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视角论文,山区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9）05－0123－07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痼疾，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曾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①。改革开放后，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积极的扶贫政策，我国的农村贫困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按照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07年的1.6％，“在扶贫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
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普遍贫困，呈现出向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集中的明显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分地势来看，山区占57.2％，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占63.8％；另外，国家民委“2005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结果”显示，2005年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49.5％。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习惯于居住在平原和城市外，大部分少数民族有着世居高原山地和偏远地区的传统[2]。在各种致贫因素叠加影响下的山区少数民族自然就成为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贫困线标准，2003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率为24.1％（全国平均贫困率为12.1％），占总贫困人口的27.1％，远高于少数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②；而山区少数民族的贫困率更是高达27.6％（见表1）。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否地处山区和是否为少数民族人口对于贫困率大小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非山区非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率最低，而山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率最高。另外，在山区和少数民族这两个影响贫困率的变量中，少数民族变量对于是否贫困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山区非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率比非山区少数民族人口要高出两个百分点（更加准确的判断需要更多的数据并借助于回归分析等工具）。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1986年首次确定的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141个，占总数的42.6％。在2001年重新确定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不含西藏）达到267个，占重点县总数的45.1％。新世纪以来，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党和国家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明确指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相当有限，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贫困少数民族的致贫因素，贫困的度量等）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构建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扶贫建议。
二、论文分析的基本前提
本论文在探寻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分析中，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前提。
1.市场参与率是决定贫困率水平的直接原因。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参与了市场交换活动才能获得较高的收益，而且在交换活动中，所能提供的产品（或生产要素）越稀缺、数量越多，则可获得的收益也越多；反之，则收益就越少，越容易陷入贫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决定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决定贫困率水平的直接原因。
市场参与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取收益的程度。对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而言，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副产品的出售和提供有偿劳动（即打工收入），因此市场参与率可以用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来衡量。商品化率是生产的总产品中用于在市场中出售获取现金收益的比例；劳动参与率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有偿工作的程度和比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3]，这是从较宏观的角度而言的，我们这里所给出的劳动参与率的概念是从微观角度而言的）。可以用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
通过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商品化率、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参与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各类农户的收入差异。
商品化率决定了农村居民所拥有的资源和产出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收入，只有将资源和产出转化为市场所需要的商品才能带来收益。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地区物产丰富，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远离市场，丰富的物产并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收入，使得当地居民仍然贫困。例如，甘肃省陇南市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当地各类资源、土特产丰富，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商品化率低，造成贫困率居高不下，据统计，2005年，陇南市有绝对贫困人口30.04万人，低收入人口59.66万人，贫困面高达近40％。
对于大部分农村居民而言，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自身的劳动。因此能否从事有偿劳动的提供，获取工资性收入是决定农村居民是否贫困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区域差距的主要动力[4][5][6]。
我们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供给的角度讲，劳动参与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参与有偿劳动的意愿和能力。不同的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有偿劳动的意愿是不同的。对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受到特有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其劳动参与意愿一般而言较汉族低（当然，这也存在着例外。比如，由于回族具有经商的习惯和历史传统，其市场参与意愿可能比汉族要高。一个近乎极端的例子是回族儿童中童工的比例较高。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一般独立地形成狭小范围的生活圈，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那里地理环境相对恶劣，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加上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少数民族安土重迁，人口流动率远少于汉族[7]。劳动参与意愿只是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观愿求，能否实际参与还取决于劳动参与的能力，即能否提供市场所需要的劳动。而劳动参与能力又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等诸多因素。
从需求的角度讲，劳动参与率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参与率之间会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劳动力的迁移是需要成本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倾向于在本地工作。因此，本地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劳动参与率就起着重要影响，本地经济越发达，劳动参与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2.决定经济增长、收入水平的各种要素、条件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正如波金斯等人所言，发展并不存在实现必须克服的标准障碍，或者必须具备某些先决条件，发展才可能发生，大多数假定的先决条件通常是可以替代的[8]。就像资本和劳动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一样，环境因素也可以被其它因素所替代，在一些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人们依然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了环境决定论[9][10]。我们认为，尽管自然条件并非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先天因素的不足容易造成不利因素的累积，形成所谓的“贫困陷阱”。这一观点的佐证是，现阶段我国贫困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布在生态恶劣的地区[11]，扶贫任务十分艰巨。要摆脱这种陷阱，要么自身具有较突出的优势条件，并加以有效利用，要么借助于外力的推动。荷兰、日本的自然条件（曾经）十分恶劣，却位居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航海、造船和国际贸易。
三、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实证分析
如前文所述，市场参与率主要取决于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我们将利用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判断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是否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地区。由于商品化率只能获取零星的数据，所以我们将只考察劳动参与率，并用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劳动参与情况（尽管我们无法获得各地区商品化率的具体数据，但根据经验可大致推断出平原地区的商品化率明显高于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有研究表明，教育是农村劳动者能否找到较高收入工作的首要因素[12][13]，所以我们用劳动力文盲率作为受教育水平的替代变量来分析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分别建立两个虚拟变量回归模型：
利用表3中的数据，我们得到如下的结果：
其中，*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所有的虚拟变量都是统计上显著的，说明丘陵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平原地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最低，说明少数民族劳动参与率较低。
四、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
我们分析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居民收入水平及贫困率最为重要的因素，山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成因需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予以解析；山区和少数民族是影响贫困率的重要因素，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分析的基本框架可以用图1来表示。
1.山区因素。相较于平原地区，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远离经济中心。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自然灾害频发，产出率低下，地方病高发，社会发育程度低，医疗教育条件落后；远离经济中心，提高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山区商品化率低，劳动参与率低，山区农民收入低下，贫困率高。
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使得产出率低下，产量有限，商品化率不高。在很多山区，由于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极低，农民仅是依靠广种薄收来维持温饱。2006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平原县、丘陵县和山区县人均粮食产量分别为893.4公斤、607公斤和389.2公斤，差距十分显著。
二是山区自然灾害频发。山区是干旱、洪涝、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区，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山区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可能直接导致农民陷入贫困之中。另外，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导致山区产出低下的重要原因。
三是山区社会发育滞后。山区居民收入低下，人口分散，使得山区的医疗、教育事业发展滞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盲率高。受教育程度低造成劳动参与能力弱。
四是地方病发生较为集中。目前，列入我国重点防治的8种地方病中，与山区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病就有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和克山病[13]。例如，在四川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壤塘等县，超过10％的人口患有大骨节病。较高的地方病发病率使得一部分山区农民劳动效率较低，劳动参与能力弱，严重者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
五是远离经济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提高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远离经济中心使得鲜活农产品的商品化变得困难，而且产品的运输成本增加，削弱了产品的竞争力。另外，在偏远的山区，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和迁移工作机会都很难获得，首先是这类机会少，再者是距离过远，影响了劳动参与率。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产出率极低，迫使一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另一方面由于山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远离经济中心，导致山区劳动力外出打工困难。在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山区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到底如何呢？就592个国家贫困县的情况而言，可能前者的力量更大一些。通过表3可以看出，2002－2006年间，山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平原地区。
2.民族因素。我们认为，民族因素导致市场参与率低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传统习惯、语言等有关。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商品意识较弱，不懂得如何将自有的产品、资源、技能转变为现实的收入，造成商品化率低；如前文所述，许多少数民族安土重迁，劳动参与意愿不足，一些少数民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少数民族人口入学率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计算，2000年，少数民族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年，而汉族达到了7.6年；少数民族1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文盲率更是远远高于汉族，有18个少数民族达到了20％以上，甚至还有5个少数民族达到了50％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素质偏低，导致少数民族人口的劳动参与能力较弱，劳动参与率不高。另外，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渠道（三分之二的迁移劳动者使用）是由老乡、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接触和介绍构成的，由于缺乏这些非正式渠道，少数民族村落的家庭迁移概率较低，从而制约了其劳动参与率。
其实，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黑人、西班牙裔人等数量较少人口的贫困问题也十分突出（见表4）。通过下表可以看出，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平均水平，亚裔人的贫困率也明显高于白人。
总的来说，由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性，加之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民族间的接纳能力、认同感差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少数民族难以融合到主流的经济圈中，广泛地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市场参与率不高，从而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陷入贫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山区因素和少数民族因素都倾向于降低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使得市场参与率较低，从而造成贫困率较高。而且，这两个因素之间还具有一定的“耦合性”，造成致贫因素的自我强化，形成“贫困陷阱”。例如，由于少数民族的劳动参与意愿较低，特别是跨区域流动的意愿较低，少数民族劳动参与率将更多地依赖于本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大多集聚在偏远的山区，本地经济发展缓慢，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少，从而导致山区少数民族的劳动参与率低。所以，不管是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还是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少数民族地区都低于其他地区。因此，作为这两个因素综合体的山区少数民族的贫困率自然就较高。
五、山区少数民族减贫的对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山区和少数民族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因此要减少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率，一个总体的思路是通过提高其市场参与率来增加收入。提高市场参与率，就要消除或削弱上述影响商品化率和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由于贫困是由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是某种因素的话，具有可替代性，即会被其它因素替代，但多种因素在同时起作用，这就导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消除贫困，必须从多方面综合努力，单一的措施必然被贫困的循环所吞没[14]。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山区少数民族的市场参与率。
1.加强公路、电力、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商品化率。由于山区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远离经济中心，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地区，要使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能转为现实的收益，必须要加强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提高商品化率。
2.增加少数民族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少数民族劳动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盲率过高。因此，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参与能力。
3.提供有组织的职业中介服务。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老乡、朋友、家庭成员等非正式渠道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与其他群体相比，山区少数民族此类非正式渠道较少，从而增加了与流动相关的信息和搜寻成本，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有组织的职业中介服务作为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补充，提高山区少数民族的劳动参与率。
4.引入市场资本，开发优势资源。山区少数民族要摆脱贫困，提高市场参与率，关键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为丰富的矿产、旅游资源，而自身却没有条件或能力开发，这就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提高收入的渠道。
在提高山区少数民族市场参与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贫困使穷人更容易遭受环境恶化的危害；另一方面，穷人常常不得不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为生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深陷“贫困——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这是我国不少山区少数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可能，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是中央财政增加投入，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工代赈”项目。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山区少数民族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重建。
收稿日期：2009－06－16
注释：
① 由于城市偏向的二元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几乎99％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地区，所以本文中所谈到的贫困若无特殊说明都是指农村贫困。
②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4％。
③ 由于未能找到《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5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年在《调研世界》第4期上发布的数据进行插值估算，文章名称为《2005年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36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