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方法在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研究中的应用
□ 赵 雨，康红芹
摘 要： 基于内容分析法,以2012—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实证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探究实证研究方法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结果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实证研究成果的数量较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混合研究方兴未艾,其量化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质性研究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境地；相关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抽样方法不够规范,主要存在抽样方法单一、抽样步骤描述简单等问题。据此建议：提高实证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扩大质性研究的规模；重视抽样方法的规范使用。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质性研究；内容分析法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农村青壮年为了更好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纷纷选择进城务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失、务农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危机。为摆脱这一困境，我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特别是2012—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涉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规定，希望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村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数总量已经超过1 500万，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总量将超过2 000万人。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包含实证研究在内的各类相关文献大量涌现。众所周知，实证研究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或调查，对收集的数据或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事实为证据探讨事物本质属性或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1]其强调“用数据资料说话”的特性，能够为深入挖掘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同时还能为培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与事实依据。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方法论的视角，全面、深入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旨在不断提升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而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问题的切实解决和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智力支撑。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的选择
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核心期刊”具有检索便捷、检索结果较为权威等特点，可有效地保证研究样本的质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影响力。本文使用以上检索方式，获得2012—2018年间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为主题的论文388篇，其中，实证研究成果共计70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的确定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方法。[2]笔者基于近7年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的论文，对每篇论文的篇名、作者、发表年份及研究方法等信息进行了详细记录，以便精准把握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的具体发展情况，更好地为培育工作提供具有适切性的建议。
3.分析类目的搭建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受到有关国家旅游部门的重视，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以其独特的风采进入旅游市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一方面，注意保护、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另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广泛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活动，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业[1]。但我国民族体育旅游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民族体育旅游时，只把它作为民族风情旅游的补充或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旅游项目或旅游产业来抓，以至使民族体育旅游业的规模仍然较小，在整个旅游业中还处于从属地位[2]。
表 1分析框架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情况
(1)研究范式的分布情况
根据选择的研究对象(70篇论文)，对实证研究范式使用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混合研究(占比54.29%)最多，质性研究(占比10%)最少，由此推断，混合研究因同时包含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研究中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弥补单一类别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
表 2研究范式的分布
(2)抽样方法的使用情况
为保证本研究能够有序地开展，依据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笔者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分析框架，将实证研究范式分为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此外，抽样是实证研究中选择样本时常用的方法，对搜集的实证研究论文中抽样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首先，从抽样类型的统计上看，可以发现研究者的抽样调查意识较为薄弱。如表3所示，在70篇实证研究论文中，未提到抽样的有40篇文章，占57.14%。提及抽样调查的文章仅有21篇，不到总样本的1/3。虽然还有9篇文章也涉及抽样调查，却没有呈现具体的抽样方法。
表 3抽样类型的分布
其次，从抽样方法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研究者对抽样方法的应用能力有待提高，特别是应加强对非随机抽样方法的使用。从表4中可得知，在诸多抽样方法中尤为受青睐的是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以及分层随机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
表 4抽样方法的统计
最后，从混合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可知该方法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现状分析、培训意愿、培训需求及绩效评估四个方面。从现状分析上看，不同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存在较大的差异。米松华等人发现培育对象具有较高的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11]刘剑虹等人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现状不容乐观，绝大多数农民尚未参加教育培训，不了解教育培训或不知道怎么参加培训是其主要原因。[12]从培训意愿上看，多位研究者认为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的提高率等是影响农民培育的主要因素。他们主张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加快市场流通及完善土地运行政策等方式，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培训需求上看，研究者发现，新型职业农民目前需要更加实用的培育内容、更为短暂的培训时间，且最好为现场指导的培育形式；同时指出，增加收入和提高技能是新型职业农民最为渴望的培育结果。从绩效评估上看，不少研究者认为绩效评估在政策改进方面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因此，他们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意愿、培训效果及培训对新技术采纳情况等角度收集相应的数据资料，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张笑宁等人采用国际通用的CIPP数据模型，从背景、投入、过程和结果等四方面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评估提供基础理论框架，从而发现了政策上的若干相对偏颇的问题。[13]
表 5抽样步骤的统计
(3)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情况
笔者具体分析了本研究中各样本的资料收集方法，发现使用问卷法及访谈法等方法进行资料搜集的论文较多，且多为量化研究及混合研究。根据实际情况，笔者将资料收集方法分为三种主要类别：问卷法、访谈法、问卷法+访谈法，以进一步分析各种方法在资料搜集中的运用情况。
从表6得知，使用问卷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占56.72%，居主导地位。这说明，过半的研究者能够意识到混合研究的优势所在，希望能够突破单一的调查方法所带来的研究困境，为推进实证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数据资料。进一步观察，使用问卷法的占37.31%，使用访谈法的仅占5.9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尽管问卷法具有高效节约、保密性强及便于定量处理与分析等优点，但其自身所具有的不易获取深层次的资料、对被调查者的要求较高以及无法保证问卷回收率等缺点，阻碍了个别研究者的选择和使用。关于访谈法，虽然它有利于研究者获得最直接和较翔实的一手资料，但是其对访谈者的自身素质和访谈技巧要求较高，也很难触及某些敏感性问题，更不宜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量化分析，致使访谈法的使用寥寥无几。
表 6资料收集方法的分布
笔者经过多年在该领域的教学发现，没有合适的教材是大多数院校未能讲授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原因。客观来说，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优秀著作并非没有，如上海交通大学刘延柱教授、洪嘉振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高等动力学》《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等，天津大学刘又午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吉林大学陆佑方教授编著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北京理工大学袁士杰教授编著的《多刚体系统动力学》，大连理工大学齐朝晖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洞庭湖与长江唇齿相依、相互作用，江湖关系十分复杂，尤其是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这种复杂程度加强，加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洞庭湖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水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2.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势
从整体的角度审视三种实证研究范式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演进趋势，有利于全面把握相关实证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从图1可以看出，三种实证研究范式在研究中的演进趋势较为曲折，这说明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稳定的实证研究风格尚未形成。尽管如此，三种实证研究范式在研究中的演进趋势大致呈上升状态，这种曲折中的上升意味着实证研究范式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将会越来越受重视。
图 1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势
从具体的角度剖析每一种实证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势，有助于精准地把握各种实证研究范式演进的关键点。由图1可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三种实证研究范式的数量在最初两年较少，尤其是2012年更为突出，这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大背景高度相关，毕竟“新型职业农民”概念首次出现在2012年。进一步分析，在2014和201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均进入了发展的小高峰。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政府陆续颁布相关文件积极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有关，如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3]。另一方面，还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多家单位连续举办的4次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密切相关。在全世界都在推进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学者也在积极地推动实证研究范式的转型，着重教育实证研究，提升中国教育科研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均在2017年呈现出大幅度的滑坡拐点，这与当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的总量递减不无关系。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多变的演进特点不同，相关质性研究的数量始终没有特别明显的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证研究乃至整个教育实证研究中，量化研究成为主流，质性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其往往作为辅助的研究范式出现在混合研究中。
由分析结果得知，近7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论文中仅有10%的文章使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其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其他两类实证研究，可见质性研究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3.研究范式的主题差异
与A组比较，D组和E组产妇满意度评分升高 (P＜0.05)，B组和C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B组比较，D组和E组产妇满意度评分升高(P＜0.05)，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C 组比较，D组和E组产妇满意度评分升高(P＜0.05)；与D组比较，E组产妇满意度评分升高(P＜0.05)，见表4。
研究方法的选择往往受研究主题及其内容的影响。那么，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及混合研究运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的主题及其内容究竟有何差异呢？笔者进一步总结了三种研究范式在研究主题上的差异，如表7所示。
由回归结果 （表略）可以看出，解释变量cyc、dem、goi和sca均在1%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效果良好。经济周期波动、市场需求以及企业规模的系数为正，表明对炼化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系数为负，表明对炼化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负向作用，与理论相符。
由湘政办发(2017)65号文、桂交[2017]2号文引发的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人数少的村组没有得到扶贫政策惠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地方规范性文件在扶贫领域的治理效用和困境问题。精准扶贫需要什么样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来治理和规范？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确保良法善治的品性，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避免治理效果背离精准扶贫的政策基点和基本精神？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及时地适应精准扶贫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桂东县桥头乡白水村大水山组的实例，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效用和困境为研究对象，探讨地方规范性文件在精准扶贫中产生的问题，并评析湘政办发(2017)65号文对精准扶贫的实际意义。
表 7研究范式的主题差异
首先，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培育主体、培育模式与培育路径上。从培育主体上看，研究者普遍意识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体在人才培养及推进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纷纷开展对其主体的调研。比如，有研究者全面分析了云南某镇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方面的具体做法，认为在以后的发展中如果能更加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并充分发挥当地区位及资源等优势，那么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将会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效果。[4]除此之外，王刚等人也细致分析了15所涉农高职院校在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上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5]从培育模式与培育路径上看，相关研究者多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方式对某个市或县进行实地调研，观察该地区的培育模式、培育路径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如，王倩雯等人针对陕西某县的农民田间学校存在培训方法死板及培训师资素质较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构建“培训职业匹配”的农民田间学校模式。[6]又如，颜廷武等人发现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必然选择，进而探索出了“123456”创新模式。[7]
自2017年1月14所大学的教育学院(部)、32家教育研究杂志社，以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华东师大行动宣言》以来，实证研究的价值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可，其成果也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尽管如此，我国教育学的实证研究论文还不到论文总数的15%，大多数论文还停留在主观性的思辨和应然性的畅想阶段。[14]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领域中，笔者所搜集到的相关实证研究论文约占总论文的18%，这将难以对相关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
最后，从抽样步骤的规范程度来看，发现提及抽样调查的21篇文章多数呈现了抽样步骤，详见表5。但是，较多的文章对于抽样步骤的描述较为粗略，部分文章对总体的界定、研究对象的选择、抽样方法的确定与抽样过程的实施等问题无清晰的交代。这就使读者无法清楚地了解研究样本是如何抽取的，其抽样的标准如何，以及最终研究结果的信效度如何。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1.研究反思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中实证研究成果的数量较少
其次，从量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可知培训意愿、培训需求及影响因素是量化研究所集中探讨的三个主题。从培训意愿上看，虽然多数研究者是通过问卷调查并运用logistic模型展开调研的，但各自的研究亮点有所差异。如，王文锋觉察到具有差异化的农民教育培训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异质性条件下从不同维度细致地阐释了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的各种变量。[8]胡文举等人敏锐地感受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优势，对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接受远程培训的意愿进行了调研。[9]从培训需求上看，有研究者基于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认为进行培训需求分析是开展培训的必要前提，力求从更为细致、具体的角度去探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还有研究者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水平及收入水平，发现不同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训的内容、形式、教师、时间、地点等方面的需求均存在一定差异，且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培训需求有着密切关联，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也有不同的培训需求。[10]从影响因素上看，个体特征、家庭结构、工作性质及农业的生产实际等都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因素。
放眼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其教育研究的主流，成为项目研究、学术交流和期刊论文的基本范式，也成为美国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思维方式。[14]在国内外教育领域一致推崇实证研究的趋势下，横跨社会、教育和“三农”领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理应从众多相关实证研究成果中寻求智力支撑。
(2)质性研究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中处于劣势地位
在目前的会计体系当中，对企业的信息披露主要依赖于企业财务报告。随着低碳经济会计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财务报告也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对于企业而言，低碳信息披露是企业在一定期间低碳会计成果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低碳会计核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今生产经营模式大变动的环境下，电力企业需要转变固有的信息披露理念，尽可能做到自觉披露、正确披露、详细披露[5]。
要想确保民主化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就需要确保农村财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这对于农村居民利益主体地位的提升也有着极大的帮助。按照规定，农村财务的公开时间是以每月和每季度为主，但是在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对一些村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和事项的公开并不够重视，并且公开时会运用一些专业会计术语，将公开事项模糊化，致使村民无法理解公开内容的真正含义，不能真正做到财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2］。
之后，摄影老师又带着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学习如何修照片。轮到我时，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每一项都调到中等度。摄影老师对我的原照进行点评：主要是光线过暗，其他的都很不错。
其一，质性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易受到质疑。由于质性研究中难免会掺杂个人的主观色彩，导致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敏感性，且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价值观的冲突、权力的抗衡及研究者本人情绪的波动等问题。所以，一些研究者会对质性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产生怀疑。
吴参谋没有跑，他让手下弟兄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阻击四周云集的鬼子，他深知自己挡不了鬼子多久，但只要多挡一分钟，孔老一他们就多一分活着逃脱的希望。
其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质性研究缺乏优秀的范例。质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和理论生成是一个循环复杂的体系，不能像定量研究那样被拆解为一个个诸如平均数计算、相关系数、回归分析等相对清晰的技术单元。[15]因而，研究者在掌握质性研究规范的基础上，还需参考一些相关优秀的实践范例，如此才能较好地理解和产出有分量的质性研究成果。
(3)抽样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亟待加强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16]面对如此重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科学地收集翔实的数据资料以解决在培育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波及多方、复杂多变的工程，研究者往往会因某些限制性条件无法或者很难展开全面调查。此时，抽样方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及高效性等优势则会充分地体现出来，它能够验证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假设是否正确，从而为之后的决策与行动提供依据。
然而，笔者却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中的抽样方法存在较多的问题：未提到抽样和不能确定是否涉及抽样的论文占比过高，竟达70%；提及抽样调查的论文中非概率抽样方法使用较少，仅4篇；尽管提及抽样调查的少量文章中多数呈现了抽样步骤，但是较多的文章对于抽样步骤的描述较为粗略，缺乏对一些重要程序的清晰交代；等等。这些问题往往会造成数据来源混淆不清及数据分析呈表面性，从而导致无法揭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深层规律和内在机理。这种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于支撑培育政策的制定都是无效的。因此，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实证研究大势所趋的情形下，如何通过强化抽样方法的规范使用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成果的质量，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科学命题。
2.研究展望
(1)提高实证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从以上分析的问题来看，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者的实证研究的意识和能力较为迫切。实证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是研究者学术素养的体现，这种素养的形成有赖于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制度性规范及研究者自身意识的提高。[17]所以，仅依靠研究者的自觉意识来提高实证研究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整个学术界为之共同努力。
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院校尤其是农业类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继续举办各类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旨在加强研究者对相关实证研究领域的交流，从而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实证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不仅要开设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门课程及其相关课程，如教育研究方法、统计学、逻辑学等，还要为研究生提供能够进行实证研究的机会，使其深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验田”，开展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2)扩大质性研究的规模
尽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质性研究存在客观性和准确性易受质疑、缺乏优秀范例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质性研究尤为注重自然情境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强调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进行整体性探求分析，这能够为研究提供更为具体和更能凸显本质特征的原始资料。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质性研究的价值，在不断增加质性研究方法应用的同时，也要提倡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对每个环节提出具体的要求以减少在样本选择、资料搜集以及解释结果方面的随意性。
HDFS作为识别系统的文件存储模块,存储着关节点数据、数据预处理的特征数据以及最终的行为分类结果,方便PC端调用的同时为上层Spark计算框架提供数据支撑。
方案2：采用设置沉砂池方案，主要是在下库或上库（优选靠近厂房侧的）设置沉砂池，汛期时机组及公用设备冷却水取自沉砂池处理后的水，确保机组的安全运行；
陈前台高兴地说：“真的？”想了想，又犹豫了，“范总会不会骂我？”一杭坚定地说：“没事，到时我给他说，是我换的。”陈前台像只燕子一样飞出了办公室。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听、说、读、写”四步，来提升研究者的自身素质，进而减少质性研究的随意性。“听”是指，研究者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要通过微信、中国大学MOOC等各种平台参与相关质性研究的学习或培训。“说”是指，在获得大量的理论知识或者实践经验后要积极与同学、导师、专家型教师进行交流，以开阔自己的眼界，补齐自己的知识短板。“读”是指，通过阅读质性研究的经典教材，如《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成为质的研究者》《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等相关书目，在总结前人智慧的基础之上搭建起自己的知识网络。“写”是指，基于对搜集到的数据资料与事实经验进行筛选、编码和分析，在多次修正后形成合乎逻辑、数据严谨、流程规范、语言流畅、具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值得强调的是，在开展质性研究的过程中要尤为注重研究者个人身份的自觉。这里的“个人身份的自觉”是指研究者自我的身份意识，即对自我身份之于教育质性研究过程影响的体认以及自我重构的意识与觉察。[18]
(3)重视抽样方法的规范使用
通常而言，只有抽样方法适切、抽样过程规范的实证研究，才能确保合理的样本数量和较强的样本代表性，并且获得关键性的材料和较有说服力的结论。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强抽样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从而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和事实依据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者要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经费等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通过前面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缺乏针对解决某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整群抽样方法和擅于阐释现象背后内在机理的方便抽样、目的抽样等非概率抽样方法。新型职业农民来源构成丰富而多元，其培育过程复杂而多变，若忽略研究对象的特质、抽样方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总体的内容及结构、部分信息收集的费用等因素，盲目套用概率抽样的程序，将直接影响到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结果的信效度。
另一方面，研究者要特别注重抽样方法使用过程中的规范性和注意事项。对于概率抽样方法，讲求样本抽取的随机性，其实施过程往往具有可操作性的步骤和实施的关键点。例如，分层随机抽样要注意分层的比例问题，即各层中所抽取的样本数占全部样本数的比例，应当与每一层个体数占全部个体数的比例相同。[19]而在非概率抽样方法的实施过程中，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研究者需要通过初步了解样本的基本信息来筛选出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被调查者。譬如，为了探索90后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动机和培育路径，选择样本时除了要考虑未上过大学的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关注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职业农民，以挖掘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愿望以及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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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in the Research on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Zhao Yu ,Kang Hongqi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this paper takes 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papers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from 2012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on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the hybrid research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re in the ascendant,among which,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ws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while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been relatively marginalized; the sampling methods used in empirical studies are not standard enough,mainly existing the problems of single sampling methods and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ing procedure.Accordingly,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empirical research,to scale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normative use of sampling methods.
Key word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收稿日期： 2019-07-14
DOI: 10.13425/j.cnki.jjou.2019.06.008
作者简介： 赵雨,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康红芹(通讯作者),教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教育学青年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与培育路径的实证研究”(CKA160232)
责任编辑 张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