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旭[1]2004年在《七子派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七子派的文学理论是明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整个中晚明(甚至清代)的文学理论都受到它的影响。因此，七子派文学理论不仅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上，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是引起争议极大、产生歧义极多的一项课题研究，因此，研究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试图从文论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方向入手去研究七子派的文学理论，这种交叉研究并不仅仅只是套用哲学概念、借用哲学语汇来阐释文论，两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双向流动性。七子派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发展几乎同步，作为明代文学领域内与思想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二者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如若通过阳明心学去审视七子派的文学理论，通过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去返观阳明心学，则更具有学术价值。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七子派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对于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关系研究是不足的：缺少二者之间的结合研究和综合研究，并且缺乏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造成了这一方面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的局面。因此，笔者选定“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关系研究”这一论题作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以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建构和解构作用，去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得以本质的还原。 大致来说，本文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对于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这主要是针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对于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传统偏见而发，为的是凸显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真实意义。这一部分通过对于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兴起的原因的分析，揭示了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不同于其他文学复古理论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揭示了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理论——“重情”说。 二、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重情理论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笔者着重论述了七子诸人对于诗歌情感特征的重视，对于真情的追求，并分析了七子派重情理论产生的根源：即在文学领域对于宋诗，在文化领域对于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反动。并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阳明心学对于七子重情理论的影响：(1)早期“心即理”时期对于七子派重情理论的建构作用；(2)中晚期“致良知”时期对于七子派重情理论的建构作用。 叁、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重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影响。对于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重视与提倡是七子派文学理论的另一特征。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历来不被文人所重视，但却受到七子派的重视与自觉提倡。笔者通过具体的史料，论证了七子诸人对于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重视，并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七子派重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受到了阳明心学兴起后所带来的世俗化倾同与平民意识的影响。 四、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消极影响。即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作用。在这一部分，笔者论述了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以“末五子”为代表的七子派后劲，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七子派的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瓦解与新变。 通观全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相结合研究，深入探讨了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作用:既从正面论述了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积极地建构作用，又从侧面分析了其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消极作用。运用文论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方法，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谢旭[2]2013年在《王学与中晚明文学理论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七子派和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是明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整个中晚明(甚至清代)的文学理论都受到它的影响。因此,七子派和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不仅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上,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是引起争议极大、产生歧义极多的一项课题研究,因此,研究七子派和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试图从文论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方向入手去研究王学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自身的文学理论转变,这种交叉研究并不仅仅只是套用哲学概念、借用哲学语汇来阐释文论,两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双向流动性。七子派和公安派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发展几乎同步,作为明代文学领域内与思想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他们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如若通过阳明心学去审视明代中晚期的文学理论,通过明代中晚期的文学理论去反观阳明心学,则更具有学术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七子派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对于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的关系研究是不足的：缺少二者之间的结合研究和综合研究,并且缺乏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造成了这一方面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的局面。此外,关于七子派和公安派的关系研究,目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因此,笔者选定“王学与中晚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这一论题作为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从王学的角度审视中晚明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还可以从中晚明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去反观王学在中晚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来说,本文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与王学的关系研究,充分挖掘七子派文学理论中最有研究价值且往往未人们所忽视的理论部分,比如七子派对“情”的重视,以及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推崇,使七子派文学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得以彰显,改变以往人们对于七子派及其文学理论的偏见。二.王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消解,即阳明心学对于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作用。在这一部分,笔者论述了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以“末五子”为代表的七子派后劲,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七子派的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瓦解与新变。叁.王学与公安派的性灵理论的关系研究,揭示了从“良知”到“性灵”这一公安派的思想发展脉络,理清了公安派自身的心学理路,并从心学这一理路入手,分析了阳明心学对公安派前后期“性灵”理论的影响,真正地揭示出了公安派与七子派在文学理论上对立的根本原因。四.袁中道对于公安派文学理论的修正,袁中道的诗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它是师心与师古的调和,它也是公安派与七子派的调和。既是对公安派后学流弊的有意矫正,也是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明代复古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的回护。通观全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王学的角度审视七子派的文学理论;2,重新审视王学与公安派文学理论；从王学的角度审视从七子派到公安派文学理论的转变以及其对袁中道修正理论的影响。
谢旭[3]2011年在《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文中研究指明有明一代,由于心学过于强盛,它从方方面面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以七子派为例,一方面,阳明心学从正面对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了七子诸人的文学理论建构;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从侧面对其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七子派文学理论走向分化、瓦解与解体。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复古派内部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复古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与瓦解。
朱小聪[4]2014年在《“诗必盛唐”说中的复古观》文中研究说明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建立明朝，推行革除胡俗回复汉唐风貌的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震动，士人们争相以“复古”进行标榜，期望复归汉唐盛世。复古思潮的发展，在成化、弘治年间开出繁花，于正德、嘉靖年间结出果实。其中，以“文必秦汉”与“诗必盛唐”为口号的“前七子”占领文学高地，引领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既使复古思潮广为流行而深入人心，又使复古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旋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有研究很少从“诗必盛唐”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现有的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诗必盛唐”这一口号进行发掘，力争使“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绪论部分从回顾20世纪以来明代诗歌研究史开始，描述对于“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写作的方法和意义。第一章在明代复古思潮的源流的背景下，考察“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儒道思想资源，以及对于这一运动的评价。第二章具体考察“诗必盛唐”的内涵，从“诗必盛唐”口号的选取、意象思维特点、由“李何之争”来探讨“诗必盛唐”以及“文必秦汉”与“诗必盛唐”共同构成“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理想叁个方面，梳理“前七子”复古运动基本内容。侧重从盛唐诗歌意象思维及“李何之争”所体现出的“诗必盛唐”观的复杂内涵入手，努力揭示“诗必盛唐”的清晰面貌。第叁章论述明代的“唐宋诗之争”。梳理明代及其以前的“唐宋诗之争”的脉络，及以清初叁大儒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为侧面考察“前七子”的复古观，侧重从辨体的角度把握“唐宋诗之争”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中地位及对他们复古理论的影响。第四章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分别考察“前七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理论与创作特色。结语部分就理学与复古运动及唐宋派与“前七子”两个维度，论述了复古思潮在“前七子”主将退出主流诗坛之后的发展，在努力把握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前七子”复古运动复兴儒学的实质与“情”“法”交融的理论特点。
姬毓[5]2014年在《王世懋诗学及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明代诗学复古运动的后起之秀,王世懋的诗学理论既有继承前人的一面,亦有自开堂奥的一面,于明代末年的风会变迁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显着特点。笔者本文以王世懋诗学理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又以《王奉常集》、《艺圃撷余》为主要研究文本,力图在晚明社会思潮与个人心态的双重交织下考察王世懋诗学的演变历程,进而在时代坐标之下为其诗学进行全新的定位。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着力考证王世懋的生平事略及其与复古派诸家的交往,并探析这种交往为各方所带来的诗学影响。第二章从王世懋早年的诗论与创作倾向着手,主要分析王世懋初涉复古之时的心态历变。尽管王世懋早年追随七子派复古主张,但受其固有的吴门习气所限,这种复古心态的扩张于诗学理念上仍存在许多真空。第叁章以王世懋出仕江西为限,将其诗学分为前后二期,并对其后期心态如厌倦仕途、尊禅礼道等方面进行剖析。在此基石上,笔者还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探析明清两代诗家在《艺圃撷余》接受心态上的变迁。第四章为本文重中之重,笔者将王世懋晚年诗学分为叁个联系紧密的版块,力求将其零散的诗论整合,以体系化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第五章主要针对学术界目前争论已久而又悬而未决的两个问题,就王世懋与性灵说的貌合神离及与神韵说的审美同趣两个维度,重新界定其诗学的时代价值。
史小军[6]2001年在《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 ,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 ,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 ,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 ,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 ,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
冯小禄[7]2006年在《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文中研究指明从风节与宗法、格局与心态两个维度,探原唐宋派与前七子派的真实关系。以为唐宋派的不同成员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人格和文学追求,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置身的政治学术格局及由此影响的士人心态与前七子派相比有了巨大变异。多元化的心态需求导致多元化文学景观的出现,唐宋派仅为当时诗文多向位移活动中之一种而已。
蒋鹏举[8]2005年在《李攀龙研究》文中认为本课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二十一节六十八子目。对明代诗坛领袖李攀龙从生平经历到文学观念、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分析,涉及的内容及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状况以及研究的意义、方法,在大陆学界尚未有专着研究李攀龙这个作家的前提下,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确立选题。 第一章考察了李攀龙的生平经历。本着“知人论世”原则,按作家行踪分五个阶段,重点有二:其一,任职京城、顺德时期(1546～1556),转捩时代风气,揭橥复古要义,组建后七子派诗社,掀起复古运动的新高潮。其二,归隐历下时期(1558～1567),肆力文学创作,沟通南北诗风。攀龙自32岁中进士到57岁去世,一生叁仕叁已,为官时间总计不过十六、七年,无论任职何处,都奉公守法,敬业爱民,留下清正廉洁的美名。他至孝侍母,爱护家人,关爱朋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性格孤介亢直,个性鲜明,不善结交,有自己的交游原则,常率性而为,不依违行事。因仕途蹇厄,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第二章梳理了李攀龙作品的刊刻和流传情况。作品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文学风气的迁移,本章主要着眼于文献学的意义,对作品的结集情况以及编辑诗歌选本的情况进行溯源清流。本章还包括作品辑佚和系年部分。 第叁章是李攀龙文学思想研究。首先,从时代、环境和儒道思想的影响上,分析作家文学思想形成原因。包括与时代主流思潮顺应和逆动两方面,即:与崇汉尊唐有顺应的一面,还有突破理学束缚要求主体精神独立的一面;受前七子文学复古观念的引导和人格取向的感召,受齐鲁尚古、济世、侠义之风的影响,走上复古之路;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儒家的崇古观念、道家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观念,影响到了从人生选择到文学取向上的各个方面。其次概括了其文学思想的五个主要方面。一,认为文学既具有辅佐政治的功能,又具有自我愉悦的功效;二,文学应以情为主,诗以言志,以情动人;叁,在理与辞的关系中,有“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极端言论,但实际取向则认为理通辞顺,“文质彬彬”才是最佳状态,以极端言论反对理学充斥、冲击文学是其原初动机。四,在格调、才情与法式关系上,认为格高调古是的追求目标,调整个人的才情以适合法度,这一点最为保守。五,变俗趋雅,以符合古雅的艺术标准。在创作实践中,有两条原则,一是悬置高的,摹拟求似,去粗取精,融会贯通;一是创作过程中,需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观照外物,再精思求进,再锤炼出精。李攀龙对发扬七子派复古诗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编选了《古今诗删》,虽然几乎没有选例和评点,鉴于其流传
方锡球[9]2009年在《弘治到康熙间唐诗品评特征概述》文中研究表明弘治到康熙间的唐诗品评,涉及评价角度、评价模式和大量的概念术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这一研究范式在现代传承并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复古论唐诗观和"师心"论唐诗观各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特征,它们共同表现出弘、康间唐诗观在理论重建和发展语境中的基本文化品质。
郑利华[10]2008年在《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活跃于明代嘉、万文坛的重要人物,汪道昆在维护七子派文学地位及传导其文学影响,包括建构所在徽州地区与流行于中心文坛的诸子复古思潮之间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表现出谋求另辟门户的努力,企图调整或变通七子派诗文复古的某些传统策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七子派主导而笼罩于嘉、万文坛的复古风尚,在释放出它强势影响力的同时,也被接受与传播对象包括同属阵营文学势力加以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造,突破某些固有的路径,使它在变换之中呈现一种多样态和复杂化的发展情势,相对打破了复古话语系统固有的单纯性与权威性。
参考文献：
[1]. 七子派文学理论与阳明心学关系研究[D]. 谢旭. 陕西师范大学. 2004
[2]. 王学与中晚明文学理论的关系研究[D]. 谢旭.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3]. 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J]. 谢旭. 人文杂志. 2011
[4]. “诗必盛唐”说中的复古观[D]. 朱小聪. 南昌大学. 2014
[5]. 王世懋诗学及心态研究[D]. 姬毓.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J]. 史小军. 人文杂志. 2001
[7]. 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J]. 冯小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8]. 李攀龙研究[D]. 蒋鹏举.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9]. 弘治到康熙间唐诗品评特征概述[J]. 方锡球. 社会科学辑刊. 2009
[10].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J]. 郑利华. 求是学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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