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有经济的新思路和新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路论文,对策论文,国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待国有企业的四个失误
18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作了多种改革试验，反而使相当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待国有企业相继发生了四个失误：
失误之一，没有深入掌握国有企业的全面情况，只看到国有企业患有“体制病”一面；没有认识到国有企业还患有体制外的“贫血病”。许多国有企业风光一时，可是拖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设备老化了、技术落后了、产品过时了、退休职工成堆，此时国有企业已患了严重的“贫血病”。这个病的根子在国家财政已从五十年代的建设财政退化为八十年代的供给财政（吃饭财政）。以1995年为例，当年财政收入6242亿元，财政支出中用于国有企业投资544亿元， 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8.71%。“一五”计划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40%。由此造成两个“养不起”的相互矛盾：国有企业“养不起”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养不起”国有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索取过多而予之甚微。
70年代末，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批得了“贫血病”的国有企业。当时的国有企业，既要求“体制松绑”，又要求“休养生息”。可是，我们只看到国有企业的“体制病”，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贫血病”。据1996年经济年鉴（第403页）载，1995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91894亿元，其中国有工业总产值31220亿元，占33.97 %，非国有工业总产值60675亿元， 占66.02 %， 而当年国家财政收入6242亿元，其中来自国有企业4441.04亿元，占71.14%，来自非国有经济只有1800亿元，只占28.86%。 这些数据证明国有企业负担重于非国有经济。在国有企业负担已经过重的情况下，人们又制造种种名目向国有企业索取，用于支撑各部门各地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失误之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严重滞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滞后，同我们没有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有密切关系。
一个层次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体制改革，包括最初的放权松绑、1979—1982年的多种形式利润分成、1983—1986年的“利改税”、1987—1991年的多种形式利润承包，后来又实行转换经营机制的14项放权，以及近两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
又一个层次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的体制改革，即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把国有企业从面向指令性计划改革为面向市场。具体改革措施主要是三项，也就是宏观层次改革过三关：第一关是改革指令性计划，即减少到基本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由市场调节国有企业产、供、销行为；第二关是改革价格体制，即把国有企业产品的行政定价体制改革为由市场形成价格的体制；第三关是改革流通体制，即逐步把国有企业的产品调拨分配体制，改革为国有企业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体制。国有企业的宏观层次改革基本完成，就为国有企业摆脱指令性计划的束缚而进入市场创造了体制条件。
国有企业还有两种不同的改革：一种是转换企业体制模式的改革；另一种是转换企业增长方式的改革。在基本解决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后，就该不失时机地把转换国有企业增长方式的改革排到第一位，即把解决生产力的矛盾排到第一位，把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排到第二位。因为国有企业一旦进入市场，第一位任务是提高生产力的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转换企业增长方式，走集约经营之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我们的失误在于：既没有从理论上分清国有企业存在的两个层次的改革，也没有从理论上论证国有企业有两种不同的改革，由此造成企业增长方式的改革普遍的严重滞后，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都往新项目、新摊子上投，以致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严重滞后。这就造成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国有企业抱病（贫血病）进入市场，以致许多国有企业在市场搏斗中败下阵来；另一方面，大家争上新项目、争铺新摊子。这就造成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尖锐矛盾：从扩大再生产看，基本建设的在建工程已达5万亿元，几年都干不完；从再生产看， 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例如，目前电视机、电冰箱、汽车的生产能力闲置占30—50%；浮法玻璃、炼油、耐火材料的现有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市场需求，还在那里争上新项目；纺织行业的大量投资不搞后整理的技术改造，反而拼命扩大纺织生产规模，一直发展到4400万锭，比市场需求大体上多2000万锭。类似纺织业的现象，在许多行业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不是国有制有什么不好，不是国有企业管理上出现了什么大问题，也不是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有什么重大失误，这完全是转变企业增长方式改革的严重滞后所致。
不错，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就提出把国民经济转移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可是仅有一般号召，没有配套措施跟上去，就不可能落实。现在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没有措施跟上去，也不可能落到实处。
失误之三，保护民族工业乏力。
我们没有正视国有企业同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状态，没有相应对国有企业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例如，对洋货压价倾销，挤垮相关的国有企业，我们没有反倾销法来保护国内市场。又如收紧信贷规模，对效益好的骨干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卡得过死，弄得国有企业告贷无门，只好被迫求救于外商，同外商订“城下之盟”。我们有些同志对跨国公司抢占我们市场、挤垮我国有企业，损害我国经济安全，缺乏必要的警惕。再加上一些经办官员为了在并购、引资与进口洋货中，谋取回扣和其他私利，以及有的地方提出“靓女”先嫁口号，把公有制明星企业抢先廉价卖给外商，或者国内有同等质量的产品与设备，也争着用高价买洋货进口。当前，如何保护国内市场，增加国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成为国有经济的致命问题，也是民族工业的致命问题。最近，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对“损害我国经济安全的企图，要保持警惕”，并提出要“更好地保护民族工业”。
失误之四，对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重视与警惕不够。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既要肯定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又要警觉地看到腐败的祸水正在腐蚀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机体，其中有些人已被资本主义的粮衣炮弹击中。有的国有企业帐外有帐；有的国有企业厂外有厂；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挥霍浪费，违法乱纪，侵吞国有财产等等，情况十分严重。
二、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不低而亏损面大
改革18年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扩大，亏损额在增加，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有企业效益低。这种印象有无根据？要分析，要算帐，才能作出正确回答。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统计年鉴》（第405页）公布的87905户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1995年工业总产值25889亿元，比1994 年增加工业增加值为830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2%。现在的工业增加值相当于过去的国民收入。有32%的国民收入率，不能说效益不高。再说国有企业效益低就没有根据了。 何况这87905户国有企业占全部国有工业总产值31219亿元的80%，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再按销售利润计算，上述87905户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不低。 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统计年鉴》（第413页）的统计，产品销售收入52935亿元，销售总成本42860亿元，成本率为80.96%，其中银行贷款51369 亿元，利息率10%，销售利润率19.04%，如果按自有流动资金计算， 还要加上银行利息率10%，就是近30%的利润率，应当说效益是高的，而不是低。
国有企业效益比较高，为什么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亏损额高？国有企业新创造的国民收入跑到哪里去了？除了一些国有企业铺张浪费、刮奢侈风和不正之风，占用了一部分外，国有企业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相继被税、息、价、费以及摊派等等名目转移了。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行“拨改贷”，把原由国有企业支配的利润转为利息拿走。“拨改贷”有三项：
（1）把原由财政拨款办国有企业，改为国家无本办国有企业， 即由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作为国家投资，由新办的国有企业负担利息。（2）把原由财政拨款增补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 改由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并由国有企业负责还本付息。（3 ）把原由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的技改投入，改由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开始实行“税前还贷”办法，即技改贷款本息由财政与企业共同偿还；后来又改为“税后还贷”办法，即技改贷款投入形成的资产和效益归财政所有，而技改贷款的本息全部由国有企业留利支付。
据工业普查，1995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47472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65.8%，全年利息支出1265亿元，比10年前增长16倍。
（二）把原国有企业利润变为税费拿走。
（1）国有企业原来只上交利润，不交所得税。 后来对国有企业分两步实行“利改税”，即对国有企业利润开征所得税：第一步，对国有企业普遍征一道所得税；第二步，对国有企业征收所得税之后，有的国有企业利润超过平均水平的，再征一道调节税，造成一企一率现象。据工业普查，1995年国有企业上缴所得税290.4亿元， 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22.2%，高于非国有工业8个百分点，高于外资企业14.2 个百分点。
（2）对国有企业开征两道规费：一是预算调节基金； 二是能源交通建设基金。据工业普查，有帐可查的基金收入126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国有企业。
（三）增加国有企业成本，转移国有企业的利润。
（1）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调高价格部分均由国有企业消化， 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国有企业成本，将国有企业利润转作价格改革成本。 （2）消费品价格改革，调高价格部分，增加了国有企业职工开支。为了保证职工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最后多由国有企业用增加职工收入的办法弥补，因而增加了国有企业成本，实际上就是将国有企业利润转作价格改革成本。（3）近两年的粮食、棉花和一些农产品提价， 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支农工业品实行限价，都是用增加国有企业成本的办法，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转给农业。（4）能源、 交通等基础产品提价和基础设施收费，增加了国有企业成本，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一部分利润转到上述部门。
（四）提高与增加收费项目，转移原由国有企业支配的利润。
（1）提高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2）增加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项目收费；（3）乱收费、乱摊派、乱赞助， 转移了国有企业利润。有个顺口溜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4 ）职工离退休人员的增加，以及福利等开支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1000余万人，当年支付离退休金及福利费600多亿元， 相当于国有企业总利润的90%以上。
三、国有经济盛衰关乎国家安危
目前，国有企业面对严峻的形势。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得法措施，势将触动种种隐患，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的危险。
隐患之一，劳动就业问题。
几十年来国有企业是维系城市劳动就业的支柱。现在，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振兴国有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必将无力吸纳劳动就业，还要“减员增效”，动员职工下岗，势将影响城市一亿多在业职工的情绪。在农村还有15000万农民在寻找就业机会，城市也有几千万在待业。 城市国有经济能否解决待业人员的充分就业问题，是社会安定不安定的主要标志。对此，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
隐患之二，金融风险问题。
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4747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5.8%，计有3万多亿元的债务，全部压在国有银行头上。从表面看，债务人是国有企业，债权人是国有银行。其实，真正的债权人是储户，债务人是政府。如果让国有企业大部分拖垮，这种金融隐患将被引发为国家金融危机，其破坏性后果不堪设想。
隐患之三，民族工业危机。
我国50年代以来相继建成的民族工业，已面临国际现代工业的挑战；加上高负债率的国有企业，又遇上1993年以来的宏观金融紧缩，以致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因流动资金短缺而告贷无门，除少数一些人因私利而主动投靠外商外，多数是因解困无门而求救于外商。如果让国有企业大部分拖垮，外资必将在更大范围抢占我市场，几代劳动人民用汗水砌起的民族工业大厦将面临倾倒之虞。
隐患之四，财政风险问题。
几十年来，国有企业始终是支撑国家财政的台柱。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国有企业上交财政的税利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支柱。目前，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国有企业交不起税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贷款交税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是值得注意的信号。如果不把国有企业搞好，当前的财政隐患就有可能转化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动摇，进而酿成国家财政危机。
总之，国有企业的4万7千多亿元资产，能不能良性营运，能不能增加盈利，关乎国家安危，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兴亡，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
正因为国有经济盛衰关乎国家安危，所以救活国有企业具有现实的深远意义。救活国有企业有三点现实意义：
（一）国有经济与民族工业，是一枚金币的两面。国有经济的盛衰就是民族工业的盛衰。只有振兴国有经济，才能振兴民族工业。如果让国有经济拖垮，民族工业也就拖垮。民族工业一旦拖垮，必将危及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
（二）国有经济与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从50年代以来，我国花了几十年时间建设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如果让国有企业拖垮，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必将支离破碎，整个国民经济必将受到严重破坏。
（三）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更是一枚金币的两面。国有经济的盛衰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盛衰。国有经济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好比一张皮，社会主义制度如同生长在这张皮上的毛。如果国有经济拖垮，这张皮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毛也就无所依附。
四、国有经济的治本对策
国有经济的治本对策，就是既要治好国有企业“先天不足”之病，又要治好国有企业“后天失调”之症。
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增长。1997年，财政收入安排8397亿元，加上预算外的一块，财政收入大体上已超过万亿元。可是国家财政仍然年年有赤字，年年靠负债过日子。国有企业则更穷，连正常周转的流动资金也靠银行贷款。要技改，国有企业没有资金，国家财政也拿不出技改投资。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两家都穷，主要矛盾在哪里？
从宏观上分析，主要矛盾在国家财政穷。
说主要矛盾是国家财政穷，不是说按现有国民经济实力国家财政收入总规模小了，而是穷在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就在财政支出80%用于人头费开支，吃财政饭的人太多，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数太少。前面提到，1995年财政收入6262亿元，用于国有企业投资只有544亿元，只占财政收入的8.71%。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年份我们的投资总盘子又居高不下，超过了国家财力，冲破了信贷平衡，引发出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这就引发两种后果：后果之一是，面对通胀局面，只好被迫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而每次收紧银根实际上又往往紧缩和伤害了国有企业；后果之二，投资总盘子过大，造成投资膨胀，又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失调，以及局部性的生产过剩，由此导致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不足，最终受到影响和损害的仍然是国有企业。由此可见，围绕国家财政穷这个主要矛盾，受到反复折腾的是国有企业。
怎样解决国家财政穷这个主要矛盾？出路就在把我国财政再从有赤字的供给财政转为收支平衡的建设财政。按照“一五”计划时期总结的经验，每年财政支出要有40%，或者更多一些用于经济建设支出。
措施之一，坚决精简机构和压缩冗员。目前，日益增多的行政机构和日益膨胀的行政冗员，已经使国有经济难于承受，也使国家财政难于承受。出路就在压缩吃饭财政的总人数，大幅度减少人头费支出。我们动员工人兄弟姐妹下岗，为什么不坚决动员行政冗员下岗？我以为后者更应当下大气力抓。
措施之二，坚持“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不能依靠财政赤字搞基本建设”。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在大部分年份中，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或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实行国有经济的治本对策，就要把有赤字的供给财政重新转为收支平衡的建设财政，就要动真格精简机构与削减冗员，大幅度压缩人头费支出，提高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这件事难度大，办起来要有个过程，也许远水难解近渴。因此，还需要同时实行救急的对策。
五、国有经济的救急对策
治理国有经济已到时不我待的关键时刻。
当前国有经济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工业，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来自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追求数量扩张的重复建设，造成产业结构失调，阻滞产业升级，削弱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二是来自进入国内的国际资本挑战，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抢占我们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品牌，就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三是来自进口洋货压价向我倾销的挑战，玻璃棉和胶卷就是明显的例子。
我们要坚持开放，继续利用外资，我国经济还要走向国际化。面对以上挑战，我们必须走有国有企业（民族工业）自强不息之路，而且要有治理国有经济的新思路。所谓新思路是指从国民经济全局入手，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速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进程，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新阶段。这是全局性的大事，要由中央统筹安排，协同地方与部门，集中全力加以解决。
落实治理国有经济的新思路，要实行两个结合：
（一）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改组兼并相结合，并以国有企业改组兼并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
（二）实行产业升级与国有企业技改相结合，按系统按行业推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以国有企业的技改作为产业升级的载体。
落实治理国有经济的新思路，还要有新的对策措施。下面提出三项对策措施：
对策之一，实行企业增长方式改革第一、企业体制改革第二的原则。
目前国有企业面对的主要困扰，正是这个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它鼓励人们争投资，争上新项目，争铺新摊子，挤掉国有企业的技改投资，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削弱了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使国有企业在争夺市场上频频失利。
当务之急是：改革企业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改造，改变资源配置方向，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在本世纪最后四年，要下最大的决心，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决不上新项目，不铺新摊子，拿出当年搞156项那样的劲头， 调整产业结构，按系统按行业进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至于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技改资金来源的问题，建议采取以下五项措施：（1 ）赢利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动员内部资金实行技术改造，绝不可铺新摊子。许多先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2 ）一段时间原则上不上新项目，把全国每年两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部分，集中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连干五年到十年，必能大见成效。（3）整顿预算外收入，有的要纳入预算内， 用作国有企业的技改投资。（4）国家银行到境外国外发行债券， 筹措技改资金；由政府发行大型国有企业技改债券，其中一部分为金融债券。（5 ）分年分批动用一部分外汇储备，例如累计不超过400亿美元外汇储备， 用于引进技术设备，系统改造出口创汇的国有企业的装备。用于出口创汇企业的技改，可以提高创汇能力，不会削弱国家外汇储备力量。
对策之二，确立人的因素第一、机制因素第二的原则。
国有企业的微观层次改革，是为了转变企业机制，发挥机制因素的作用。机制因素同人的因素是统一的。所以，不能贬低人的因素作用。其实，所谓机制因素，核心是讲物质利益。这在一定范围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只讲物质利益，把机制因素升为第一位，把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精神的因素、理想的因素统统贬为第二位。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只讲金钱，只讲物质利益，而不讲理想、不讲精神动力，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凝聚力，失去前进的创造力”。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确立人的因素第一，就要把整顿与建设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政治与业务素质，作为振兴国有企业第一位大事来抓。“一个好班子，胜过十项好政策”。这样的正反事例不胜枚举。
对策之三，要把面上改革工作排为第一位、点上改革试验排为第二位。
点上的改革试验，是少数国有企业，要排为改革工作的第二位。面上改革工作，对象多，任务重，有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安排职工再就业等等工作。非指定城市也要调查研究，做些准备工作。还有住房制度改革、职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是推行国有企业管理机制改革，所以面上改革工作，应当排为第一位。
所谓国有企业管理机制，是指把职工的工作成果大小同本人或本班组的直接物质利益挂钩。本质上就是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具体化、规范化和制衡化。这种管理机制已经在许多国有企业取得明显成效。因此，体改工作要结合学邯钢，把转变面上国有企业管理机制排在首位。
（选自《上海经济研究》9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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