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思想及其主要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面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并显示出人民性、务实性、稳妥性等特点。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陈云经济思想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其中一些主要观点出发，概括出以下十个方面。
(一)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陈云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领导者。在此期间，他不仅卓越地贯彻了党的政策方针，而且在理论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三大改造”的理论体系，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使命。在稳定物价之后出现社会经济现象一时“后仰”的情况下，他遵循生产关系变革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并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的策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对私营工商业“一面扶持、一面改造”的观点和按“公私兼顾”原则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一方面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引导和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维持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调节造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国营经济的态势，为国家把私营工商业“挟向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同时，在调整过程中还及时地提出了要把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不准确的计划”“纳入计划的轨道”①。在计划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理顺了计划安排与所有制改造的关系，既有效地展开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又有效地改变了私营工商业的无政府状态，为改造奠定了基础。另外，他还提出了改造与改组相结合的思想，即在改造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结构的改组，在进行经济结构改组时，一些行业的去留与否应以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为转移，而且这项工作的落实要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断增长前提下进行。需要指出的是，陈云在论述自己的上述观点时，始终把握着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立足于国情，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便与提高。因此他对于不顾条件而进行的盲目集中与合并持不赞成态度。
(二)农业发展理论。
这方面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关于解决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工业建设之间矛盾的理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统购统销”，即对粮食既征购又配给。“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②。在这一矛盾中，包含着国家与消费者、国家与商人、国家与农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多种关系，其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主要矛盾。基于苏联的教训，只有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入手，让农民与消费者共同承担粮食不足的困难，方能有利于农民种田积极性的保持与提高。其中的焦点问题是粮食价格的确定，制定粮食价格的基本原则是兼顾农民、消费者和国家三方面的利益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陈云经常从国民经济全局来认识农业问题，总是强调“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无农不稳”，“无粮则乱”③，“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④，“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⑤。这些思想说明陈云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目标、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改革方案的策划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一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强调经济发展必须稳妥的基本立场。
(三)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
首先，他把毛泽东提出的国情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观点，明确认为建设规模受国力制约；从理论上找出了“冒进”的根源，并提出了约束盲目冒进的若干办法，为宏观上控制经济建设过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其次，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理论原则，即“先生活、后生产、再建设”。认为在组织再生产时应以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前提下，首先要使现行生产顺利进行，然后有多大余力再进行多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最后，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主张“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渠。”即应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辅。提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可靠途径。这一主张对于控制投资膨胀、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经济发展过热，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社会主义流通理论。
社会主义流通、市场及商业工作方面的理论在陈云经济思想中占有显著地位。他认为，流通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商业工作不仅是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和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与运行的载体，而且在稳定、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宗旨，检验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正确与否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商业工作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商业工作者应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他还对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市场的结构进行过符合国情的划分，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应该是以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流通渠道多样化、少环节、购销关系多层次的大市场。而且这个大市场的主要职责应是调节生产与需求、组织好供求平衡。在上述基本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
(五)经济效益理论。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时，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搞经济工作不仅要算大帐，也要算小帐，即要讲求宏观、微观的经济效益，坚决反对大少爷办企业的作风。从宏观方面看，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不论是计划的编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与方向，还是企业布点、项目设计，这些大的经济问题决策时，都要注重经济效果⑥。要保证宏观效益，必须重视稳妥，要稳扎稳打。如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控制住建设速度，抓好基建质量，从短线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在稳中求效益。从微观方面看，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应从投入与产出、经营管理等方面入手，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开发产品花色品种，特别应该注重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的相适应问题，等等。上述这些观点及措施，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六)计划理论。
陈云认为，要编制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经济计划，必须坚持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与提高这一出发点，否则就不能保证计划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还应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切不可生搬硬套书本知识，应从实际出发并借鉴历史经验。编制计划时，应提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留有余地、稳扎稳打。同时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防止长官意志，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完整性与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954年，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有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两种类型，这就是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这一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灵活性提供了广阔的思考余地。
(七)对外开放理论。
他认为，对外开放是改革以来的一个大题目，很有必要、也势在必行，但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针对刚开始发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方针与原则。他首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外国资本家仍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的动机依然是赚取利润，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可太天真。应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审时度势，反复权衡，引进和利用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具体操作时的基本原则是：借到的外债只能用到最关键的项目上；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内的配套能力和还本付息能力；要认真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定案时应有专家参加，宁慢勿急；要在消化、改造、创新方面多下功夫，引进方式上以引进“软件”为主⑦。
(八)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模式和运行方式的设想。
1956年，陈云根据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提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及其运行方式。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国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的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⑧可见，在陈云看来，(1)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并不是清一色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元结构。(2)应该建立一个以集中统一为主，分散经营管理为补充的、统分有机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3)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是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或主体)、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以及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生产的，有集中有自由、有主有次，既有统一性计划性，又有灵活性与多样性的经济格局。
(九)综合平衡理论。
早在1954年，陈云就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平衡是包括财政、外汇、供求三方面各自的平衡以及相互制约影响的平衡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个方面的平衡以及相互平衡的完整内容。与此同时，他还系统地提出了搞好综合平衡的原则与措施，他认为：综合平衡就是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的协调，是全局性的平衡。要保证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要留有余地，应该从短线出发，而不是从长线出发实施综合平衡。在进行以平衡为目标的调节时，特别应注重农业的情况，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应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他的这些观点，不仅涉及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也涉及到了结构的平衡问题，而且属于动态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节理论，也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又一重要理论贡献。
(十)经济改革理论。
1956年针对“三大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步子过急过大、盲目集中合并的“左”的倾向，陈云提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看法，即“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路。这一思路本身已经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怀疑，而且已成为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思想基础。正因为有这一思想基点，在我国经济发展遭到第一次挫折、全党开始重新思考旧体制的得失的时候，陈云在主持起草的几个关于财政体制、工业、商业企业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思想。虽然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改革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但却成为后来的改革起步的一个起点。80年代以来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是笼子，搞活经济是鸟”的论断，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新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他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思路发展的历史线索。
二、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
陈云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和经济管理家，其理论贡献举世瞩目。这里我们仅重点提炼出几个主要理论，以此来进一步阐明他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一)陈云的“国力论”是对“国情论”的深化与发展。
萌发于本世纪20年代、理论化于延安时期、完善于建国初期的“国情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陈云的“国力论”、经济建设受国力制约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倡的“国情论”的丰富、充实与具体化。陈云把“国情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得出了这一结论，并把这一结论运用到经济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他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针、确定发展目标时，要以国力为基点；在决策投资规模与方向时，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因为有国家财力物力的制约；在处理财政问题时，要量入为出，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在基本建设决策上，也要视国力而行，按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原则安排，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组织扩大再生产时，要依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次序进行；在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时，要考虑国内的还债能力，配套能力与消化能力……。这所有认识无一不是从国力出发，而国力无非是一国一定时期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一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也正是一国国情的主要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切经济工作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取决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国情论是其实事求是方法论指导下处理一切革命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思想原则的话，那么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陈云提出的“国力论”是对国情论的具体运用，都是对国情论的丰富与发展。
(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理论建树。
对我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提出了。陈云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毛泽东提出理论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始终把握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既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同时又是组织、安排、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过程。具体来看：(1)把国民经济恢复与工商业的改造视为一体，通过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生产，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轨道，为改造创造了条件。(2)把计划与改造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提出采用不同的计划方式将各种经济成分纳入计划调控范围，既完善了计划，增强了计划的灵活性，又使改造工作深入。(3)把改造工作与经济结构的改组结合起来，既推进了改造，又调整了原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提出经济结构的改组要依照社会需求结构进行。(4)自始至终坚持生产关系变革要以生产力水平为转移，明确指出了改造过程中步子过急，盲目合并的错误倾向。
总之，陈云的这些思想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建国初期经济领域中的“三大战役”之一。有的虽未采纳，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将这些思想看成是理论上的贡献并不为过。
(三)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融会贯通。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本质上也适合于社会主义。但是如果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去具体组织、安排、平衡其再生产活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陈云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
他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再生产理论，后来在60年代的调整时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比如，在再生产资金的分配上，考虑到资金、物资与建设目标的矛盾而提出的国力制约理论，反对不顾国力的冒进，提倡扎扎实实前进。在具体组织再生产时，提出的“三先三后”的原则，反映出他对生活与生产、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这些再生产的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并认为现行生产是否合比例的标志就是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平衡，供给紧张时说明不平衡，其原因就是建设方针冒了。并提出了调整再生产比例失调的各种措施。
比较而言，我国领导人中对再生产问题探讨最多、论述最全面、深刻的，应首推陈云。他提出的有关再生产的种种认识、方法与措施，最大的特点是从国情出发、可供具体操作，具有创新性。
(四)推动了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化发展。
陈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管理体制模式、经济运行方式的可贵探索，推动了我国改革理论的不断发展，为本世纪最后20年中国的改革实践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5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的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设想、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体制设计及运行模式，如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这些思想本身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怀疑与挑战，许多方面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之先河；其次，没有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认识，就不会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就没有对商品经济的肯定，更没有有关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而没有理论上这一系列认识的撞击、丰富、深化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此迅速而又彻底的形成。因此说，陈云在这方面的种种理论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对近十几年来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
陈云在1954年提出，后来逐步完善的综合平衡理论，可以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这一理论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依据其国力论、再生产理论、计划理论、运行理论以及管理体制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综合平衡理论将国民经济的运行从实物形式与价值形式两个方面的运动加以认识，并包括国内与国外两个领域的物流与货币流，因此它是按照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动态角度以总量与结构的平衡为目标的调控理论。同时这一理论还提出了具体实现综合平衡的调节策略与措施。许多措施与方法，如从短线出发进行平衡、“关停并转”、“伤筋动骨”式的调整方针等等曾经取得过显著效果。总的看，综合平衡理论对防止或有效的制止经济波动、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许多观点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制仍应借鉴。
总之，陈云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很大，远不止上述几点。然而，即使仅从上述思想看，也可证明他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独放异彩的重要一页。
三、陈云经济思想的若干特点
陈云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经济思想，而且对于研究和处理当前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经济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一)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点。
陈云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安排、改善、提高人民生活，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点。这就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早在战争年代，他就认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要发动群众就必须首先“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⑨，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⑩。共产党如果不去关心群众生活，不为群众利益去斗争，甚至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要发动群众使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革命战争是很困难的。战争年代如此，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当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建设与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陈云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1)进行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达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先生活，后建设”。当我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时，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想方设法考虑让群众渡过难关，并语众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2)
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资料生产，轻消费资料生产，重基本建设而轻生活的作法是旧体制的通病。对此，陈云反复强调，生产与建设不能离开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基本点，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该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生产。在市场、价格、商业、农业、粮食等方面，他始终将这些问题的处理与解决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为在一个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系统中，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毛病，关系就大了。类似这样的论述很多。
总之，陈云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基本点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宗旨。他时时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当成一项重要国策，处处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出发考虑与解决经济问题，事事以是否对人民有利为转移。这一基点不仅顺应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反映出他的经济思想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这也正是其理论体系的党性所在。
(二)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线。
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贯穿在陈云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成为其中的一条主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按其“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思想方法，认真调查研究，密切联系实际，提出过许多符合实际而正确的经济政策与方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期间，陈云亲自部署和领导的经济领域的“三大战役”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例如，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准确地找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政府开支过大，货币发行太多，物资供应不足，加上投机商人的捣乱，等等，这些原因都由当时的国情决定。基此，采取了相应措施，即统一财政，建立统一的货币发行库，发行公债，提高利率以回笼货币，控制信贷以抽紧银根，发展生产以增加供给与税收，调入大批棉花、粮食以打击投机活动。正是这些措施切合实际，从而迅速稳住了物价、稳定了经济。1956年以后，陈云出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和重视，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的经济应该是“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格局，对于不切实际的盲目合并、集中提出异议，同时还明确指出，从此之后工作的重心应是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经济。
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上，陈云总是强调要注重国情。指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各项经济工作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否则就会犯错误。因此，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与经营方式，应是在保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在计划体制上，应把计划生产与自由生产结合起来，不应忽视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在再生产方面提出先生活、后生产，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在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提出应注重国内的配套能力、还债能力与消化能力；在农业问题上，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等等。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对国情的充分重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脚踏实地而又稳扎稳打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与前两个特点相联系，陈云经济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地建设社会主义，强调“稳妥”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
他在分析、决策经济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就是要“稳妥”、“稳扎稳打”，并将这一思想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在三大改造期间，特别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了步子过急、盲目合并的问题时，就及时指出这种倾向的盲目性，认为：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3)。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全国都大踏步地“冒进”时，他冷静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14)“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15)为此，必须“退到可靠的阵地”(16)。“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17)这些老成持重的意见，当时未被采纳，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1962年，陈云怀着对人民负责的赤诚情感仍然一如既往地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18)
在其他方面，陈云也总是强调稳妥，强调稳定发展，反对大起大落。如前所述，关于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观点，调整时期主张敢于“伤筋动骨”把建设规模砍到与国力相适应的决策，在再生产方面主张先生活、后生产、再建设的观点，在改革时期针对农村经济开始滑坡而呼吁“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制定计划指标时提倡争取快、准备慢，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的主张，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方面认为应从短线出发进行综合平衡的观点，在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技术时定案宁慢勿急的建议，等等。都体现了一个“稳”字，“稳妥”在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地位确实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陈云继续坚持这个稳字，多次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19)“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0)
总之，陈云一贯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推崇稳扎稳打，注重稳中求实、稳中求速度、稳中求效益、稳中求前进。“稳妥”是其经济思想的“灵魂”。
注释：
①②《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266、210页。
③④⑤《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304页、201页、47页。
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部版，第74-75页、第81-87页。
⑦⑧《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13页。
⑨⑩《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100页。
(11)(12)《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201页。
(13)《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14)(15)(16)(17)(18)(19)(20)《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7、141、197、224、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