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有制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所有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有了较大的突破。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被普遍认为是科学、务实的理论，是对2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确认和总结，为下一步改革打开了良好的突破口。
对我国的所有制改革来说，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有争议的一面。尤其是当人们从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出发时，容易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就应该而且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保持国有经济的完整体系和绝对支配地位，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剥削性质、非社会主义性质和从属地位（《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内部征求意见稿）。另外，也有人从目前的改革实践出发，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是超前的、空想的、因而是过时的，进而得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激发经济活力，改变国有企业亏损状态的结论。
要想弄清楚上面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理解我们的改革实践，就必须搞清楚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原义，再在这个基础上坚持或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为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纵观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对其中每一阶段的理论背景及其内涵的理解，都有助于理解我国今天的所有制改革。
一、理论的提出与表达
应当说，公有制思想并非马克思首创。自古以来受压迫的阶级都饱受无财产之苦，而向往财产均分的大同世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正是因其把私有制作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精辟论述而名声大作，奠定了他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的基础（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马克思来说，对他影响最为突出、最为直接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制的无情批判和对公有制社会的设想，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公有制理想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直接来源。
以上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研究法律、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基础背景。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对所有制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中创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成果集中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新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人类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历程：即遵循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未来的公有制的序列来发展。因此，顺理成章地，作为未来世界的建设者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所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了这样脍炙人口、主题明确、激励了千百万人前赴后继去奋斗的、今天仍在被人无数次引用的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一个典型表达。
对于这一时期的所有制理论，有两点需要说明，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这时的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部分，它所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但是，它并未经过经济学的论证，更未提出具体的、详细的所有制改革方案，也即未提出新的所有制形式的经济运行机制，它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专业本来是法律，而他更感兴趣的是哲学和历史。他接触经济问题是在1842—1843年间需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以及他参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之后。这些事件促使马克思转去研究经济。他批判性地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详细的摘录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他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到1845年为止，马克思写出了用哲学语言表达经济学内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七本经济学笔记《巴黎笔记》。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上的、立场上的基础。但是，不论是就其理论内容来说，还是就马克思本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距离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都相去甚远。
而且，做完这些工作之后，马克思感觉到，要创立新的经济学，让人们接受新的经济思想，就必须批判地改造旧的哲学和旧的世界观，建立科学的方法论和立场。因此，马克思暂时搁下经济学研究，转而研究哲学。这时的研究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他阐述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所以，这一时期，通过对唯物史观研究而形成的马克思所有制理论，需要经过经济学的进一步论证，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2.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指出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序列，将它彻底地、充分地表达为《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样子，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风起云涌、接连不断的工人运动到1848年震撼整个世界的欧洲革命都有理由使马克思相信，工人运动势不可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即将到来，公有制的实现指日可待。看到自己的理论将被群众实践，自己的理论将用来指导现实，这不正是每一个理论家梦寐以求的吗？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强化了马克思迅速实现公有制的信心，但他未能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底蕴、未能理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艰巨性、未能理解公有制经济运动的具体性和可能性。已提出的理论需要发展，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在经济运行的研究中深化对所有制的认识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迫流亡英国伦敦，并从1850年起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这项工作包括了著名的《伦敦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出版，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也即《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的写作工作。前后历时近20年，并向后延续到他逝世为止。正是在这长达二三十年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他所处时代的经济运行，理解了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必然性、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同样，也加深了他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时，基于对社会经济运行、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解，他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变得理性、客观和谨慎了。同时，也体现了更强的科学性。
在这一时期，能够集中体现马克思对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公有制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而且同样是经常被人无数次引用、以至于同样可称为脍炙人口的论述有以下两处。
1.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最后一节分析了商品拜物教之后，谈起一个社会群体如何运用其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安排生产和消费时，马克思从孤岛上的鲁宾逊个人支配资源谈到中世纪庄园的统一支配资源，又谈到未来社会的有计划支配和使用资源。认为，为了达到有计划的支配和使用资源，就需要社会共同拥有其生产资料。为了进行这种对比和联系，马克思说：“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这里，马克思用的是“设想”——仅仅是对未来新的公有制及其运行方式的一个极为谨慎的“设想”。这种态度是极其科学的。因为，作为一名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有着深入研究，深谙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相互关系及其复杂的运动过程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对未来的社会作出任何过于细致的、甚至是轮廓性的设想都是不应该的，它将会影响到整个理论的科学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由马克思本人亲自整理出现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时间上，位于他已研究经济学近20年、已基本写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之后。笔者认为，这种谨慎恰恰表明了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入性。
2.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讲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向社会化发展和资本集中于个人之手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将激化到“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于是，剥夺者将被剥夺。马克思写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
这是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其中，关于所有制形式发展中是什么对什么的否定之否定，以及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等，经常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专家们对此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里不对各派之说进行是非评说。只强调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进行研究之后，通过这些话，马克思指出了未来社会建立公有制的客观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在上一阶段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原理，理解了生产力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就会明白，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客观物质条件绝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我们说关于这一客观物质条件的核心和本质，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就不仅仅是生产的社会化了，而是涉及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全过程的社会化：是以生产社会化为核心、交换、流通分配及信息共享的社会化。从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看，马克思意识到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但对它发展的深度、广度及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估计不足。这决定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认识不足。
这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极其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来社会的公有制是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的实行有计划生产的公有制，它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
三、联系俄国经济发展情况，探讨东方社会实行公有制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的晚年，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中心由西欧移向俄国，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他放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工作，转而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
当时的俄国，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公有因素的农村公社，是一个具有共同劳动习惯的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工业不发达，渴望产生、形成资本主义因素，进入现代社会的，并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威胁到农村公社生存的社会。马克思对这一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非常希望当西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能使俄国这样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但仍然保存了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能利用他们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把它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时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但是，这样一种设想和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又如何变为现实呢？对此，马克思作了非常严肃和谨慎的思考。这集中表现在他1881年写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
1881年2月，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 请他谈谈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尽管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并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得出了一些可能性结论，但当他给查苏利奇写回信时，却花费了大量心血与笔墨，几易其稿，最终也未能写出明确的答复。
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用了很长的篇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俄国走一种不同于西欧社会的所有制道路及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他认为在俄国存在着一种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实现公有制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它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又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可能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一切积极的成果，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为了表明这种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质问：“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但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种发展的困难性，不无怀疑地说：“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55（下同），762页）
其次，马克思注意到，俄国的这种“公社制度正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处于危险境地、濒于灭亡之中”。最直接而明显地表现，是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事实”：公社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消灭公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中间阶级，使大多数农民成为无产者的趋势正发展起来。作为这一事实的结果，同时也是使公社制度难以为继的另一原因就是个别家庭手中的财富在逐步增长。这种积累，将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并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将触及到包括耕地、森林、牧场、荒地等在内的一系列公共财产上。
最后，马克思谈到使公社继续存在，使其成为俄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出发点、并焕发出新的生命的条件：这就是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把农民所偿付的巨额国债和国家向新兴资本家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发展农村公社。
巨额资金！这确实是一种有实力的因素。但是显然，它需要更周密的经济论证和可能性研究。没有足够的研究，决不能轻易地作出结论，更不能随便公开发表或寄信给别人看。马克思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事实上，他是这方面的典范。所以，他将这份内容丰富、将近一万字的初稿的反复修改了三遍，但最终寄给查苏利奇的却是一篇仅有六百多字的短文，而且其中一半内容引自己公开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上面所说的在初稿中讨论的三个问题，马克思都没有贸然写出，仅仅写了以下的话：
“在《资本论》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775页）
从这封复信的最终稿，可以看到：直到晚年，马克思对公有制的信念都是极为坚定的。他深信，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其社会的新生点——这与他在第一个阶段研究的唯物史观结论相一致。
但是，他对这种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和可能性都抱着极其谨慎和严肃的态度。简短的复信不但表明了这一点，而且指出了实现公有制的困难或条件：（1）排除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向公有制袭来的破坏性影响； （2）保证它自然发展的条件。这是何其简单的两句话， 但是在复杂的现实经济、政治运动过程中又是何其难以实现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82年1 月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序言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有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能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31页）
从这些话，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有制的分析包含了它对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积极成果的占有。只有西方的革命获得成功，直接掌握了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才能再自觉地引入俄国社会，用以建设公有制。结合马克思致查苏利奇回信初稿中关于用巨额资金支持公有制的分析，我们更可以得出，除了占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俄国的公有制还需要全社会范围内的资金支持。显然，这是一个与经济运行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寻找解决途径的问题。
实践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象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取得胜利，并引导全世界的人越过卡夫丁峡谷去享受资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俄国的农村公社也未能在“正常条件”下发展起来，而是被苏联的国有制所取代；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其所有制关系和产权结构也获得了一定地发展，支持和容纳了远超过马克思时代的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事实和马克思对所有制问题探索的过程，带给我们新的启迪和思考是：
1.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是一个随着他其余理论的探索及社会实践发展状况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变化和发展的理论，它既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个已经把问题全部说清楚了的理论。同时，马克思本人对此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在理论的表达和传播上表现出极大的谨慎性和严肃性，表现了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我们对所有制理论的理解、运用和发展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2.从马克思所有制理论探索的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在传统上被我们普遍认可的所有制理论，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一种过于简单化、抽象化的理解。如果把它直接运用到在落后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我国，就更是对其理论的歪曲。对此，马克思生前已有警惕。他曾就那些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作过严肃的批评。他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42页）所以， 当我们对传统的所有制实践进行反思和改革时，也应该在是否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了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上进行反思。显然，如果当初我们能够明白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探索过程和含义，就不会盲目、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不会仓促地大面积实行国有化，而是象“十五大”一样采用一种务实地、科学地态度处理所有制问题。相信这会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3.今天，在我们进行所有制理论的探索和改革时，所处的时代比马克思的时代又前进了一大步。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和产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带给我们新的机会和启示；另一方面，我国的所有制改革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如何发扬和利用已有公有制形式的优势、改造其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方面、并直接引入和利用西方社会已有的积极成果，就成为我们时代的新课题。可以说，这一课题的提出得益于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解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应该继续向马克思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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