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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理论界对“讲话”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值此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就近十年来对他的研究情况和主要观点作一梳理和综述，以期对深化研究讲话有所帮助。
一、关于“讲话”研究情况的概述
邓小平南方谈话包括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作的一系列讲话。在视察期间，当地的报纸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对邓小平的活动作过一些简略的报道。2月28日，中共中央曾以文件形式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3月31日，国内各大新闻媒体播发了由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理论界随后就以各种方式，开展学习和研究南方“讲话”的活动。
各省、市在理论宣传部的组织下，召开学习“讲话”座谈会和理论研讨会，既邀请专家学者撰写文章，也邀请实际工作者学习座谈，并将体会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形成研究“讲话”的第一个热潮。当时，由于“讲话”刚发表，研究还是初步的，研究涉及到的面比较广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1997年“讲话”发表五周年时又形成一个研究热潮。这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经出版了4年，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已较深入，这就为深入研究“讲话”奠定了基础。这个研究热潮的特点是进入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北京召开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理论研讨会”，广州召开了“纪念‘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学习座谈会”，由此又形成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
十年来，理论界直接研究“讲话”的文章较有分量的主要有：龚育之的《意义和要领——从南方谈话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李君如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重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体会》；雷云的《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几个重要论断再学习、再认识》、《论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大理论意义》；许耀明的《试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地位》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刑贲思的《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学习邓小平重要谈话》；薛启亮的《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战略构想——学习邓小平南巡时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林建公主编的《跨世纪的理论指南——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元上、汉竹合著的《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徐耀新的《跨世纪的纲领——邓小平“南巡讲话”纵横论》；翟泰丰、李连仲的《开拓历史新篇章：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谈话》；石仲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体会》。此外一些省市宣传部还出版了学习“讲话”的论文集和各种辅导材料。许多相关著作也有专门的章节研究“讲话”，如龚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专门有一章为“论南方谈话”。王东的《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一书中第五章为“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南方谈话”；高屹的《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一书中的第九章有一节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大历史关头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裘之倬的《邓小平传奇》中第二十章为“八十八岁视察南方”等。
除了直接研究的成果外，更大量的是对“讲话”中提出的重要观点的研究。“讲话”发表后，党中央专门发出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指示，国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高潮，各种成果大量涌现，难以胜数。这也是“讲话”对理论界学习研究的推动。
二、关于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
邓小平视察南方是在非常特殊和十分关键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必须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理论界在研究“讲话”中，紧紧扣住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从多角度阐述了邓小平讲话的重要精神。
关于国际形势方面，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有的研究者从国际共产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角度，强调了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困境。有的研究者强调了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双轨政策”，加紧“西化”、“分化”图谋的威胁。（注：沈宝祥：《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4-19页。）这是不利中国并构成严峻挑战的重要方面。但是很多研究者指出了国际形势的另外一面：如东欧演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者和广大第三世界殷切希望中国迅速发展起来，西方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能集中力量一致对付中国；亚太地区相对稳定，东南亚国家经济起飞的现实既给中国带来压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注：王东：《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211-215、211-215、211页。）因此，邓小平的“讲话”贯穿着挑战与机遇同存的精神，一方面正视严峻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特别强调抓住时机发展中国。
关于国内形势方面，研究者从多方面阐述了“讲话”时的情况。有的认为，90年代初，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内的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国民生产总值比80年代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有的研究者指出，三年的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成功，改革的步伐虽然相对有所放慢，但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注：沈宝祥：《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4-19页。）也有研究者指出，在看到有利形势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1989政治风波的影响，国内一些模糊的思想认识还有待澄清，党内“左”倾思潮有所抬头，这就可能干扰经济建设，阻挠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种情况发生在十四大前夕，显得更为复杂。（注：吕正书：《解读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67-568页。）
三、关于“讲话”要点的研究
有两位研究者从9个方面概括了“讲话”的要点。许耀明概括为：(1)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2)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3)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要被姓“资”姓“社”的争论所困拢；(4)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5)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6)抓住机遇，加快发展；(7)两手抓，两手都要硬；(8)要把党建设好；(9)实事求是，不搞本本主义。（注：许耀明：《试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地位》、《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李雅儒概括为：(1)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2)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3)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4)要抓住时机，加速我国经济发展；(5)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6)中国要在世界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7)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9)要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李雅儒：《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17-18页。）。
有的研究者将“讲话”概括为12个要点：(1)形势的分析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2)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姓“资”姓“社”问题；(4)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社会主义的本质；(6)稳定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7)怎样全面看待1984年到1988年加速发展；(8)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0)关于干部标准和用人导向问题；(11)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12)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注：单荣范：《解放思想的强大武器，改革开放的指路明灯》《企业文化》，1992年第2/3期。）
徐耀新从13个方面总结了“讲话”的要点：(1)中心和基点——一切服从经济建设为中心；(2)姓“资”姓“社”——阻碍改革的要害；(3)本质和手段——吸取人类文明一切成果；(4)共富和先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5)“左”倾和右倾——葬送社会主义的两大危险；(6)挑战和机遇——民主富强的新希望；(7)高速和稳步——经济发展的台阶模式；(8)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9)精神和物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两手；(10)民主和专政——社会主义政权的双重任务；(11)用人与江山——架筑跨世纪的“人梯”；(12)理论和实践——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3)国际与国内——立足国内不称霸。（注：徐耀新：《跨世纪的纲领——邓小平“南巡讲话”纵横谈》，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王东撰文认为，“讲话”系统地提出和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5个重大关系：(1)现代化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何者为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的问题；(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3)根本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4)姓“资”姓“社”的问题；(5)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6)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高度提出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7)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8)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的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9)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问题；(10)警惕“右”与防止“左”的关系问题；(11)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关系问题；(12)发展经济与科教的关系问题；(13)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14)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的关系问题；(15)中国发展前景与世界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问题。（注：王东：《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211-215、211-215、211页。）
还有的学者从23个方面概括了“讲话”的要点：(1)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2)改革是解放生产力；(3)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4)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5)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6)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社会主义的本质；(8)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9)共同富裕；(10)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2)全面认识五年的加速发展和三年的治理整顿；(13)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15)抓好党风廉政建设；(1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18)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战线来保证；(19)把党内部搞好；(20)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21)要实事求是；(22)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3)要埋头苦干。（注：沈宝祥：《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4-19页。）
以上这些概括虽然角度不同，要点有多有少，但一些基本的问题是共同的。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的号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强调党的建设、坚持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建设和反对“左”右倾斗争等问题上。这些问题正是“讲话”的精髓所在。
四、关于南方谈话的评价
江泽民同志曾在多次讲话中对南方谈话作了高度的评价。1992年10月他在十四大报告指出：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7月，指出它“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方针。”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要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注：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这些论述对理论界评价南方谈话具有指导意义。
龚育之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讲话”作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终卷篇，是这十多年中小平同志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全部理论思考的总结、发挥、深入、升华，并且形成为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同时也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全书其他各篇的基本论点的归结和发展。（注：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18-212页。）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中，龚育之又从社会发展阶段的意义上论述了“讲话”的意义，认为“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具体表现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新阶段、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的新阶段、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阶段。（注：龚育之：《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人民日报》1997年2月25日。）
许耀明对“讲话”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认为“讲话”：(1)是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全国人民所作的一次最全面的政治嘱托和政治交待；(2)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3)是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著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他还认为“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最重要的准备，(1)为党的十四大的主题奠定了基础；(2)为十四大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3)为十四大最终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许耀明：《试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地位》、《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王东就“讲话”的战略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1)是跨世纪的发展路线和发展战略；(2)是中华民族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复兴的伟大战略构想；(3)是面向世界的中国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4)邓小平本人的最后总结之作与升华之作；(5)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成熟性、系统性，有重大的思想突破和理论创新；(6)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和成熟机体；(7)是我们理解邓小平理论实质、科学体系、发展过程的钥匙。（注：王东：《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211-215、211-215、211页。）
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讲话”的意义，对理论界深入研究“讲话”提供了帮助。从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事实可以看到，理论研究者对“讲话”意义作出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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