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泽谕吉的“贸易立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贸易论文,福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福泽谕吉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自战前迄今，甚至诸多学界泰斗和权威亦对福泽谕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笔下，福泽谕吉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战前，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服部之总、羽仁五郎，对福泽谕吉有着不同的评价。服部之总认为，福泽谕吉是“明治政府的侍奉者”。羽仁五郎则认为，福泽谕吉是“自由主义者”。战后，丸山真男强调，研究福泽谕吉，应特别关注存在于福泽谕吉言论深处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强调福泽谕吉的政治作用，以及他对具体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结论。这一“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论”，在战后长期占据学术界主流，迄今仍有影响。20世纪60年代，随着21卷《福泽谕吉全集》的出版，福泽谕吉研究再现高潮。伊藤正雄的《说解〈劝学篇〉》、《说解〈文明论之概略〉》，对福泽谕吉的论著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解读，其篇幅超过原著十倍。他的《福泽谕吉论考》也极现探究之精深。70年代，远山茂树的《福泽谕吉研究》和广田昌希的《福泽谕吉研究》对福泽谕吉进行了猛烈批判，为研究福泽谕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84年，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上面值最大的1万元纸币。这一“符号显示”极具象征性地显示了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启发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福泽谕吉关于经济的学说和理论。此后，有关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杉山忠平的《明治启蒙期的经济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中心》（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藤原昭夫的《福泽渝吉的日本经济论》（日本经济评论社1998年），等等。90年代迄今，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研究，亦包括其中。例如，大森郁夫的《日本的经济思想》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即有专论。
在我国，研究福泽谕吉的论著亦足以用“汗牛充栋”形容。仅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有谭建川的《福泽谕吉文明观批判》（《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岳兵的《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读书》2005年第6期）；周颂伦的《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亚盟主与脱亚入欧》（《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丁志强的《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及其民族主义立场》（《日本问题研究》2006年第9期）。但是据笔者管见，迄今为止尚无一篇关于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论文发表，遑论专著。为了拾遗补缺，我谨根据所获资料特撰此文。不当之处，恭请赐正。
（一）
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今日大阪，其父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在大坂（按：当时为“大坂”，明治维新后因“坂”有“士反”之嫌而改现名“大阪”）的“藏屋敷”（销售本藩生产的粮谷杂物的商铺）担任会计，颇有汉学素养，不仅喜读汉书，而且爱好收藏中国古籍。恰好在福泽谕吉出生那天，他白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上谕条例60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大吉，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自万延元年(1860)发表处女作《华英通语》，福泽谕吉一生著述宏富，计有60余部，逾100册，所涉范围之广，犹如百科全书。其中福泽谕吉根据三次出洋经历写成的《西洋事情》，系统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帮助刚刚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人民“睁眼看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1872年至1876年，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共由17篇构成的《劝学篇》，论述了人权平等之精义、西方学问之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之职责。该书开宗明义的“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一句，在备受封建桎梏束缚的日本，堪称空谷足音，引起强烈反响。此书一出，“洛阳纸贵”。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堪称其代表作的《文明论之概略》，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概括而言，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以基佐和巴克尔的学说为范本的主智主义文明史观的体现。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即人之安乐和品行之进步。由于此种安乐和品行之获得，依靠人之智慧和道德，故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之进步。”①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非洲等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故欲求文明发达，当“脱亚入欧”，“以西洋文明为目的”。
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了自诩“不偏不党”的《时事新报》，并亲自撰写社论以引导舆论。他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即发表于《时事新报》社论。1885年3月16日，刚过50岁生日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不足2000字，但是对日本及亚洲的影响之深远，在100多年后的许多现实问题中均可以发现其踪影。事实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不仅和“文明论”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其经济思想和理论也和“文明论”密切相关。对此，大森郁夫有一番评述：
福泽的经济论也是由其文明论的时间、空间结构规定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第一，就世界整体而言，个人并不和文明直接发生联系，而是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按照国民的文明进程被配列在文明的坐标上，形成不同国民的优越、劣后关系。因此，国民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国民内部的竞争当区别考虑。第二，即使在国民内部，也存在离作为“目标”的文明相近的集团和组织，以及被“文明化”边缘化的基层民众。在国际层面，日本与其他国民的关系处于文明坐标的什么位置，其利害关系自然不同。因此，在彼此对抗的国民关系中，维持独立是必须优先对待的课题。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虽然竞争基本上是理想状态，但不可无视人们的意识、行动的整体水准开展竞争。换言之，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不可照搬照用以“文明化的状态”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论。②
作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撰写了广泛涉及政治、外交、宗教、教育、社会问题等各个领域的论著，而且公开发表了诸多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著，所涉题材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贸易，以及农业、工业、交通、景气、劳动、社会政策、企业、经营等，今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各种课题，几乎没有逸脱他的视野的。福泽谕吉研究和探讨的领域之广泛，分析和阐述之深刻，使他被誉为“国民教师”。
福泽谕吉是否对经济学保持和显示强烈关心，在日本学术界并无争议。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特质，日本学者却见仁见智，迄今尚无统一认识。有的学者从福泽谕吉的论著中发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髓；有的学者认为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是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调；更多的学者则强调，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存在着周而复始的自由主义、保护主义、自由主义的“变奏”。例如，饭田鼎指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和开明派绝对主义学说，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在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中同时并存。③藤原昭夫认为，福泽谕吉虽然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立足点，但是也接受了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④杉原四郎更是在《日本的经济学史》的“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一节中，作了颇具有“总结性”意蕴的“概括”。他写道：“自庆应初年撰写《唐人往来》，向市井的人们阐述开国之必要和贸易之有用以来，福泽谕吉终生宣扬日本经济现代化之重要性。在那种情况下，作为论据，他经常介绍外国学者论著中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但是，考察福泽谕吉对一个个具体的经济问题的论述即可发现，他也经常强调国家对经济保护与干涉的必要性。于是，有的学者批判福泽的思想缺乏一贯性，也有的学者认为福泽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存在初期（自由主义）、中期（国民主义）、后期（自由主义）的变迁。确实，福泽深深信奉作为市民社会之形成原理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一般原理并予以承认。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时论性主张中也存在明确的国民主义立场。”⑤
（二）
围绕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特质的认定，之所以同时存在完全相反的见解，无疑是因为从福泽谕吉涉及经济的学说和理论的论著中抽衍出若干部分，并以此作为素材判断福泽谕吉的经济观，均不难得出上述任何一种结论。按照丸山真男的观点，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中所以存在“彼此对立”的要素，是因为福泽谕吉总是试图相应于“时代和局势”，发表最恰当有效的见解。按照丸山真男的观点，福泽谕吉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在左边的时候，同时寻找右边的契机，在右边的时候，同时寻找左边的契机”。福泽谕吉具有“同时关注每个事物反对的、矛盾的侧面”的“复眼主义”。⑥按照河野健二的观点，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源于“他练达的调和论或均衡论”。因为，福泽谕吉始终“寻求对立物的调和、均衡，在提倡民权的同时提倡国权，在论智的同时论德”。⑦那么，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中，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和基调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纵观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言论，不难发现诸多完全相异的观点。在国门初开时，他在《唐人往来》中表达了贸易自由主义倾向，强调了“使对外贸易自由、隆兴之必要。因为，如此将刺激国内的工业和农业，使之亦趋向繁荣。”他写道：“先年由亚米利加合众国差遣名为佩里的舰队司令前来江户。虽该国是日本以往未曾交往的国家，但吾若不闭锁国家不与世间交往，重归天理人情，则当改变古来之法，与外国亲密结交。”⑧在随后发表的《西洋事情外编》中，他亦“阐述了乐观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使人“依照天赋，自由地伸展其力”，是“经济学之基本宗旨”。但是，自1874年后，福泽谕吉抛弃了初期的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不可允许外国人杂居内地之论》，就是显示这种“转向”的明证。他在《通俗国权论》中赞成在外贸中征收保护税的学说，也可作为其“转向”的明证。但是，此后福泽谕吉在《日本银行论》中反对政府赋予日本银行特权，主张将其置于“经济原则的范围”的学说，再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立场。福泽谕吉何以如此反复？塚谷晃弘的观点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在《实业论》中显示的，这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赞同，在日本的工业大致可同先进国家对抗时即被抛弃，重新转向自由贸易主义。因此，我们不可忽略其立论的特色。”⑨
在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不断“变幻”的观点中，存在着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和基调。综合诸多先学的研究，似不难认为，以贸易为杠杆，摸索构建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法和策略，就是其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主旋律和基调。因此，我认为考察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特质，应致力于在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中，寻找出他始终一贯认真对待的基本课题，而不是为他有关经济的思想和理论，贴上由西方经济学发售的“贸易自由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否则我们将无法把握在后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的本质。”⑩
福泽谕吉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首先与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身份相符。在明治初年的日本，经济学对于民众而言完全是一门陌生的学问。因此，向民间普及经济学至为必要。在多方面对日本民众进行启蒙并颇有建树、被誉为“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将此视为己任。早在明治维新前的庆应三年(1867)，福泽谕吉即在赢得广大读者、被日本学者照搬中国成语称引起“洛阳纸贵”的《西洋事情外编》中，对经济规律、经济学宗旨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
察世界外物，有日月星辰之旋转，动物植物之繁衍，地表虽层层重叠亦各归因于一定法则，其无有讹误且具功用者，实令人惊骇。经济之学中亦有一定法则，与其他事物无异。……经济学之宗旨，在于给人衣食住之需用，使人增财致富，使人享受欢乐。往古之硕学，最初就经济之事著书并将其命名为富国论。根据其说，由于人制定家法可以致富，故若扩大将此原理施以一国，则可使一国殷富充实。然世之学者若认为经济之学唯以致富，或为了致富所以守其宗旨，则大谬也。盖经济学之大宗旨不是束缚人之作业，而是使之顺从天赋，使之能自由地伸展其力。(11)
经济学当“保护买卖之道并加以鼓舞，使世间贸易趋向繁荣”。因此，福泽谕吉对以“贸易统制”为主要内容的“锁国”政策进行了批判，称“筑起堤坝防止外国人的到来，禁止我国人开展和他人通有无，补不足的贸易”，有违经济学之宗旨。
经查考可知，上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解释，以及对锁国政策的批评，实际上均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R.钱伯斯在其所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内容的翻译。(12)不难发现，在初识西方经济学之际，对福泽谕吉而言，“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不是问题。他所关注和强调的，是“给人衣食住之需用，使人增财致富，使人享受欢乐”这一经济学的宗旨。同样不难发现，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段对“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强调，也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但不管如何强调，毋庸置疑，“贸易”问题均是核心问题。
（三）
福泽谕吉对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审时度势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福泽谕吉是“英国学”的代表人物。在江户时代末期、明治时代初期，在大洋彼岸英国的经济学界，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思想理论已逐渐遭受冷遇乃至被驱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趋于全盛。但是在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中，两者不仅能够并存，而且其强弱常发生“变奏”。这完全归因于他的审时度势，即针对日本的经济形势和贸易状况，选择“顺应局势”的学说和理论，提出恰当而有效的主张。
1860年，第一次访美后归国不久的福泽谕吉受命担任幕府翻译。他站在幕臣的立场上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尊王攘夷运动显示了强烈敌意，对开国路线表示了明确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日本的开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军事逼迫下的无奈选择，已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行使武力相要挟与日本开展的“自由贸易”，很可能使后进国家日本的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在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虽依然坚持原有立场，但他提出的政策主张具有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1873年至1874年，各国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在日本国内有旅行自由和交易自由。对此，福泽谕吉《明六杂志》的一些同人，如西周表示赞同，但他却采取了明确反对的态度。在发表于《民间杂志》1875年1月号的《不可允许外国人杂居内地之论》中，福泽谕吉如此写道：
开港以来，察贸易之状况，可知我国总是失利，而外国人多有获益。因此，迄今为止若论开港对我国贸易成长之得失，不能不说贸易正削减我财富。作为理由，在此可举其一二：
一、若输出品少、输入品多，则出入之差必导致我负债。
二、输入品大都是制造物，输出品则是原材料。因此我国民失制产之利，并进而可能失却技艺，可谓酿成堵塞富有之源之大害。
三、若每年输出输入有差，则此差额将成外债，使我国必须每年向外国支付利息。
……如此之势正逐渐剥夺我国民制产之职，使买卖之权柄为彼一方所握，使国之财物逐日西行，使日本人单独陷入充当力役之苦境。故就今日贸易而言，我国远远偏离贸易应有之目标，连本应理所当然取得的利益之一半亦未能取得。察后日之势，则更益友令人失望。
但是，日本之人民虽因贸易而如此失利，但酝酿此祸未必仅因为我未操贸易之权柄。余以为，其罪在于我人民对此尚不习惯，在于无智无勇，在于政令不确定难以保护私有，在于裁判之法尚未完善使众多民众蒙受压抑，在于政府专制，人民卑屈，图大业者阙如。若是等诸件能获处置之宜，则对外贸易将可转而对我有益。(13)
福泽谕吉认识到，“现今自由贸易对英国最为有利，对日本最为有害”。他担忧经济政策若出现方向性错误，将存在使日本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危险。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福泽谕吉对“自由贸易”之利弊的判断是有时间限定的，另一方面，如在引文最后部分显示，福泽谕吉寻找出了造成贸易入超、日本受损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只要此类问题“能获处置之宜”，即能得到妥善解决，则贸易“可转而对我有益”。也就是说，对“自由贸易”本身，他并不否定。因此，福泽谕吉真正关心的，不是应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主义，而是如何创造条件，使“贸易”成为“国益”。福泽谕吉以后倾力阐述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就是在探寻这种“处置之宜”的过程中显现的。其核心，就是如何尽快推进资本主义化，实现“富国强兵”。这一核心也是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中心议题。
毫无疑问，福泽谕吉绝不是“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事实上，在他的经济理论和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根主线，即欲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加速推进资本主义，而他有关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想，是通过“贸易立国论”具体化的。按照藤原昭夫的观点，“其内容虽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存在变化，但直至福泽谕吉晚年，‘贸易立国’论始终占据其经济论基轴的地位。……可以认为，福泽对货币、金融等各领域广泛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均是为了寻求如何成就‘贸易立国’这一大目标最有效的具体手段。”(14)
需要强调的是，福泽谕吉对“贸易立国”的强调，见诸其诸多论述。例如，在1883年3月《时事新报》的《日本亦能成为富国》一文中，福泽谕吉写道：“欲使我日本人民极大地推进富实文明，遑论支那人，甚或与欧美人民比肩亦毫无愧色，唯扩大贸易求富于整个世界市场。除此之外，无有值得费心费力之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方法绝不可限于一二。虽然农工商业均可同时改良进步，但目前最佳之捷径当图物产之改良……我辈当可断言，使我日本之富实文明与欧美诸国比肩甚为简单，即只需扩大贸易。”(15)时隔15年，在刊于1898年2月《时事新报》的《除工商立国之外别无他途》一文中，福泽谕吉主张：“若论如何确立我立国之大方针，首先当看到日本的农业已缺乏支撑国家之力。不仅如此，现生活在内地甚或无法糊口已是明白之事实，对此已无人表示异议。因此，当一扫农业立国之旧思想。极端地说，甚至可以主张衣食住一切必需品均从外国输入，国民倾全力于工商业，一心一意建立贸易立国之决心至关重要。恐在今日之世界欲求国家之富强进步，不管如何千思万考，处心积虑，我辈均可断言，毋庸置疑，除了工商立国之外，别无他途。……所谓工商立国，即在国内制造货物然后销往国外。我国之前途无法依赖如日薄西山之农业。相反，工商则犹如春天涌动之海潮，将给我们带来希望。”(16)
必须强调，福泽谕吉虽然认同“自由主义”，但他并不认同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贸易立国”应当在具有现代知识和意识的经济人的引导下实现。他在《实业论》中提出：“以政府之权干涉人民之私，或特别劝奖保护，或严厉阻碍禁止，其结果均事实上有害无益。”他在《民间经济录》中提出：“本来工商之事，唯通过竞争达到商品市场价格之平均，促使当局者之关心。”“以政府之资本行寻常之商业工业，正所谓杀鸡用牛刀，在其压力之下私人之运作必然无法逞其所能。”虽然他认识到，为了尽快完成“富国强兵”这一具有燃眉之急的课题，由于民间经济主体付诸阙如，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亲自“越俎代庖”般地经营工厂，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但是，如此做法对培育福泽谕吉所期待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坚、“贸易立国”国策之动力的经济人，即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现代经济人，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福泽谕吉呼吁培育自主独立的经济人，激励有识有志者为国不辞职责，勇担重任。他在1893年发表的《实业论》中，对理想的“经济人”作了非常清晰的描述：“摆开整然之阵，高举堂堂之旗，迈向工商战场。能指挥这一阵势并根据指挥而运动者，唯经受了近时之教育的学者。我辈当期待依赖其发达我实业。若欲推进文明世界之实业，则必须依赖经受教育之士流学者。……文明之实业法并不奇特。论其要点，第一是广有知识见闻，详于内外事情，关注时势进退，不错失可把握之良机。……第二是品质高尚，诚信守约。……第三是规范事物之秩序，尽可能按照规则行事。”(17)
不难断言，福泽谕吉是着眼于“以人为本”，以尽快推进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启蒙思想家，是审时度势，不拘泥于“流派”和“主义”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以“贸易立国论”为主旋律和基调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征。
［收稿日期］2008-05-20
注释：
①《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10页。
②大森郁夫：《日本的经济思想》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第25-26页。
③饭田鼎：《福泽谕吉——国民国家论的创始者》，中央公论社，1984年，第35页。
④藤原昭夫：《福泽谕吉的日本经济论》，日本经济评论社，1998年，第57页。
⑤杉原四郎：《日本的经济学史》，关西大学出版部,1992年，第159页。
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载《国家学会杂志》第61卷第3号，1947年；《论福泽谕吉》，载《图书》第110号，1958年。
⑦河野健二：《福泽谕吉》，讲谈社，1967年，第168-169、177页。
⑧《福泽谕吉选集》第2卷，岩波书店，1980年，第72页。
⑨杉山忠平：《明治启蒙期的经济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中心》，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第124页。
⑩杉原四郎、逆井孝仁等编著：《日本的经济思想四百年》，日本经济评论社，1990年，第244页。
(11)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外编》，载《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58年，第456、460页。
(12)Chambers,"Chambers's Educational Course," Political Economy,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Edinburgh: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13)福泽谕吉：《不可允许外国人杂居内地之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第518-519页。
(14)杉原四郎等编著：《日本的经济思想400年》，日本经济评论社，第245-246页。
(15)福泽谕吉：《日本亦能成为富国》，载《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1970年，第569页。
(16)福泽谕吉：《除工商立国之外别无他途》，载《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1971年，第257-258页。
(17)福泽谕吉：《实业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6卷，1970年，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