中的“一场赛马”的不同的意义，讨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在卢卡契看来，托尔斯泰笔下的“赛马”是整个作品的一个环节，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左拉的“赛马”描写无论怎样无微不至，也只是故事中偶然的穿插。前者只能处在整体叙述中的某个特定位置，而后者可以随意安排。(57)
这当然不是说，茅盾与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有什么关系——这一理论这时尚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而是要追问，这一变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分析《呐喊》和《彷徨》中“老中国的儿女”带给自己的感受时，茅盾说：
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
无疑，这是在对革命失败的“追忆”和咀嚼中获得的感觉。然而，正如一位社会理论家所说，“革命……暴露了社会是一个整体。”(58) 革命的失败不仅改变了阿Q们在“自然主义”眼中的病态形象，也赠予了他痛苦的整体感：在自解为何鲁迅虽是“凡人”却能“预言”时，茅盾说，“因为它能抓住整个时代。”
这对《从牯岭到东京》中那些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阶级主体认识的形成，显然是极为关键的。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不久，茅盾即在《读〈倪焕之〉》中表示，自己虽说过应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却“并没说过要创造小资产阶级文艺”。(59) 茅盾的这一“变化”有诸多原因，(60) 但无疑与其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的改变有关：他甚至转而承认“钱杏邨的观察是不错的”，称自己曾一再辩护过的《追求》，竟然是在“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智识阶级的病态和迷惘”，“因为他们的阶级的背景，他们都不曾在正当的道路上追求，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全部失望……像这样的人不应该给他们一个完全的失望么？”(61) 这是任何读过《从牯岭到东京》的人都不会同意的。
不过，即使在《读〈倪焕之〉》这样的文本里，其对小资产阶级的肯定也仍是清晰可辨的。不错，他批评过倪焕之的“脆弱”——“不能很坚实地成为推进时代的社会活力的一点滴”——但在他看来，一个像倪焕之那样“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运动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进程，却是“值得赞美”的。这也是他将《倪焕之》许为“扛鼎之作”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历程既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的成长，也勾勒了其与“五四”的精神联系。在回应《一般》杂志的史济行以“五卅”为新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时，茅盾说：
有一位朋友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许多人认为自‘五四’到现在是一线的继承，错的，它是不同的显明的两个时代。”他把“五卅”，分为另一伟大的时代，而称现代为“第四期之前夜”。我承认这个观察是很对的。但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活跃“五卅”前后的人物虽然在精神上迈过了“五四”而前进，却也未始不是“五四”产儿中的最勇敢的几个。没有“五四”，未必有“五卅”罢。同样也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之前夜”罢。(62)
这与当时在“打倒知识阶级”的气氛中对“五四”的否定，(63) 是针锋相对的。这与他自己后来批判“五四”的“先天不足”，“到五卅运动时，她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背道而驰。但那已是他与瞿秋白合作以后了。(64)
为了整理茅盾对小资产阶级感觉的形成，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同一时期其他人的感受。好在，发表那位“朋友的意见”的《一般》杂志在二十年代的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也是叶圣陶等友人的“文聚”之所。刊于其上的朱自清《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65) 即与其《茅盾先生的〈幻灭〉》的写作时间接近(1928.3)——这是有关《幻灭》的第一篇评论——讨论的也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朱自清以被“对手”“迫逼”、“围困”和无路可走的慌张，来表达自己远离时代却又被它挤压的心境。他回顾自己这心境的由来，与春间北返过沪访友时所受“三个印象”的“刺激”有关。一是，满街“密云似的”工人使他感受到的“他们阶级”的觉醒的场景。二是“火”(方光焘)在临别时所说，因小资产阶级必将随资产阶级消亡，不如“促进自己的灭亡”(66) 的话。三则是因“栗”(67)“劝我入党”而起的疑虑。(68) 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下面这有关“我们阶级”的认同：
我们的阶级，如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是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我是这样的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69)
在方光焘主持《一般》杂志时期(卷2以下)，有关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开始进入高潮，心如的《从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所认识的》(3卷1号)，夏丏尊的《知识阶级的命运》(5卷1号)，章克标的《崇拜知识的迷信和知识阶》(5卷3号)，以及《那里走》等不断见诸杂志的重要位置。其本人连载于2卷4号及3卷1号的《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与《那里走》中“火”的话语极为相似，其以“岂凡”署名的《读革命文学论诸作》更将“阶级意识”比喻成“血统”一样的东西：“我说阶级意识多半是天生的，像血统一样有遗传，你即使像李初梨说的那样参加革命也无法改变。”(70) 这与朱的看法，也是相互映衬的。这都足以表明朱自清有关小资产阶级认同的集体普遍性，尽管这与茅盾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能就此作进一步讨论。但在即将结束本文时，笔者想强调，本文之所以反复对《从牯岭到东京》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进行分析，并不是因为对“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论述就只存在于《从牯岭到东京》。对《“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中一些“关键词”的统计显示，一向被视为论争要点的都频率偏低，而“小资产阶级(文学)”却堪称其最：如“现实主义”3次，“自然主义”45次，“浪漫主义”56次，“读者”72次，“题材”77次，“五四”82次，“写实主义”也只有104次，而“小资产阶级”一词就出现244次——如果加上“小布尔乔亚”(23次)和“小有产者”(31次)等同义概念，计有298次之多！唯一的例外，是“作者”一词的308次，但这恰恰是因为“转变小资产阶级作者的世界观”(71)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形成的。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论述，成为似乎唯一符合中国社会性质的真理判断。然而，如何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处境的任务，却并没有结束。断言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阶段，从而漠视其现代性质，或反过来，都将对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状况，尤其是在社会利益日趋分化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阶级主体的把握形成误判。在正统的马克斯主义理论中，“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即将消失的阶级，但其所信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却常常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分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理论家不断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72) 茅盾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概念，也日见显露出其应有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它可能固然是不完备的，但却绝不仅仅是局部性的，它看似仅仅对“革命文学”而发，却致力于将“文学”与它依存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作整体的观察和把握。如它在当时所展示的力量一样，其对我们的启发，也必将是重大而深刻的。
注释：
①本文中有关钱杏邨评论原文和修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拙文《〈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与钱杏邨态度的变化》；而有关“革命文学”阵营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请参见拙文《“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分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第1期。
②参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Arif.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③“后期创造社”的《思想》月刊，被视为中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大本营，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傅克兴、王学文等也是论战的主角。参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出版社，1970年。
④Arif.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第69页。
⑤这些都是引发“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关键文本。
⑥李何林：《近二十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亚东书局，1945年重版本，第216页。
⑦有关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沿革和趋势的中文文献，最简明的可参考汪晖《“谁”的思想史》，《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陈启云《“思想文化史学”论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⑧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卷10号，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139，1140页(页码同卷总排)。
⑩钱杏邨：《动摇》(评论)，《太阳月刊》(停刊号)，上海：春野书店，第3页。
(11)茅盾：《几句旧话》，《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初版，第57页。
(12)Yu-Shih Chen,Realism and Allegory:The Early Fiction of Mao T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年。
(13)茅盾(何籁)：《“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4卷1号。
(14)钱杏邨：《幻灭》(书评)，《太阳月刊》第3号，上海：春野书店，第3页。
(15)(16)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1页。
(17)(18)瞿秋白：《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第1期(1927.10.)，第27页。
(19)(20)《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云：“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36页。
(21)郑超麟《回忆沈雁冰》述及他1927年底去见茅盾时的情景：“无疑，他看了我主编的《布尔塞维克》。他认为现行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好像秋天的苍蝇，在窗玻璃上乱钻，结果还是钻不出去。’……他当时对于莫斯科这个盲动主义路线的反对比我明朗得多，坚决得多，以至于公开说了出来。”《忆旧录》，北京：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1995年，第178，179页。
(22)(23)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2页。
(24)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文艺批评集》，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5月版，第136～137页。
(25)第五节中还有一些对钱杏邨的批评，如“我在《动摇》里只好用了侧面的写法。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习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那一个县，那就更不会弄得明白。”钱只有在“改排”时将评论中小城的位置由“上游”改为“上述”。
(26)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0页。
(27)(28)参拙文《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与钱杏邨态度的变化》。
(29)参郭沫若(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号。
(30)参氓《矛(茅)盾》，《游击》(3)，《流沙》第2期。
(31)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卷9期。
(32)参克兴(傅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及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创造月刊》2卷5期、6期。
(33)钱杏邨：《幻灭》(评论)，《太阳月刊》(停刊号)，第19页。
(34)《从牯岭到东京》自述“《追求》作于一九二八年四到六月间”。
(35)钱杏邨：《追求——一封信》，《泰东月刊》第2卷第4期，上海：泰东图书局，第112页。
(36)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2～1143页。
(37)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页。
(38)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5～1146页。
(39)实际上，李何林在“茅盾的意见”中征引的仅是《从牯岭到东京》第七节(第7、8、9段外)，《读〈倪焕之〉》的第六节第2段、第七节第2段，第八节第2、3段的内容，完全避开了这一在当时成为众矢之的的段落。
(40)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第1146页。比较《茅盾全集》第19卷，第194页。
(41)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42)参李初梨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对此的引用与评注。
(43)姜义华编：《毛泽东著作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
(44)载《中央副刊》146期，1927年8月19日，诗末日期为“1927.8.12”。
(45)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同前，第121～122页。
(46)《留别云妹》及《我们在月光下的缓步》，后者作于1927年8月9日。
(47)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以南昌起义后“同在山上的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梅电龙离开九江，冒着生命危险从后山赶到南昌”，指责茅盾“临阵逃遁”，并以《留别云妹》为其“脱离政治斗争的留别宣言”(78页)。丁尔刚《茅盾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则斥沈说为“荒谬”、“歪批”(167～170页)。
(48)朱其华：《1927年的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第248页。
(49)“我本也打算上庐山去，想不到半夜还要逃到此间来。早上——现在说起来是昨天的早上了，与雁冰云彬在这个房间里谈天，那里料得到我也会在半夜里到这个房间来？”同上书，第289页。
(50)此前所发二文为《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与《〈红光〉序》。
(51)茅盾：《牯岭之秋》，《文学》月刊1卷5号，转引自《茅盾全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52)《九江酝酿南昌起义》，见《九江人民革命史》，九江市党史办编，2001年出版。
(53)参茅盾《牯岭之秋》，同上，页439注，第451～452页“作者附白”。
(54)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同前，第80页。
(55)(56)茅盾：《鲁迅论》，《茅盾全集》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96，398页。
(57)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58)Henri.Lefebre,Sociology of Marx.转自Arif.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第260页。
(59)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卷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14页。
(60)其中即有胞弟沈泽民(“罗美”)从莫斯科来劝解。参罗美：《关于〈幻灭〉》，《文学周报》，1929年3月。
(61)(62)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卷19，第190，209页。
(63)施瓦支(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64)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茅盾全集》卷19，同前，第298页。
(65)据商金林教授提示，《那里走》一文所呈四友“萍”为茅盾，“郢”为叶圣陶，“火”为方光焘。而解志熙教授颇疑“萍”为俞平伯。特此申谢。
(66)朱自清：《那里走》，《一般》杂志4卷3号，前揭，第370～371页。
(67)“栗”尚不能确定为谁。
(68)(69)朱自清：《那里走》，同前，第372，374～375页。
(70)岂凡：《读“革命文学”论诸作》，《一般》4卷4号，1928年4月，第630页。
(71)朱辉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65页。
(72)崔之元《小资产阶级宣言》对此有清楚的论述。部分内容见罗岗主编：《2004思想文选》，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