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飞翔——知识经济时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自由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人类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已成为全球的一种共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为手段的新经济在挑战传统文学的同时，却给我国年轻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春风与甘露、福音与生机。这一方面因为，新经济时代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空前多元、平等的话语空间。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松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历来处于社会或话语边缘的女作家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同时，超越了地域、种族、性别等界限、“失去”“规定的一切秩序”（注：林希：《始为网民》，《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的网络文学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女性提供了与男性真正平等的写作权利。另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导的信息经济，必将引发女作家生产力的一次彻底解放。女作家可能从繁重、琐屑的职业、家务劳动中解脱，可以有权利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她们不必以柔软的身躯与男性在体力上一争高低，也不必局囿于家庭的一隅为男性作嫁，只需智慧的大脑、灵巧的手指就可在键盘上与男性并驾齐驱。此外，更值得重视的原因还在于知识经济时代现实的符码幻象与女性思维的本质特征不期而合，女性创作如鱼得水。在新经济时代，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着全方位渗透，模塑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曾断言现代人并非生活在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处在“符号世界”、意义世界之中的，是透过文化的三棱镜观照客观自然的。换言之，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本真的客观现实，而是由大众媒体构筑的符码幻象。这些符码幻象一个令人惊异的共同特征是：女性化。现代媒体以无所不在的女性符号、女性的身体语言、女性的审美幻象制造着当代女神绚丽多姿的美和如梦似水的柔情。这些美仑美奂的现实符码幻象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符号有着霄壤之别。在以往的父权制时代，符号生产、文化秩序都是按男性审美机制和需要生产的，是一种强权支配下的合目的性的符号生产，是充分理性化的。而信息传媒时代的符码幻象，是按女性的思维方式和需求来生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堆无直接政治与伦理意义的表象符号，亦真亦幻、亦实亦虚，不像传统父权制符号那样对现实／幻想，真实／虚构作严格的理性区分。这样一种符码化的现实幻象，与女性思维的形象性、幻想性的感性化特征有着某种天然的吻合。女性写作乐于做白日梦，乐于沉浸在对自身存在现实读解的幻想形式中。对她们而言，幻想的真实也许比面对的现实更真实。这种幻想式燃烧般的写作姿态是最无拘无束、最尽情尽兴，最能发挥女性创造力的。正是上述的种种机遇，女性文学将超越既往艰难的“飞翔”（注：最早将女性写作与飞翔联系起来的发明者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用飞翔的双重语义“鸟和抢劫者”来形容女性写作。），抵达自由自在的飞翔境界。这种阅尽人间春色的恣意翱翔将描绘出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女性文学如下的亮丽景观：
（一）纯女性文本与大众女性文本的分立交融
九十年代，我国女性文学开始有了独立的意义和自己的声音。这是真正的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创造了许多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集体生存体验的纯女性文本：如林白书写女性身体忧郁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展示女性内心生活与外在生存景状断裂的《私人生活》、海男描绘女性幻想的《女人传》、徐小斌叙写女巫咒语、宗教迷境的《敦煌遗梦》、翟永明演绎“黑夜意识”的诗歌、叶梦的创造系列散文等等。这类包括躯体写作、准自传体写作在内的个人化纯女性文本在新经济时代仍将占据一方市场，因为在没有经历西方女权运动、今后相当长时间也难产生实践意义的女权运动的中国，其对女性本体的深层解读、对女性精神的终极关怀，仍具有启蒙女性灵魂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日新月异的大众女性文本（非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将日渐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知识经济社会是消费型社会，人们以消费、消遣、消闲为荣，文化更是被纳入消费逻辑的轨道，形成汹涌澎湃的消费文化大潮。对于快节奏生活中的现代人来说，在商海中鏖战厮杀、在冰冷的机器旁木偶般劳作之余，最需要的是松驰一下绷紧的神经，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而不是钻进高雅文学的象牙塔里作劳心费神的形而上的思考。于是，大众女性文本的世俗、轻松、明快的消闲性受到青睐和追捧，而直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创作启迪的一些纯女性文本，其由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构成的玄奥幽深、不同凡俗，非一般文化层次、文学修养者能轻易读解，唯智者深入咀嚼，方能品出个中三味。这自然遭致了人们对其的疏离和冷落，对富休闲意味的大众女性文本的趋近和热情。更何况大众女性文本摹写的多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读者似曾相识、感觉亲切、易于认同。只需看看池莉表达对都市女性生存现世关怀的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的热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接受群体对大众女性文本趋之若鹜所显现的巨大图书市场与丰厚商业利润，也导引一部分女作家向读者和市场妥协，转向大众女性文本的写作。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互动，也将日益扩展大众女性文本市场。
当然，两种女性文本不应当是相互隔绝、相互漠视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冲突，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哺育、相互支持、甚至相互交融的可能，况且这种分立交融已经在某些女性写作中初见端倪。
（二）都市特征与本土气质的强化
评论家曾将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状态形象地描述为“只在都市的太空盘旋”（注：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这一评价相当明确地道出了我国女性文学的都市化特征，女性文学与都市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紧密联系。“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注：王安忆语，见谭湘、丹娅、戴锦华、荒林：《城市与女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当代人》，1998年第2期。）。女性主义就是城市化的产物，女性文学完完全全实实在在地是依托于城市文明发展起来的，对此，历史事实已经予以证明。上世纪前期女性创作的异峰突起，即是最初的近代化城市文明在中国萌芽的结果，只消看看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无一例外的都是在中国当时最接近于近代气息的大都市——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很能说明问题。世纪末女性文学的勃兴，恰逢中国全面驶入城市化轨道之时，也绝非什么巧合，而是城市文明发展，陈染、林白、徐小斌等一大批独立、以写作为职业的城市女作家诞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将快速推进，据经济学家王建预测：到2010年，中国“按照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要求，城市化率至少要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注：王建：《美日区域经济模式的启示与中国“都市圈”发展战略的构想》，《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也就是说，假若那时中国人口达到14亿，则城市人口就将达8.4亿，而到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非农产业人口一般都在90-95%，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城区内。”（注：王建：《美日区域经济模式的启示与中国“都市圈”发展战略的构想》，《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这意味着，大片大片的农田将被一座座新兴的城市所取代，世世代代耕地的农民也将成为新型的城市人。城市不再是特权阶级的城堡，而是鲜活的自由的平民化的生活空间，是中国最生动、最普遍的现实；加之，一代代新生的女性作家，十之八九恐怕都生长于城市，所以，未来的文坛，女性文学的都市化倾向将进一步强化，都市女性文学的主导位置将愈益巩固，长盛不衰。
另外，在文化全球化指挥棒下旋转的未来女性文学，在强化都市特征的同时，将愈加重视其文本的本土气质。因为当今女性创作在表现与西方文学趋同时，已显现出对本土经验弱视的局限。譬如：操持与西方女性文学相似的语词、意象和方法，在伍尔芙、波伏娃等的身后亦步亦趋。这使得某些女性文本带有生硬挪借与随风飘散的性质，不那么贴近充满焦虑和混乱的中国大地，缺乏独特的本土性徽记。长此下去，可能导致中国文化特质变得模糊乃至丧失。这种危险性已被一些敏锐的女作家觉察，指出女性文学仅盘旋于都市“称不上真正的飞翔”。（注：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一般的题材问题，而是对女性文学非本土化倾向的一种深层忧虑。实际上，经济的一体化并不能使全球文化成为铁板一块，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难以抹去。而“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日去除了文化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就可能会剥夺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注：《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第28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未来的有着开阔的国际主义胸襟，开放的民族解放意识，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互补有着深刻理解的女作家，在从事女性写作时，将全面超越从西方“拿来”的层次，更多地关注本土经验和中国语境下的话语资源，关注中国都市、乡村女性生命经验、生存方式的特异性，创造出能“送去”世界的蕴含中华民族本土气质的女性文学，让“环球共此凉热”。
（三）传统写作方式与现代传媒的携手联姻
关于未来时代的文学，先知者们正做着各种各样的大胆预言：书籍面对画面的挑战与冲击，将“一步步溃退，甚至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陈迹’”，“画面世界”将“历史性崛起”，（注：秦言：《知识经济时代》第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图书市场将由‘读图时代’进入‘读网时代’”。（注：周安华：《论当代“画面世界”的历史性崛起》，《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这似乎也是在勾勒女性文学的新前景。
的确，及至电脑和网络时代，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将发生一次大跨度的飞跃。先前以文字、印刷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将为电脑和网络的多媒体传播取代，枯燥的文字和冰冷的逻辑变成了鲜活的、融声音、文字、形象、色彩于一体的画面世界。鼠标就仿佛流传千年的阿拉丁神灯，轻轻手指一按，五彩缤纷的信息、声光色影的世界就会翩然而至。正如宗白华所言：“物质以其感觉的诗意的光辉向着整个的人类微笑。”（注：马桦：《网络文学风云再起》，《文艺报》2000年3月14日。）在此种情况下，读者将日益倾向超文本、超文字的多媒体阅读，倾向参与二度创作的交互式阅读，将越来越多地逃离文字的围城而进入形象的天地。有关专家指出：“知识只有被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注：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就文学而言，这即是说，若不服从全球新型文化游戏规则，将文字转译为可进入新渠道的信息，就可能被判出局。换言之，在信息传媒时代，若想占领更大精神领地，在文学的王国里领先一步，就必须考虑和尊重大众的欣赏取向，就应该认识和运用大众传媒。
基于女性内在的生命本能，女性的表现方式是天然的感性化的，在感受的细微、视听的灵敏、思维的具象等方面，要远远优越于男性；而且她们对绘画、音乐等艺术常常表现出无师自通的天性，像乔治·桑的母亲索菲·维克多娃，没做过视唱练习却能准确地唱歌，没掌握绘画原理却能作画。这些天生的禀赋使得女作家可能更快捷地认同多媒体，更主动地与现代传媒携手言欢。这，从海男由优雅的文字与毕加索精美的插图合成的凸凹文本《女人传》，从池莉小说频频点击银屏，从张抗抗的上网升级，从安妮宝贝等风头最健的网络写作中都可得到证明。当然，这不仅要求女作家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具备熟练地设计声音、图画、色彩和影像的能力，如此方能使作品图文并茂、形声兼备、声情并茂。相信女性传统写作方式与现代传媒的联姻，能创造出崭新的女性文学景观，推动人类在文学创造上的飞翔。
（四）从女性写作走向“双性和谐”写作
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呈现为两大景观：一种是以“私人化”写作和躯体写作为特色的“性别写作”，注重突现独异的女性意识、女性生命体验；另一种是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超性别写作”，主张重视男女的差异性，在显现女性“性别”的同时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两种写作，无论激愤还是平和，无论标新立异还是凡俗寻常，无论“私人化”还是大众化，都不同程度地挑战、颠覆着男权中心文化，召唤着女性本真的形象、自身的权利、实质性的男女平等。可以说，对新的人类前景，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期待一直是存在于女性写作中的潜文本，只是由于男权中心的异常强大，男权文化网络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男女平等，双性和谐的写作理想像遥远迷离的伊甸园，一时无力成为现实。
“双性和谐”作为一种写作理想，意味着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在这种写作中，男女不可克服的生理差异，不再是权力压迫的借口，而是各自的优势；两性之间不再满布暗礁险滩、纠缠厮杀、两败俱伤，而是充满着宽容、和谐的情调和氛围，双方在文化完善互补中共存，从而将人类先存的境界推向更完美和更高级的层次。这一写作理想如今已得到相当一部分现代学者的关注和认可，但其实现有赖于物质和精神的基础，而新经济时代则可能为这些基础的建立凿开坚冰，打开通道。从物质层面考察，高度开放的信息社会必将带来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女性可以不结婚、婚后不生育或计划生育。在美国，女性婚后不生育比例已达25%左右，预计我国都市也将逐步向这一比例靠近。另外，以往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见成效。在城市，从概率的角度看，已有50%的家庭不再有男性后裔，在某些允许生两胎的农村，也有25%的可能不生男孩。这对于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制家庭观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对于男权文化秩序更是全盘性拆解。男性主导地位逐渐削弱的家庭、社会新格局，提供了男女平等，双性和谐的物质根基。从精神层面分析，达到双性和谐写作理想的主要思想阻力来自中国传统观念。但随着高科技的发达，中国大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可能从现在的30%上升至50%甚至更高。女性的高学历、高智能一方面将冲决“女性劣于男性”的传统罗网，另一方面将加深女性对两性完善人格的理解，逐步消除男性中心、女性弱势的地位，缩小男女两性人格特征上的差异，创造更具积极潜能的人类范型，这无疑为双性和谐铺就了文化的土壤。因此，女性写作可能跳出“性别”的局囿，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抵达“双性和谐”写作的理想境界。
以上对知识经济时代女性文学面临的机遇与发展趋向作了一种前瞻性的描述和论证。预言未来是困难的，但这又是负有创造历史天职的人类不可回避的工作。期望本文的写作能带给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些许有益的启示。