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农业论文,新农村论文,农村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已成“面源污染最广泛的行业”
欧美日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制定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客观上是因为他们早于我国完成工业化，并同期全面推进化学化的现代农业造成了面源污染，随之而来的水土资源污染和引发的生态灾难也就发生得比较早。例如，美国的环境污染总量中2/3来源于面源污染，而其中的75％是农业面源污染所致。此后，经过80年代到90年代大约20多年的调整，才逐渐推进了支付巨大代价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但由于垄断资本和产业集团的利益掣肘，至今也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
中国的耕地只占全世界的7％，其中“水土光热”等农业自然资源匹配的只占国土面积的9％。在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了可持续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农业的化学化造成的。我国农药年产量和使用量均高居世界榜首，但其中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农药市场主流产品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禁用的，高毒的杀虫剂占总产量的56％。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全国每年农药施用量已突破130万吨(成药)，以播种面积计，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用量的2倍(平均每667平方米用量接近1千克)。据部分省市数据，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达54％。这是因为植物保护是需要大面积实施才能见效的技术推广，不可能靠小农经济完成；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购买农药是私营个体渠道，约半数农民不能合理使用农药，只有3.57％的农药使用是由技术人员操作的。此外，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仅400多条，欧盟有27000多条，日本有9000多条。目前蔬菜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只不过覆盖了37个大城市，占全国城市的5％。
再如，我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4000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此外，仅从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来看，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的氮就达300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还导致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现象。
农业污染的本质问题尤需关注
这些现象并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了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是在人口增长造成对农产品客观需求增加的同时，进入庸俗化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一方面社会上推崇消费主义造成世界罕见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盲目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不断被大量占用，再加上小农分散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只能放弃集体化时期主要采集天然来水和地表水用于灌溉的农田水利建设方式，而“改革”为财政补贴分户打井灌溉，当然会导致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使得在农业资源日益短缺的国情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农业增产与面源污染成为了相互依存的恶性循环。
此外，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西方模式搞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进入农业的企业一般都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经济学理论来说，这当然有足够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循环经济和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越会造成严重的污染。近年来蔬菜、瓜果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超标严重以及产品品质明显下降等现象，均与商品化和化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相关。就在同期，我国5年来某些农药产品产量增长幅度超过130％，其中化学合成产品2005年利润增长幅度超过45％，这些都直接表现为GDP和利益分配。这些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按照最时髦的西方制度学派理论，都应该属于所谓农业现代化这种制度造成的“负外部性”。
在新时期贯彻新战略的时候，需要反思最近30多年来的农业政策：一方面确实有利于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破坏了城乡生态，造成了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因而，需要各级政府尽快把财政补贴从支持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改变为支持农户使用农家肥的有机兼业农业，并尽可能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这样，农业面源污染这个全球难题才能在中国解决。
如果我们愿意反思，那么可以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由于造成了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不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因此，如果我们确实打算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工作领域，应该强调的就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新农村建设应突出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就现在的条件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农业差别太大，根本制度是不可以进行照搬的。美国农业主要是靠拥有大面积土地的17万个农场主，而中国的农地上密密麻麻地聚集着约380万个自然村，特别是那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上千人甚至几千人聚居。如果我们也按照美国农业追求规模收益的方式，其结果恐怕很难乐观。但如果维持小农经济也糟糕——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追求细小单位面积农业的高产，其结果仍然是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投入。
鸟瞰我们的华北平原，很多地方被大片青灰色覆盖着，那就是地膜覆盖或者塑料大棚。在没有全面使用可降解的农膜之前，塑料薄膜都会污染土地；而且只要是大棚覆盖，大都是高耗水、高化肥、高农药、高除草剂，这已经造成华北平原地下水过量开采超过80％，再加上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地表土壤板结，沙化将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说20世纪沙尘暴来源于蒙古高原，那么，21世纪很可能来源于华北平原。曾经有人说过，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森林振动翅膀，就会引起太平洋的风暴。将来的中国，也许一个小孩在华北平原跺跺脚，就会引起北京的沙尘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强调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有效经济；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概念。那么，对农村来说，在没有进入化学农业时代和产业农业时代之前，我国的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本来就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那时的农村，本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过去咱们农村的循环经济，就是人拉的粪猪吃，猪拉粪再施到地里，长出来庄稼再供人吃。”是的，过去农村连垃圾都少，别说人畜粪尿，但凡能够有些肥力的生活垃圾，连拆除的炕土、灶台、墙土，都混合上切碎的秸秆沤肥，送到地里去了。那时连收废品的都不下乡，因为农村几乎没什么废品，差不多都被老百姓循环利用了。
各地在贯彻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最大偏差就是按照城市的样子“大拆大建”盖房子。殊不知，我国现有建筑的95％都达不到节能标准，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不仅对社会造成沉重的能源负担，而且建筑垃圾本身就在城市垃圾污染中超过了40％。同时建设中存在土地资源利用低、水污染严重、建筑耗材高等问题。许多处于正常的设计使用年限之内的建筑被强行拆除，使中国住宅的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各类房屋建筑存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建筑能耗也直线攀升。建筑运行能耗占我国能源总消费量的比例已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10％上升到目前的26.7％，已经达到了世界建筑能耗占能源消费量30％的平均水平。
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试验
与各地这种偏差相对的是我们近年来坚持强调的所谓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已经完成了初步试验。除了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有机物还田之外，我们的青年志愿者们2005年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老师的帮助下，在河北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第一组农村生态建筑群，也就是不用诸如钢筋、水泥等现代建材，尽可能全部采用当地的可回收建材，主要用草土墙与木框架。在这些生态建筑之中，还有能容纳300人的礼堂是半地下结构的，冬暖夏凉；而建筑成本中材料费只有3万多元钱，加上人工费也不过5万元，生态民宅的原材料成本只有2万元钱，加上人工费才4万多元。直接成本低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态建筑不会像我们大家推崇的现代城市化那样造成40％的垃圾源于建筑废料。如今已有很多农民自费兴建了这种生态农宅。
我们不仅搞生态建筑来推行环保农村的理念，也搞生态农业来具体贯彻科学发展观。如果以小农户经济为基础开展生态农业，可以三位一体，“猪沼果”，或“猪沼菜”；可如果以合作社为基础，就可以搞六位一体——以温室养猪、生态厕所和沼气池为中心，加上温室蔬菜、鱼塘和果园。搞了生态农业就没有废弃物，人畜的排泄物全部进入沼气池，达到百分之百的循环经济和有效经济。
经过了3年生态农业和生态建筑的试验，基本恢复了农村小范围的生态系统。实践证明，这种新农村建设试验如果得到推广，就可以成为在农村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具体工作。
2006年，为了试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有效经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志愿者们已经筹备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郑州的花园街道也开始从帮助兰考农民卖健康大米，进一步发展为与南马庄村形成城乡社区结对互动；中国农大何慧丽老师在“购米包地”的工作基础之上发起的“城乡合作中心”宣布成立；笔者也与其他5位中国环境大使发起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任张洽以及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奖者廖晓义等联名签署的“文明消费倡议书”，之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发动城市居民组建消费者合作社，帮助农民的生产合作社与市民的消费合作社直接谈判，让农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健康食品。如同我们3年前开始新农村建设试验一样，相信再有3年，通过城乡良性互动来形成有效经济的试验也会产生初步的经验。
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就是以人为本，通过循环经济、有效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农村，就应该是以农民为本，以合作社为载体，以生态农业、环保农村为循环经济的主要方式，以城乡良性互动的合作销售为农民有效经济的实现方式，最终实现“三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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